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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秦王嬴政二十九岁灭韩开始，直到三十八岁灭齐，完成华夏版图统一，从开启兼并战争与创立帝国制度，中间有十年的时间。这十年间，秦王嬴政专注于军事战略，并未把统一后的秦制改革方案放在台面上讨论。在秦王嬴政亲政之前，秦相吕不韦曾经借颁布《吕氏春秋》，提出了“兴义兵”“众封建”的统一方式。秦始皇扳倒吕不韦后，采纳了“兴义兵”“以战止战”的军事统一思想，但在“众封建”这一项上始终没有明确表态。
尽管秦王嬴政在虚封列侯上早就迈进一步，但对统一后在诸侯层面上会不会大行分封，态度并不明朗。秦王嬴政知道，这是牵涉利益面甚广的大动作。他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即在战争期间先不争论，事后再说。整整十年时间，秦王嬴政始终按捺住这个随着统一步伐迈进愈发急迫的国体方向之确立。
统一之后，嬴政才上皇帝尊号，称“始皇帝”。他颁布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改正朔、易服色、以水为德、除谥法、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更名民曰黔首、收天下铁器兵器销毁、统一度量衡。车同轨，书同文。徙天下富豪十二万户于咸阳。在这些统一后的政策基调确立后，贯穿了秦朝十五年，堪称秦朝崩塌导火索之一的集权与分封路线之争也随即出现了。
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刚刚完成统一时，秦朝朝堂上的第一次路线之争开始了。丞相王绾主张在燕国、齐国、楚国这样距离秦朝京畿关中地区较远的地方实行分封制，分封皇子为诸侯王。但廷尉李斯认为，周朝就分封了很多同姓子弟，时间久了，血缘疏远了，照样会互相攻伐。他主张整个天下都应该设置以职业官僚为地方首长的郡县，由朝廷垂直管理，不再分封诸侯。这次，秦始皇明确地站在了李斯这边。
秦朝在新拓领土上推广的政策和故秦国本土的政策是有一定差别的。这些秦国的新拓领土被称作新地，新地的立法与故秦地不完全相同。考虑到新领土对秦制的适应能力，秦朝给出了一定的缓冲期和适应期，秉持分步原则，加速推行。这也从侧面说明了，秦始皇心中或有一定的隐忧。作为一个开创时代的政治家，他敏感地意识到，新领土到底要实行怎样的制度，要分封自治还是要中央集权，这是一个绝对不容小觑的政治命题，甚或是政治炸弹。
秦朝统一之初，海内化一，但凡时人能够知晓的天下范围，基本上都属于秦政权统辖范围了。这个时候，是将秦国一国的集权政治制度扩大到天下的每个角落，强制各国移风易俗，还是以秦国为宗主国，对较远的关东地区实行分封制下的封藩性质统治，成了朝堂上最激烈的辩论政题。一派以当时的丞相王绾为主，主张封建制度。一派以当时的廷尉李斯为主，主张集权制度。
处在秦朝这个纸张还没有被发明的时期，文字档案的记录成本和储藏成本非常高，所以史书上寥寥几笔的朝堂争论，都是高度凝练的关于朝堂大辩论的记载。史书惜字如金、高度概括之背后，这次廷议其实蕴含着重大且显著的路线之争。其实想想就能明白，该如何为第一次统一的天下确立国体，这种级别的政治议题，如果不引发朝堂大规模的路线争论，反而显得不正常。
王绾主张封建诸皇子，其实并非逆流之举，而是顺应后来的历史走向。从汉初同姓王郡国并行制度来看，王绾提出的未必是不合时宜的方案。王绾的方案，其实就是后来刘邦又耗费一生的精力才勉强实现的那一套方案。华夏大地从原始社会到步入文明，再到秦朝，经历了氏族部落、部落联盟、酋邦、邦国、王国再到王朝。而在中央集权制度被确立前，天下从来没有归属于一家。
封建制度在当时更符合人们的期待，这和先秦时期人的政治身份归属意识有关。在先秦社会，民和土地、财货、物品一样，自身就是依附并归属于封建贵族的私产。在周朝有天子、诸侯、大夫，他们是层层分封、层层授土授民，是不同级别的贵族。他们对属内的土地与臣民而言，是拥有独立治权的直属“主人”，而非仅仅在高一级贵族设立的行政政务体系下担任某一层管理者的职业官僚。欧洲对这类封建自治制度有一个谚语是：“我的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这个说法点出了封建制度意识的最大特征：不能越级从属。这也可以进一步理解为，我的主人的主人不是我的主人。
先秦的士阶层虽然在诸侯的国家机构中担任行政职务，有助于培养人脉，维系家族利益的稳固，但担任这些职务的人，也仅仅是帮国君打理国君直属地区的事务。这个直属地区并不包括自己的封地以及封地上归自己所属的臣民。
鲁国是创立周制的周公后代的封国，故而是对周制最为坚持的国家之一。《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了春秋时期鲁国的一个经典案例，即南蒯叛逃，最能体现时人的归属意识。
南蒯是季平子的家臣。季平子是架空了国君、控制鲁国国家权力的鲁国大夫，是当时鲁国最具实力的三大集团即三桓之一的季孙氏的家主。季平子作为大夫，是低于天子与诸侯的封建贵族，但也是封君。季孙氏将自己的属地费地，交给雇佣性质的家臣南蒯打理和经营。后来，南蒯却在费地造季孙氏的反，联合鲁国国君——号称是效忠国君——试图扳倒季平子。
但令南蒯没想到的是，平时顺从南蒯、多受南蒯恩惠且与季孙氏渐渐疏远的费地百姓，认为季孙氏才是他们合法的主君，反而驱逐了从鲁国国君那里得到授命并越过季孙氏带领他们的南蒯。
另据《左传·昭公十四年》，南蒯逃到齐国，齐景公也大骂他是叛夫，他却委屈地说他是想要匡扶公室，效忠于国君。听到这里，齐国大夫韩皙更是当着齐国国君的面骂他，说他作为大夫的家臣，反而要越级效忠国君，这样罪过更大。可见不止大夫，连齐景公这样的国君也认同这种分层归属不能越级效忠的封建制。
实际上，封建制代表的是一种政治伦理、社会文化心理，奠定了当时的政治秩序和政治逻辑的基础。效忠国君在后人听起来是忠君爱国，但在当时各级贵族眼中，是破坏了整个政治秩序和赖以遗存的传统文化。越级效忠的颠覆性，对封建贵族而言，属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史书中这么一个简短的事例，就传达出了时人与后人截然不同的政治伦理和归属意识。
于民而言，在谁的封地上就是谁的民。既然封地是国君封给大夫的，大夫就是他们直接的主君，他们不该越级效忠国君。于家臣而言，他们只是有权势，本质上还是民。大夫是自己的主君，不该越级效忠国君。背叛主君可耻，哪怕是越级效忠国君，也会被千夫所指。于大夫而言，自己是直接效忠诸侯国君的。同理，自己不必也不应该越级效忠天子。背叛国君才可耻。于诸侯国君而言，大夫的家臣背叛大夫，去效忠国君，一样是不值得同情的叛逆。齐景公作为诸侯，亦深彻认同此理。同理，诸侯自己则是效命天子。虽然东周时期，这层政治伦理已经崩坏，但这种政治文化心理、传统观念仍然存在。这也是东周天子能僵而不死，以弹丸之地延续了四五百年的重要原因，直到不认这个天理的秦国灭了东周。后世中央集权时代的天子，如果地盘只剩下和东周王室一样的弹丸之地，恐怕早就被各路军阀吞并和废黜了。
时人分级归属、直属效忠的意识，与汉朝开始形成的直到今天仍适用的“位卑未敢忘忧国”（陆游《病起书怀》）之爱国意识，举国忠于皇帝、听命中央的思想，垂直化的中央集权郡县制，以及职业官僚治理模式是完全不同的。
在“天子—诸侯—大夫—国人—奴隶”这个结构中，诸侯直接对大夫施压，大夫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依附于自己的基层力量。像秦朝修长城，不过是进一步补充连接起秦、赵、燕等旧诸侯国的长城。甚至不与草原游牧民族接壤的魏国、齐国都在境内修筑长城。战国七雄没有哪一国不具备在境内大规模修筑长城的动员能力，这与贵族驱使庶族的天然驱民观念有关。战国七雄可以说无一国不强驱民力，只是因为那时各国都有紧迫的外部矛盾，这种动员驱使师出有名。贵族对民间的榨取，也会为因应外部压力而有所克制与收敛。封建制度下，阶层结构决定的基层灵活性尚能够为经济托底。毕竟那时国土面积小，管理难度低，大夫一级的地方贵族可以直接获知庶民诉求。
不仅是秦，列国君王都有这样天然的驱民意识。无论是哪国统一天下，在遇到棘手问题时，也许都会优先采取驱使民力的手段。毕竟封邑内的庶民，产权是归封邑大夫所有。诸侯对大夫下令，不需要考虑郡县制下的行政链全局的细节诉求，只需要考虑大夫的目标责任完成度即可，不用考虑其封邑庶民的压力。因为大夫一层自然会在地方利益与国君利益之间进行自适应与权衡。
秦宗室是上古社会的原生贵族。嬴氏部族是夏代开国名臣伯益之后，在秦非子时得到周天子册封，成为陇山一带的秦地主君，并在秦襄公时被周天子封为华夏诸侯。因此，秦始皇统治万民的逻辑，是身为原生贵族的主人姿态。时人歌颂秦始皇统一功绩的时候，总说“永偃戎兵”“各安其宇”“天下和平”“法令出一”“初一泰平”等，而秦石刻提到秦始皇与庶民关系时，通常是只说“忧恤黔首，朝夕不懈”，“黔首安宁，不用兵革”，“烹灭强暴，振救黔首”，“武殄暴逆，文复无罪，庶心咸服”，“亲巡远方黎民”，不会有后世视角那种爱民如子的论调。为什么呢？因为先秦贵族视民为己物、为财产，爱民如同爱财，不值得大书特书。这就是先秦的贵族意识。
上古原生贵族出身的主君对“民”是占有和驱使性质的，而属民对贵族采邑主是无条件服从的状态。先秦贵族最大的功德，莫过于能够约束自己的欲望，让“民”安宁地活着。保持西方所谓的“绅士”，中国所谓的“礼仪”，不滥用民力，就已经是很体恤民众了。这也不是秦国一家之思维，适用于所有诸侯贵族，是自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封建时期牢固的观念。
所以孟子的“民为贵”，是讲给三家分晋后不久的魏国君主听的。彼时，魏国作为晋国大夫造国君的反，道德包袱最小。魏国首先进行变法，最先提倡集权和法治，依靠军功赏赐建立了强极一时的魏武卒，成为战国首霸。后来的秦国变法，实际是深谙魏国李悝变法要义的魏吏商鞅将魏国经验带到秦国的。之所以魏惠王能够听取孟子的“民为贵”，是因为魏国作为叛逆立国的新晋诸侯，轻装上阵，又处在四战之地，才被形势倒逼进行权力下沉的改革，此时的贵族包袱相对轻一些。但魏惠王让孟子在魏国大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更多是向民间昭显自己的亲民。但他坚决不用孟子的治国之道，不会以此立法。
魏国宗室本身是世袭晋国大夫，依靠自己的宗族力量三分晋国，创立了魏国。所以魏国宗室要防止后来者效仿此举来推翻自己，就必须对晋国旧贵族、旧制度、旧文化进行外科手术级的破除和革新。在宗族势力的支持下，魏国虽然动了旧晋世卿贵族的奶酪，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西周与春秋的世卿世禄制度，却没有真正去动自家的宗室贵族。魏国新贵族阶层的势力在战国后期开始反弹，重新坐大，最终形成新贵族养客成风、训练私兵敢死之士、钳制国政的局面，这使李悝变法的精神没有被完全贯彻下去。
魏国的变法，最终只是旧的贵族奴隶主统治转型为新的贵族地主统治。没有像后来效法李悝变法的商鞅变法那样，结构性地重塑国家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创造出更广泛的平民军功地主阶层。加上魏惠王从汾渭盆地迁都到华北平原，采取放弃西部而去东部争霸的战略，势必沾染齐鲁大地的贵族文化意识，等于是把地缘优势和变法精神留给了已经快被他挤死的秦国。
关东国家变法，很多都是像魏国这样虎头蛇尾。上古时代地广人稀，土地资源充足而人力资源匮乏。贵族奴隶主掌握了奴隶等人力资源，就是掌握了最关键的生产要素。战国时期，原本零星分布的邦国由点扩张为面，土地开发趋于饱和，土地的价值激增。而随着人口规模的增长，人力资源的相对稀缺性在减弱。而且贵族人口的激增，产生了大量只能继承到土地而无法控制城邑的贵族庶出子弟，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贩售贵族学识却无爵位的“士”阶层。
关东国家的变法，无非是让拥有继承权、控制了城邑人口的嫡出奴隶主贵族让渡国家权力给供职于官僚体系的庶出士阶层大地主。这些国家的变法，并没有像秦国后期那样近乎极端地排斥血缘贵族，血缘贵族政治仍在掣肘国家的行政职能。因此，关东地区这种浅尝辄止的变革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上层血缘贵族执政的逻辑。赵国的宗亲公子平原君公然对抗替国家收税的赵奢，魏国的宗亲公子信陵君甚至敢私窃虎符、假传王命而未被追究，齐国、楚国更是遍地宗亲大臣，如春申君作为权臣甚至可以拥有十几个县之大的国中之国。
反观秦国，从秦昭王前期的樗里子之后，相权甚至兵权就已经长期开放给各国人才，很少有宗亲大臣能够执掌相权与兵权。秦王嬴政的弟弟成蟜获封长安君，封地也不过就是一个乡邑，最后还遭遇清洗。秦始皇称帝之后，更是连皇子都不封。皇子竟无任何可传袭的贵族爵位傍身。
西周虽然强势，但仅仅是用自治藩国的朝贡体系来维系统治，而非采用行政统一。秦国在本国范围内的集权制度改革取得巨大成效，但在全民分治意识尚未完全瓦解之时，连在刚完成统一这么一个重要时间节点上，秦国丞相都认为仍应在关东地区采取分封制度，可见大一统集权制度不仅不合关东地区的风俗意识，并非天下共识，而且也尚未达到秦国国内政治共识的高度。秦朝建立，实际上是第一次从制度层面自上而下地强力削平整个天下的等级身份，但用力过于迅速刚猛，没有像西汉那样有着足够的过渡时间以让舆论适应，没有选择渐进式地转变全民意识。
秦朝天子身为贵族，也没有经验，没有意识到这样一个去封建的社会需要什么样的新型治理模式。秦朝甚至是第一个经历农民组建政权起义的朝代。当胡亥听说这样的组织也很有能量，已经威胁强大的秦朝时，他甚至不相信自己的情报人员对这个农民政权的描述，还杀了情报人员，并逼迫众官员改口，称这是地方上闹土匪，而不是组建了政权的大规模反叛。
秦朝皇子们虽然尊贵，但他们在当时只拥有作为皇帝儿子的个人富贵，并不意味着他们拥有土地和人口以及作为贵族标识的世袭权力。没有世卿世禄制的保障，先秦庶出小宗支脉的沦落是非常快的。秦朝皇子们不仅没有得到先秦那样名正言顺的贵族权力，甚至都不如清朝那些同样也没有土地但至少能够世袭的郡王、贝勒。秦朝与清朝可是差了两千年，即使清朝虚封京王也没有封地，但起码把皇族的宗族力量做大，撑起了皇室。秦朝却是完全不封，秦始皇诸公子连君侯都不是，更别说诸侯了。
古代不止贵族阶层，连底层庶民也极认同身份等级。在交通技术、传播技术尚不发达的两千多年前，有本地的封君为当地人做主，对百姓而言意味着更接近管理者，民众诉求可以更便捷而直接地表达。而在中央集权制度下，谁知道那个距离自己一千多里的皇帝会不会在乎自己这个小地方的利益呢？总体来说，时人的意识是拥护封建贵族等级制度的，这种认知来源不仅来自原生社会的分权自治传统，也源自周朝定下分封制度、礼乐制度、宗法制度后长期形成的社会文化心理与政治逻辑。
李斯作为支持中央集权路线的领军人物，其观点被秦始皇所接受与认可，不久后他又接任丞相之职，负责设计秦王朝新制度。这是一次改头换面的改革。
对于王绾等秦国内部的分封派来说，集权有范围，封建有程度，这是一个分寸问题。而对于秦始皇、李斯等改制派来说，集权与封建二者只能留其一，这是一个选择问题，且必须选择全天下范围的中央集权郡县制。
王绾这次的主张是站在“请立诸子”的态度上，而且只提出对最远的地区实行封建。这既考虑了秦国的宗主利益，又考虑了通过封建诸侯解决对关东“地远”之国的控制难题。这是对立国体制的深刻考量，是站在秦国利益视角的争论，比较温和。因此，这次秦始皇做出采纳李斯大方案的决策后，并未对担任丞相的王绾有个人意见。这一次路线之争虽然主张不同，但没有演化为政治恶斗。
王绾之所以坚持提出这一点，应是考虑到当时施行全面的集权改革是有明显现实阻力的。李斯对关东地区的全盘集权化改革，不仅让关东盘根错节的旧贵族大地主失去了对封邑内土地与人口的治权，还剥夺了他们本可承袭的贵族身份。而广阔的关东地区并没有经历西部秦国那样百年间渐进式的制度适应过程，远离朝廷中枢的士人阶层甚至没有可依傍和接触的地方主君作为庇护者。
主导着关东乡里舆论的地方贵族，就算不求六国复辟，起码也期盼能有皇子就封，可以依附。没有可依附的人，只懂得封建逻辑的贵族们就会迷茫。政治壁垒打破之后，贩售纵横学，甚至是以游说为业的士人，没了游说对象，也会丢饭碗。他们有舆论影响力，肯定会对秦政权不利。这后来都是发生了的。
事实上，秦始皇的集权改革之所以专门放到六国全部兼并之后才定案，应有不愿在统一过程中触碰关东地方贵族与豪族利益、避免给前线战局和地方统战徒增不确定性的考虑。秦始皇遇到的难题非常多，而且不是史书上记载的对某个事情的决策权衡难题，而是一种他与之对抗的社会形势。
秦始皇的皇权之路很孤独。秦朝是唯一完全排斥分封，不立皇后、不立储君、不封皇子的朝代。秦始皇的一生，被祖父抛弃，被父亲抛弃，被祖母背叛，被亲弟背叛，被母亲背叛，被妻子背叛，甚至在扶苏苦劝他改变政策时，他愤怒地认为这也是儿子的背叛。过度防范亲人，抑制宗室，或许是源自他内心的一个无法逾越的痛苦体验与独特经历，那就是他对亲人、血缘和宗族的不信任感。
在前文《虚封制改革》一节中也提及，秦始皇不仅不封诸侯，连列侯都是虚封。即使如此，整个秦朝有记录的列侯也屈指可数。秦朝在历史上是最彻底的一次零分封，是从战国到两汉的宗室或功侯封邑制度中间的断裂期。从后来的历史趋势来看，零分封是有隐患的。
从周公创定宗法制下的嫡长子继承规则开始，少有哪朝不立太子的。唯二的特例，一个是秦朝，一个是清朝。可君主专制最鼎盛的清朝，前期沿用太子立储制度造成了一定的混乱，后期皇帝独嗣或绝嗣不涉立储制度，中期也制定了秘密立储制度——那起码也是立储制度，只不过是不公开的。
至于秦朝，实际是从根本上废除了储君制度，同时废除了后制。没有嫡母，也相当于废除了嫡庶制。在造纸术与印刷术等传媒技术成熟，集权王朝出现科举这样稳定选拔官僚的制度渠道，形成士大夫阶层之前，外戚集团本该是皇权重要的支撑力量之一，秦朝却没有这层支撑。秦朝实则是阉割了周制中的宗法制度。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胡亥被赵高派去的阎乐逼杀时，胡亥想活命，说：“吾愿得一郡为王。”不被同意。又说：“愿为万户侯。”不被同意。胡亥甚至提出：“愿与妻子为黔首，比诸公子。”黔首，也就是平民，还不被允许，最终只能自尽。这里可谓道出了秦始皇独有的秦制之悲凉。秦国没有王，也没有实封之侯。胡亥沿用了秦始皇的这项改革，排斥分封，最后轮到他自己失去皇权保护时，对分封也只能是求而不得了。
胡亥作为皇帝，知道自己的兄长们即诸公子都只是没有爵位的黔首身份。而且他还提到了，自己是有妻子的。胡亥二十岁继位，死的时候应是二十三岁，过了历代秦王加冠和娶妻的年龄，因此他有未被历史记录姓名的妻与子。但他的妻子同样没有被册封为皇后。胡亥临终短短一段话，几乎道出秦始皇针对王、侯、后，零贵族化改革的全部。
零分封、零册封，属于秦始皇改革的一部分，未免极端失当。至少，在秦始皇那个连铁器还没有普及的历史条件下，失去了中间贵族作为统治阶层和庶民阶层间的这层润滑剂，秦朝所遭遇的历史报复已经够狠了。几千年来，在儒家道德视角下，人们惯于指摘秦始皇的个人偏好，却很容易忽略这些政策的作用。零分封，是被忽略的秦始皇众多改革中的一项。
当然，秦始皇的极端去贵族化改革虽然失败了，但他带给华夏民族文化心理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在两千二百多年前，强力的编户齐民措施开始点醒中国人，让中国人不再迷信和执着于贵贱是天生的。陈胜、吴广作为历史上第一次平民起义的领袖，在秦末喊出了那句振聋发聩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紧跟着出现了一个完全没有贵族背景，也被全民欣然接受的汉朝皇族。这恰恰是秦始皇自己的去贵族化改革所直接引发的权力意识下沉之结果。
秦朝的集权制度显然是超前的。不分封、不立嫡储，都是秦始皇设计的史无前例的大一统集权制度中重要的集权改革措施，二者与书同文、车同轨无异。只是这两项的改革结果与其他改革措施的成功相比，显然是失败的。对秦朝命运来说，这样的结果是恶性的，教训是惨痛的。当然，秦始皇的初衷之一，也是想避免外戚集团的出现。秦始皇排斥宗亲、排斥外戚、排斥有血缘关系之依附于皇权的集团出现，但又有什么比靠血缘纽带建立的人事集团更好的人事补进渠道、更可信任的群体呢？显然也没有。
这也是倒逼刘邦后来把分封列侯、诸侯，册立皇后、太子，将这些被秦始皇弃用的政策全部补齐的反面案例。刘邦采取郡国并行制，表面上看是恢复分封制度的历史倒退，但其成功过渡到汉武帝开创的再次大一统状态，恰恰说明这种保留分封制的过渡是必要的，是缓和的，是符合当时社会普遍观念的。何况封王制度一直延续到20世纪帝制时代结束，显然是有基于生产力条件的需求，是有历史必要性的。
西汉削去诸侯实权，是一个百年间渐进的过程。而且，汉武帝重塑大一统之后，并未抛弃封王制度。两汉一直通过封王制度强化皇族中央以及宗室对地方的影响与控制。甚至某种程度上，在地方士族力量产生前，在地方开枝散叶的皇族抑制了豪强，加强了皇族中央对基层的控制力和舆论影响力。两汉每到末期，宗亲子弟都成为拱卫汉祚存续的中坚力量。比如两汉之交，无论是地方豪强型的南阳刘秀兄弟、河北刘林，还是绿林赤眉等农民军拥戴的刘玄、刘盆子，都是汉室宗亲。无论哪方胜利，大概率都会出现后汉。刘秀继位后，仍旧通过分封皇子来强化皇族中央。
封王制度直到明朝，还一度出现藩王掌兵的实封。而其他虚封朝代，京王们总能以王族之亲脉网络充实中央、屏卫皇族。虽然宗室壮大或会威胁皇权和皇帝本人，但若王族不存，皇帝的子弟连君侯都不是。宗室不兴，那威胁的是帝制时代以血脉作为延续基础的当朝政权，动辄政治秩序土崩，国家瓦解，天下大乱。封王制度，是整个家天下时代在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以及交通传媒技术背景下，护佑统一政权稳定的正当且必须的条件。秦朝延续时间过短，加上汉朝建立后最终纠正了秦始皇零分封的改革措施，因此秦始皇的这一失败改革措施并未广为人知。
一代名相、秦朝制度的总设计者李斯，在第一次路线之争中赢得了最终胜利。在这场重要的廷议中，秦始皇站在了他的一边。或者说，是他站在了秦始皇一边。李斯由此跨上了位高权重、改写历史的最后一步。
第一次议论分封制度时，“群臣皆以为便”，秦国朝堂上持分封观点的官员也是占多数的，可见秦始皇改革的阻力不只在关东地区。面对巨大的阻力，也许李斯并不是想讨好秦始皇，而是因为李斯是唯一与秦始皇有着令世人匪夷所思之孤独理想的同道之人。
第一次路线之争时，李斯还没有当上丞相，在朝堂上的人事影响力仍然有限。此外，秦朝在全国的郡县制官僚体系还没有铺开。李斯虽然代表的是法家理念，但这次更趋向于个人的立场。秦始皇与李斯于朝堂联手，面对全天下的质疑，一往无前。此后，秦朝的国体和制度得以确立，路线之争仿佛已经结束了。对于制度的落实，一切都在秦始皇强大的权威与声望之下有序地进行着。
其实在《秦始皇本纪》里，秦始皇被描绘得犹如一件不折不扣的历史工具。以秦朝建立为起点，他的所有功绩，都源于秦朝制度和集权政治；他的所有罪过，也是因为秦朝制度和集权政治。我们不知道他有过怎样的忧伤，不知道他爱着什么样的女人，不知道他有什么爱好和娱乐，我们看到的，是他怀着的亘古未有之功业心、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执念。我不觉得同吃五谷杂粮，同有伤痛疾病却精明如此的秦始皇，会真的相信飞升成仙、长生不老。和后来痴迷于道家丹药的皇帝一样，秦始皇广招方术士炼丹，也无非是将人人都无法逾越的生死命数死马当活马医罢了，是想为自己创立的新国家多掌一会儿舵吧。毕竟暗潮汹涌，拥有最强大权威的他在任内能多解决一些问题，他心里能安稳些。
秦始皇心里不安吗？是的。一个安心的皇帝，不会每天强行批阅一百二十斤的奏牍才让自己睡觉。一个安心的皇帝，不会放着安全舒适的宫殿不住，常年奔波在千里之行的路上，而且依旧要批阅那些奏牍。很多人说那是享受。可是，在那个没有平滑的柏油路面，车轮连橡胶圈与简单的减震功能都不具备的时代，相比待在各种物质一应俱全的深宫中，即使车辇再豪华，巡游也终归是颠簸疲惫的旅途——那还是昔日敌国的土地，有人不止一次在路上刺杀过他——他最终也确实累死在路上。本应主宰别人且能够完全自主的秦始皇，为了这庞大的大秦王朝活成了无法停歇的强迫症患者。掌控天下的他，到底在怕什么？
《史记·封禅书》记载，秦始皇称帝的第三年，“与鲁诸儒生议”之后，遵从儒家倡导的礼仪，封禅泰山。在宋代儒家的理学革命之前，儒学越往前，越是充满神秘主义。泰山地处儒家圣地，在周公的封国鲁国境内，紧邻儒学殿堂和治学中心曲阜。作为第一个皇帝，依儒礼封禅泰山，其实是表示对儒家的尊敬和重视。从这里可以看出，秦始皇在称帝之初是极力拉拢儒生的。但封禅之时，秦始皇遭遇暴雨，十分狼狈。即使儒生以礼法不一刁难，即使儒生“闻始皇遇风雨，则讥之”，嘲笑秦始皇，也未见秦始皇有报复之举。从封禅泰山第一帝的角度来看，凭西方定天下后再依齐鲁之礼来泰山封禅，这本身就是招抚东方人心的举措。
秦朝的博士至少有七十多人。确立皇帝称号、改制等大的国策方针的制定，都有博士参与制定和进行廷议。儒学作为先秦最大的学派，当世显学，教育普及的第一线，李克及其学生伏胜、淳于越、鲍白令之、桂贞、茅焦、叔孙通等十七个有名可考的秦朝博士，全都是儒生。而且，叔孙通是秦二世时期的博士。秦始皇临死前，博士也依然活跃，曾奉命作《仙真人诗》。可见，秦始皇称帝之初，并非对儒家刻意打压，而是有意拉拢。即使到他驾崩时，也没有对儒家彻底罢斥。
儒家是周制的最大摇旗者和吹鼓手，周制的核心理念之一就是分封。秦代儒家的核心主张就是分封建国。儒家也是关东舆论的主要代言人，是有教无类的识字教育第一线的工作者。他们能够引导民间舆论，也能有效获取民间诉求。这样一个学派，不只是汉武帝不敢得罪，连儿子都不封的秦始皇也要予以拉拢。但秦始皇除了拉拢名儒为博士，给少数顶尖大儒参政议政权外，却没有对遍及天下的普通儒家子弟开放汉武帝后来那样的入仕渠道。儒家作为一个以知识分子为主的学术集团，其实也是想登堂入殿，实践本学派的治国理念的。但只有议政权，没有行政权，这种不满会积聚，最终成为一股浪潮。
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以前，秦始皇没有焚书坑儒，没有独尊法家，而是给予各学派一定的包容，对儒家进行招揽。按说儒家强调秩序和忠君，只需配合秦朝国体在学术上进一步改造，应该能与秦朝廷有起码的和谐共处。但秦朝的儒家其核心主张就是分封，岂会对秦始皇让步？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的寿宴上，竟意外爆发了第二次路线之争。还是分封与集权之争，还是第一次路线之争时熟悉的配方和味道。儒生博士淳于越的这次发难，距离王绾与李斯之争已经过去了九年。秦朝的中央集权郡县制度，已经确立了九年。
博士、齐人、儒生淳于越再次提出分封，引发了更为激烈的路线之争。“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今（仆射周）青臣又面谀以重陛下之过，非忠臣”。这已经是直接谴责秦始皇采纳集权方案是过错，是不泽后代的道德问题了，指责秦始皇的言辞十分激烈。皇子们又被推到了舆论和政治斗争的前沿。这是把秦始皇架在道德的火炉上烤啊，不分封就是对不起祖宗和后代。以华夏族的宗法观念之深，可想秦始皇心中应当是很愤怒的。
但君主居中决策，选择性采纳意见，而不轻易站队表立场，是权力运作的基本手段。秦始皇没有直接发难，而是依规矩“下其议”，即为解决这次争端，再次举行大规模的廷议。丞相、法家代表、第一次路线之争的胜利方李斯，再次出面抗衡。李斯这次对儒家与淳于越，也不像对站在秦国利益角度提出温和意见的王绾那样客气了。他不仅批驳了淳于越的说法，还请求皇帝：“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这就是禁书、焚书事件，以及全面树立独尊法家的“以吏为师”的开始。自此以后，法家独大，李斯迎来了权势巅峰。
这次路线之争背后，不仅是双方各自的政治伦理、文化意识和制度理想不同，更是因统一而进入权力中枢渠道受阻的关东士人与遍布中央与地方的法家职业官僚的利益之争。已经施行九年的郡县制如果被剜掉一大块，将是多少职业官僚“丢饭碗”的导火索。以吏为师，其实是李斯为稳固身后庞大的法吏集团的入仕途渠道之举，这是对进攻方儒家的一次防守。这次路线之争，贵为丞相的李斯不再是一个人了。他的身后，是一个以他为首，已经运作了将近十年的、新兴的、庞大的、郡县制下的法家职业官僚利益集团。
抑制着被指责之愤怒的秦始皇再次做出决策：“可。”仅一个字，秦朝政治开始走向不可预知的新方向。这个“可”对政治平衡的破坏，将是秦朝爆发的一连串困局中倒下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秦朝的皇子，除了富有、尊贵，在爵位等级上并未得到可名正言顺传袭的正式贵族身份，与民无异，真的就是淳于越所说的“匹夫”。这是秦始皇刚驾崩，他除了胡亥以外所有儿女就全被杀死的根源。淳于越说皇子都是匹夫，秦朝一旦有变“何以相救”，从后续发展来看是非常有道理的，这一点不应否认。
秦始皇没想到的是，紧随焚书而来的，就是储君问题的白热化。储君问题爆发的开端，是所谓的坑儒事件。坑儒，坑的又是儒家。儒家注定了与秦朝的灭亡，与分封和集权的路线之争有着不可分割的博弈当事方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