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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9年4月起，日本国内工作方式改革相关规定开始生效，基于此规定，加班时间被扣上“处罚规定附加上限限制”的紧箍咒。
具体来说，规定每月加班时间原则上不得超过45小时，即便是在旺季，也不能超过100小时（日本中小型企业自2020年4月开始实施）。
在此之前，加班时间没有法律上的限制，可在此之后， 一旦超过加班时间上限，就很有可能被问责 。
究其根源，电通公司的过劳自杀等事件推动了工作方式改革的法制化进程，长时间工作的恶劣影响已经闹得满城风雨。从这层意义上来讲，我认为引入法律限制加班确实是一件好事。
可现实却并非如此简单，不管三七二十一硬性规定员工“不得加班”“严格执行按时下班”“没事早回家”或“严格执行带薪休假”的企业随处可见， 目的是符合法规要求 。
这种情况在大公司尤为明显，带薪年假利用率较差的部门，管理层会遭受人力资源部门的严厉斥责。
原本，正确顺序应该是“改善工作方法提高生产力→减少加班”，为此，我们应该采取以下措施，诸如“在公司内部共享信息，消除因人而异的工作方式”“引进工具，最大化地利用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IT）和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以提高效率”。
然而，继续保持当前的工作方法，又不增加员工，仅仅减少加班时间，会发生什么呢？
毋庸置疑，肯定会产生副作用。最终结果是，由此产生的后果都积压在了管理层和能干多劳者的肩上，今时今日，这个问题正切实发生在职场中。
假设现在有一座办公楼，夜晚从窗内倾泻出丝丝缕缕灯亮，我们去拜访楼内公司，也许会发现留下加班的员工年龄基本都在30岁以上。当今时代，已经难以想象出这样的场景——20多岁的员工孤零零留在办公室默默埋头加班。
年轻员工本应获得更多实际业务经验并且不断提升自己的技能，但他们却早早回家了，而那些已经有了技能傍身的员工负担反倒增加了，这就是推行工作方式改革带来的矛盾。
即便是在众多发达国家中，日本也属于法定节假日数量名列前茅的国家，却出现了“员工不休息导致过劳死”的情况，无论从哪个角度考虑，都很奇怪。
然而，员工的心里话是“大家都休息我才可以休息”“大家都在加班，我也只得加班”，这正是所谓的“向右看齐”表现（从众心理）。
最根本的问题在于 从众压力 ，即“在众目睽睽之下，很难拉下脸休息”“别的同事都起早贪黑，不辞辛劳，我也不好意思偷懒”。
感到疲惫时就停下来适度休息，恢复精力后再重新投入工作，这对任何人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健康管理，现如今却被置之不理，唯精神论之说反而甚嚣尘上 ——“管理层应起带头作用，比其他人更加努力工作是一种‘美学’” ，那么管理层被压垮就只是时间问题。进一步说，若是过度推崇管理层的带头作用，就再也没有人愿意成为管理者了。
现在需要做的并非不断增加法定节假日，而是扫清职场上的从众压力 ，让每位员工都能拥有“休息的勇气”。这才是真正的解决对策。
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以“要改革工作方式，必须先做点儿什么”为由单纯增加法定节假日，是错误的做法 ，由此产生的不良影响只会波及管理层与能干多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