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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丞相，李斯还有一个身份，就是秦始皇的亲家。李斯的儿子都娶了秦始皇的女儿，李斯的女儿也都嫁给了秦始皇的儿子。他的女婿中不确定是否有扶苏。李斯就算与扶苏不是翁婿，不怎么亲善，但并未见记载他们之间有政怨私仇。做人和思想都敦厚的扶苏上位后，即使不重用李斯，也不至于非要对李斯下杀手。
李斯代表的法家和他个人的立场，都是与秦始皇本人高度一致的绝对集权制度立场。李斯本就是两次路线之争中的集权路线设计者，以及秦始皇晚年法家高压路线的策划者。这样一个身居高位的人，岂能不知一朝天子一朝臣的道理？
对于李斯这样一个亲自为集权制度进行系统设计和操作掌舵的大一统王朝制度设计师、改革执行者，他看待秦制改革之事业，已经不是在贪恋身家和地位的层面了。面对黔首未集的巨大全局压力，那个摇摇欲坠、不被理解的新生制度，如同他培育和呵护却随时会夭折的孩子。他的伯乐和坚定靠山——秦始皇，已经死了。这世上能真正理解和保护这场秦始皇未竟改革的，似乎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他所图的恐怕不是自己的权位和富贵，而是和秦始皇一样，一切都是为大秦王朝的制度遗产能够留存。
胡亥此时只有二十岁，按秦的惯例，尚未及冠，他应该还未娶亲。即使李斯不扶持几个作为女婿的皇子，他与胡亥也无深交，为什么李斯要与赵高合作，选择冒险帮助秦始皇这个最小的儿子呢？真的是李斯一时糊涂、贪恋权位？
或许有一个最关键的原因——李斯的志向。胡亥、赵高、李斯三人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就是信奉法家。
秦始皇曾听闻赵高通于狱法，于是派赵高做胡亥的老师，教胡亥写字和狱律令法事，喻之决狱。二世继位后，仍用赵高申法令，并且大肆更改法律。尽管赵高最终大搞政治迫害，践踏了秦朝依法治国之精神，但赵高的法家取向应该是明确的。这是他能拉上李斯坐一条船，能说服李斯的前提。
《史记·李斯列传》记载，赵高在游说李斯拥立胡亥时，评价公子扶苏“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而非典型的小人进谗言那样贬低扶苏。这说明，赵高虽然是一个自私的人，却并非看不明白人和事，他并不糊涂。他会观察人事格局，揣度人心，了解别人的立场、观点和需求。秦始皇对赵高的评价是“敦于事”（《史记·蒙恬列传》）。能够成为秦始皇的近臣，赵高察言观色、掌握形势、揣度他人心思的能力不会不强。
如果赵高不懂扶苏的为人，贬低公子扶苏，同样作为明白人的李斯，恐怕不会轻信赵高的话。赵高给李斯进的不是谗言，而是极为诚恳的真言。他知道李斯的人事斗争处境和路线博弈处境，知道李斯与扶苏并没有个人恩怨，主要是路线之争，因此他才会向李斯讲出肯定扶苏的话。
虽然赵高赞美扶苏的能力，却强调公子扶苏一定不会采用李斯的法家路线，并对李斯说：“高固内官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笔之文进入秦宫……高受诏教习胡亥，使学以法事数年矣，未尝见过失。”这是向李斯表态说，自己和自己教出来的皇子胡亥，都是法家路线的坚定支持者，请李斯放心。这才是最打动李斯的说法。这是向李斯表明，他们绝对是丞相李斯的法家路线拥护者。李斯支持胡亥，是一场交易，是以保护秦始皇晚年政治路线为目的的。
如果仔细剖析赵高对胡亥、李斯的游说内容，可以发现赵高对胡亥的幼稚和缺乏主见，对李斯的事业立场和犹豫心理，对扶苏的人格以及李斯眼中的扶苏，都总结得恰到好处。赵高虽行小人之事，但却是懂君子逻辑的。
赵高能够理解每个人在不同立场倾向下的复杂性。他出身卑贱，饱尝世态炎凉，能够察觉人性的善恶交织。赵高评价扶苏“信人而奋士”，说明他很了解扶苏是一个优秀且有人格感召力的领导者。赵高能够共情到一个有人格感召力的优秀领导者，应该是什么样的性格和价值观。拥有这种移情能力，对一个小人而言，是非常不容易的。这需要观察者本人不偏执，能够深入别人的内心世界。但赵高太自私，又只能与胡亥绑定到一起。他太了解他这个学生的昏聩性格，却也明白自己只能扶持胡亥以获得权力，做迎合胡亥的小人才可以分得胡亥的权力。
赵高懂扶苏，没有偏见。李斯也懂扶苏，没有偏见。赵高也懂李斯，当然也懂胡亥，懂秦始皇。但赵高知道，自己的立场与扶苏甚至与后来李斯的立场都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他是一个追逐利益、不惜耍手段害人的阴谋家。而且在胡亥这样一个性格乖戾、昏聩不明的君主手下做事，他只能选择在小人的路上越走越远，以图自保。
胡亥上台后，申法令，巡郡县，以示强。对秦始皇晚年的高压政策，如发动几大工程加重戍边徭役，他不仅不纠正与缓和，反而火上浇油，变本加厉。
胡亥是秦始皇晚年政治路线明确的拥护者和执行者。而这种政治倾向可能早在秦始皇生前就已经显露，所以秦始皇在最后一次巡游中才会带着胡亥，着重观察和考验他。这大概也是李斯不惜政治冒险，扶植这个自己根本不了解的“毒蛇”上位之原因。李斯看到胡亥是法家倾向，是支持秦始皇晚年高压政策的。或许秦始皇在最后一次巡游、亲眼看见关东情势之后，已经想要有所改变，因此没有选择胡亥。但李斯无疑认为胡亥才是能继续支持秦朝施行法家高压路线的皇帝。
那么，秦二世胡亥对那个始终处于激烈路线博弈状态下的核心政治命题——分封与集权，到底是什么态度呢？显然，是后者。
《史记·卫康叔世家》记载：“二世废君角为庶人，卫绝祀。”秦始皇吞并天下，废分封，行郡县，大国皆绝嗣，唯独留下了只有弹丸领地的卫国国君。虽然具体的理由我们不得而知，但从政治昭示意义上讲，无论出于何种考虑，总之是刻意留下了这个国家。卫国是仅剩的被秦朝承认合法性的封建诸侯国。这就给秦朝的制度空间保留了余地，刻意留下一道缝隙和口子：封建制度没有完全被终结。如果时机到了，国家需要，依然可以再启封建，扩大封建。
卫国存在与否，意义重大。虽然是唯一且很小的诸侯国，但这是分封制的有与无的界限，意味着封建依然还局部存留，合法性依然还在，可以被讨论。集权王朝还有局部分封，同时存在两种制度。这应当是秦始皇给关东期待封建的势力，留的一个充满遐想与期盼的旗帜或者说幌子。
可是秦二世一上台，就无理由地无利益动机地将这仅有的存苗一把铲除，有何政治意义？可视为坚决抵制分封，重申拥护集权的政策意志。
这是李斯、胡亥、赵高三人的共同立场、共同路线。当还在观望新君的政策路线是否会改变的关东旧地主与黔首得知，这最后一个封建旗帜被还能活几十年的青年皇帝给一刀砍断的时候，恐怕就不再对胡亥以及秦朝有任何期待了。但胡亥要砍倒的封建旗帜，又何止这一杆？
胡亥一上台，还制造了另一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暴绝中华历史的惨案，就是杀光兄弟姐妹。
1976年10月，在秦始皇陵东侧的焦村发现一处陪葬古墓群，有十七座古墓，陪葬等级很高。在已发掘的古墓中，墓主的遗骸散乱各处，身首异处。因此，学者怀疑是公子和公主被杀后作为陪葬而埋在此地的。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胡亥对赵高说：“大臣不服，官吏尚强，及诸公子必与我争，为之奈何？”胡亥说他害怕秦始皇的诸皇子都会“与我争”。他真的是因为忌惮兄弟们夺位才这么做的吗？这只是一层原因。这样一件暴绝整部中华史的宗室惨案，仅仅由新继位的皇帝和一个近臣赵高商量完就给做了，而且竟然没起太大波澜，也颇有些奇怪。皇子们与朝堂势力盘根错节，有多个皇子都是丞相李斯的女婿。李斯代表的朝臣为什么也没有动静呢？胡亥不是说此时“官吏尚强”吗？
秦始皇诸公子虽然没有封爵，但毕竟是皇子，并非没有政治能量。李斯在沙丘之变后，秘不发丧的重点提防对象就是诸公子。赵高说：“夫沙丘之谋，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诸公子尽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属意怏怏皆不服，恐为变。”（《史记·李斯列传》）
事实上，胡亥面临的压力来自两方，一方是诸公子，一方是大臣。胡亥判断“诸公子必与我争”，实际上是决定先对诸公子动手。胡亥说到的这个争，或是争皇位。毕竟皇兄们的老丈人李斯还在相位上。按理说，胡亥羽翼未丰时，最应该保护这些皇子的就是掌握相权的李斯。胡亥杀这些皇子时，最可能出手反制的也应该是李斯。这样李斯的后路更多。但李斯就是没动静，一点都没。
一般认为，诸公子和大臣是各自与胡亥争权。但是，结合此前对政治路线之争的分析，就会发现这次整部中华历史上仅有的惨案，也许不仅仅是新君的个人意志就能完成的。这背后恐有整个顶层官僚系统的助推。大臣对胡亥的施压，可能恰恰是让胡亥打击诸公子。
赵高在沙丘之谋说服李斯时提到：“皇帝二十余子，皆君之所知。”始皇有二十多个儿子。胡亥才刚刚继位，就有十二个公子在咸阳被公开处决，六个公子在杜邑被杀害，三个公子在皇宫内自杀，十个公主在杜县被车裂。加上此前已经被逼自尽的长公子扶苏，秦始皇应有皇子二十三人，胡亥以莫须有的罪名无端杀害了其他的二十二人。而且他连姐妹都不放过，将十个公主以车裂酷刑处死。
历代的宫廷斗争固然残忍，但这么简单粗暴、无来由地将自己的兄弟姊妹一把灭绝的，可谓暴绝古今中外，骇人听闻。从赵高后来挑选秦王，只从旁支或秦始皇孙辈中挑出一个年长的子婴来看，秦始皇的其他亲生子女应是都被杀光了。秦始皇如果泉下有知，估计要拍烂棺材板，后悔没在巡游的路上先掐死这个逆子。
胡亥为什么要做这么绝，难道一个与他感情比较好的兄弟姊妹都没有吗？诸公子“必与我争”，不仅是争皇位，也不排除争地盘，即诸公子会助推分封制，公子们想做诸侯王。这是李斯代表的法家大臣不愿意看到的。因此，以李斯为首的朝堂重臣，才会袖手旁观，眼睁睁地看着胡亥行此暴虐之事。
当秦始皇的子女被初登基的胡亥以迅雷之势全部杀光的时候，《史记·秦始皇本纪》里用到两个“振恐”：“宗室振恐。群臣谏者以为诽谤，大吏持禄取容，黔首振恐。”
宗室振恐可以理解，因为整部中国历史只有胡亥做下这样惨绝人寰的宗室惨案。刚一登基就无差别、无理由地杀死30多个兄弟姐妹，包括没有皇位竞争关系的姐妹。立朝皇帝的亲生儿子尚且是此等无力抵抗之悲惨命运，宗室怎么可能不恐惧？
那么黔首振恐，是为什么呢？毕竟是高层的权力斗争，平民就算震惊，也不一定会恐惧。史书上说“大吏持禄取容”，是平民听闻这群中央集权郡县制下的大官僚们对此皇室惨案不闻不问，所以振恐。其实就是在说，平民对这种职业官僚和集权制度更加厌恶了。除了他们配合了胡亥惨无人道的行为，更重要的是，黔首期盼的秦朝皇子分封版的秦封建方案，在扶苏和一众兄弟死后，再无一丝可能性。期盼分封的百姓被断了念想，彻底绝望了。
如果结合分封派与复辟势力在关东黔首阶层长期的舆论造势去看，黔首长期以来对始皇帝诸公子能够被封为关东诸侯有巨大的期盼，期待给本地人一个诸侯或大夫，结束那种被遥远的朝廷中央无度驱使的苦日子。否则在那个穷人连写字的竹简都用不起的大文盲时代，民众无法顺畅地表达自身诉求。
当得知秦始皇的儿子全部遇害，无一人幸存时，这种长期的舆论期待瞬间破灭。因诸公子之死，期待的分封制度几乎被釜底抽薪，可能性成为零。黔首的振恐以及失望，这样理解是不是就变得自然了？
胡亥自以为这么做，是断了分封派的念想，但其实是把拥护分封的一派彻底推向了秦朝的对立面。结合关东的舆情形势，既然秦朝版的分封已经不可能实现，那么“黔首”就被动集中到重回战国割据式封建的舆论浪潮中。当时的百姓不是一开始都想推翻秦朝的，从陈胜起义打着秦长公子扶苏的名义就能看出，有很多百姓是既拥护秦朝又希望秦朝能够分封的。但胡亥的所做所为却让关东从“要秦朝分封”彻底转为“不要秦朝，要分封”的舆论之势。在这种舆论之下，秦朝的执政合法性、社会基础就崩溃了。
当一个王朝、一个帝王，成了人人得而诛之的过街老鼠，谁推翻它、毁灭它、背叛它，不仅不用背负不忠的骂名，还能直接获得为民请命的贤名、被万众拥戴，那么这个王朝或帝王，就必然在破窗效应下，成了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的天然靶心，无论谁都可以上去踩一脚。秦朝在天下舆论间的合法性垮台，“战国”就又重新上演了，伴随的是生灵涂炭。
此案发生的同时，赵高还杀了一批“郡县守尉有罪者”，其实也是对前朝老臣李斯所代表的法家职业官僚集团动了刀。李斯是集权制度的设计者、最大的法吏集团代表以及郡县制下职业官僚群体的代言人。一旦启动分封，诸侯国将会形成与中央平行关系的独立地方官僚系统，这会让大量李斯的法家门徒失权失位。李斯这才对多个皇子女婿和公主儿媳被杀，不闻不问，这正是为了他坚持的路线。他天真地以为诸公子死绝了，分封制就不可能复辟了。但赵高和胡亥本身也在针对和牵连他们这些大臣。赵高给胡亥制定的方向是“案郡县守尉有罪者诛之”，“尽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亲信者近之”（《史记·李斯列传》），同时借机清除李斯的羽翼。李斯却仍抱着侥幸心理，以为这只是一般的案件牵连。
李斯没有任何动静，是忍痛杀亲，壮士断腕。他也希望对越发激烈的分封制诉求进行釜底抽薪，保证他的制度理想能够长存。他明白，他选择的不只是胡亥，更是自己的路线。所以，以他为首的高层官僚对这样骇人听闻的行径集体沉默，甚至是默许。
昔日以王绾为代表的旧秦国官僚以及山东各派士人，都认同分封制的天然合法性。以王绾与淳于越为代表的先后两次就分封路线发难，是以始皇诸子为分封操作对象。这个时候，李斯代表的法家官僚集权路线，要对抗的是整个天下人心。路线之争在拥有足够权威的秦始皇死后不仅没能停止，反而更为激烈。李斯可能也是不知道该怎么应对了，才会对二世这种绝无仅有的非法昏招不闻不问。只不过李斯没想到，胡亥虽然没有改变制度和路线，却把基本的政治操守和法律底线践踏得支离破碎。而且，胡亥更像是个政治低能儿，将朝政大权交给此人，无论分封还是不分封，秦亡都是必然。
如果扶苏继位，秦朝或许会打开分封的闸口，提前进入汉初那样的郡国模式。而胡亥虽然十分昏聩，却不折不扣地执行了秦始皇晚年的法家高压路线，不仅全部继承，甚至变本加厉。
李斯以为胡亥继位，杀光诸公子，就能避免分封。但画虎不成反类犬，严重缺乏权变能力的胡亥模仿秦始皇完全失败，不仅糟蹋了秦朝文治转型的机会，还大跨步地将秦彻底推向深渊。
胡亥残杀所有兄弟姐妹后，仅三个月，大泽乡起义的燎原之火便熊熊燃烧。而那杆高高举起的复仇大旗，不仅浸染着关东黔首的民心血泪，也召唤着扶苏萦绕不去的亡灵，以及悲彻华夏大地的皇室血脉惨案中三十余条冤魂的哀呼……
这些亡灵看着弟弟作孽时，一定在焦急地祷告苍天：“谁来救救这大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