蔡序

近期，柳少逸先生寄来由他与蔡锡英合撰的《柳氏经方应用技巧——经方案例及解析》，请我作序。

柳氏医学流派，是20世纪20年代发起，至50年代中期，形成了一系列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初步构建起学术框架和学术特色，至八九十年代，理论体系更加完善，临床经验更加丰富。

清末民初，栖霞境内，有著名的两大中医传承体系，一是柳吉忱先生受业于清代贡生儒医李兰逊济生堂系，二是牟永昌先生受业于其父清代秀才儒医牟熙光丰裕堂系。柳氏医派第二代传承人柳少逸先生非但有其家传，尚随师牟永昌公六年，尽得牟氏一系之真传。于是，少逸先生汇两支医派学术于一体，理论体系和临床实践均有所成，加之其奋志芸窗，丰富并发展了柳氏医派的学术理论及临床实践，与其夫人柳氏医派领军者蔡锡英，共同将柳氏医派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学术影响亦日益扩大。

由此可知，胶东柳氏医学流派，是由柳吉忱、柳少逸、蔡锡英等及其门生几代人，经过百余年的辛勤耕耘，博览广采，融会贯通，传庚接续，不断总结完善发展起来的。其理论体系完善，知识结构全面，临证技术丰富，临床方法成熟，学术特色丰富。

阅其案，多为柳吉忱、柳少逸、蔡锡英运用经方的医案，其中尚有少逸先生蒙师牟永昌公的部分医案，可谓集柳氏医派代表人物经方医案之大成。

“经方”一词，最早出现于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方技略》谓：“经方十一家，二百七十四卷。经方者，本草石之寒温，量疾病之浅深，假药味之滋，因气感之宜，辨五苦六辛，致水火之齐，以通闭解结，反之于平。”后因东汉末年战乱，经方十一家典籍尽失，无一得传。宋代孙奇、林亿在校定《伤寒论》序中云：“伤寒论，盖祖述大圣人之意，诸家莫其伦拟。故晋·皇甫谧序《甲乙针经》云：‘伊尹以元圣之才，撰用神农本草，以为汤液，汉·张仲景遗论甚精，皆可施用。’是仲景本伊尹之法，伊尹本神农之经，得不谓祖述大圣人之意乎？”由此可知，伊尹根据《神农本草经》知识创立了《汤液经法》，张仲景根据《汤液经法》的知识，广验于临床，从而著成了《伤寒杂病论》。据《汉书·艺文志·方技略》“经方十一家”中，有《汤液经法》三十二卷。又据晋·陶弘景《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汉代张仲景等名医，“咸师式此《汤液经法》”。由此可知，在汉代张仲景时代尚见到了“医经七家”与“经方十一家”等古医学文献。于是，就现存的中医文献，《伤寒杂病论》中的方剂便成了经方之祖剂了。对此，徐大椿有“惟仲景则独祖经方而集大成”“克谓经方之祖”之论。这说明了张仲景的书是学、研、应用经方的医著，是经方的源头。《注解伤寒论》序云：“医之道源自炎黄，以至神之妙，始兴经方，以仲景一部，为众方之祖。”李东垣称“仲景药为万世法，号群方之祖”。而尤在泾称“《金匮要略》者，汉张仲景所著，为医方之祖，而治杂病之宗”。李彣在《金匮要略》序中谓：“不读《伤寒论》者，不可与言医，不读《金匮要略》者，并不可与言《伤寒论》。”徐大椿尚语云：“因知古圣治病之法，其可考者唯此两书，其可谓经方之祖，可与《灵》《素》并重者。”关于临床应用的意义，蔡陆仙《中国医学汇海》云：“经方者，即古圣发明。有法则，有定例，可为治疗之规矩准绳，可作后人通常应用，而不能越出其范围，足堪师取之方也。”

宋·林亿在《金匮要略方论》序中有“尝以对方证对者，施之于人，其效若神”之论。吉忱公临证，均以“方证立论”，且根据病因病机的需要，或经方，或经方头时方尾，大有“以对方证对者，施之于人，其效若神”之验，从而形成柳氏医学流派以“方证立论”法式施于临床的学派特点。宗此，少逸先生亦“以对方证对者，施之于人”，广验于临床，均有显效，从而成为流派之集大成者，故而被人称为“经方派”之医。实则柳氏医派在临床实践中或经方，或时方，或经方头时方尾，均以“方证立论”为法式，所以就不存在什么“经方派”“时方派”的界限了，从其已出版的《柳吉忱诊籍纂论》《牟永昌诊籍纂论》《柳少逸医案选》《柳少逸医论医话选》中，可见其端倪。盖因仲景方和后世之方，均是历代医家临床诊疗精粹之结晶。若不广以传承，人为地固守“学派”阵地，则有失仲景“方证立论”之旨意也。

柳少逸、蔡锡英医师深忧“执古方不能治今病”之说日繁，又鉴于“世以医为难，医家尤以治伤寒难为”之境况，为彰显读仲景之书，察其理，明其用，而选编柳氏医派运用经方之验案结集，名曰《柳氏经方应用技巧——经方案例及解析》，以示“以对方证对者，施之于人，其效若神”之论，绝非妄语。同时，从该集医案中可见柳氏医派“理必《内经》，法必仲景，药必《本经》”的知识结构和学术思想内涵。

2020年9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