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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统一后废谥号，称以始皇、二世、三世，至于万世。这表明始皇称帝之初，对秦朝国祚延续能力的自信，任谁做到这样前无古人的事情大概都会信心爆棚。但以秦始皇那个年代的历史视野来看，完成大一统之后的天下，已经不是三代历史可以追寻到常例的了。他面对的是前人从未深入过的历史无人区。但作为最后的贵族，他仍旧没能走出数千年来贵族视民如私产的驱民观念，所以才会有动辄数十万人征伐、迁徙、徭役的举措。而且在广袤国土上远距离迁徙，造成的人口损耗是巨大的。
秦始皇保有旧贵族的驱民意识。在秦廷石刻颂文中，秦始皇的功绩主要是以战止战、法令出一、统一之功，但措辞间让人觉得多有主人施恩家仆、泽被苍生之感，秦始皇被塑造为黔首、百姓的大救星。但言辞中并没有爱民如子的思想存在，这是因为秦始皇本就出身于视民如产的原生贵族。他仍旧是身份等级高高在上的贵族主人。秦始皇没有意识到，这种驱民如役物的贵族自信，给他后来应对国政压力时带来一个不好的基调。秦与西汉，差的就是集权制度下是否用民本意识进行自我克制。
夷郡县城，销其兵刃，示不复用。
——《史记·李斯列传》
秦始皇很自信，统一后连郡县城防都不准备要了。可以想象，如果统一之初那些被拆除的大量县城城墙还存在，陈胜、吴广是否还能拿着棍棒就夺取地方武库？刘邦、项羽还能不能一个月在纵横三千里的大地上转几圈，仅四年就建立王业，八年就建立帝业？如果秦朝还留着每座小城池的城防，还有坚壁清野的鏖战可能性，那些郡守县令等秦吏们还会不会轻易投降或被诛？刘邦杀县令，想把持县邑的难度会大多少？夷城政策的规模和速度已经不可考，但这项政策必然是后来关东反对势力以风雷速度推进的原因之一。秦京畿关中的防御再坚固，也抵不住一个城墙关隘都被敞开、整合划一的大关东。
秦始皇把自己变成了最后一支贵族、王族，天下已经没有竞争对手了。连传统强国都能推灭的秦廷军事能力，怎么会应对不了松散的局部反叛？事实上，秦始皇没死时，畅巡天下，除了暗杀之流，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军事暴动。秦始皇也许意识到了反对势力的暗流涌动，但没想到他死后，在明处的朝廷与军队会那般不堪一击。这是他异常成功的过往经验注定的局限。他自己都忽视了秦朝的稳定仅仅是依赖于他个人的权威与运作，而非是秦朝本身已经达成了稳定的平衡。
中央集权制度提供了远比封建制度强大的顶层支配能力。顶层却在高强度的动员中，习惯性地忽略了庶民阶层的耐力。自上而下的官僚系统只接受垂直管理和指令，并不会像贵族大夫那样去主动考虑治地内的民力承受阈值。历史上，秦、隋两个长久分裂后的统一，都是亡于过度透支集权制度的动员能力，造成了广泛的民变。
分裂时期为图存，政权不得已而强化国家机器的全局发动能力。在亡国乱命的恐惧下，民间能够接受这种高强度动员。分裂期的国家规模和面积较小，统治者更易察觉国土内的局部异动，能及时调整区域政策，秦、隋这些赢得统一的政权在战时基本都能把握好这个度。可到了地理跨度巨大的大一统时期，全局驱使的成本更大、难度更高。如果依旧依赖这种政策惯性，势必会成为第一个吃螃蟹却不适应而过敏的朝代。秦、隋为紧跟的汉、唐树起了典型的反例，推动了汉、唐文治型政治理念的转型。
秦始皇没有意识到，他兼并和改革出的那个幅员辽阔的大一统王朝，以及那套全新的集权制职业官僚体系的运作方式，和旧有的贵族社会观念、政治逻辑已经严重脱节了。这个初生只有几年的集权制度，其实是不成熟的。
面对国政压力时，秦始皇试图继续用贵族诸侯惯用的驱使民力的方式解决问题。有些是为后来很快继承秦朝的汉朝奠定了稳定发展的基础，比如修长城、修建驰道和直道、开疆拓土、抵御外族入侵以及迁徙豪门的陵邑制度。但在当时来说，这些无疑让秦朝治下的百姓感受到了高压苛政带来的困苦。新生的大一统制度下，高强度透支国家动员力带来的反噬是秦始皇预料不到的。不过这些苛政并非从秦始皇时期才开始推行。
嬴政十三岁继位为秦王，三十九岁统一中国，五十岁去世。在十三岁继位到三十九岁统一中国这段时间内，没有看到多少他被后人批判的事情，而且从三十九岁统一到大概45岁之间，他的所作所为也是正常的。修长城、修阿房宫、修秦始皇陵、修驰道和直道、开发五岭、禁书坑儒、罢黜长子、以吏为师、法家治国，全部集中在他临死前的五年内。
我们能第一时间想到的，秦始皇最被诟病的诸多苛政都发生在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之后。那么，如果秦始皇只活到秦始皇三十一年（公元前216年），他还是暴君吗？
在最后五年，秦始皇为什么要走上这条高压政策路线呢？他在用高压的方式，坚持和维护他的制度革命。
秦始皇的自信和耐心，在秦始皇三十一年这年，大致就开始崩溃了。这一年，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国政压力。首先引爆的，是国家经济，是旧有的土地制度。
秦始皇三十一年，秦始皇下令“使黔首自实田”（《史记集解·秦始皇本纪·三十一年》引徐广）。秦汉之时，“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汉书·食货志上》）。授田制基本以一户一百亩为标准。有爵者对应爵位等级，国家授予相应的田地数量。经过周代八百年的农业开发与人口增长，到秦始皇统一时，全国人口很可能已达到葛剑雄在《中国人口史》中推定的“四千万左右”。这时候的疆土，却远远未及汉武帝开边后广阔。秦始皇时代，秦朝疆域内的人口很可能已经达到饱和，没有更多的荒地可以开拓。
秦始皇在这一年下令，国家不再按既往制度进行授田，黔首需自己想办法充实田产，但仍需遵循国家规定的所处爵位能够拥有的土地数额限制。这意味着，秦代的授田制度已然崩溃，国家掌握的土地资源枯竭。那么军功爵对应的授田数额，也势必随“黔首”之可授地来源枯竭同时受到冲击。
国家爵位所配给的土地来源，被动开放到交易市场，不再由国家提供。那么，所谓的军功爵制度，原本是对应爵位规定，给予个人一定数量的土地，现在反而成了个人自谋土地，爵位规定成了个人可以拥有的土地数额上限。
国家之所以没有土地，与秦始皇只在制度上进行顶层设计，却没能在关东基层推动重新分配性质的土地革命有关。旧贵族地主阶层仍然把控着大量关东土地。当秦廷掌控的土地资源枯竭，不再对应进行授田，垄断土地的关东旧贵族势力，见官方土地供应骤然萎缩，趁势囤积居奇，要与秦朝打一场经济战。当年粮价应势飙升至峰值，“米石千六百”。国家经济处在崩溃的边缘，秦始皇个人感受到的国政压力应当是日趋激烈。
也正是从次年开始，已经止战数年的秦始皇，开始主动发动大规模征伐战争，征发超级工程徭役。《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
（三十二年）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略取河南地。
三十三年，发诸尝逋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为桂林、象郡、南海，以適遣戍。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又使蒙恬渡河取高阙、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徙谪，实之初县。
三十四年，適治狱吏不直者，筑长城及南越地……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
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抵云阳，堑山堙谷，直通之。于是始皇以为咸阳人多，先王之宫廷小，吾闻周文王都丰，武王都镐，丰镐之间，帝王之都也。乃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丽山。发北山石椁，乃写蜀、荆地材皆至……因徙三万家丽邑，五万家云阳，皆复不事十岁……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阬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益发谪徙边。
三十万军队击匈奴，五十万人徙戍五岭，七十万人徙建阿房宫、骊山陵；修直道，筑长城；下焚书令，禁言令，坑杀反对派，以吏为师，独尊法家……如果加上扶苏，就还有准太子被罢黜外放。为什么这最后的五年，秦始皇会有巨大的心态和政策上的变化？感到身体的衰老应是一个原因。分封制与集权制路线斗争，不仅没有随时间淡化而竟越发激烈，且牵涉储君站队，也是一方面。粮价暴涨，咸阳城内兰池遇刺，秦始皇应是感受到了一种他没有预料到的政治阻力。
授田制的崩溃，背后是军功授爵制的危机。军功授爵制的崩溃，背后是统一战争结束后军事掠夺性的经济获取方式将国外存量转化为国内增量的外部输入性经济逻辑的崩溃。朝廷可授田资源已经枯竭，关东也没有战败国再去承担来自失地者的诉求压力，和平时期更没有战争人口损失。全国人口增长较快，土地供给越发紧俏。昔日根本不用顾及的敌国庶民，现在也是必须考虑其生计的大秦子民。新增的成丁人口增加速度，超过降爵继承原则甚至三世收爵原则的军功爵制回收田地的速度。那么，既无军功可立又无战争掠夺之田资可赏，国家也没有多余田亩可授，秦始皇只能“使黔首自实田”。可当田产买卖被解禁，爵位反而成了自筹土地时限制交易上限的紧箍咒。贵族地主再趁机做空经济预期，导致物价暴涨，可谓是彻底将秦始皇了一军。
秦始皇三十一年（公元前216年）之后，秦始皇频繁发动南北大规模战争，过度征用徭役修建超级工程，就是为了应对授田制的崩溃。
秦始皇的统一战争没有伴随大规模的杀戮，等于直接接盘了关东的土地和人口矛盾。但秦国的军功授爵制和授田制在和平时期已经失效。这是对秦朝文治转型的一次考验，更是对中央集权制度的考验。先秦时期，破除世卿世禄制度与贵族封建之后，秦国版的中央集权制度依靠军功爵制作为战争时期的战时选拔机制。后来，很多地方官吏都来自军中。因此，军功爵制是全民阶层晋升与流通的主要渠道。
到大一统和平时期，新的选拔和晋升标准、全新的平民阶层晋升渠道就应该是以文化和道德以及治理才能为主，而非继续坚持战时标准。汉朝的察举征辟制和后来的隋唐科举制，都是这种长期分裂后的上升渠道拓新。秦始皇在最后五年也做出了“以吏为师”的尝试，但显然是失败的。
“黔首自实田”还有一层关键的地缘博弈目标，那就是秦朝能否对关东授田，关系着对关东的控制力。国家授田，也意味着国家限田，国家掌握着土地分配权。这对于秦朝关东地区、六国未实行授田制的旧地主阶层无疑是一种打压和限制。这些地主虽然出于历史既定事实，拥有祖上传下来的土地，但新的国家政权在法理上并没有正式承认他们对这些土地的所有权。这可能是关东人心不安的重要因素。从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统一到秦始皇三十一年，秦始皇在这六年间一直没让关东旧贵族地主对这个新生王朝放下心。因为他们有产，却没有产权。
秦始皇后来的失败在于，这些旧贵族、大地主人人头上悬着一把剑，他却不与这个旧贵族群体进行直接斗争，而是折腾庶民。很可能在秦始皇三十一年前后这段时间，包括粮价飙升在内，都是秦关中朝廷与关东地主阶层进行经济战的结果。可秦国擅长的明明是军事作战，而不是经济战。后来的历史经验说明，如果新生王朝与这个落后的群体直接斗争，无论是阶级斗争还是军事斗争，只要不折腾庶民，其过程可能会很激烈，但结果会是摆脱束缚，轻装上阵，迎来长期的稳定。如果畏惧与腐朽的垄断势力做斗争，而是折腾庶民，纵然一时和平，但烂在骨子里的社会腐朽气息会迅速蔓延，矛盾依然要爆发，导致新的乱战。
长久的王朝，要么相对公平地重新分配资源，要么因为乱世而人口迅速凋零，人均资源自然富足起来。秦始皇偏偏选择折腾百姓，掩盖并推迟斗争。
秦始皇作为旧贵族，驱民思想和原生贵族的优越感仍然影响着他的抉择思路。他没有把精力用在制度性抑制垄断性的旧贵豪族、创新选拔制度上，而是通过旧贵族常用的对外扩张和驱民方式，为即将落幕的军功爵制度强行续命。
秦始皇制定了三个政策应对：
一是战争。通过南北战争，开疆拓土，增加全国可供给的田亩。做大增量是缓解存量分配危机的最直接方式。河南（今河套地区）、岭南也有大片可耕之地。庞大人数的军队驻扎在那里，已经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军垦自足。不过，这些土地的地力相对而言，不似华夏核心区那样肥沃，效果有限。
二是徭役，而且是针对关东地区。关东是统一战争中被兼并的一方，并无太多拥有秦爵者。大量徭役、迁徙对象都是针对关东地区人口的。关东土地的垄断最为严重，庶民已经不够分。所以，把关东大量农耕人口转化为“工程人口”，以徙谪的名义疏散关东人口到边疆屯垦，在塞北等南地修建长城，在岭南屯垦开荒。或以徭役的名义迁徙人口，在关中修造宫殿、陵寝，直接吃国家饭。这是一个全国层面通过国家税赋进行再分配的思维。
三是文化管制。秦始皇在最后几年一改以往的包容态度，焚书坑儒、法家治国、以吏为师。在那个靠竹简与刀笔才能成书、读书成本异常昂贵的年代，通常什么人有书、能够读书而且是六国之书？——关东旧贵族。针对六国内容的禁书令，固然有控制关东舆论的考虑，但从另一个角度讲，也是通过文字狱的方式牵连打击旧有的关东六国旧贵族，目的之一就是要他们手里囤积数代人的巨量土地。也恰好是最后这几年，关东地区开始大肆制造秦始皇死而地分一类的诅咒舆论。这其实表现了关东贵族与秦政权关系急转直下的敌对态度。
但这三个对策，实际上引爆了秦朝更多的问题。
第一，战争，这令秦朝在军事上出现三十万主力在塞北，五十万南征军驻岭南的局面。内部有变，竟然是以二十万刑徒临时成军平叛。这时，秦朝的军事部署已经是典型的强枝弱干、守外虚内，走钢丝式地打战争冒险牌。即使匈奴、百越都不能对抗秦军，但腹地有变，秦军主力在外，也存在远水解不了近渴之内忧隐患。
为什么五十万南征秦军在秦朝遇变后，心甘情愿地跟着赵佗在岭南封关锁国，不期盼回到家乡呢？任嚣与赵佗为什么又轻易看准南越可以割据一方的形势？历史上，包括隋炀帝扬州兵变在内，因远离兵士家乡而发生的兵变不在少数。为什么岭南的五十万秦军与被流放的罪犯就甘心脱离华夏政权？因为他们多数已经在岭南安家。为什么安家？秦始皇的战争目的，就是缓解全国土地与人口的分配不均衡。秦始皇在世时，在政策上就鼓励他们安家，他们已经“与越杂处十三岁”（《史记·南越列传》）。后来南越国的建立，是有秦朝移民国策的推助的。
第二，徭役，让秦朝在政治上处于舆论下风。秦朝征用人数规模大，劳动强度大。而且秦朝第一次统一，一些徭役不就近，全国几百公里地跑，各种法律要求又严苛，在徭役征发需求达到高峰的时候，还动用了一般不征发服役的闾左即赤贫户。古代的迁徙成本之高，应当是以人命为计算单位的。以当时的交通与生产力水平，大规模地驱使农民离开家乡，即使政策有缓解经济压力的考虑，也必然招致口诛笔伐。当然，秦始皇下令修建的驰道、直道设施，可能也存在为这种大迁徙做配套的考虑。
秦朝的刑徒更是要干重活、累活。修长城、宫殿、驰道这些苦力活儿，都是刑徒先上。相比服徭役的黔首，刑徒是镇压对象。不过秦律中，徭役劳动可以量化，用来抵罪或抵债。官奴服徭役，每月还发给粮食。
秦朝还有谪戍制度，就是把大量因犯罪而被贬流放的犯人，或者活不下去的流民，给徙谪到新开拓的领土上。比如岭南，就是由大量这类人去填充的。这些人名义上是贬谪、被流放，实际上是去安家落户、重启人生，给中原腹地腾出人口空间。
《史记·南越列传》记载：“秦时已并天下，略定杨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十三岁。”《史记·淮南衡山列传》记载：“尉佗知中国劳极，止王不来，使人上书，求女无夫家者三万人，以为士卒衣补。秦皇帝可其万五千人。”与其说这是五十万秦军，不如说这是五十万腾出北方土地指标的移民。
所以，史书上记载秦始皇巡游时，路过某个地方，经常为了点小事，生很大的气，然后把当地一大群的人给牵连徙谪。这被诟病为情绪化，性格暴戾。但实际上，一个执政几十年的政治家，不会连这点度量都没有。秦始皇被当时熟悉他的人评价为“居约易出人下”，其实他的容忍能力是比较强的。他很可能是故意找碴，找定罪理由去迁徙大户，在腾出中原腹地的同时填充新疆土。但这些殖民性质的方案，最终只是导致了岭南秦军闭关隔绝中原，分裂出对中原不管不顾、不闻不问的南越国。
第三，文化管制，更不用说，毁书对整个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都是巨大损失，是文献浩劫。而且，此举激化了关东地区大地主后来全面支持复辟势力。那些刻意制造的始皇死而土地分的谶语，就是为了迎合关东大地主对秦朝高压政策结束的期盼。秦始皇同时得罪了所有学派，所有的知识群体。
秦朝的军功爵制背后，大批的秦吏不是文人出身。所以，依托于固有的秦国政治文化，面对激增数倍的版图与来自朝廷的高度指令性的集权体系，秦吏在顶层政策与基层治理之间没能起到足够的调和剂作用。
秦始皇的文化管制，遭到了知识界的严重反扑，百家最终站在了秦的对立面。秦的文治选拔渠道后续改革的可能空间被堵死。秦始皇独尊法家，以吏为师，依靠这些不擅宣导而只会堵截舆论、高度唯指令是从的秦吏，显然和民间普遍的文化期待更加脱节。秦始皇的法家治国政策独尊法家，并没有像西汉尊儒学为官学那样最终形成稳定的国家文化选拔体系，形成类似征辟察举的入仕制度。这也是秦始皇一项失败的改革。
总体而言，秦始皇加重徭役，是为让黔首虽然疲累但先吃上饭解决粮食危机。他发动对河套和对岭南的战争来扩充更多的土地、创造更多的军功爵机会，实现“以谪徙民，与越杂处”，缓解人地矛盾。实行文化管制则是试图以简单粗暴的方式迅速统一思想，压制封建意识。
可他没想到，这样搞下来的整体代价是，八十万兵丁远在边疆造成了外强中干的局面，又加速了中原旧贵族复辟势力的舆论发酵。这几个方面制度、政策的制定反倒激化了秦朝的内部矛盾，即使不是秦亡的直接原因，也已成为秦亡的催化剂。虽然可以说，如果不是胡亥继位，这个压力值可以被降下去不少，很可能不会速亡，但在这些制度和高压态势之下，整个官僚系统内部的路线之争也必然越发激烈，继承人问题的爆发和胡亥这种昏君的上位也就是大概率事件了。所以说，秦朝的迅速灭亡与秦始皇执政晚期的政策思路有不小的关系。秦始皇是面临了巨大的困境的，他开错了方子，他推行的高压路线是在玩危险平衡。
秦汉之交的混乱局面，到西汉稳定下来，父子暴尸于路，人口剧减，关东旧贵族在新兴军阀互相无底线的掠夺中已然耗尽实力。刘邦令刘敬继续迁徙人口素质较高的关东贵族入关。秦朝面临的分配不均之经济压力威胁才因天下三分之二人口的死难而消失。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战国时期的六国之亡，是亡于六国被秦国不断挤压，已经缩无可缩，没能力提振民生。六国来自民间的负面压力，矛头一直对着六国贵族所寄生的王族政权。
而秦朝之亡，也仍然是亡于人口与土地矛盾激化的关东局面。秦朝兼并的不只是国家和国土，还纳入了关东数百年封建制的积弊与对集权文化的不适应。秦朝面对关东的土地不均衡局面，一时无力解决民生与田产的分配问题。即使有秦始皇的权威，秦朝也无法在十年内对积弊数百年的土地进行彻底革命性的重新分配。徭役是古代庶民对国家的义务，秦始皇加重徭役与徙谪只是制度层面的运作，而不是全盘破立。他折腾的不是地主，而是平民。
秦始皇的兼并战争，从未发生大规模的人口歼灭战。秦始皇的政治目的很明确，他要的是统一，是一个完整的天下，而不是消灭。他自认为是“兴义兵”，这是自吕不韦时期就提出的秦国统一天下之用兵逻辑。秦始皇不愿意像周公那样二次“翦商”，就是因为他号称统一之后就会永熄干戈，不再有战争。秦始皇认为自己的最大功绩是“初一泰平”，这是他最大的成就与骄傲。如果他自己发动内战，实则是违背了自己的“义兵”主张和形象。他不愿意。胡亥后来更是极端地自欺欺人，不准大臣说陈胜等人的起义是反叛，只能说是闹土匪，不得不说这与秦朝对统一的“兴义兵”的解释逻辑有一定关系。
秦始皇其实承担起了对关东区域进行社会改革的历史重任。他不愿意动武，想要和平解决，于是与关东地主争夺人口。他的政策给世人的压力大，给自己的压力也大。他的健康与事业都被这个重任压垮了。
最终解决问题的，不是秦朝的改革，而是有限的生存资料养不活庞大的人口，是长时期的战国纷争与秦灭六国同诸侯灭秦与楚汉战争对人口的巨耗。
历来的改革者没有不得罪既得利益集团的。秦始皇作为最后的王族和第一个皇帝，想化解那些新旧时代的制度脱节必然要付出代价。但资料匮乏的史书没有记载他所面临的国政压力，很多人只记住了他同历史上每个变法者一样独断专行的逆行者特征，却都忽略了这个千古一帝其实也是一个面临巨大压力的改革家，且是付出了巨大代价、功亏一篑的改革家。
秦始皇三十一年（公元前216年），秦始皇令黔首自实田，很可能已经和关东地主阶层进入了一场经济热战。此前，秦始皇一直不大规模地增发半两钱。由《秦律·金布律》可知，当时是在行钱的同时行布，也就是同时以布为通货。这当然有利于引导战时的布匹物资生产，但在统一后，可便携交易的货币匮乏导致了物贱钱贵的局面。到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胡亥登基，秦朝才“复行钱”，增发秦半两，将钱币作为统一通货。
这侧面说明，秦始皇统一货币政策以及推行法定货币都很艰难。秦始皇三十一年，秦廷的经济政策和货币政策十分被动。秦始皇与关东旧贵族大地主的经济战和金融战，应是在秦始皇三十一年开始就进入白热化了。按说，为驱逐六国旧币、统一货币，解决货币供应短缺，应尽快增发半两钱。但这一年，国家拿不出可授的田地，关东则趁势控制粮食供应，这是粮食危机。一边是粮价高涨，不能增发货币加重通货膨胀；一边是废除六国旧币后，强行推广重如其名、供应量不足且需要行布来进行通货补充的秦半两，导致经济萧条。这场经济危机中，增发货币也不是，不增发也不是，秦始皇夹在两难之间。直到他死后，胡亥才在这种经济压力下“复行钱”，一改秦始皇的克制，进行货币放水，开动印钞机以维系庞大的王朝支出。但胡亥时期增发的秦半两，重量大幅缩水，成了典型的劣币，这实际是薅民间的羊毛。货币信誉坍塌，给秦末经济雪上加霜。
秦始皇在推行“使黔首自实田”的时候，就感受到了来自关东旧贵族的威胁。不仅仅是巡游中的暗杀，包括经济战，还有直接曝光他病情的舆论战。关东地区之所以敢大造谶纬，诅咒秦始皇将死，是因为当时秦始皇坑杀的“诵法孔子”的诸生，多是方术士，他们是替秦始皇炼丹制药的。秦始皇身体如何，对别人是机密，但这些方术士再清楚不过。因此，儒家能够掌握四十多岁的秦始皇活不了多少年这一关键情报，他们才敢在始皇死后之事上去制造舆论。
不过，秦始皇三十一年到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儒家大概也在关中统治阶层和关东地主阶层之间观望和摇摆，他们还想争取一下秦始皇。他们站到秦始皇的个人立场上，希望始皇分封自己的儿子，尽快确立能让关东地主阶层利益合法化的封建制度。这时候的儒家，还是秦廷与关东之间的调和者。然而，秦始皇宁可儿子是匹夫，断然拒绝了分封。不能说儒家博士是在刁难秦始皇，他们也想利用千载难逢的大一统时代机遇，通过与统治者合作来强化自己的地位和影响。所以，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诚心地争取秦始皇实践他们的封建主张。但秦始皇拒绝了。直到秦始皇三十四年，儒家被公开弹压，他们才彻底站到了关东地主一边。
儒家或许很不明白，秦始皇为何非要得罪全天下去改造社会结构。秦始皇应该也看到了自己的坚持所面临的危机。但秦始皇就是这么“轴”，这么固执，始终选择孤独又充满阻力的那条路。历史有时候就是由“轴人”标注出鲜明色彩的。因为“轴人”遇到困难非要拧到底，或多或少会留下历史前后的不同点。玲珑之人遇到困难，总是会灵活地绕过去，前后不会留有显著的不同。
关东的地主阶层和儒家畏惧秦始皇的政治威望和军事力量。毕竟，正面跟秦始皇搞战争对抗，自己都知道是班门弄斧。所以，他们只是先在舆论和经济上给秦始皇继续施压，秦始皇也反过来在政治上给他们施压。秦廷疯狂地征发民夫到故秦地的工程项目上，未必不是在和这些关东地主阶层争夺基层人口。像闾左之人，普遍都是依附性人口。秦廷就是在争这些人口。
关东地主阶层的舆论，是期待秦始皇的死可以迎来一位能够一改秦始皇路线，重新设计分封制度、重新分配利益格局的继承人。显然，对关东持怀柔态度的公子扶苏是他们所期盼的新帝。如果扶苏继位，大概真的会让郡国并行提前到来吧。但秦始皇把扶苏贬谪，给关东再泼一盆冷水。然而，身体看似健康的秦始皇，最终还是被巨大的压力和工作量给压垮了。关东的谶语，很快就成了现实……
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大地流火，帝星陨落。壮志未酬的秦始皇，带着他未竟的改革离开了人世，离开了他不甘心撒手的已经处在暗流涌动中且越发不安的初生王朝……
秦始皇到底是不是暴君？秦朝到底是不是在行苛政？
秦始皇的决策存在问题，但并不意味着这些就是出自他“暴君”本质的惯性决策。秦始皇是“第一个吃螃蟹又过敏”的人，他也是在一种全新的形势应激下，做出有意识的选择，带来无意识的结果。他试图提出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案，虽然方案可能并不奏效。既无前例可循又缺乏经验的他，做错了选择。正因为这是一种管理决策，哪怕它的效果并不好，出现了负面作用，它依然是在秦始皇本人仍能有效掌握的预期目标之中。
有人说，秦亡是规律使然，即使秦始皇多活几年也会亡。但秦始皇每天批阅的奏牍字数有几万至十几万字，一百多斤。他根本不可能与不问政的胡亥一样的下场。将秦始皇与胡亥画上等号，硬说即使秦始皇活着，秦朝也是同样的结局，才是无视历史人物对历史的正负推动作用。秦始皇在最后五年才做了苛政之决策，如果他多活几年，会不会像汉武帝晚年一样收手呢？如果不是在巡游的路上猝死，他会不会安排怀柔路线的扶苏正常继位呢？历史没有假设。但是，历史人物的政策处在动态变化之中，他们的死亡时间却显然带有历史本身赋予的不确定性。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基本上完成了对中国文明的建构。只有统一国家的核心价值观的塑造，他没能完成。他作为第一个进入历史无人区的掌舵者，正在试错，可是他没有更多时间了。
关东，这次将最后审视和期待的目光转向了秦二世皇帝——胡亥。贯穿秦朝的路线之争不仅没有因为秦始皇的死而停止，反而因为始皇的死以及不合格的继承人上位即将迎来最终结局……
只不过，这结局是秦始皇万万没有想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