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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秦始皇本来高高兴兴地举办寿宴，却没想到儒家发难，引爆了分封还是集权的第二次路线之争。这是秦始皇始料未及的。这一次，已经四十六岁的秦始皇再也没有耐心了。他不想再顶着儒生的讥笑去招抚，不想再一遍遍徒劳地去解释。他或许觉得，既然郡县制已经实行九年都无法说服天下舆论，那走出中年、身体每况愈下的他，不必也不敢再等待那些迟迟不来的认可了。他要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最大的事业成果，做一次他认为最保险的安排。
李斯说游学之士惑乱黔首，对政策内心不服，在街巷毁谤政策，在君主面前自夸，在民众间带头造谣，甚至结党、阴谋颠覆秦朝。这些游学之士，即治苏秦、张仪之言者，其实就是到西汉中期仍旧活跃的以游说为业的纵横家、策士、谋士等。
秦始皇的统一，实际上断了不少靠国际阴谋、外交与战争才能获利的士人的饭碗。不仅有儒家，这些饱学纵横之术的士人，也都在关东地区的复辟与反对势力中做舆论引导。秦始皇时期，国家表面安定，实则暗流涌动。
第二次路线之争，李斯代表的是法家，他依然坚定地认为分封已经不合时宜，应当在关东全面推行职业官僚制度下的郡县制，由朝廷直接委任地方官员，坚持废除除皇帝以外任何基于血统性贵族的封建制度。
淳于越代表的是儒家。儒家的元圣是周公，孔子从周，创立儒学。儒家一直是周礼、周制的积极倡导学派。先秦时期的儒家和西汉以后的儒家最大的不同点，就是前者是分封制度最坚定的拥护者、鼓吹者和守护者。齐国临近鲁国，儒学发达。但齐国稷下学宫也诞生了齐法家，以及与齐法家相似的黄老之学，实际上齐国也是东方法家的大本营。因此，齐国的稷下学宫是能够产生荀子这样儒法兼修之学者的圣地。而西汉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是儒家经学内部齐学公羊派的代表。董仲舒所代表的西汉儒家，为什么能把“大一统”提炼为主旨思想，以兼容汉朝的中央集权制度，其实也就顺理成章了。细说起来，秦晋法家的鼻祖是李悝。李悝是孔子的弟子子夏的徒孙，而儒家公羊学派的鼻祖公羊高则变为子夏的弟子，这就可见公羊派与秦晋法家之渊源。
然而，秦朝的儒家还远远没有这个转型的认知和动力。由于儒家是战国第一大显学，是战国时期“教育普及”的第一线，掌握着“修改教科书”的权力，关东“诸生皆诵法孔子”，在关东具有极强的舆论影响力。儒家曾经十分鄙夷被他们认为制度落后、搞集权的秦国。《秦本纪》对早期秦国的评价是：“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狄遇之。”《六国年表》甚至说：“今秦杂戎翟之俗，先暴戾，后仁义。”“论秦之德义不如鲁卫之暴戾者”。孔曰成仁，孟曰取义。仁义是儒家的核心思想。德，是周文化的核心理念。鲁，是周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大本营。秦离齐鲁最远，在儒生心中就是不讲仁义道德的戎狄。
孔子周游列国，却终生不入秦国。除了兼修儒法的荀子在亲临秦国之后，对秦国展现出的政治清明现象有极高的赞许和认可外，东周罕有儒学大家踏足秦国。即便如此，荀子也认为秦国“县之以王者之功名，则倜倜然其不及远矣”（《荀子·强国》）。这是说秦国远远达不到王者该有的功名，就是因为秦国“无儒”。大夸秦国之后，荀子却预测秦国一旦遇上没有操守的君主就会灭亡。总而言之，连荀子也看出，秦国与儒家的不相融潜藏着巨大的舆论危机。
秦始皇统一后，对儒家采取积极拉拢的姿态，故而在朝堂上为儒家设立七十席位的博士，让他们参政议政，并一度听从儒生的建议，在儒家圣地鲁国登泰山封禅，表明尊敬儒家的姿态。封禅期间，受到儒生讥笑，秦始皇也没有追究。
在第二次路线之争以前，秦始皇对儒家的态度是非常友善和笼络的。当然，秦始皇与儒家的理念不同，只让儒家议政，并不给儒家行政权。但随着面临的各种危机越来越大，最终在儒家发起第二次分封倡议后，秦始皇转向高压政策。秦始皇决定独尊法家为师，对儒家采取弹压态度。尽管如此，儒家博士仍然一直留用。
儒家把实践分封作为政治理念和学术理想，出于其理想国就是西周。但学界毕竟不会干造反的活儿，秦始皇对儒家的姿态也尚可。所以，在秦始皇晚年对儒家转向打压政策前，朝堂上的儒家领袖也想折中一下，向秦始皇最后一次兜售封建方案，即在分封功臣之外退一步，支持分封皇子，相当于支持秦朝合法性与秦始皇本人的权威性与神圣性，却仍然不被秦始皇采纳。
秦始皇坚定地选择法家方案，要在整个天下推广秦国的制度，在那些并不认同这种制度的关东地区推广。他之前的六代秦王方才逐渐把秦国江山一点点秦制化，他却要在一代人十几年的时间里，把另外抵触情绪最浓的大半壁江山也给秦制化。他不仅不允许天下有封建的诸侯国王和实封的君侯大夫，也不允许自己的儿子、妻子拥有法理上可以承袭的贵族爵位之身份和名分。秦朝的整个天下，只有一个拥有合法血统继承权的贵族，就是皇帝本人。
这一时间节点正处在制定过世卿世禄制度、把土地和人口视为私产的贵族层层封建自治的周朝才刚刚结束没多久之际。秦始皇的秦朝与周朝相比，像是从一个极端向另一个极端的剧烈倾斜，震荡程度可想而知。这是一次顶层设计下的异常激烈的社会变革，是皇帝一个人对全天下曾经拥有血统继承属权的贵族地主阶层的宣战。秦始皇身边只有一小群坚持这种制度理想却连选拔方式和途径尚不明确的新兴职业官僚群体的陪伴。
新兴职业官僚作为一种后来渗入华夏文明肌理的历史群体，这时候还很稚嫩。他们面对的对手不是某个国家，而是八百年来的全民信仰和被视为“天道”的固有的社会结构、传统意识、国家存在形式和政治存因解释逻辑。儒家作为当世第一大显学，一直都在鼓吹分封制度的道德性和合理性，是不谙言辞之美的法家在学术理论和舆论宣传上最大的对手。
关东质疑秦制的舆论风潮愈演愈烈。关东地区不断制造谶语事件，造秦始皇死而地分的舆论。这就是期盼说，秦始皇的制度活不久，只能活一世。如果后来的汉朝最终没有实现去实封自治的郡国并行制，重塑中央集权，那这制度还真就只有一世。那么秦始皇的历史地位与西方马其顿帝国的亚历山大大帝差不多，只是个强悍的征服者，甚至是掠夺者，而非治理者与开创者。
当时的舆论是怎样攻击秦制的呢？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年），欺讽秦始皇的关东术士侯生与卢生等人逃跑。《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记载他们在背后所说的关于秦始皇的坏话。这些话如果不用儒家的道德语境，而是转换成今天人们能听懂的舆论语境，就能看出，虽然表面上是抱怨诋毁的牢骚话，但潜台词的信息量很大：
“始皇为人，天性刚戾自用，起诸侯，并天下，意得欲从，以为自古莫及己。”
表面指责：秦始皇太自大了，什么都只相信自己那套，把其他国家都吞并，他决定是什么就是什么，以为自己是最聪明的。
潜台词抨击：秦朝实行统一国家的行政制度，强调朝廷管理，取消王权地方自治，树立皇权权威。
“专任狱吏，狱吏得亲幸。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
表面指责：秦始皇重用法家官僚，什么都只和法家官僚商量。儒家博士虽然有七十人，但他都不用，只是当作摆设。
潜台词抨击：法吏出身的职业官僚一家执政，只给儒家议政权，没给行政权，儒家没有正规的入仕渠道。
“丞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
表面指责：官员大臣们都是直接接受皇帝指派，听从皇帝指令。
潜台词抨击：皇帝个人进行决策和人事任命，实际上就是中央集权制度。
“上乐以刑杀为威，天下畏罪持禄，莫敢尽忠。”
表面指责：皇帝喜欢用法律立威，官员们畏惧犯法，又想保住作为职业官员的俸禄，都不敢不尽忠职守。
潜台词抨击：郡县制下的职业官僚制度，以及法治之下，用法律法规约束官员，官员领取薪资收入，并要求官员明确职责分工，而不是让豪绅拥有封地食邑，进行世卿世禄的封建家族自治。
“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于上。”
表面指责：任由皇帝决策天下所有的事务。
潜台词抨击：秦始皇在全国推行的秦制——中央集权，以及服从朝廷的郡县制度。
对中央集权制度的舆论攻击，就是所有舆论说法的核心。虽然这些听起来冠冕堂皇，像是对皇帝个人的道德指责，实际上这样说是蛇打七寸，抓住中央集权制度自上而下垂直管理而非地方自治平行管理的逻辑，攻击秦始皇作为皇帝的职责，就是打击秦制的核心。
不过，他们也说出了一句有用的信息：“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这点出了秦朝首次在整个天下实践中央集权制度，秦朝相比秦国版图要扩大数倍，因而也遇到了严重的制度瓶颈。秦朝的中央集权并不成熟，政务系统的分拣划归、权责渠道并不顺畅。庞大的国家版图出现后，交通技术与信息技术却没有迭代提升。皇帝要管理数千里之外的土地，严重消耗精力，透支了健康。
术士，这一相对底层但同时又是当时能够掌握文字读写、具有起码知识素养的关东人群，他们的评价恰恰反映了舆论的全局。他们话语间诸多对秦始皇独断的控诉，表面上看是道德指责，但结合那个时期分治与统一、封建与集权正在反复碰撞的时代意识，这些更像是对崭新的中央集权与朝廷制度的不适应、不理解与不接受。因为，他们那代人还没有经历过这种政治制度和社会形态。这应该代表了民间对秦制抵触的普遍说法。但如果这几句所指都算暴政的话，那差不多后世所有皇帝都在施行暴政了，因为皇帝制度规定的皇帝职责即如此。
秦始皇是如何应对这种舆论攻击的呢？他是这样解释和应对的：
“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
潜台词：他虽然禁止旧有的不利于秦国舆论的书籍，但他知道禁书政策会打击文化，也在做出一定弥补，因此才招揽这么多文学方术之士，试图重塑一种新的太平文化。
“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
潜台词：诸生一直在民间煽动舆论。秦始皇真正愤怒的不是方士辱骂他，而是这些说辞明显是颠覆体制的言论。他将这些人全部抓捕并审讯。
“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阬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
潜台词：把制造颠覆舆论的四百多人全部坑杀，针对关东舆论和思想界杀鸡儆猴，以震慑其他散播颠覆舆论的人。
但坑儒并没有真正起到舆论引导效果。尤其令秦始皇意外的是，皇长子扶苏这时候站出来说话了：“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诵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
扶苏说，战争刚刚结束不久，关东地区的民心舆论仍然没有向着朝廷。尤其是“远方”，当指齐地、楚地等贵族地主势力强大、封建意识浓厚的地区。如今，学者、名流们都信仰儒家倡导的分封制度，现在皇帝用重法把他们抓起来杀掉，扶苏害怕天下舆论更加不向着朝廷，希望皇帝改变决定。
注意，传播这些攻讦秦制说法的方士、术士，不管是不是儒生，扶苏都指出他们是“诵法孔子”。扶苏这个说法就是儒家引导舆论传播的证据。这印证了，关东上上下下很多人都是诵法孔子的，以儒家学派的封建理论主张为尊。在秦始皇生命的最后几年，儒家从秦始皇那里得不到行政权或理论支持，就转而在民间制造舆论——反集权，要封建。
秦始皇不立皇后、不立太子、不封皇子。但扶苏作为皇长子，在深润宗法制、奉行嫡长子继承制的华夏族群中依旧是不成文的皇位第一顺位继承人。从声望上看，他也一直被秦始皇当作接班人培养。
扶苏，这位把自己的独立观点和政见隐藏很久的继承人，终于表达出了自己和父亲不一样的路线。
黔首是什么？就是老百姓。“远方黔首未集”，扶苏道出了秦始皇越发独断的政治形势动因——集权制度根本没有被关东地区认可。
此时的意识形态分歧，仍是广泛存在于“黔首”这个关东庶民阶层。民间舆论是跟着当地贵族地主阶级走的，而非朝廷号令。其实，贵族地主作为那个年代的绅士阶层，对庶民的舆论影响力很强。但秦法的逻辑是授田制，不承认贵族地主从祖上传下的大量土地与奴婢等生产资料的合法性。可是统一之后，秦朝又没有对关东贵族地主进行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或军事斗争，等于在一定程度上默认了这些旧贵族拥有大量土地的既成事实。这意味着，众多的县豪虽拥有庞大产业却没有官方认可的产权。那么，这些缺乏安全感却有实力反抗的旧贵族地主，势必反抗动作不断。
这才有了儒家领袖淳于越再次对集权制度的发难。儒家代表关东学界、知识界、县豪与百姓，对秦朝在制度上的设计极其不满。淳于越评价秦制，说这是秦始皇的罪过，言辞极其激烈。但秦始皇再次压制了儒家的主张，并且以吏为师，正式表明了自己的国学邦教、国家思想是法家，几乎绝了儒家的念想。
这才又有了关东术士对秦始皇的恶评。这是被绝了念想的儒家不再抱期望于说服秦始皇，开始发动舆论攻势的表现。他们代表民间出于传统认识对新兴秦制的不满。不过，战国时期列国皆有不同程度的变法，郡县制并非秦朝一家独有。因此，儒家发动的舆论主张，关键点还在于对关东地区是否实行分封。
分封之下，地方上会形成强大的王权，那么也会形成依附于王权、与中央朝廷平行的官僚体系，这其实是有利于当地的儒家知识群体与贵族地主阶层入仕的。舆论之争的本质是东西方地缘利益之争。离秦本部越远的东部“远方”，就离儒家的大本营鲁地越近，舆论就越不利于秦制。
扶苏的判断和认识是，舆论危机一触即发，应采取怀柔政策，做出一定妥协，否则不利于稳定人心局面。
陈胜后来起义时，打着秦公子扶苏和楚将项燕两个八竿子打不着的人物旗号造反，可见扶苏很可能有母家来自楚国的血统。在楚地民间的认识中，尤其在关东的楚地，扶苏很有声望。很可能扶苏一直以来也持有郡国并行的半分封半集权的路线倾向，更符合关东地区尤其是楚人的盼望。
秦始皇的路线是什么？在制度上坚持中央集权，在舆论上坚持法家的高压路线。
扶苏的路线是什么？为了政权稳定，在国家形式上可以对儒家妥协，也就是适当地在远方局部地区恢复分封制，对舆论采取安抚怀柔路线。
扶苏是“数直谏上”，他并不是偶然一次不谨慎地说出观点惹怒了秦始皇，而是多次直言进谏，立场较为坚定。
扶苏如果继位，很可能会为当年的秦国楚系外戚人物平反，恢复分封制，施行郡国并行，对关东舆论采取怀柔妥协的态度。这些都是当下的秦始皇所不能容忍的。一旦扶苏这样做了，废掉秦始皇作为第一个皇帝的开国政治遗产不说，搞不好秦始皇的历史形象还要受损。毕竟这是要推翻秦始皇确立的路线，势必要论证其路线的不合理，那么就要指出秦始皇的决策失误，而皇帝本人的政策路线，一贯是与本人的历史形象挂钩的。因此，秦始皇认为他一直当作接班人培养的扶苏会因担心失去关东人心而产生懦弱倾向，最终会向反对派妥协。秦始皇更怕自己的政治理想与改革果实之制度，会随着他的死以及扶苏的上位而最终流产。
秦始皇怒了，把准太子赶出了京城。但他把准太子赶到了精锐部队去做监军，和自己的心腹武将蒙恬搭班，让扶苏直接接触了军权。他并没有向天下表示扶苏彻底出局，这一操作确实让人迷惑。总之，他对扶苏也算是留下了继续培养重用的余地。
扶苏为什么要跟父亲强大的权威对着干呢？因为，他夹在这个特殊的时代和路线之争中，也有属于储君的压力。
扶苏的历史形象与汉武帝的卫太子非常相似，这并非偶然。当秦始皇与汉武帝这样的权威君主实行高压政策时，一定会触碰大量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导致对方因此而有所集结。高压政策本身就有很强的副作用与破坏性，也一定会有一派官僚站在反对的一面。因此，这些势力最终会汇聚到一个能够影响皇权甚至将来会执掌皇权的旗帜背后。他们会努力影响潜在的皇权执掌者，也即皇位继承人——太子。太子将来继承皇位后，没有开国君主的无上权威，势必要靠大赦天下、以德服人来树立自己的威望。怀柔路线，几乎是秦皇汉武这样的强人政治之后，最有利于接任者的选项。秦朝在秦始皇驾崩后没有这样选择，亡国了。汉朝在汉武帝之后选择了，于是出现了中兴治世。
按淳于越的话讲，秦始皇的儿子都是没有受封爵位、没有实际贵族身份的匹夫。扶苏就是如此。虽然他同时又是第一顺位继承人，是公认的皇子中唯一的潜在得益者。因为分封与集权之争，已经引发了“焚书”这样毁灭历史与文化的知识劫难以及全面独尊法家这样的政治大地震。而且每次提出分封，分封派都首先将这群皇子推向台前，成为分封方案的操作对象——皇子受封诸侯。在巨大的利益与无端的风险下，在秦始皇最后五年迅猛突起的高压政策下，皇子群体岂会没有想法和忧虑？扶苏应该是已经感受到了兄弟们那同时带有不平、不安与期待的目光，感受到了那股来自关东民心，来自皇族宗室的压力。他如果不表个态，作为秦代集权制度唯一的潜在受益者，或许将很快成为反对势力，甚至是期待受封诸侯的自家兄弟们直接攻击的靶心。
这是任何时代的储君都有的压力。在秦朝，皇子要么是封建自治的实权诸侯王，要么是没有贵族身份的匹夫，在这种皇族面临巨大利益落差的时代，皇族的未来领袖势必要承受远超其他时代的压力。扶苏的“匹夫”兄弟们，恐怕对分封也是嘴上不敢说，但心向往之，这是皇子集团天然的利益诉求。扶苏面对的，将是来自整个皇族集团的压力。
扶苏不得不说句话了，而且是站在坚持分封的人群那边，也代表了自己的弟弟们。事实上，这也有利于他继位后的稳定。毕竟没有了秦始皇活着时的权威声望，扶苏继位很可能会遭到外部封建势力以及内部官僚各股人事集团的全面反扑。但秦始皇怎么能允许接班人比自己更得人心、更具统治集团凝聚力？如果皇帝面对接班人的难以替代性优势都不存在了，政变的解释成本就会很低，他的人身安全都会得不到保障。
都说秦始皇独断专行，但秦始皇毕竟也不是能左右每个人心思的神。他再残酷的政治决定都经过廷议，自己只做居中决策，说一句“可”或“不可”。最高决策者不把自己放在某个立场的直接对立面，这是权力运作的基本方式。所以，即使秦始皇对儒家进行了一次强力的敲打，声望甚深的七十位博士仍旧稳稳地站在朝堂上，且直到二世时期还有叔孙通这样结交豪强的能人。
而关东人心浮动，不仅六国复辟势力蠢蠢欲动，连会稽郡守殷通这类秦朝职业官僚利益集团中的封疆大吏，也是见风使舵、野心勃勃之人。只能说，秦朝中央集权制度还不成熟，至少在舆情控制层面未能塑造出适配统一时代的价值观，建立对统一理念的认同感。不得人心共识的认同，仅靠秦始皇强大的个人声望和威慑力暂时维系着表面看起来完整的统一，其背后的秦朝合法性危机实则一触即发。扶苏是要接受这个考验的，他再想韬光养晦，也必须作为顺位继承人，为朝堂缓解这种随时会爆炸的巨大舆论压力，做出个人选择。
其实，刘邦虽然是灭秦建汉，但汉朝辖区却正与故秦国境重合。继承秦制的汉朝，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秦朝的涅槃重生。虽然秦末民怨沸腾，但秦始皇个人的威望仍是巨大的。父亲秦始皇给予扶苏的压力，应该是不小的。
扶苏被贬黜后，秦朝继承人的问题就更大了。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最后一次巡游关东。“少子胡亥爱慕请从，上许之”（《史记·秦始皇本纪》）。胡亥登基后逼死蒙毅时说：“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难之。”蒙毅临死前对胡亥说：“夫先主之举用太子，数年之积也，臣乃何言之敢谏，何虑之敢谋。”（《史记·蒙恬列传》）从这些记载来看，蒙毅都要自尽了，还拍胡亥马屁的可能性不大，似乎立胡亥为太子，也是秦始皇一直有考虑的事情。
但最后一次巡游，带着胡亥进行个人考察后，秦始皇最后的遗诏是让扶苏继位。显然，秦始皇在继承人的问题上处于摇摆不定的态度，他并没有真的彻底放弃扶苏。然而，秦始皇到底在摇摆什么呢？
秦始皇恼怒于扶苏向着关东舆论说话，有儒家的分封倾向，可他还在变相地培养扶苏。他摇摆是因为扶苏不会延续自己制定的路线，胡亥作为幼子虽然不怎么懂事，却倾向于这一路线。赵高受皇帝委派做胡亥的老师，“故尝教胡亥书及狱律令法事”（《史记·秦始皇本纪》），属于法吏集团。赵高与胡亥师徒二人是绝对的集权与法家高压路线的支持者。
秦始皇是怕扶苏改他的制度，想保护自己的政治遗产。对于初生的秦制，时人更多是不理解的。理解秦始皇在怕什么，就知道秦始皇的很多政策为什么显得苛暴。
其实，历史上搞变法革命的，没有不搞高压政策的。不搞就变不成，革不了。但历史上有些著名的变法，我们知道是变法。唯独秦始皇的改革，我们总觉得他只是继承了商鞅变法。我们总忽略他在深化中央集权制度，而且在关东的半壁江山上初次且短期内推进远距离的中央集权制度。这种改革的阵痛和反噬，是秦始皇后来实行更多苛刻政策的动机根源。人们常常只看到历史人物的“过”，却很少关注历史人物的“困”。人们更多是用街头式、演义式的道德评说解释为他“刚愎自用”。但如果我们要建立一个能让自己借镜观形的历史观，就不能只看历史人物的“错”，也要看历史人物的“困”。除了观察道德，也要观察立场，辩证地看待得失。否则很多历史人物就只能解释为不可理喻的蠢人。
从政权稳定上讲，秦始皇希望怀柔的扶苏能继位，扶苏可以安定天下。但从自己的政治理想上讲，他不希望扶苏改变他亲手确立的路线，破坏他设计的制度。扶苏能稳定他的政权，却会动摇他的制度。胡亥能够延续他的制度，却可能动摇他的政权。这就是秦始皇的矛盾。
秦始皇晚年贬谪扶苏，其实牵涉储君在政治路线上站队的大问题，也属于一次政治震动。胡亥顺势得宠，都属于继承人问题爆发的体现。秦始皇让扶苏去蒙恬军中，将其罢黜到匈奴与华夏的战争前线，也许是想让他亲眼看看分封复辟、集权崩溃后可能招致的外祸。
扶苏最后自尽，以软弱的形象结束自己的生命，难道仅仅是对一道诏书的失落和恐惧吗？秦始皇贬谪他的真正目的，他应该是知道的。有一点比较明确，扶苏继位，秦始皇有对自身政治路线破产的担忧。扶苏知道，他碰触了秦始皇最大的逆鳞。
秦始皇三十一年（公元前216年），秦始皇开始强烈地感受到国政艰难。《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诸生不遗余力地“为妖言以乱黔首”，扶苏也道出“远方黔首未集”的现状，“黔首有人刻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关东广泛流传着“今年祖龙死”等谶语流言。集权制度不得人心，被很多人看作是独断专行的无道逆行。加上秦始皇用高压政策去刚性应对，贵族与黔首站到一起，问题迟早是要爆发的。胡亥继位初也提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秦二世元年十月甲午诏书》中也记载：“天下失始皇帝，皆遽恐悲哀甚。”可以明确感觉到，威压一世的秦始皇之死，的确是关东局势从酝酿到爆发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秦朝官方对秦朝的困局是放在明面上说的，毫不隐晦。
在儒家淳于越最后一次向法家集权路线发难的时候，儒家就已经退了一步，请求秦始皇分封自己的儿子，否则诸皇子只是富而不贵。他们明着讲，让秦始皇“师古”，也就是废掉现在这套被儒家认为是罪过的秦制，恢复过去的“天理”，也就是周制、分封制。秦始皇也着急了，坑杀“诵法孔子”的诸生。有人认为这是杀方士，被误会是坑儒。其实是杀鸡儆猴，杀的是“诵法孔子”的方术士，还是做给儒家看的。《说文解字》对“儒”字的解释本就是：“儒，柔也，术士之称。”孔子建立儒学以前，原儒就是对术士的称呼。
从扶苏和秦始皇针对这场舆论战的回应来看，儒家是有组织、有计划、有渠道地实施反秦舆论散播的。秦始皇在反制，只是没有直接拿朝堂上的儒家领袖开刀而已。
主张分封的淳于越错了吗？似乎没有。正如他所说，秦始皇的子弟都是匹夫。宗室不兴，一旦天下有变，无以相救。秦始皇死后一年就烽烟四起，所有子女全部死光。很快，连他的王朝都没有了，更何况他的路线。
主张集权的李斯错了吗？似乎也没有。他说封建诸侯，任由地方坐大和自治，只能带来短暂的和平。不久以后还是会天下混战，诸侯相伐，民不聊生。项楚集团推翻了秦朝，树立了共主，自称为霸王，分封了诸侯。但这个诸侯格局只维系了几个月就坚持不下去了。又是烽烟四起，战火连天。人口三损其二，父子暴尸于路。打了这么些年，皇帝称号又回来了。
他们都没有错，到底是谁错了？
为什么秦始皇遇到了政治阻力，要采取被诟病为“暴君”所行的高压政策呢？这些政策的动机和效用到底在哪里？当我们尝试走进晚年秦始皇的内心世界，或许能解开他最后五年的“暴君”谜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