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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方士从海上为秦始皇带回一则神迹，写着谶言：“亡秦者胡也。”秦始皇认为这“胡”指的是胡人，也就是当时的匈奴。但如果秦始皇知道他死后的秦朝如原地自爆般土崩瓦解，他大概会惊醒，这个“胡”，指的是他的儿子胡亥。秦二世是个多奇葩的皇帝呢？他认为，杀人，然后换上自己人，就可以解决所有的执政难题。
赵高“更法”，是一个看似不起眼但影响很广泛且恶劣的历史事件，是一个不容易察觉的历史节点。从二世开始，赵高版秦律“务益刻深”，比秦始皇时期要严苛许多。而且二世本人其实没有什么规矩，想杀谁就杀谁，甚至不需要尊重一下秦法。胡亥上位之后，首先以莫须有之罪屠杀了所有的兄弟姐妹，令宗室震惧。宗室敢怒而不敢言。胡亥不仅仅得罪了宗室，还对法吏、军吏、儒家等群体同时动刀，一起得罪。
李斯自以为胡亥不会动他，但实际上胡亥和赵高在“案郡县守尉有罪者诛之”，“尽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亲信者近之”时，就在想尽办法地陷害先皇的故臣和以李斯为首的郡县地方大员。这是在对法吏集团发动攻击。
当时军吏群体的代表，有三大兵家将门世家：蒙家的蒙恬、蒙毅；冯家的冯去疾、冯劫、冯无择；王家的王翦、王贲、王离。
秦始皇重用法家进行改革，由法吏集团的左丞相李斯实际掌控政务，他的权力与影响力压过了军吏集团的右丞相冯去疾。秦始皇死时，冯去疾是右丞相，一般坐镇京师。一旦扶苏继位，冯去疾的族弟冯劫又很可能接替冯去疾，从御史大夫升任丞相。
扶苏又与当时正掌握兵权的军事世家的蒙恬成为军中搭档，与蒙家关系要好，亦在军吏中有自己的力量。蒙恬又很可能顶替李斯的左相位置。那么，扶苏的朝堂上，很可能是军吏集团当道，没有法家的位置。蒙家出身齐国，冯家出身韩国，实际上秦始皇座下的几大军事世家的祖籍并非都是秦国，他们与关东地区的矛盾并不大，不一定会反对分封皇子。
其实，秦始皇的“以吏为师”，也很难说只有李斯所代表的法吏得到好处，军吏同样是“以吏为师”的受益群体。因为秦朝的吏，很多都是从军队上退下来的军吏，最终到地方上成为官吏，学习秦律并掌管刑讼。毕竟秦朝的选拔机制是军功，所以李斯的法吏文官集团与将门世家的军吏武官集团之间，可谓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真让冯家与蒙家挤掉李斯，未必会有什么大的人事缺口与政治震动。两大集团虽然在高层是两个人际圈，但在中基层殊途同归，都是吏。以吏为师，既可以是军吏集团的“吏”，也可以是法吏集团的“吏”。
扶苏对关东持怀柔路线倾向，与儒家博士的主张有共同点，就是反对法家的高压路线。扶苏若继位，有可能提高儒家博士的地位和权力，让儒生成为后备官员力量。李斯是客卿起家，并未从军，属职业官吏。以李斯为首的这些真正治刑名之学的法家门徒，很可能会面临被军功世家代表的军吏集团与儒家代表的儒学集团全面挤掉的风险。这是李斯不选扶苏而选择胡亥的根本原因所在。李斯背后是一个利益集团，这个法吏集团担心扶苏会继位。
但胡亥一上来，为了帮助亲信赵高掌握朝堂权力，屁股还没坐热，就对同样支持他上位的李斯和法吏集团开火了。李斯只想着胡亥和赵高有法家倾向，能支持法吏集团，但谁想胡亥对他与法吏集团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大肆用冤狱牵连打击，进行政治迫害。李斯从来就没见过这样没有底线出招的。
秦始皇是“事统上法”（《史记·封禅书》），“事皆决于法”（《史记·秦始皇本纪》）。胡亥采用法家高压政策路线，但行事作风却是逆法家理念而行。他不顾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司马谈《论六家要旨》）的原则理念，压根儿就不依法进行人事任命，全凭个人喜好而定。其实，胡亥上位时有过几个月的平稳光景，他还巡游辽东。但他屁股没坐热，就急于发动赵高这些亲党与李斯的法吏集团火拼。仔细看这段历史细节，先于关东民变发生的，其实是秦朝堂内讧。
不管激进法家的李斯和法吏集团是否代表历史的消极面，他们所坚持的对关东的高压路线是否为失措之举，但他们在那个时间点上是秦朝堂绝对的中流砥柱、政权栋梁。像云梦睡虎地秦墓的墓主即秦吏喜能把秦律竹简当作自己的陪葬，这说明法吏对法律的尊崇是信仰级的。而胡亥对法吏集团的粗暴迫害、对秦律的擅改和毁弃实是自断根基。秦始皇最后五年的苛政哪怕不够明智，也绝对不会像这个傻儿子一样，拎不清轻重，破坏掉政治运行的基本秩序，自掘坟墓。
法家和儒家主张对立，一个是集权立场，一个是分封立场，但好在两个学派都是知识分子。胡亥迫害法家知识分子，若是为抬升法家的敌人儒家，也算是给自己拉队伍，搞统战。胡亥却不，他只是想帮赵高掌权。对法家，他要迫害。反对集权和高压的儒家，他更要迫害。活跃在朝堂的儒家博士主要是议政，作为秦始皇的智库存在，他们的权力相对更小，势力相对更弱。对以他们为代表的儒家，胡亥迫害起来更是无所顾忌。
关东叛乱爆发后，胡亥把与关东舆论关系密切的儒家博士叫到跟前。凡是认为关东叛乱属于反叛的，全部按罪论处。装傻说只是闹土匪的，也全部罢免。这其实是嫌儒家用关东起义“恐吓”朝廷，逼儒家不准制造天下大乱的舆论，顺便把这些博士全给清理掉。
怎么说呢？秦始皇焚书坑儒，只坑杀了被定罪的几百人，就是为了对儒家的舆论杀鸡儆猴，并没有对朝堂上的儒家领袖——数十个作为智库的博士下杀手，儒家的博士集团安安稳稳地到了二世时期。他这样做的效果尚且不佳，胡亥却天真地以为，不准儒家博士在朝堂上、在他面前说不利于朝廷的话，那么儒家就无法制造舆论了……这无异于掩耳盗铃。幼稚之程度，令人咋舌。从这次开始，活跃在秦始皇时期的儒家博士群体就被胡亥粗暴地消灭了。
秦始皇为什么不对儒家下手？因为秦始皇不傻，他知道儒家是关东舆论的领军学派。毕竟儒家是开扫盲班的，奋斗在当时的教育第一线，是最大的学派。秦始皇要拉拢，要怀柔……孔子周游列国却一生不入秦，秦始皇要说对儒家有什么特殊好感，应当是没有的。他就是为了稳定人心，让儒家在朝堂上代表关东民意，也有足够的发声渠道和力量，才建立了博士制度。胡亥对这些几乎毫无认识。
而且，秦始皇还设有廷议制度，法家和儒家之间才能争执得那么激烈。廷议其实就是议政大会制度，具有很鲜明的秦代民主特征。秦始皇是采用苛政，但不是昏聩，对于众多的国政决策是下至百官朝会讨论，是将议题由不同规模的廷议进行广泛协商辩论之后，才最终做出决定的。
胡亥后来借关东叛乱，采纳李斯的建议，行申子、韩非子的督责之术，废除廷议制度，这才是从制度性的中央集权变成了随心所欲的皇帝个人极权。
胡亥一通胡乱操作，彻底断绝了秦廷与关东之间的舆论缓冲余地。对原本还能争取一下在两边游说讲和的中间人儒家，胡亥也直接撕破脸皮，被逼成绝对的敌人。
儒家在秦朝主张分封，代表关东民意，但至少部分儒家博士群体支持的是分封始皇诸子，也就是刘邦用尽一生才实现的那套同姓王郡国并行的分封方案。儒家是反集权，但不完全是反秦政权。
可胡亥哪管这些。他废个独苗卫国、打击关东念想也就罢了，更绝的是，胡亥上位三四个月，就把自己的兄弟姐妹全都杀光。分封，还能分给谁？他是用行动告诉所有人：都死绝了，封不了了。分封？想都不要想！
关东老百姓断然没有想到，这年少的皇帝竟然如此丧心病狂。
胡亥以为他做得绝，断了儒家和关东的分封念想，他赢了。实际上他迫害儒家博士，不给关东在朝堂上一点发言权，也不愿意通过儒家博士去体察关东的压力值处在一个什么水平，民间的愤怒已经突破阈值，秦朝大厦将倾他都不自知。堵住关东发声渠道，绝掉关东念想，那不是让关东认输，而是逼关东铤而走险发起战争。汹汹民意之下，掩耳盗铃是没用的。
宗室凋零，也没外戚，才会有最后的“指鹿为马”，皇帝彻底失去了任何支撑力量。
当然，这个时候作为法吏集团代表的李斯，乐于看到这种分封制被釜底抽薪、断绝操作对象与可能性的情形。所以“群臣谏者以为诽谤，大吏持禄取容”，法家官僚集团于是在这一项上站到胡亥一边。军吏集团的冯去疾仍然把握着右相之权，王离得到了蒙恬腾出来的秦军主力指挥权，也都冷眼旁观。
其实到了这一步，李斯、冯家、王家都处在囚徒困境中，他们自以为优先自保、出卖队友就可以存活。实际上，他们各方会得到最差的结果。基本秩序烂了，秦朝就烂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蒙家兄弟遇难时，军吏集团的另外两大代表家族冯家和王家都没有实际行动，都选择优先保住自己的位置。冯家继续任相，王离则取代蒙恬掌管了秦朝的戍北精锐部队。冯家与王家被小山头利益蒙蔽了双眼，对真正的危机过于短视。
可胡亥从一开始，既不相信法吏，也不相信军吏。他只相信老师赵高。赵高与李斯暂时合作，所以他也只是暂时相信李斯。对右相冯去疾和大将军冯劫，他并没有任何信赖感。甚或说，他对军人本身就是以轻蔑待之的。
陈胜起义后，军事情报人员但凡说是反叛的，都被胡亥下狱治罪。只有说是闹土匪，说地方官就可以摆平的，他才留用。连情报人员的真话都听不进去，有这种皇帝，秦朝灭亡才算是必然结局。
胡亥这样对待情报人员，最大的动机可能是什么？如果是大规模的反叛，就应该从北境调回秦军精锐主力赴关东平叛；如果是匪盗，相对薄弱的地方守军去应对就可以了。恐怕胡亥和赵高最畏惧的就是让驻守在北境的三十万秦军主力有回到秦朝腹地的理由。因为冤杀这支部队的统帅蒙恬和监军公子扶苏，还没到半年，军心不向他。
王家只有年轻的孙辈王离，作为统军副将，在蒙恬之后接管了这支军队。但王离能不能、肯不肯压住这支部队对二世的愤恨，也是另说。毕竟，王离虽然为图自保，没有挺身而出为扶苏与蒙恬仗义执言，但看着蒙恬作为军功世家和一代名将，就这样被迫害而死，王离同为世家出身，同为秦朝军人，与蒙恬共事多年，岂会不心生怜悯，岂会不兔死狐悲？王离和二世、赵高又能有多亲近呢？
胡亥和赵高不愿意承认陈胜起义是大规模反叛的动机，在于他俩心虚，畏惧这支不向着自己的秦军主力回到腹地。但这是贻误战机啊！胡亥和赵高做了很多这种不知轻重、不顾后果的混账事。
掌管南越五十万军队的任嚣死于秦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他临死前教自己的副将赵佗闭关自立，不管中原的纷争，建立了南越国。嬴政从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开始大规模向岭南移民，实际上是鼓励岭南秦军和谪戍秦民落户安家。岭南纵然有地方保护主义的思想存在，但几十万大军连一点都不派回中原勤王，可见胡亥要么是调不动这支部队，要么是根本就不想调。至少胡亥已经错过了叛乱早期，秦廷还有足够实力撬动岭南秦军勤王的机会。当任嚣与赵佗决定自立的时候，胡亥屠戮宗室、迫害大臣的暴君恶名早就传开了。如果不是胡亥，而是秦始皇或者扶苏遭遇关东反叛，应该真的会是另一种局面。若蒙恬率北方二十万秦军与任嚣率南方十几万秦军，加上从关中出击的禁军甚至是刑徒军，三面合围关东叛军，秦朝的局面会完全不同。
不过，即使胡亥很昏聩，我们也不能脱离时境去理解他。比如面对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平民起义，他不愿意相信平民可以组建政权，只认为那是小股寇匪。一方面，他的政治敏感度确实很低且性格暴躁，另一方面，在胡亥之前有文字可溯的一千多年历史里，确实没有一个君王遇到过所谓平民组建的政权或军队，确有其历史局限性。
胡亥要当鸵鸟，不愿意面对必须召回正规军的现实，骗自己说关东的匪患靠战斗力较差的地方守军就可以压下。他连情报人员都杀，大抵是他畏惧军吏集团。尤其是蒙恬一手带出来的三十万精锐与扶苏更亲近，对他怀有仇恨。
最终，召回精锐迅速平叛的战机被贻误了，战略窗口期过去了。陈胜、吴广起义由于是在中部先行燎原，一旦坐大则阻断东西联系，中东部就都大面积失控了。项梁、景驹、刘邦等东部势力都是跟在陈胜屁股后边一路收割。关东的诸侯和军阀，纷纷借机复辟封建制度。王离率领的秦军主力首次明确出现在二世时期的史料中，已经是章邯出关围攻赵国前后了。
在赵高给胡亥的权力制衡设计里，借扳倒扶苏和蒙家这个事件，李家和冯家的利益会得到巩固，王家第三代的王离又顺势接掌了秦军主力，也是受益方。要不是胡亥后期执政一团糟，失了天下，这个计谋能做到拉拢三派打一派，从胡亥立场上讲，赵高算是一个称职的谋士。
但很可惜，赵高工于谋身，拙于谋务。也许，能够屈身逢迎、放低姿态，说明赵高的器量不一定狭小，但若论他的格局，实在只是砸锅取餐、竭泽而渔的水平。他与他教出来的徒弟胡亥，对权力的认知相似，都认为只要被称作皇帝，就可以生杀予夺，靠杀人与恐吓就可以解决他人不服的问题。比如沙丘之谋，蒙家兄弟后来已经是乞降的姿态，胡亥“即欲释蒙恬”，也有放过他们的意思，但赵高“恐蒙氏复贵而用事，怨之”，“日夜毁恶蒙氏，求其罪过，举劾之”（《史纪·蒙恬列传》），仍然坚持把蒙家往死里逼，这导致三十万秦军与胡亥的关系变得异常尴尬。整个军功世家所代表的军吏集团也都兔死狐悲，对胡亥无法完全信任。
赵高只是借皇权狐假虎威，一时得意。其实他指鹿为马时，秦廷已近风雨飘摇了。他对胡亥的性格把握得太准，将胡亥哄到深宫之中，并将权力托管给他运作。
赵高很会算计，但心里却没有天下，没有大的格局，甚至没有基本的忠心和人情味。他可以看懂外在的利益格局与人心立场，却不明白权力表象背后实际的支撑力量是什么。比如，他教唆胡亥斩草除根，杀绝兄弟姐妹，这么做虽然可以断绝皇位威胁，断绝分封口实，但是权力信誉已经先于权力本身垮塌。他与胡亥一样，就是不明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
昏聩的胡亥，就更谈不上知人，也谈不上自知，总是一味地听信赵高。他的父亲秦始皇是一个工作狂，没有多少时间陪伴他成长。他的名字叫胡亥，母亲很可能只是一个被胡人部落进献给秦王的地位卑贱的胡人女子。胡亥如果小时候是被胡人母亲带大，或许他的长相与华夏族人也多少有别，他的生活习惯受胡风影响，可能也与其他兄弟不同。或许他会受到其他兄姊的歧视。
而秦始皇一生孤苦，极少感受到亲情的温暖。胡亥又是能说出废兄矫诏不义不孝这般漂亮话的幼子，有胡人血统的他，可能也如多数混血儿一样相貌出众可爱。缺乏管教，加上秦始皇对幼子的宠溺，从心理角度看，胡亥实在是有性格上的缺陷。
胡亥身边没有外戚辅佐。除了赵高，也没有人会真心教导他。母亲去世后，只剩下他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孤身处在波谲云诡的深宫之中。只有自己的老师、宦官赵高既关照他的生活起居，又教他读书学习，与他亲近，并对他寄予厚望，替他筹谋计划。胡亥对赵高的信任和依赖是显而易见的，甚至他被赵高派人逼迫自杀前也只是想再见赵高一面，希望与赵高面谈，竟没有表现出对赵高背叛自己的怨恨。他对赵高的信任几乎是出自本能的。
但赵高不一样，他太了解胡亥乖戾的性格。他经常会“恐二世怒，诛及其身”（《史记·秦始皇本纪》），因此他借胡亥的昏聩不明，谋划指鹿为马，掌控朝堂以为自己留下后路。最后，赵高却与刘邦集团私下谈判，准备拿胡亥当替死鬼，以保住自己的性命和利益。从某种程度上说，赵高杀胡亥，也是最后无奈的推责与自保之举。
也许赵高对胡亥是有感情的，毕竟胡亥是他一手调教出来的徒弟，对他也算是有知遇之恩。但利益攸关，性命攸关，赵高可不敢像胡亥一样昏头，把身家都压到胡亥身上。对赵高而言，不得已时可以把胡亥推出去牺牲掉。赵高，终归只是一个自私的老师。但胡亥是自童年起就只有赵高陪伴，他对赵高，相比赵高对他，情感与信任上更无所保留。
李斯并未主动选择胡亥，沙丘之谋这个局是赵高主动穿针引线，最终得以攒成。没有赵高，就没有胡亥这个秦二世。虽然胡亥信任他，但他却根本不会治理天下，带着笨徒弟胡亥在作死的道路上狂奔。如果扶苏继位，他们大概率能善终。可他们非要去夺，夺这个他们根本驾驭不了的器柄。或许胡亥也郁闷，他这个皇帝，做得怎么就和父皇那种感觉完全不一样呢？
始皇猝亡的时间点，是关东铺垫已久的反攻倒算全面爆发之际。
秦始皇未竟的改革，终于彻底熄火了。李斯，作为替秦始皇守护这改革遗产的同路之人、忠诚的路线执行人、设计人，在激烈的路线之争中几次挺起集权制度，秦始皇在制度革命战线上的并肩战友，最终含冤入狱，被秦二世和赵高腰斩于市。秦朝的最后希望，被赵高埋葬了。
暴力统治将输给暴力反抗。秦汉之交的灭秦战争与楚汉战争，最终以家家有冤魂、父子暴尸于道以及远超秦始皇统一战争的惨烈终结了贯穿秦朝的路线之争。当朝堂之争最终尘埃落定时，秦始皇与李斯都没想到，结局竟是这个朝堂必须倒下。
赵高、胡亥、李斯并不明白，高高在上的权力不仅是由实体的行政体系构架而成，更是被一种无形的信誉网络所托举。一旦不顾公德人心，严重透支权力的信用，结局只会是从高处坠落，粉身碎骨！从这个角度上讲，秦与胡亥的命运，倒是给中华民族后来的发展提供了深刻的案例教训，给后人展示了再强大的王朝也有迅速崩溃的可能隐患，鞭策了汉朝贤君政治的产生。
德不配位，必有灾殃。上天和李斯、胡亥、赵高三个人都开了个玩笑。仅仅三年，李斯苦心呵护的事业和制度，赵高醉心玩弄的阴谋和权力，胡亥一心追求的躲在皇宫深处的及时行乐，都不过是自欺欺人的水月镜花，瞬间烟消云散。一同失去的，还有他们本不该戛然而止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