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平时读书,往往遇见好些事情,觉得意见纷岐,以至互相抵触,要来辨别决定,很费一番心思,而其结果则多是倾向于少数的,非正宗的方面。这是为什么呢?难道真是有些怪人,如李卓吾俞理初等人,喜欢发为怪论,而这又能惑世诬民么?我想这未必然。据我的意见来说,关于政治道德中国本来有两种绝不同的思想,甲种早起,乙种后来占了势力,可是甲的根本深远,还时常出现,于是成了冲突。简单的用假定的名称来说,这可以说甲是一切都为人民,乙是一切都为君主的主张。这里最好借黄梨洲的现成的话来说明,在《明夷待访录·原君篇》中云:
“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原臣篇》中云:
“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又《置相篇》中云:
“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盖自外而言之,天子之去公犹公侯伯子男之递相去,自内而言之,君之去卿犹卿大夫士之递相去,非独至于天子遂截然无等级也。”这几节话已经说的很简要,现在再引经书来加以证明,重要的还是在《孟子》里,如《尽心下》云: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离娄下》云:
“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孔子贤之。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孔子贤之。孟子曰,禹稷颜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万章上》说伊尹云:
“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此外如《万章上》之说天下之民讴歌舜禹,《梁惠王上》《尽心上》之叙五亩之宅等办法,《离娄下》之说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也都是这宗主张的表现,可以说即是黄黎洲说的根源。孔子并未明白说过,《尚书》多载政事祭祀,也未见说及,但是在传说上很有许多留存,如舜与禹之受禅,许由务光之逃避,禹稷之辛劳,以及汤之祷雨,皆是。据《太平御览》卷八三引《帝王世纪》云:
“汤自伐桀后大旱七年,洛川竭。殷史卜曰,当以人祷。汤曰,吾所为请雨者民也,若必以人祷,吾请自当。遂斋戒,剪发断爪,以己为牲,祷于桑林之社。”查照文化人类学的研究,古代君王与野蛮酋长一样,负有燮理阴阳的责任,如或旱干水溢,调整无功,往往有为牲之虞,有如晒城隍神相似。又据说君长的坐立衣食也多有拘束,如坐高座,足不着地之类,我们看《月令》中对于天子之衣的颜色,食的种类,有不近人情的规定,似乎有点近似。所以有些地方找人做酋长,候补者不愿意,有时竟至拒捕。这些《金枝》上的另碎话,虽然都出在非奥各蛮地,却颇可帮助我们证明传说中事实之可能,即使时代与人物未必便那么可以明确认定。在中国有文字纪录的时候,这样的时代早已过去很久了,事实上君权十分确立,其思想当如《洪范》所说,唯辟作福,唯辟作威,唯辟玉食,那是殆无可疑的了。但是在想像中还存留着这么一个影子,成为传说,一直流传下来,而一般思想家中之特殊者也就由此传说而成为理论,于是为人民为天下的思想遂以成立,如孟子,如王介甫,如李卓吾黄黎洲,如俞理初,都是属于这一系的。至于为君主的主张则为君权时代之正宗思想,千百年来说的很是堂皇,但分析起来,大旨只如《明夷待访录》所说,《原君篇》云:
“后之为人君者,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之于辞矣。”又《原臣篇》云:
“世之为臣者,以为臣为君而设者也,君分吾以天下而后治之,君授吾以人民而后牧之,视天下人民为人君橐中之私物,今以四方之劳扰,民生之憔悴,足以危吾君也,不得不讲治之牧之之术,苟无系于社稷之存亡,则四方之劳扰,民生之憔悴,虽有诚臣,亦以为纤芥之疾也。”这里批评的很彻透,不过事实上一直具有绝大势力,这大抵起于有史以来,至秦而力量更加大,至宋而理论更加强,以至于今,民国成立以来犹未能清算。但是向民间去看,那里的思想相当保有原来的纯朴,他们现实方面畏惧皇帝的威力,理想方面却仍归依于治水的大禹,养老的西伯,一般老百姓所期待的所谓真命天子,实在即是孟子所云天与之人与之的为人民治事的君,若说弥勒菩萨转世,乃是附带的装点而已。这样看来,现今觉得对立着的两种主张,为君主的思想乃是后起,虽然支持了很久的时间,但其根柢远不及为人民为天下的思想之深长,况且在民国建国以后,这最古老的固有思想也就最为适宜而合理,此其重点当然在于政治道德上,有加以扶植之必要,唯在一般从事于文史工作的人也很值得注意的事也。
上面所说都是泛论,现在且就文学方面来一看,究竟这两种思想占的势力如何。据理来推测,为君主的主张既在实际上占着势力很大也很久,应当各方面都已侵入浸透了,至少也有相当的根基,但是实在未必如此。文学上现今且只以诗歌为例。据我浅陋的知识说来,大约只有《离骚》一篇可以说是真是这种为君的思想的文学,此外就不大容易再去找寻。这实是无足怪的,屈原据《史记》说是楚之同姓,别的诗人忧生悯乱,感念身世,屈子则国事亦即是家事,所以那么特别迫切。可是我们仔细想来,《离骚》的文学价值就在于此么?刘彦和在《文心雕龙》上说得好,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候则披文而见时,枚贾追风而入丽,马杨沿波而得奇,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语虽简略,却能得其概要。我们回过去再看《诗经》,差不多也可以这样说。现在且依据小序去看,大雅与颂本来是以政事祭祀为主的篇什,倒是合例的,但以文学论这部分不占重要的位置,正如后来的郊祀歌一样。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这是很好的诗了,然而其中也有差别。据本文或序语看出确有本事的若干篇中,美少而刺多,诗人之意也只是忧国为主而非思君,至于后世传诵,很有影响的诗则又大都是忧生悯乱的悲哀之作,别一部分是抒情叙景的,随便举例,前者有《黍离》,《兔爰》,《山有枢》,《中谷有蓷》,《谷风》,《氓》,《卷耳》,《燕燕》等,后者如《七月》,《东山》,《野有死麇》,《静女》,《绸缪束薪》,《溱洧》,《风雨》,《蒹葭》,是也。这里所说极不精密,但大概情形也就是如此吧。
关于古今体诗,这里也只得草率的说一下。不能广泛的去查考,只好利用一二选本,如闻人倓的《古诗笺》,张琦的《古诗录》,暂且应用。古诗十九首,有些评家都以为是逐臣或失志之士之词,这个我们实在看不出来,恐怕大家也有同一感想。阮嗣宗的《咏怀》五十首,陶渊明的大部分的诗,照例是被归入这一类里去的,我们可以重复说关于《诗经》作者的话,他们诚然是忧时,但所忧者乃是魏晋之末的人民的运命,不是只为姓曹的或姓司马的一家也。以后我们且只看唐诗,而且唐诗中也只看杜少陵,因为唐诗固无从谈起,而杜少陵足为其代表,且亦正以每饭不忘君的诗人著名也。这里我所依据的是芸叶盦的二十卷本《杜工部集》,可是恰巧有名的古诗都是早年之作,收在前几卷里,检阅甚便,据我看来,《咏怀》《述怀》与《北征》诸诗,确如东坡所云,可以见其忠义之气,但如说其诗的价值全都在此,那有如说茶只是热得好,事实当然未必如此。老杜这类诗的好处如自己说过,正在其“忧端齐终南,洞不可掇”,如上述诸诗外,有《哀江头》《哀王孙》,新安石壕二吏,新婚垂老无家三别,《悲陈陶》,《兵车行》,前后出塞,《彭衙行》,《羌村三首》,《春望》,《月夜忆舍弟》,《登岳阳楼》,这些虽然未能泣鬼神,确有惊心动魂之力,此全出于慈爱之情,更不分为己为人,可谓正是文艺的极致。“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我们现在读了,能不感到一种怅惘。我不懂得诗,尤其不敢来讲杜少陵的事情,这里只是乱抓的抓到他,请他帮我证明一下,为君主的思想怎样的做不成好诗,结果倒是翻过来,好诗多是忧生悯乱的,这就是为人民为天下的思想的产物。这也就可以说是中国本来的文学思想的系统,自《诗经》以至杜少陵是如此,以后也是如此,可以一直把民国以来的新文学也算在里边。散文方面的例我没有引,因为这事情太是繁重了,一时来不及着手。在那里面为君主的思想当更占有势力,臣罪当诛天王圣明的话头在诗中难免稍为触目,文中便用得惯了,更肉麻些也还不妨,所以那边的情形自然会得稍有不同,须待查考了再说。但是我相信,至少是依据我对于中国思想与文学的意见来说,这种一切为君主的思想本是后起的,因了时代的关系一时间大占势力,在文化表面上很是蔓延,但是终于扎不下深的根,凡是真正好的文学作品都不是属于这一路的,现在又因了时代的关系明显的已失势力,复兴的应该是那一切为人民为天下的思想,不但这是中国人固有的思想,一直也就是中国文学的基调。这里的例证与说明或者还不甚充足,有待于将来的补订,但我想这两种思想的交代总是无疑的事实,而且此与普通思潮之流行变化不同,乃是与民族的政治文化的运动密切相关,现今从事于文学工作的人正有极须注意之必要。末了觉得又须加上一点蛇足的说明,以上只是我个人对于中国文学思想之一种观察,应用的范围自然就以中国为限。自然科学的定理世间只有一个,假如有了两个,其中之一必将被证明为假,若在人文方面便可以容得不同,不好用了一条定例去断定一切,所以论中国的事情,其结论即使正确,其通行范围亦姑且限于本国,不当以此结论妄去应用于外国事情之上,亦不可以外国之结论拿来随便应用。人的头脚虽同,鞋帽却难通用,此小事人无不知者,而吾于此乃犹哓哓费词,此其所以为蛇足也。
三十二年四月十三日在南京中央大学所讲。
今天所谈的是中国新文学之将来,题目却是汉文学,这里须稍有说明。我意想中的中国文学,无论用白话那一体,总都是用汉字所写,这就是汉文,所以这样说,假如不用汉字而用别的拼音法,注音字母也好,罗马字也好,反正那是别一件东西了,不在我所说的范围以内。因为我觉得用汉字所写的文字总多少接受着汉文学的传统,这也就是他的特色,若是用拼音字写下去,与这传统便渐有远离的可能了。
汉文学的传统是什么,这个问题一时也答不上来,现在只就我感到的一部分来一说,这就是对于人生的特殊态度。中国思想向来很注重人事,连道家也如是,儒家尤为明显,世上所称中国人的实际主义即是从这里出来的。孔孟的话不必多引了,我们只抄《孟子·离娄》里的一节话来看。
“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孔子贤之。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孔子贤之。孟子曰,禹稷颜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我想这禹稷精神当是中国思想的根本,孔孟也从此中出来,读书人自然更不必说了。在诗歌里自《诗经》《离骚》以至杜甫,一直成为主潮,散文上更为明显,以致后来文以载道的主张发生了流弊,其形势可想而知。这如换一句话说,就可以叫作为人生的艺术,但是他虽执着人生,却不偏向到那一极端去,这是特别的一点。在自家内有道家与法家左右这两派,在外边又有佛教与基督教这两派,他在中间应酬了这两千年,并未发生什么动摇,可知其根本是很深稳的了。其特色平常称之曰中庸,实在也可以说就是不彻底,而不彻底却也不失为一种人生观,而且这也并不是很容易办的事。大抵这完全是从经验中出来的,道家的前辈经验太深了,觉得世事无可为,法家的后生又太浅了,觉得大有可为,儒家却似经过忧患的壮年,他知道这人生不太可乐,也不是可以抛却不管了事的,只好尽力的去干了看,这即是所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道家与佛教,法家与基督教,各站在一极端,自有他的理想,不是全便是无,儒家不能那样决绝,生活虽难,觉得不必绝粒饿死,也难望辟谷长生,余下的一条路还只是努力求生,如禹稷者即其代表,迨生尽死至,亦便溘然,以个人意见言之,正复恰合于生物之道者欤。
中国民族的这种人生观,在汉文学上可以说是伦理的传统,我看一直占着势力,不曾有什么变动。这是一个很好的木本水源,从这里可以长发出健全的艺术以及生活来,将来的文学自必沿着这道路前进,但是要紧的一点是在强固地立定基础之外,还要求其更切实的广化。中国的伦理根本在于做人,关于这个说明,孔子曰,仁者人也。近世焦理堂云:
“先君子尝曰,人生不过饮食男女,非饮食无以生,非男女无以生生。唯我欲生,人亦欲生,我欲生生,人亦欲生生,孟子好货好色之说尽之矣。不必屏去我之所生,我之所生生,但不可忘人之所生,人之所生生。循学《易》三十年,乃知先人此言圣人不易。”这一节说得极好,当作生活南针的确已是十分好了,但是在学术艺文发展上,对于人其物的认识更是必要,而这在中国似正甚缺少。本来所谓人的发见在世界也还是近代的事,其先只是与神学思想的对立,及生物学人类学日益发达,人类文化的历史遂以大明,于是人的自觉才算约略成就。又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此固是千古名言,确实足为中国固有思想的代表,唯此但为政治道德之大纲,而其目或尚有未备。《庄子·天道篇》云:
“昔者舜问于尧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尧曰吾不敖无告,不废穷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妇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这里嘉孺子而哀妇人一句话,恰补充得很好,此固是仁民所有事,但值得特别提出来说,这与现代的儿童研究和妇女问题正拉得上,我想在将来中国的道德政治,学术文艺上,这该有重大的地位,希望中国文化人肯于此予以注意。过去多少年间中国似乎过分的输入外国思想,以致有类似流弊的现象发生,但稍为仔细考察,其输入并未能及日本前例之三分一,且又未能充分消化吸收,所谓流弊乃即起因于此,盖不消化亦会中毒也。吾人吸收外国思想固极应慎重,以免统系迥殊的异分子之侵入,破坏固有的组织,但如本来已是世界共有的文化与知识,唯以自己的怠惰而落伍,未克取得此公产之一部分,则正应努力赶上获得,始不忝为文明国民,通今与复古正有互相维系之处。中国固有思想重人事,重民生,其发现于哲学文艺上者已至显明,今后则尚期其深化,于实际的利用厚生之上更进而为人间之发见与了解,次又由不敖无告之精神,益广大化,念及于孺子妇人,此亦是一种新的发见与了解也。由此观之,将来新文学之伟大发展,其根基于中国固有的健全的思想者半,其有待于世界的新兴学问之培养者亦半,如或不然,虽日日闭户读《离骚》,即有佳作亦是楚辞之不肖子,没有现代的意味。在现今的中国,希望将近世生物人类儿童妇女各部门的学者学说全介绍进来,这件事显见得是不可能的,但是在文化界至少不可不有这么一种空气,至少有志于文学工作不可不有此一点常识,简单的一句话,也只是说文学不再是象牙塔里的事,须得出至人生的十字街头罢了。中国新文学不能孤立的生长,这里必要思想的分子,有自己的特性而又与世界相流通,此即不是单讲诗文的所能包办,后来的学子所当自勉而不必多让者也。于今不必多征引外国旧事以为左证,但闻近时有日本文学批评家推举本国文人,以夏目漱石,森鸥外,长谷川二叶亭三氏为代表,以其曾经世界文艺之磨炼,此言大有见解,中国文人正大可作为参考也。
在《论语》里孔子曾说过这样的话,曰,修辞立其诚,又曰,辞达而已矣。这两句话的意思极是,却也很平常,不必引经据典的说,一般人也都会赞成,认为写文章的正当规律,现在却这样郑重的征引者,别无什么重要缘故,实只是表明其有长久的传统而已。从前我偶讲中国文学的变迁,说这里有言志载道两派,互为消长,后来觉得志与道的区分不易明显划定,遂加以说明云,载自己的道亦是言志,言他人之志即是载道,现在想起来,还不如直截了当的以诚与不诚分别,更为明了。本来文章中原只是思想感情两种分子,混合而成,个人所特别真切感到的事,愈是真切也就愈见得是人生共同的,到了这里志与道便无可分了,所可分别的只有诚与不诚一点,即是一个真切的感到,一个是学舌而已。如若有诚,载道与言志同物,又以中国思想偏重入世,无论言志载道皆希望于世有用,此种主张似亦相当的有理。顾亭林著《日知录》卷十九有文须有益于天下一则,其文曰:
“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剿袭之说,谀佞之文,若此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矣。”又文集卷四《与人书二》中云:
“孔子之删述六经,即伊尹太公救民于水火之心,而今之注虫鱼命草木者,皆不足以语此也。”顾君的正统思想鄙人深所不取,但这里所说文须有益于天下,却说的不错,盖中国人如本其真诚为文,结果自然多是忧生悯乱之情,即使貌若闲适,词近靡丽,而其宗旨则一,是即是有益于世,谓之明道殆无不可矣。孔子删述六经未为定论,不敢率尔附和,但如云古来贤哲述作,即伊尹太公救民于水火之心,则鄙人亦甚同意,且觉得此比喻下得极妙,安特勒也夫曾云,文学的伟大工作在于消除人间所有种种的界限与距离,案是即仁人之用心,正可为顾君之言作为证明。由是言之,怪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苟出于此种用心,其文学的价值亦仍重大,未可妄意轩轾,唯剿袭谀佞,自是有损无益,其故正由于不诚耳,若注虫鱼命草木乃是学者所有事,与立言固自无关也。统观中国文学的变迁,最大的毛病在于摹仿,剿说雷同,以至说诳欺人,文风乃以堕地,故镜情伪一事,诚如顾君所言,至为重要。《日知录》中曾论之曰:
“黍离之大夫,始而摇摇,中而如噎,既而如醉,无可奈何而付之苍天者,真也。汨罗之宗臣,言之重,辞之复,心烦意乱而其词不能以次者,真也。栗里之征士,淡然若忘于世,而感愤之怀,有时不能自止而微见其情者,真也。其汲汲于自表暴而为言者,伪也。”此论本为钱谦益而发,但语甚有理,读中国古文学者固可以此为参考,即在将来为新文学运动者读之亦未为无益也。
再从诚说到达,这里的话就只有简单的几句。写文章的目的是要将自己的意思传达给别人知道,那么怎么尽力把意思达出来自然是最要紧的一件事,达意达得好的即是好文章,否则意思虽好而文章达不出,谁能够知道他的好处呢。这些理由很是简单,不必多赘,只在这里将我的私见略述一二点。其一,我觉得各种文体大抵各有用处,骈文也是一种特殊工具,自有其达意之用,但是如为某一文体所拘束,如世间认定一派专门仿造者,有如削足适履,不能行路,无有是处。其二,白话文之兴起完全由于达意的要求,并无什么深奥的理由。因为时代改变,事物与思想愈益复杂,原有文句不足应用,需要一新的文体,乃始可以传达新的意思,其结果即为白话文,或曰语体文,实则只是一种新式汉文,亦可云今文,与古文相对而非相反,其与唐宋文之距离,或尚不及唐宋文与《尚书》之距离相去之远也。这样说来,中国新文学为求达起见利用语体文,殆毫无疑问,至其采用所谓古文与白话等的分子,如何配合,此则完全由作家个人自由规定,但有唯一的限制,即用汉字写成者是也。如由各个人的立场看去,汉字汉文或者颇有不便利处,但为国家民族着想,此不但于时间空间上有甚大的连络维系之力,且在东亚文化圈内亦为不可少的中介,吾人对于此重大问题,以后还须加以注意。
我想谈汉文学的前途,稿纸写了七张,仍是不能得要领。这原来是没法谈的问题。前途当然是有的,只要有人去做。有如一片荒野,本没有路,但如有人开始走了,路就出来了,荒野尽头是大河,有人跳下去游泳,就渡了过去,随后可以有渡船,有桥了。中国文学要有前途,首先要有中国人。中国人的前途——这是又一问题。现在只就文学来谈,我记起古时一句老话,士先器识而后文章,我觉得中国文人将来至少须得有器识,那么可以去给我们寻出光明的前途来。我想这希望不会显得太奢罢。
民国二十九年冬曾写一文曰“汉文学的传统”,现今所说大意亦仍相同,恐不能中青年读者之意,今说明一句,言论之新旧好歹不足道,实在只是以中国人立场说话耳。太平时代大家兴高采烈,多发为高论,只要于理为可,即于事未能,亦并不妨,但不幸而值祸乱,则感想议论亦近平实,大抵以国家民族之安危为中心,遂多似老生常谈,亦是当然也。中国民族被称为一盘散沙,自他均无异辞,但民族间自有系维存在,反不似欧人之易于分裂,此在平日视之或无甚足取,唯乱后思之,正大可珍重。我们史书,永乐定都北京,安之若故乡,数百年燕云旧俗了不为梗,又看报章杂志之记事照相,东至宁古塔,西至乌鲁木齐,市街住宅种种色相,不但基本如一,即琐末事项有出于迷信敝俗者,亦多具有,常令览者不禁苦笑。反复一想,此是何物在时间空间中有如是维系之力,思想文字语言礼俗,如此而已。汉字汉语,其来已远,近更有语体文,以汉字写国语,义务教育未普及,只等刊物自然流通的结果,现今青年以汉字写文章者,无论地理上距离间隔如何,其感情思想却均相通,这一件小事实有很重大的意义。旧派的人,叹息语体文流行,古文渐衰微了,新派又觉得还不够白话化方言化,也表示不满意,但据我看来,这在文章上正可适用,更重要的乃是政治上的成功,助成国民思想感情的连络与一致,我们固不必要褒扬新文学运动之发起人,唯其成绩在民国政治上实较文学上为尤大,不可不加以承认。以后有志于文学的人亦应认明此点,把握汉文学的统一性,对于民族与文学同样的有所尽力,必先能树立了国民文学的根基,乃可以大东亚文学之一员而参加活动,此自明之事实也。关于文人自肃,亦属重要,唯苦口之言,取憎于人,且即不言而亦易知,故从略。
民国癸未七月二十日记。
(《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