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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昭王四十七年（公元前260年），秦国打赢长平之战，战胜赵国并歼灭了赵国的有生力量。次年，发起对赵国都城的邯郸之战，将赵国逼入死角。然而，邯郸之战前后两次打了两年，秦国最终功亏一篑，在各国联军的阻击下，被迫撤退。命悬一线的邯郸彻底解围。秦国此次失利的战略影响较为严重，此前长平之战后取得的战果基本上丧失殆尽。据《韩非子·有度》，不仅秦国已经占领的原韩国上党地区、原赵国的太原地区，甚至连早就纳入秦土数十年的原魏国河东地区也给丢了。
在打赢了长平之战这场战略对决后，赵国都城邯郸门户洞开，秦国已然居高临下。这本该成为统一的起点，结果却是秦国版图大幅缩减。作为执政半个多世纪的一代雄主，这临门一脚，秦昭王愣是把球踢偏了。
《吕氏春秋·审应览·应言》记载：“秦虽大胜于长平，三年然后决，士民倦，粮食□（脱字，当为“匮”“竭”“乏”之类）。”《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记载：“今秦虽破长平军，而秦卒死者过半，国内空。”邯郸之战失败后，年迈的秦昭王没有再动过灭赵国的心思，秦国在战略上转攻为守。最后的几年，他主要是夺回河东等失地，在边境报复韩赵魏，没有余力再进行大规模的战略进攻。
白起是反对邯郸之战的，阻拦秦昭王进行对赵的灭国战。在与白起争执中，秦昭王始终不相信白起反战的理由，不明白自己凭什么不能一气呵成打赢邯郸之战，成为灭六国的起点。
宣太后与早年的秦昭王，一边在南方蚕食楚国，一边在北方驱逐魏国在河东的残余力量。占领河东后的秦国离赵国本土就只隔着韩国的飞地上党。
秦昭王后期奉行远交近攻战略，对迁都到东方的楚国不再远追。战略重心转移向北方，在消化掉河东板块后，又试图夺取还未与韩国本部断开的飞地上党。
此时的上党高地，已然是秦国河东与赵国腹心地带的都城邯郸之间最后的缓冲屏障。如果秦国得到上党，韩国只是失去一块飞地，但赵国王畿却会受到直接威胁，所以，赵国不会坐视不理。
之前，韩国显然无法抵抗秦国的攻势，就故意给秦赵两国做局，一边将上党割让给秦国，一边又让赵国实际接手上党。于是，秦赵两个当时最强大的国家同时宣称拥有上党，在上党地区爆发了长平对决。
其实，对赵国的激烈反应，秦昭王应该是有一定预判的。毕竟，上党高地对邯郸有居高临下的俯冲之势。秦国占领此地已经威胁赵国本部，赵国不可能轻易让秦国得到上党，正如秦国也不会让赵国染指河东一样。但秦昭王打赢长平之战后，不是修整国政、消化上党，而是忍不住想一口气灭掉赵国。要知道，赵国可是当世第二强国。不仅生吞赵国困难，而且一旦赵国被生吞，魏、韩、燕、楚、齐都会直接感受到末日威胁。因此，白起对秦昭王分析说：“远绝河山而争人国都，赵应其内，诸侯攻其外，破秦军必矣。”（《史记·白起王翦列传》）这其实已经点出了其他大国不可能坐视赵国被灭的现实。但秦昭王不听，果尝败局。
秦昭王崩逝与嬴政继位，其实只有四年的时间差。为什么后来秦王政能够一气呵成地连挑六国，而秦昭王攻一个已经被打残的赵国也功亏一篑呢？
两位秦王之间崛起的秦丞相吕不韦给出了答案，并对秦国的东出战略做出了调整，补上了被秦昭王忽略的最大地缘战略缺口——中原。
吕不韦是卫国濮阳人，早年在韩国阳翟经商，后来又在邯郸经营，资助在赵国做人质的秦国公子异人，成为其谋主，并助其坐上秦王之位。
卫国的版图处于魏国包围中。卫国是魏国的附庸，也临近赵国、齐国、楚国，因此卫国是一个在大国夹缝中存活的小国。但这个小国吸收各国所长，人才辈出，吴起、商鞅、吕不韦等都是卫国人。吕不韦生在地缘政治交汇点的卫国，对魏国、赵国、齐国等大国的形势恐怕都不陌生。
阳翟是韩国故都，处在韩国本土，又是楚国本土通往秦国本土的要塞。因此吕不韦对韩国、秦国、楚国的形势也不会陌生。吕不韦虽然早年是商人，但对各大国的地缘政治博弈恐怕了如指掌。这样一个长期活跃在中原一带的人物，自然会发现秦昭王在邯郸之战中挫败的真正原因：秦国没有优先东出中原，反而让中原的魏、韩两国可以联合开放南北通道，轻而易举地实现从南方楚国到北方燕国的千里合纵联盟。
如果秦国不从中原伸出一个触角，设置据点，同时震慑南北，切断合纵的通道，那么楚国作为一个大国就会随时北上参与合纵，而赵燕等国也可以南下援楚。因此，吕不韦修正了秦昭王的打南再打北、先边角再中心的扩张策略，而是优先从中原形成战略楔入，进行地缘突刺，建立秦国在中部的据点，以便在关东合纵时实现南北切割。
其实秦昭王在晚年遭遇挫败后，或许已经意识到了这一战略。秦昭王晚年灭西周国，占韩国阳城，说明他已经着手从中原一线东略。秦昭王早年不走此路线，或许与其兄长秦武王有关。秦昭王本为庶出，因为秦武王在东征中原时身亡，他才凭借继承权斗争上位，并且清洗了秦武王派系，包括其母亲惠文后。秦武王生前主张优先从中原东出，那么至少在秦昭王早年间，他与宣太后母子应是秦武王路线的反对派。
在位五十六年的秦昭王于晚年想要调头进攻中原时，已太过年迈。这个从中原东出的战略于他而言，已经力不从心。但当时的老太子即后来的秦孝文王已经将子楚立为嫡子，子楚的谋主又是吕不韦。或许秦昭王与儿子、孙子，以及秦国高层已经达成了战略共识，那就是改从中原的崤函、河洛一线优先突进。而子楚的谋主吕不韦恰恰是常年经营阳翟的知韩派，又长期活跃在濮阳、邯郸一带，能够稳住赵国与魏国。吕不韦正是此时秦国所需要的对中原形势了如指掌的人才。
秦孝文王在位仅三天就去世了。子楚继承王位，这就是秦庄襄王。吕不韦被立为丞相。从吕不韦成为丞相起，秦国相继灭东周国，夺取韩国的成皋、巩，夺取魏国的汲、氏篸、有诡、酸枣、雍丘、山阳等城邑。这是沿着黄河两岸一条线，从中原楔入关东地区。到了嬴政亲政那一年，从关中的内史向东，连着黄河新设的三川郡与东郡，已经从中原一线伸出一条秦国领土带，抵住了东方的齐国。
此时，秦国已经彻底将北边的赵国、燕国和南边的韩国、魏国、楚国从中线给分割、隔离开。这个时候，关东各国再想要实现合纵，只能从齐国实现了。但齐国自从被灭了一次国后，原有的利益格局被打破，成了一盘散沙。齐国奉行孤立主义外交，合纵连横一概不参与。加上秦国奉行远交近攻，重点拉拢和安抚齐国，让齐国彻底成了一个始终袖手旁观的自闭国家。甚至秦国大军兵临城下时，齐国都是直接躺平投降。
吕不韦帮助秦国实现了沿黄河中线楔入式扩张，在黄淮海平原上优先切断南北再分而击之的地缘战略。这算是吸取了秦昭王的教训，为统一六国的战争奠定了地缘战略基础，而且这个路径对后来的两汉司隶以二三地理阶梯线划分畿内、畿外之都畿战略影响颇深。因此，最后一个助推统一六国的关键战略推手，不是六世之烈的某个秦王，而是吕不韦。
吕不韦在秦王政继位那一年，由于主少国疑，被立为相国，号称秦王政的“仲父”。战国时期的相国与丞相是两个官职。相国在战国时期叫相邦，是百官之长，上可专主，下可专国。汉代为了避刘邦的名讳，所以改称为相国。相国在其他国家出现很早，在秦国是于秦惠文王时期设立的。秦武王继位后又分设左右丞相。“丞”是辅助的意思，丞相是辅助相国的副相。但随着秦汉制度的演变，丞相慢慢取代了相国的功能，成为汉代的百官之长。
在秦庄襄王在位的三年中，吕不韦仅是丞相，到嬴政继位时才被升为相国，真正独揽相权。这是秦国相权的巅峰时刻，因为吕不韦实际上替秦王履行王权在前朝的权力。
吕不韦在任期间，不仅修正了秦国的扩张战略，而且为秦国较为刻板的政策注入了一种全新的精神。
秦国原本奉行商鞅制定的秦晋法家之耕战政策，事决于法。吕不韦是商人出身，更懂得百姓的需求，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商鞅重农抑商、管控臣民的治理方式。此前过于刚性的秦制，在吕不韦主政时期呈现出较大程度的弹性。只讲利而不讲义的秦晋法家，在吕不韦的扭转下，开始出现柔和的一面。
就在嬴政亲政的前一年，吕不韦为了让自己的执政思想与路线得以长久施行，正式发布了自己主持编纂的《吕氏春秋》。《吕氏春秋》在东汉被划入杂家著作，它融合先秦各派学说，“兼儒墨，合名法”（《汉书·艺文志》）。但从东汉起，研究该书的学者就普遍认为它在理论方法上深受黄老道家的影响，实为黄老思想鲜明之著作。其中提到“无为而行”的思想，对秦末汉初的刘邦集团影响颇深。
《吕氏春秋》中的一些主张，被秦王嬴政继承颇多。但总的来讲，这部巨著除了体现了吕不韦的一些治国思想，也有很多符合吕不韦个人立场的约束君权的思想，这是与秦国惯有的法家理念及秦王的利益相抵触的。比如，吕氏提倡“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推崇“众封建”。虽然在军事上，吕氏主张以“义兵”进行统一战争，但关于战后体制，他仍认为应效法前代，采取分封制。
吕不韦不仅是这样提倡的，而且实际上已经这样去做了。嫪毐原是吕不韦的门客，是吕不韦推荐给帝太后的。在嫪毐与吕不韦决裂之前，他们同属赵系外戚。嫪毐得到帝太后宠幸后，虽然跋扈，但能够在河西、太原两郡之大的土地上建立封国，不能说这完全没有以吕不韦为代表的前朝的许可。毕竟嫪毐总共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得势，根基并没有那么稳固。
嫪毐封国事件，能过吕不韦这一关，应是吕不韦拿嫪毐当一个试验品，当一个诱饵，试探秦国法家官僚对他“众封建”主张的底线。显然，秦王嬴政亲政，“觉”出嫪毐有异动，亲自部署对嫪毐势力的剿杀，并借此牵连吕不韦，弥合了吕不韦正撕开“封国”政策的口子。吕不韦罢相后“就国”，十年后，王翦告老却是“归乡”。二十多年后，李斯也害怕自己“怀通侯之印归于乡里”，也是归乡。可见，秦王嬴政亲政后，最终推翻了吕不韦“众封建”路线，连列侯都是没有侯国的虚封，向集权制度又迈进了一步。
吕不韦赶在秦王嬴政亲政前夕发布《吕氏春秋》，并且用挂在咸阳城门上、有能改动一字者赏千金的方式，将《吕氏春秋》的主张宣扬至全天下，为《吕氏春秋》制造舆论。此举在博得天下士人对吕不韦路线的认同与好感的同时，也给予秦国重卿功臣以受封诸侯的诱惑与遐想。吕不韦认为他是给即将亲政的秦王政加了一个“紧箍咒”，却没想到刚刚亲政的秦王会不惜进一步牺牲自己母亲的形象，用雷厉风行又精准狠辣的政治狙击，将他本人示以世人的贤臣形象和所提倡道义的路线旗帜迅速推翻。一个私通太后的权臣，将此前苦心经营的圣贤形象荡然一空。他秉持奇货可居的商人思维，却没料到这个秦王嬴政并不以商人的思维行事。这个秦王不做交易，只搏生死。
正是因为他要给秦王嬴政加“紧箍咒”，反而使秦王嬴政不愿容他。吕不韦的败亡，不仅仅是人事斗争、权力斗争所致，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吕不韦广揽门客，为“众封建”呐喊，形成了秦王嬴政向往之秦制的对立势力，是秦国内部倾向周制的倡导者。其实，分封诸侯对军功集团的诱惑也不大，因为这个集团赖以生存的基础是军功爵制度。军功爵制需要统一稳定的政策，而诸侯自治，各地各行其道，并不利于军功爵制的稳定贯彻。秦王嬴政要主导秦国路线，必须拔掉吕不韦这杆旗帜。否则，秦王嬴政的统一就仍然是一次周朝的还魂，这不是他想要的。
秦国相权的高光时刻就此结束。
自此以后，秦再不设相国，而是始终设置左右丞相来互相制衡。但直到李斯以前，中国第一次形成统一的单一制国家，在这样一个巨大的历史转折期，在秦始皇统一华夏这样重要的事业中，秦国的丞相在史料中连一笔带过的待遇都不一定能得到。秦国相权在吕不韦任职这个巅峰时期戛然而止。此后为秦国统一做出贡献的丞相们，全部淹没在秦始皇巨大的历史身影中。其中最可怜的，莫过于被史书彻底遗忘的丞相启。如果不是现代考古学家在出土文字中发现了他的存在，这个协助秦始皇统一六国的丞相，连姓名都要失载了。
秦国实行物勒工名制度，即为保生产质量，需在生产器物上铭刻制造者与监管者的名字。时任秦国相国或丞相作为最高监管人，也需要被刻上名字。因此在出土的秦国青铜器具上，一般可以看到铭文所刻的当朝相国或丞相是谁。比如，四川青川出土的秦戟上刻有“九年相邦吕不韦造”，证明吕不韦在秦王政九年（公元前238年）时仍然是相国。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吕不韦于秦始皇十年被免相。但在秦王政九年嫪毐叛乱时，秦王嬴政“令相国昌平君、昌文君发卒攻毐”，这里断句有争议，前文已述，有学者认为应是“令相国（吕不韦）、昌平君、昌文君”。前者的字面意思，昌平君即相国，吕不韦没有参与。后者的字面意思，相国吕不韦与昌平君一同参与平叛，昌平君不是相国。《史记索隐》对该句注解道：“昌平君，楚之公子，立以为相。”
相就是相国，一般为独设。秦汉的相国与丞相两个职位的区分是较为明显的，相国很少会泛指丞相。但如果昌平君曾任秦相没有确证出土，这仍是一个历史悬案，无法确定昌平君是否曾任相国。结合文献记录和考古发现来看，相国一般是单置职位，若昌平君在秦王政九年任相国，则与出土秦戟和吕不韦在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罢相的记载有一定出入。如果《史记索隐》只是断错句而会错意，而非昌平君后来又被立为丞相，那么昌平君任相就只是一个误会。
吕不韦在秦王政十年罢相。考古出土的《秦始皇十二年铜戈铭文》中记载：“十二年，丞相启、颠造。”说明吕不韦罢相后的第三年，未设相国，而是设丞相两人。本作在前文《后方起火》一节中，已经指出《里耶秦简》记载丞相启在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仍在相位，不可能是昌平君。如果没有更多秦王政十年、秦王政十一年（公元前236年）出土证据的话，那么很可能丞相启与丞相颠就是在相国吕不韦被罢之后的继任者。
除了《秦始皇十二年铜戈铭文》外，出土的《秦始皇十七年铜戈铭文》中记载：“十七年，丞相启、状造。”这个时候首相丞相启仍然在位，但次相颠换为了丞相状。《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的丞相是丞相隗林与丞相王绾。考古出土的《秦二十六年铜诏版》中记载的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丞相是丞相隗状与丞相王绾。可知丞相状就是丞相隗状，也是《秦始皇本纪》中的丞相隗林。
综上可知，丞相启在位时间至少从秦王政十二年（公元前235年）到秦王政十七年（公元前230年）。丞相颠不确定，但没有做到秦王政十七年。不过，如果昌平君是在吕不韦被罢免之后短暂任相，昌平君就有可能是“十二年铜戈”中的丞相颠。
吕不韦倒台后，原本已经集于吕不韦一身的相权又重新被分割、制衡。但史书失载，只见于考古出土的丞相启以及丞相颠就成了秦代最大的谜团之一。
关于秦朝史料匮乏的原因，有人认为是秦国的传世材料本身就很少。但从众多秦简的出土来看，即使材料很少，也不至于完全忽略掉堂堂百官之首和秦始皇之原配王后。
如果丞相启是紧接着吕不韦任相，那么从秦王政十年（公元前237年）到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他一直任丞相。这是什么概念？从嬴政亲政到他第一次从行政上统一中国的十五年间，都是丞相启作为行政之首在辅佐。这个丞相能力再平庸，会平庸到什么地步？存在感再弱，会弱到什么地步？协助嬴政统一中国的丞相，而且担任时间可能足足有十五年。这个时间算是非常久了，可追平西汉丞相的最长任期纪录。
丞相启或许不是绝世能臣，但不至于平庸到史书上连一个字都没留下，这应该是秦廷整体的宣传策略。丞相启可考在任时期内，一直都是首相。丞相启前期的副相丞相颠，同样不见于史书。只有后期的副相隗状，在秦始皇统一前后，接替丞相启成为首相，因他跟随秦始皇出巡而被史书提及，而且他的名字还被后世错记为隗林。首相槐状之下的副相王绾，也不过就被提到三次。统一时期的丞相集体消隐或非偶然，可能是被遮去了相权的光芒。
汉初似乎也很大程度上刻意遗忘这段关于秦丞相启的历史。这个并没有直接证据，但间接迹象表明，汉初之人不可能都不知道秦丞相的事迹。
汉初知道秦丞相启其人的，就有那位汉文帝时期任相时间和丞相启一样达十五年之久，创下西汉在任时间纪录的丞相张苍。张苍卒于汉景帝前元五年（公元前152年），享年一百余岁。根据这个时间推测，张苍二十岁左右时，秦丞相启任相。一直到张苍三十五岁左右，丞相启才卸任。
张苍在秦朝担任御史，是掌管机密文书的柱下史。那么他入仕秦廷时，也大概率是丞相启担任秦相时期。他最终做到柱下史，掌管档案，见丞相亦是常事。而张苍后来担任汉相，为什么他也没把丞相启的这段历史信息提供给汉初史家？
张苍把救命恩人、汉惠帝时的丞相王陵当成父亲一样尊敬。丞相启卸任时，王陵至少四十岁。他们都是亲历过丞相启时代的人。正是秦国吞并天下之时，他们怎么会对秦国的最高长官一无所知呢？
刘邦本人竞聘上岗，成为亭长的时候，大致就是丞相启在任期间。他既然去考秦国官吏，岂有不知秦国百官之首是谁的道理？在那个年代，文盲较多，也许平民说不出太多朝堂人物的名字，但君主是谁、王后是谁、首相是谁，这个应该是最基本的常识。如果人们连这个都不知道，那国家宣传可谓出了大问题。何况，丞相启可能干了十五年之久，至少也有十三年，经历了秦国灭六国的绝大部分战争。他绝不是匆匆下台、民间记不住的那类丞相。
汉代吏官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的祖上是秦代官宦世家，从秦国灭蜀的大将司马错，到秦昭王时期追随白起的将领司马靳，再到秦始皇时主持冶铸铁器的铁官司马昌。司马迁父子又为史官，尤其崇尚历史，也没有道理对丞相启一无所知。
司马谈和冯遂关系要好。冯遂的父亲冯唐活到九十多岁身体还硬朗，差点儿被汉武帝征召入仕。对于自己幼年时的秦丞相以及自己成年时的秦朝，冯唐也不至于太陌生。司马谈是有条件在自己的人际圈中征集秦朝历史故事的。汉初寿命比较长的老人还有万石君石奋，甚至还有丞相启在位期间就成为秦将的南越王赵佗。当然，赵佗不会刻意为汉朝史官提供历史信息，但这些说明汉初有很多经历过丞相启时代的人物，当时的民间不至于没有一点关于丞相启的记忆。在位或足足十五年的丞相，到底会被认为多么没有存在感，史书中才会只字不提？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记载，汉武帝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父亲司马谈去世前拉着他的手，哭着嘱咐他完成整理历代史料，为明主忠臣立传，为后世留学的遗志，否则司马谈死不能瞑目。司马迁也流着泪答应父亲，一定会完成这个使命。司马谈虽然远没能完成《太史公书》，但他这段话，可以说是中国史学史的一个精神标杆。这是史学复兴的里程碑事件，只是被隐没在他儿子巨大的成就中。
司马谈这么看重历史，尤其是历史人物，却任由秦始皇初期很关键的历史人物被完全埋没，这有一定的矛盾性。
秦始皇时期的历史本该信息量很大，今天反而只有属于二次文献的《史记》、属于三次文献的《资治通鉴》等可供参考。今人更多是靠出土的秦简等文物才可以看到秦史的细理。这与秦始皇禁书、项羽火烧咸阳等文献劫难或有不小关系。
其实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也是有一手的秦始皇时期史料可以查阅的，就是《秦记》。司马迁翻着秦朝官史《秦记》写《史记》。司马迁在《六国年表》中吐槽说，《秦记》不写日月，太过粗略给他带来不便。《秦记》不只在西汉时仍流传，而且连东汉班固也看过。两汉史家都看过秦国官史《秦记》，这是当时仍传世的重要编史源头素材之一。
司马迁父子在金匮石室内，面对萧何抢救下来的秦廷档案，以及汉初百年间各地献上来的家传文献，对着《秦记》，竟然不知道秦国统一天下时的丞相是谁？或者认为统一阶段，国政压力、后勤供给难度最大时期，秦国首相的所作所为不值一提？丞相启任相的时候，嬴政才二十出头，再独断专行，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能把丞相挤得连影子都不剩？
关于丞相启的历史形象遗失，笔者有个猜想方向。
首先，秦朝官方本身就在消除相权的存在感，而且这种消除是从丞相启开始的。
称帝之后，秦始皇大力塑造个人的伟岸形象。在天下纷乱不止后进行第一次行政统合以形成单一制国家的历史节点上，国家靠个人崇拜凝聚人心。这从动机上是很容易理解的。吕不韦出于自己的立场考量，主张众封建、封功臣，因此《吕氏春秋》强调，思想文化统一的方向是兼容杂取。秦始皇统一时，其实留用了吕不韦这种兼取思想。因此《秦始皇本纪》中的石刻颂文中，经常提到统一的过程是“诛乱除害”，目的是“不用兵革”。丞相王绾等人也提出秦始皇的历史功绩是“兴义兵”，这种以战止战的思想，正是《吕氏春秋》中反复提到的“义兵”统一之思想。
秦始皇留用这种以战止战的思想，却选择了另一种行政体制：行政要定于一尊，搞中央集权制度。文化思想上杂取并收，政治上高度集权。思想杂取而制度集中，匹配效果并不如人意。在这种社会转型的迷茫时刻，领袖政治与领袖崇拜起码能归拢人心，塑造出让时人可信任的政治对象与历史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说，秦朝塑造的秦始皇个人形象对时人而言，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标志。
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地怀疑，秦始皇自己就在减弱相权的影响，弱化丞相的作用与形象。丞相启这样一位功勋丞相，如果是像吕不韦一样，倒台于激烈的政治斗争，那么历史不会错过这个精彩的故事，多少会留下一笔。但历史上却并没有这一笔，说明丞相启虽然在位十几年，而且几乎全程协助统一六国的战争，但他应该是告老归乡，或者是病逝于任上。相权的交接是和平的。
嬴政则在丞相启为他的伟业发挥最后的光热后，选择冷处理丞相启的历史形象。秦朝建立后，在历史性总结丞相启的功绩时，应该都转划给了秦始皇，为秦始皇的形象添砖加瓦。这不一定就是秦始皇的个人意志，而是为了安抚局势，当时的统治集团塑造领袖形象以定人心的思想工作共识。
出于秦始皇塑造个人形象的需要，丞相启或许真的是对秦始皇路线亦步亦趋，于是丞相启的功绩在秦廷史料中被弱化。这种对丞相事迹的遮蔽，在《秦记》中就已经删减得非常明显。秦始皇在大规模禁书、焚书的同时，对统一过程中的历史记录或许存在明显干预。以至于汉初时人纵然还记得这个丞相，却也道不出他的具体事迹。
其次，丞相启也可能与秦始皇的思想、路线有所不同。因此，秦始皇不希望他有过多的历史存在感，比如他很可能仍然秉持吕不韦路线。这一点从丞相搭配上可以看出。对吕不韦路线，秦王嬴政在称帝之前是选择性继承的，但如“众封建”等思想是断然不会采用的，不过为了统合各派人心而不会在明面上反对而已。吕不韦倒台后，门客众多，影响力巨大，秦王嬴政只能羞辱他本人，逼其自杀，而不轻易定罪牵连，搞扩大化斗争。加上当时楚系外戚和关中军功世家两股势力尚强，嬴政只扳倒吕不韦个人，而对吕不韦身后的势力可能并没有进行大规模肃清，比如李斯就是吕不韦的舍人出身。罢逐客令实际上是秦王政表明不排斥既往政治势力的举措。那么，继任的丞相启，可能也是持吕不韦路线与吕氏思想倾向的吕氏派系人物。
丞相搭配的一般规律中，一般正副丞相很少同属一个人事派系，而是分属不同的势力派系，以便于分割相权，使王权居中制衡。丞相启最后与丞相状搭班，他们应是两个立场。丞相状又与丞相绾搭班子，也应是两个立场。丞相绾对秦始皇提出分封建议，倾向于吕不韦路线，则丞相状应持相反倾向，支持集权路线。那么丞相启与丞相状倾向再相反，则丞相启可能与丞相绾的立场相近。那么，丞相启可能持有吕不韦的“众封建”路线倾向。这也可能是他即将成为一代统一名相之时，反而被隐没的原因。
假如丞相启与吕不韦立场相近，对于秦朝来说，晚年的秦始皇和占据上风的法家官僚势必要弱化他的影响。而对于关东地区而言，丞相启始终效忠的是秦国，即使他对关东的立场更怀柔，关东士人也没有在舆论上抬举他的必要。这样夹在两边，立场反而不够鲜明。后来，战胜秦国的关东地区，尤其是获得话语权的楚系势力，以及从楚系中分化出来的楚将刘邦集团也没有必要对这么一个立场不够鲜明的秦丞相大力弘扬或批判。
汉初，丞相启站在给秦国塑造温和形象的吕不韦路线一边，代表了秦国光鲜亲人的一面，不利于树起秦始皇称帝后形成的法家暴秦之负面形象，不能褒扬他。而汉初批他，难免影射当下，会动摇汉朝的“众封建”国策，故而也不能批他。表扬他又等于支持秦始皇统一的功绩，有损汉朝合法性。所以，把他晾在一边不闻不问，是最好的选择。
甚或说，吕不韦在《吕氏春秋》中明确提出了“无为而行”的治理思想，如果丞相启一直提倡的也是“无为而行”，那么汉初奉行无为而治的理念，岂非效仿了暴秦？
因此，汉初可能也故意弱化丞相启的历史存在感。到汉中期，经过持续百年的弱化，民间已经基本上遗忘了这个秦相。丞相颠，以及连名字都被搞错的丞相隗状，这些统一时期的丞相之所以被集体隐身，应该是秦朝有一次历史定案隐去了他们的身影。下一个能被人们铭记的秦丞相已经是秦朝倒台前的李斯了。汉初则持续无视这些统一时期的秦丞相。
秦始皇作为代表整个秦国高层统治集团的一个符号，很多功绩被他独揽。同样的，这些功绩后来又被定性为罪孽、贪欲，这些过错也是秦始皇一个人在背。秦始皇要皇权压过相权，让相权隐没在皇权的身后，那么无论历史评价是功是过，都将由皇权一力背负。
秦始皇统一了天下，但如果不是把这一统之功加于一身，恐怕后来的脏水也不会全部泼在他一个人身上。凡事有得有失，有利有弊。
但丞相王绾却在统一之初挑起了秦朝的第一次路线之争，让秦始皇不能继续隐藏自己的立场，必须亮明底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