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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始皇临死时，到底是想要选择扶苏为继承人还是选择胡亥为继承人？现在的说法有两种，一种是以传世文献《史记》为代表的扶苏说；一种是以出土文献《赵正书》为代表的胡亥说。秦国君主是嬴氏赵姓，所以秦王政也称赵政。
当然，并不是说出土的文献就比传世文献更准确。因为出土汉简《赵正书》更像是无名氏借古劝今、托史言道的寓言故事。连书名都是随手所起，秦始皇甚至都不是主角。
按《赵正书》的说法：秦始皇巡游到了柏人开始发病，然后又紧急向太行八陉的井陉而去，最终死在白泉。秦始皇临死前，由丞相李斯和御史大夫冯去疾当面奏请，在白泉亲自立胡亥为“代后”，秦始皇说：“可。”即临终命胡亥为接班人。
按《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李斯列传》《史记·蒙恬列传》的说法：秦始皇从海边巡游到平原津时突然生病，然后命随行的近臣、蒙恬的弟弟蒙毅返回海边，祈祷山川以消病去灾。蒙毅还没回来，秦始皇的病情日益加重，于是就给远在上郡的公子扶苏写下盖有御玺的遗诏，让扶苏身边的蒙恬领兵，扶苏回咸阳主持丧事，为他下葬。遗诏封好，掌管印玺的中车府令赵高却没有交给使者发出。然后，秦始皇在沙丘这个地方去世。跟随车驾的丞相李斯担心皇帝在外地去世，导致众皇子和天下生出变故，就封锁了皇帝驾崩的消息，假装皇帝还活着。秦始皇去世的事情只有公子胡亥、赵高和五六个亲近的宦者知道。
赵高是这次随行出游的始皇幼子胡亥的老师。赵高先去劝胡亥，说皇帝遗诏只说让扶苏回咸阳主持局面，扶苏回到咸阳就会登基为帝，而胡亥将没有尺寸之封地。胡亥还比较天真，说知子莫若父，既然父皇临终没有下命令分封诸子，也没什么可说的。胡亥甚至说废兄长是不义，不尊父命是不孝，依靠别人推上皇位是无能。胡亥想要推辞，却最终被赵高所说服。这里可以看出，秦始皇宠爱胡亥不是没有原因的。胡亥属于照葫芦画瓢，虽然根本做不到却能讲出漂亮话的少年公子。倒也符合二十岁这个已经成年、看似知晓很多道理却心智尚未成熟的年龄段特征。从赵高劝说胡亥的说辞中可以看出，胡亥篡位，本身就是不分封诸子为诸侯王导致的皇子狗急跳墙。这就是制度路线之结果。
然后，赵高又前去说服李斯同意诈立胡亥为帝。于是，公子胡亥、胡亥的老师赵高与丞相李斯达成合作，毁掉始皇给公子扶苏的诏书，谎称丞相李斯在沙丘接受始皇遗诏，立儿子胡亥为太子。他们又另写假诏书给公子扶苏和扶苏身边的蒙恬，诬陷他们二人有罪，命令他们自杀。皇帝的车驾继续前行，最终从井陉来到九原。当时正值暑天，秦始皇的辒辌车散发出尸臭，李斯命令随行官员每车载一石咸鱼，用来混淆秦始皇尸体的气味。
接到伪诏后，蒙恬怀疑诏书有假，拒绝自尽，对扶苏说诏书有异样。但扶苏不听，直接自杀，蒙恬则被转移关押到阳周。之后，蒙毅回到皇帝车驾前，也被李斯与赵高下令囚禁在代郡。最后，胡亥从九原经秦直道迅速回到咸阳继承帝位，他原本认为扶苏已死，想放过蒙氏兄弟。但在赵高的不停劝说下，最终杀死了蒙氏兄弟。
我们再捋一下《史记》中这个事件的时间线。
首先，秦始皇是在巡游途中，到平原津时开始发病，最终病逝于远离咸阳的沙丘。隐瞒死讯，秘不发丧，是李斯作为丞相“恐诸公子及天下有变”，为大局考虑做出的决策。
同时间，赵高截留了秦始皇临死前命扶苏回咸阳主持大局的遗诏。然后，赵高先去游说胡亥，这个时候他还没有直接去找李斯。也就是说，秦始皇虽然死了，但车驾还在行进。李赵合谋诈立胡亥，很可能不是在沙丘发生，而是在离开沙丘之后。沙丘之谋，仅仅以李斯在沙丘决定秘不发丧为时间起点，宣称皇帝在沙丘驾崩时留下遗诏。但李斯秘不发丧，与后来李赵合谋是两个独立的事件。
沙丘之谋
李赵达成合作共识，诈立胡亥为太子后，《秦始皇本纪》这里紧跟着写道：“行，遂从井陉抵九原”，接着又“行从直道至咸阳”。井陉是太行山的一段山道，白泉就在井陉古道上。可以理解为《史记》这里提到的井陉，和《赵正书》中的白泉，是同一个时间点与地理位置。
于是，李赵假借秦始皇名义赐死扶苏和蒙恬。扶苏和蒙恬当时在上郡。根据《蒙恬列传》里的时间顺序，先是扶苏自杀，然后蒙恬被囚禁在阳周，然后蒙毅被囚禁在代郡，然后车驾回到咸阳，胡亥继位为皇帝，继位后杀蒙氏兄弟。
蒙毅回到御驾前，旋即被捕，被囚禁到代郡。根据车驾路线，雁门郡与代郡有驰道相连，将蒙毅关押到东边的代郡，应当是发生在距离雁门郡不远处。因为雁门郡还是距离扶苏和蒙恬大军所在的上郡太近，让可能已经知情的蒙毅远离上郡更加保险。扶苏自杀和蒙恬被关押的消息传回到胡亥、李斯、赵高这里，应是在蒙毅回来之后。那么，《史记》中沙丘之谋总体的时间线大致如下：
（1）秦始皇在平原津发病，命蒙毅原路转回去祷告山川。
（2）秦始皇在沙丘写下遗诏，让扶苏回咸阳主持局面，并死在沙丘。
（3）从秦始皇在沙丘死亡那一刻起，李斯决定隐瞒死讯，要求车驾继续行进。
（4）应该已经离开沙丘，赵高与胡亥谈妥，又代表胡亥去与李斯谈判。
（5）应该已经离开沙丘，很可能就在井陉，接近白泉的地方，李斯同意合作，拥立胡亥为太子。假借秦始皇名义赐死扶苏。
（6）不久后，蒙毅回到御驾前被抓，被囚禁到远离上郡的代郡。
（7）李斯、赵高、胡亥假借秦始皇活着，从井陉一路到雁门附近，扶苏自杀的消息传回。
（8）李斯、赵高、胡亥假借秦始皇活着，从雁门又到九原，从九原又一路经直道回到咸阳。胡亥继位，正式发丧，杀蒙氏兄弟。
《史记》在这里其实记载了两种说法。一是《史记》本身采信并直接记叙的胡亥诈立事件。这种说法对秦始皇临终安排的记录是：
秦始皇在平原津生病，在沙丘死亡，死前留遗诏立扶苏为继承人。
但《史记》也记载了胡亥自己对始皇遗命的解释说辞：“而更诈为丞相斯受始皇遗诏沙丘，立子胡亥为太子。”这个记录只是将继承人由扶苏改成了胡亥。
秦始皇在平原津生病，在沙丘死亡，死前留遗诏立胡亥为继承人。
胡亥回到咸阳称帝后，为秦始皇发丧时，二世朝廷官方宣称秦始皇死在沙丘。《赵正书》与《史记》所记载的死亡地点不同：
秦始皇在柏人得病，在白泉（井陉）立胡亥为太子，然后死亡。
《赵正书》中明确提到秦始皇到了白泉病重时，临死前立胡亥为太子。《史记》中说在胡亥奉遗诏成为太子之后，“行，遂从井陉……”白泉就在井陉。可以理解为两则史料都在说，胡亥是在井陉的白泉这个地方被立为太子。但区别是，《赵正书》说秦始皇到井陉的白泉还活着，亲自立太子。《史记》说秦始皇在沙丘就已经死了，但胡亥到了井陉的白泉才得到遗诏。从沙丘到井陉的路程，恰好应该是李斯决定秘不发丧、继续行进时，从被赵高游说到接受与赵高合谋所走过的时空距离。
总结下来就是，《赵正书》认为秦始皇活着到达井陉时，亲自立胡亥为太子。《史记》认为秦始皇已经死了一段时间，胡亥依靠秦始皇在沙丘临死时的遗诏才成为太子。
湖南益阳兔子山遗址出土的一枚《秦二世元年文告》简牍记载：“天下失始皇帝，皆遽恐悲哀甚。朕奉遗诏，今宗庙事及著以明至治大功德者具矣，律令当除定者毕矣……”这个文物是二世的官方文诰，所以不能指望二世自己公开宣称自己是矫诏诈立。《秦记》作为秦廷的官方档案，肯定也不能按照篡位记录。但这个考古出土中“朕奉遗诏”四个字，恰恰印证了《史记》中胡亥自称是靠遗诏继位的记载。因为《赵正书》说的是秦始皇当场册立，是奉命为太子，而不只是奉诏为太子。
《赵正书》与《史记》，还有一处巨大的不同就是《赵正书》结尾所说：“立高，使行丞相、御史之事。未能终其年，而果杀胡亥。将军章邯入夷其国，杀高。”
按《赵正书》的说法，赵高杀了二世，而秦将章邯攻入咸阳，杀了赵高，灭了秦国。不是刘邦灭亡秦国，而是章邯，这同时推翻了《史记》《汉书》的说法，等于是推翻了汉朝官方关于汉朝建立这段历史的官方说法。
如果秦国是章邯灭的，那么刘邦人生至为关键的从侯臣跃位到君王，成为封建君主的合法性来源——灭秦，先入关中者王，就都被推翻了。同时被章邯灭秦所否定的，还有项羽入关中、烧毁咸阳、戏水分封并成为霸王的合法性。这种说法几乎动摇了楚汉之争的起因，让人无法信服，甚至令人怀疑这篇无名氏所著的寓言故事，是否为章邯后来被封为雍王时期的雍国史官为给章邯表功才刻意而作。
不过总体来看，其实《赵正书》与《史记》在秦始皇之死这里，除了秦始皇死亡地点是沙丘还是白泉以外，并没有根本性的冲突。
《赵正书》记载的基本上就是秦二世的官方说法。《史记》既记载了秦二世的官方说法，又表明该书不采信二世官方说法，并直叙了二世的诈立过程。
《史记》中，秦始皇的车驾路线是：从临淄到平原津渡黄河时，秦始皇生病，又在平原驰道上走了二百里，就驾崩在沙丘。如果秦始皇在沙丘就已经病重，但还能坚持住，根据秦驰道走向，平原津回咸阳，必须先到巨鹿的驰道“丁”字路口转邯郸。最快的路，是从邯郸穿上党到河东，渡河回咸阳。但这一路要穿太行山、太岳山，较为颠簸。再就是走河内，经三川，入函谷关道回咸阳，这条路显然是最平坦且迅捷的。
邯郸城是当时的大都会，故赵国的都城，宫室设施、物资条件和医疗资源应该是非常充足的。如果难以坚持赶路，那么在邯郸养病应该是上选之策。
根据《史记》中沙丘之谋的说法，秦始皇从平原津到沙丘，就是去邯郸的路线。显然秦始皇此时是想要赶到邯郸，然后选择河东郡或三川郡回咸阳，只是没能熬到邯郸就驾崩了。也不知道他原本是选择在邯郸休养，还是经邯郸回咸阳。
但如果根据《赵正书》中柏人得病说，这个路线就很奇怪了。柏人在邯郸与沙丘的北边，在柏人得病，不向南去邯郸，却向北到恒山，进井陉，背离回咸阳的方向。这一路是太行天险，纵然开有驰道，也是十分险峻和颠簸，对病重的秦始皇无异于催命之路。但据其记载，秦始皇一直到白泉都神志清晰，却一直为自己病重将亡而悲哀哭泣。难道秦始皇已经病重，却还要坚持北巡边疆才肯回咸阳？从行进路线上看，《赵正书》的记载可疑。
根据《史记》，秦始皇死在沙丘。那么这条沙丘之后向北的路线，其实是李斯秘不发丧后所选的行程。他的目的也很明了，就是在耗时间，争取足够的时间来落实伪诏的内容，即以秦始皇的名义逼杀扶苏、蒙恬、蒙毅。如果过早回到咸阳，就会向咸阳方面的高官暴露秦始皇已死的事实，同时失去以秦始皇车驾发号施令的优势。
而且，如果李斯马不停蹄，很快就赶回咸阳，正式发丧，拥立胡亥。而统领秦军主力的扶苏与蒙恬此时却没有自尽，没有被捕，那么局势会成什么样？军权与相权直接爆发全面冲突。扶苏与蒙恬所领导的三十万北伐精锐主力，将与咸阳的禁军形成对峙。以扶苏的民望和军望，胡亥可以说没有赢面。但只要耗着，还是“秦始皇”在满天下地游走，就会给扶苏、蒙恬以及天下人制造一种秦始皇还活着的假象。扶苏和蒙恬若要对抗诏书，对抗的就是始皇帝本人的权威。李斯这是在赌博，但也只有这种拖延时间的赌法才有利于李斯和胡亥。事实上，胡亥也是在听闻扶苏自尽、蒙恬被抓，大局抵定后，才飞奔回咸阳。
再退一步说，如果秦始皇病重了还要北巡，又图什么？蒙恬、扶苏二人关系很好，驻扎在上郡，而上郡到九原则遍布蒙恬掌控的军队。秦始皇决定立胡亥为储君，赐死扶苏与蒙恬，却又飞奔着往北疆，奔蒙恬经营了十几年的势力范围而去。蒙恬自己就说了：“今臣将兵三十余万，身虽囚系，其势足以倍畔。”他亲口说自己即使是囚徒，要想叛乱都可以成势。秦始皇纵然威望很高，但就可以打包票无端获死罪的蒙恬一定不会反？起码是有反叛风险的。这是冒着兵变风险的赌博，但秦始皇为什么要赌呢？秦始皇没有必要赌，也没有理由赌。他此时已经死了。
只有李斯需要赌。他需要拿“秦始皇”三个字作为筹码，去赌能不能压住蒙恬军的阵势，能不能让蒙恬相信这么一份无厘头的诏书。毕竟当时除了御驾车队，没人知道秦始皇已经死了。无论李斯去不去北疆，最后都要与扶苏、蒙恬做这个最后的博弈。如果泄露秦始皇驾崩的消息，而扶苏、蒙恬的大军兵临咸阳城下，李斯、胡亥回到咸阳依然是引颈就戮，何不趁此暂时窃得皇权之时，充分利用皇权的压迫感来拖延时间？
而且，李斯借“秦始皇”逼近北军部署范围，以示“秦始皇”根本不怕谁造反。从沙丘进入井陉到太原郡之间，车驾是在逼近上郡的。扶苏和蒙恬当时看到的假象就是，“秦始皇”下令让他们自尽，而且在逼近上郡，督促他们去死，要看到他们死。可扶苏如果不死，蒙恬不就范，李斯其实不敢去上郡。到了太原郡，原本李斯走驰道可以直接通上郡，但他立刻拐弯往北，绕开了上郡。当到了雁门郡附近时，扶苏自尽、蒙恬就范的消息传回车驾，而且蒙毅也赶回来了，当场被李斯所擒。李斯确认自己胜券在握，于是决定车驾回咸阳。这时候，车驾从雁门往南回太原郡，一路要走山路。最快的路线是从雁门郡到九原郡，走当时最快的“高速公路”秦直道。
纵观李斯的路线，远离蒙恬大营上郡，也远离咸阳，还留着从当时全世界最快的秦直道作为几日奔回咸阳的后路。这个计划其实很完美，既能远离上郡和咸阳两个容易被瓮中捉鳖的地方，又能在决出生死后以最快的速度回到咸阳。
不止这样，李斯的豪赌似乎还给自己留着后路。扶苏和蒙恬以为秦始皇健健康康地活着，还把胡亥立为太子，并要杀扶苏、蒙恬为胡亥扫除障碍。二人到底是就范还是反抗的消息没有传回车驾前，“胡亥以李斯舍人为护军”。其实，胡亥这个时候是被李斯的私兵控制住的。这个部署简直绝妙。
沙丘之谋，赵高只是谋主以及掌握遗诏的人，当时没有足够的权力。胡亥又只是个傀儡。真正控制住车驾局面的是丞相李斯。他用私兵控制住胡亥，似乎也留有后路。如果扶苏、蒙恬不就范，那么李斯可以杀胡亥，除赵高，从太原或九原直接到上郡，迎立扶苏，称始皇临死前虽以遗诏传位胡亥，但李斯仍然心向扶苏，已经毁掉了遗诏。然后让扶苏相信，虽然秦始皇立的是胡亥，但李斯现在可以重新拥立扶苏。反正始皇在沙丘就死了，就像《赵正书》谎称是死在白泉而非沙丘一样，早死一会儿晚死一会儿，临死前到底是立谁，解释权都在李斯这里。把立胡亥为太子的责任推给秦始皇，一推六二五，还能得个拥立之功。即使扶苏不会继续重用李斯，怀疑他也参与拥立胡亥，但起码李斯在当下阶段是软着陆的。
蒙家兄弟是被李斯、赵高、胡亥往死里整的，因为他们是扶苏党。但丞相冯去疾与将军冯劫，从后来事实走向看，是保持了三公之权力地位的。冯家与李斯达成了默契。而卸了蒙恬的兵权后，戍北军转归王离统领，王家也得了好处。所以，冯家与王家都没有支持蒙家。按李斯的布局，其实沙丘之谋只针对扶苏和蒙家。
在沙丘知道秦始皇驾崩的，除了李斯、赵高、胡亥，还有五六个宦官。秦始皇曾因为有宫人将自己的言行泄露给李斯，就一次处死了所有有嫌疑的宫人。所以说，秦始皇身边亲近的宫人都是赵高或李斯的人，显然也不可能，但他们此时都选择与赵高和李斯合作。因为不合作，立马就会死。合作了，就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是共犯，肯定不敢声张。但不敢声张大概也是在秦朝不敢声张。秦朝就剩下三年的命，他们活过三年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汉朝的宫人不少就承自秦朝，毕竟秦汉都城咸阳与长安在当时同属一个县。
秦始皇之前生病时肯定看过随行御医，这些，随行士伍是看在眼里的。可看过御医，过了沙丘后，秦始皇就没一点动静了，连御医都不看了。如果皇帝身体安好，那这几十天里，天气很热，皇帝也不下车透透气，不活动活动腿脚，秦始皇吃喝拉撒都在马车内，甚至听不到皇帝说话的声音，随从士伍不会怀疑？如果皇帝是生病卧床不起，所以不下车，那为什么还一路往九原边疆奔？甚至不在沿途的行宫休息养病？这些都很值得怀疑。
皇帝都没动静了，然后又传出臭味儿。那些禁卫杀没杀过人不知道，但尸臭那种恶臭的味道应该是闻得出来的吧？“棺载辒辌车中”，这里有棺无椁，说明秦始皇死了，不是尸体往那一撂，而是近侍找了可能像箱子一类的东西，把秦始皇的尸体装起来了。但时间久了，尸臭就出来了。秦朝的一石，大致是现在的30多斤。于是，皇帝的御驾车队，顶级豪华的马车上挂满了30多斤咸鱼。皇帝这是什么癖好？大概蛆虫也源源不断地爬出来了吧。
到这个时候，士伍如果还不怀疑，这个智商和机警性也就不配做皇帝的近身保镖了。说那些平日里专注于钩心斗角的随行官员们没有疑心，猜不出秦始皇最可能的情形是什么，从人性心理的角度来讲，更是不可能的。唯一的解释就是沙丘之谋后，李斯已经控制了这支车队。秦始皇的真实情况在接近御驾的至少几十上百号人眼中，已经是不宣之秘。大家仅仅是不想得罪丞相，不想立刻就死而已。而且皇帝驾崩，秘不发丧，其实历代常有，属于老皇帝驾崩时的常规操作。刘邦死的时候吕后也秘不发丧。抛开沙丘之谋，丞相也是为了大局。大家心知肚明，心照不宣，不敢说出来，也不必说出来。但胡亥在这种时候被立为太子，还被李斯的私兵控制住，老狐狸们大概也能嗅出味儿，猜到李斯的野心。他们回到咸阳后，大概就忍不住散播些秘闻了。
汉朝初期，关中好多权贵其实也是秦朝的权贵。他们掌握的有关秦国朝堂秘闻与秦朝高层的人事信息，可能比只记录大事还不计日期的官方档案《秦记》的线索还要多。司马迁本人就属于关中世家圈，其祖上就是秦始皇时期的铁官。这种秘闻传到他耳朵里，再正常不过了。但仅有传闻，还不足以让司马迁采信，还要有关键证据。
《史记》中记载了沙丘之谋中赵高与胡亥、赵高与李斯的对话，有人觉得这种永远不会有人知道的事情怎么会被记录下来，因而质疑司马迁。然而《史记·李斯列传》其实也把泄密真相之人记载下来了——就是李斯本人啊。
赵高案治李斯。李斯拘执束缚，居囹圄中，仰天而叹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为计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杀忠臣而贵贱人。”
李斯临死前在狱中大喊二世“夷其兄弟而自立也”，这就是他自己在狱中的陈述，当被狱吏所记录。秦咸阳的狱吏很可能在汉长安仍然是狱吏。李斯作为合作的主谋，被胡亥和赵高背叛，临死前喊出二世自立的事实，这是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直接证据。
书里记载的文言文，包括人物对话，并不是一字一句记录下来的原话。对比不同的史料就知道，这是对原话的总结、归纳和提炼，具有概述性质。古代字符记录和储存的成本极高，文言文要尽可能简洁凝练。秦汉时古人之口语，应该也是白话的，只不过和今天的白话不同。所以李斯的原话，肯定是比较长的，但文言归纳后，就是两个字：“自立”。
或许有人会质疑，“自立”不仅有“自立为君”的意思，也有“依靠自力有所建树”的意思。但后者是褒义，是夸奖通过自强自立而有所建树。这整段话都是李斯对胡亥的控诉和指责，把他直接说成是一个昏君。从情境上来说，这里不应该取褒义。
当然，只凭情境还不足以说明。但检索《史记》全书，凡出现“自立”一词，均是指“自立为”之意，比如“自立为侯”“自立为王”“自立为帝”“自立为将军”“自立为某官职”“自立为国家”，而不是自强自树之意。总结来说，《史记》中但凡出现“自立”，全部是指通过不合法的手段，未经授命，自己将自己立为君王或大臣的意思。司马迁从未使用过“自立”一词去讲“依靠自力有所建树”的意思。
那么，如果《史记》中的“自立”只有“自立为君主”这一个词义，司马迁再把李斯讲述中的“自立”明确记载下来，那么就只能指向——胡亥篡权。人们往往忽略了这里的重要性：它代表李斯亲口讲出了真相。
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中记载胡亥继位时，还专门做了指引，“语具在李斯传中”，说明司马迁也是想让大家细看《李斯列传》来了解更多细节。这说明这些材料内容的来源，最可能出自李斯本人在案卷中或审问李斯的狱卒提供之说法。
赵高被子婴诛杀后，子婴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给赵高定罪。那么，司马迁所参考的重要材料来源，可能就是子婴为了给赵高定罪而重新调查李斯案时，所留下档案的狱吏口供。篡改始皇遗诏，很可能就是赵高的第一大罪，也是子婴否定胡亥政策的执政基础——公开胡亥的篡位行径，揭示胡亥并非秦始皇的正统继承人。子婴在位时间虽短，但拨乱反正的工作肯定是多少都要做的，只不过当时子婴也没料到自己这秦王当不了多久。
其实在《史记》与《赵正书》中，子婴经常劝谏胡亥。可见子婴与胡亥一定程度上很亲近，也许子婴本人就是知情者。刘邦受降秦国后善待子婴，曹无伤透露给项羽的消息称，刘邦想让子婴做自己的丞相。刘邦或许向子婴讨教了一些秦朝灭亡的教训，其中也包括胡亥自立之事。
陈胜起义时，认为二世不当立，当立者应该是公子扶苏。刘邦平英布叛乱时，也生病不愿意见文臣武将，身边仅仅是宦官出入。最后樊哙仗着和刘邦的关系最铁，强行冲进刘邦营帐，看到刘邦安然无恙，才哭着对刘邦说，汉王只和宦官在一起，不和大臣见面，这和赵高与临死的秦始皇一样，让他们担忧。这说明，刘邦、樊哙等人都是知道秦始皇被赵高矫诏这个经验教训的。
而汉朝的太子太傅叔孙通，也曾是秦朝朝堂上活跃的博士，是能为秦始皇和秦二世跑腿和谏言的人物。叔孙通也说“令赵高得以诈立胡亥”（《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说明秦、汉的不少高官也都知道此事，只是大家心照不宣。二世没当政几年，秦朝就灭亡了。到了汉朝，此事情就可以被公开广泛传播了。秦廷还有主管档案文书的柱下御史张苍，最后官至汉景帝的丞相。还有冯无择等原本的秦将，后来做了汉将。汉朝不乏秦朝时期的朝堂官员，能提供秦朝的负面信息。
秦始皇的对外战争、对内徭役，以及针对关东舆情的高压路线，还有继承人问题爆发，都是最后五年才发生的。但恰好从秦始皇三十三年（公元前214年）到秦始皇三十六年（公元前211年），秦始皇有四年没有再进行巡游。相比他之前的五次东巡，这个时间间隔已是很久了。直到在生命的最后一年，秦始皇带着胡亥进行了最后一次巡游与考察。动摇中的他，大概想看看这个被宠惯了的幼子到底能否担当重任。当他真切地观察了实行高压政策四年后关东此时的形势以及胡亥一路的品行后，或许，这些让他临死时决定不能任用那个孩子气的胡亥，而应该有所缓和，选择扶苏当年给他指出的那条路线了。
也许，他最后一刻终于明白，扶苏是对的。但他马不停蹄也没能争取到足够的时间，为扶苏铺好路。近水楼台先得月的胡亥借机上位后，秦朝就病入膏肓，回天乏术，彻底没有回头路了。胡亥这个皇帝，不仅糟糕，而且残忍，对亲人也很残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