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来看看高文这个故事核心中的神秘瑰宝吧。那就是“所有女人最渴望的是什么”这一谜题的答案——自主权。
亚瑟领悟了“自主权”这个谜底,把自己从必死无疑的绝境中拯救了出来。而高文出于对拉格妮尔的同理心,生发了对自主权更为深刻的感受,这解决了(实际上消除了)无论多少思考都无法解除的两难困境。他把选择权交还给她,就这样,他尊重了她的自主权,让自己的心由衷地对她开放,转化便油然而生。
这也是正念养育的关键:尊重孩子的自主权,为他们创造可能性,去展现自己“真实的面貌”,并找到自己的路。这二者都是成年所必需的。
多少次,孩子似乎被自己的魔咒所纠缠,被某种能量所俘虏,突然变成了恶魔、巫婆、山精、巨妖、小魔鬼!作为父母,在那样难免让人退缩的时刻,我们能否如高文那样,透过表象看到魔咒背后的真实存在呢?我们是否能够保留一个内在的空间,如其所是地爱孩子,而他们无须用改变自己的方式来讨好我们?有多少次,我们作为父母,却被自己的魔咒所降伏,在孩子面前展现出凶狠的一面,化为巨妖或巫婆!我们暗地里是何其渴望别人接受自己的本来面目,并在生命中找到自己的道路。
在《拯救奥菲莉亚》( Reviving Ophelia )中,玛丽·皮弗(Mary Pipher)回答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傲慢问题:“女人究竟想要什么?”她在对女性的治疗中一次又一次揭示了这个答案,尽管她们所需要的东西“千差万别……但有一样是每个女人都想要的——为其所能为,成其所能成”,做“生命的主人,而非他人生命的客体”。
如果自主权意味着做真正的自己并成就真正的自己,那么,难道这不能用来回答一个更大的问题吗?“人的内心最渴望什么?”甚至:“人最值得拥有什么?”
在我们看来,从这个角度上来理解,自主权并不意味着寻求外在的权威,尽管与之接触会令人极具力量。自主权被认为与“佛性”这一佛学概念存在着深刻联结,“佛性”是真我的另一种称呼。佛陀的形象代表着一种身心状态的化身,对其最佳的描述是觉知、了知、觉醒。佛教的观点认为,我们个体的心灵与佛陀的心灵在本质上是一样的,生而为人,最深刻的工作就是去实现最本质的合一。万物皆具佛性。所以万物本自具足,又休戚相关。每个人的真正自性是佛性,因此我们全然平等。从自性的角度,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人。我们只需要认识它,并尊重他人、所有存在、孩子以及我们自身的自性。
当然,“只需要认识它”并不容易。它是一辈子的功课。我们可能并不了解自己最本质的、天然具足的那些部分,抑或我们已经与内心最深处的召唤失去了联系。倘若我们无法认识自己的真实本性,并在生活中远离它,就可能给自己和他人制造诸多痛苦。
佛陀有时候被称为“自我的主权拥有者”。世事会把我们带走,令我们迷失自我。行禅帮助我们重获自主权,重获生而为人的自由。我们庄严地行走,如同君王,如同雄狮。每一步都是人生。
——一行禅师,
《通往喜悦的漫漫长路》(
The Long Road Turns to Joy
)
向他人致意时所行的鞠躬礼象征性地表达了对他人内心最深处的东西的敬意。在很多国家,人们并不握手问候致意,而是在胸前合掌,并向对方微微躬身。这意味着“我向您内在的尊严鞠躬”。这代表着对各自内在的圆满达成共识,那圆满是最深刻、最根本、已然且一直存在着的。你由衷地向他们鞠躬,并忆念着在最深刻的层面,他们是一体无殊的,即使我们意识到,在其他层面,我们是这个“一体”的不同的、独一无二的表达。人们有时向猫和狗鞠躬,有时向树和花鞠躬,有时甚至向风和雨鞠躬。有时,那些猫和狗、树和花及风和雨也会回礼。因为万物都有其内在的天然特性,这决定了它是什么,并帮助其在整体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个体与整体之间的关系永远是双向的。作为父母,我们有时会向自己的孩子们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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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父母,对不同的孩子、在孩子不同的年龄段以及在不同的环境中,我们围绕给予孩子自主权所做出的选择会有很大的差别。然而,希望有一点不会变,我们承诺承认并尊重这份自主权作为每个孩子的基本属性和与生俱来的权利。它呼唤着我们,作为父母,即便是在与它脱节或者无法看到它的时候,也得牢记并从根本上信任这份自主权,信任孩子内在的良善和美好。
正如所有父母都知道的那样,或者他们很快就会发现,每个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孩子,都带着属于他自己的特质、气质和天赋。作为父母,我们需要认识到他们是独特的个体,并为他们提供空间以表尊重,而非试图改变他们,尽管有时这样做对我们而言是很困难的。孩子本身在不停地变化,而来自父母的这种觉知能够为他们提供空间,允许他们以对自己最好的方式成长并做出必要的改变,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他们身上。
孩子生来就拥有自主权,他们以本来的完美模样来到人间。自主权是人性的根本,我们感受到它和利用它的能力源于早年的际遇,并随着生活阅历得以提升。作为成人,我们与生俱来的自主权可能会被生命中的创伤经历破坏,我们自己也可能会忽略这一存在的基本领域。
即便如此,我们所说的自主权是如此深刻、如此坚固、如此重要,如此不可或缺,因为它是我们真正的天性所在,所以很多人即使在孩提时代经历过极其艰难的处境,依旧能够从中汲取养分和力量。有些时候,父母之外的某个人可能会在孩子的生活中扮演一个关键的角色,看到他真实的本性,并给予善意、鼓励、赞赏和接纳。很多人都会把他们的成功归功于一个特定的对象,因为那个人给予他们认可和鼓励,让他们成为自己想要成为的人。
由那些已然通过某种方式了知自身完整性的人来教导儿童和青少年,从而指认出他们身上的美和完整性,这是每一个健康社会中的成年人的神圣职责。
如果一个孩子学着接触世界并克服障碍,发展出内在的力量和信心,拥有足够的自我安全感,知道自己被如其所是地爱着,那么他对自主权的体验就会得到深化。
乍看之下,论及孩子的内在自主权可能容易被误解,以为我们是在提倡把孩子当作国王或王后来对待,父母则时刻准备着伺候他们。并非如此。实际上,这与自主权的真正意义相去甚远。给予孩子自主权并不意味着让他们横行霸道,或者助长一种与他们的行为和生活经验无关的假的“自尊”。它并不意味着孩子可以恣意妄为,或想要什么都能得到,因为他们必须按自己的方式行事或必须永远心满意足。
作为人的真正天性,自主权是存在和生命的普遍品质。最为重要的是,它是一个机遇,帮助我们理解究竟什么是真正的天性,以及它是如何在每个人身上表达出来的。孩子的自主权与生俱来,其他每个人也是如此,包括孩子的父母。我们可能会陷入思考:如何才能在尊重孩子自主权的同时也尊重自己的自主权?如何帮助他们在各方面成为他们自己?如何才能鼓励他们看到并尊重他人的自主权?
自主权与不加约束的权力差别甚大。它并不意味着给予孩子想要的一切,或者别人应该帮他们承担事务。我们要做的是保护孩子的自主权,而不是去助长那种“无论结果如何,我所做一切都是合理的,因为只有我是重要的,只有我的观点和欲望才有价值”的态度。每个人的自主权都与他人的自主权互相依存和联结。我们都是更大的整体的组成部分,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会影响到他人。
也有一种说法是,事实上,我们的孩子确实拥有权力,他们被赋予了很多权力。成人也是有权力的,只是这段关系存在着很大的不对称性。成人对孩子负有责任。孩子有权被父母和其他成人爱、关照和保护。作为成人和父母,我们不能指望孩子来满足我们的情感需求,我们得指望自己和别的成人。但话说回来,我们确实因为孩子的存在本身而享受到他们所赠予我们的、非强求来的无尽喜悦。
说实在的,作为成人和父母,我们或许非常需要探究、滋养和深化与自身自主权之间更持久的联结,鉴于它是如此根本但同时又如此难以捉摸。这是我们生而为人的一项伟大功课,关于觉醒,关于正念,是唤醒真正天性的机会。当然,在大多数时间里,我们可能会说自己太忙了,没空去关心这些观念(如同苏格拉底的警句那样“认识你自己”)。然而,若不真正这么做,我们大部分的生命都可能梦游般度过。最终,我们会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谁或曾经是谁,也不知道孩子是谁,却自以为清楚。
如我们所见,这趟内在成长与发现之旅的乘载工具之一就是正念,而它可以通过两种互补的方式来加以培育:一是对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加以关注;二是每日预留一段时间,进行较为正式的冥想练习,在静默中关注每时每刻的身心运作。择其一二,将正念融入我们的生活及“我是谁”这份探询中,这可以帮助我们在尊重孩子自主权的同时,觉察自身自主权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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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父母而言,在根本上尊重孩子的生命之路意味着什么呢?拥有自己的道路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是一个人真正的“道路”、独特的“道路”?成人与孩子对自主权的体验分别是怎样的?在不同的年龄和人生阶段,气质有着很大差异的孩子又是如何体验它的?
一方面,尊重孩子的自主权意味着我们要承认他在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习性这一事实。这可能意味着,一个婴儿给予我们的信号得到了回应,因为我们是婴儿与世界之间的重要媒介。若婴儿哭泣,我们会把他抱起来,全身心地投入和聆听,试图提供安慰和一种幸福感。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是在尊重他拥有让世界回应他的力量。我们给予他这份尊重,可以让他明白世界确实会回应,而他在这个世界上拥有一席之地,他属于这个世界。我们要把这作为有意的练习,在任何时刻,无论感觉如何,我们都会这样去做。
给予自主权可能意味着保持居所的安全性,这样学步的孩子就可以自由安全地探索环境。不过,哪怕是在相对安全的环境里,照料学步的孩子依然是必要的。只要稍微留意就是尊重学步孩子的自主权。对学步孩子的父母而言,自主权是一份尊重,是关于孩子值得密切关注的宣言,是一种第六感。比如,在孩子要去抓桌子上的玻璃杯之前,我们都会意识到杯子离桌子边缘太近而去把它移开,哪怕我们正在与另一个人对话。
另一方面,每当孩子想去探索新事物时,持续地发出可怕的警告会损害孩子的信心,并将我们的恐惧灌输给他,比如“不要那样做,你会伤害到自己”。取而代之的做法或许是,允许孩子去冒险,让他找到摆脱困境的方法,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要安静地准备好帮助他,而不是把我们的恐惧注入孩子大胆的探索之中。
孩子在青少年时期对内在力量的表达通常让长辈感到震惊或反感。给予他们自主权或许意味着愿意看到那隐含在底层的良善,那份在他们所选择的表达途径或自我确认的方式之下的良善。我们通过聆听来给予他们自主权,尽力理解和欣赏他们的观点、领悟、技能和力量。此时我们也可以和各种可能影响青少年的力量同在。这或许意味着知道何时保持沉默随他们去,何时以尊重他们日益增长的主权的方式,通过语言或非语言的形式向他们伸出援手。有时这意味着设定明晰的界限,并以善良和坚定的态度坚持下去。
以上只是我们信手拈来的一些关于如何尊重不同年龄阶段孩子的自主权的例子。和拉格妮尔小姐一样,真正的天性并不总是显而易见的。是那份对每时每刻的觉知让我们变得明晰,能穿透表象,并代表孩子的最大利益来采取行动。即便满怀希望,我们的自主权也不能通过单个举动充分发挥出来。同样地,他人的自主权也不能完全由我们来赋予,无论这一给人以希望的举动或这一时刻有多么重要。自主权只会从我们持续并热切拥抱当下的开放而敏锐的心灵中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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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每天都会感受到层出不穷的挑战,这可能使得我们对自己的自主权产生怀疑,或是觉得它与孩子的自主权互相冲突。这是用另一种方式在说,某些时候,养育真的相当耗费心力,同正念一样,它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如同我们所见,它是一种训练,一种对我们的召唤,要我们记得全然临在,看到和接受孩子本来的面貌。这样做时,我们与自己的真实自我同在,并与孩子分享。
这项工作的一部分是让我们铭记:只通过思考是无法解决自己或孩子的所有问题的。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还有其他同等重要的智慧在发挥作用,而且,作为父母,我们需要发展自己的这些智慧。其中之一就是同理心。高文真切地感受到了拉格妮尔。借着对感受,即所谓直觉的信任,他的心得以窥破表象,穿透非此即彼的思维面纱。就在放下对特定结局的执着,接受自己进退两难的困境以及承认拉格妮尔的自主权的那个瞬间,一切豁然开朗,一种看似不可能的自由随之出现。
如果每个瞬间都是成长的机会,是一个展现真实自我的时机,是一个导向无数新的可能的、有赖于对此刻理解和抱持的分叉点,那么,每个给予孩子自主权的当下,就都为下一个瞬间创造了空间,在那里,孩子得以呈现真我,并且会被理解,被无声地称颂。如此,自我接受、自尊、自信以及对自己真实本性和道路的信任便得以在一个正在成长的孩子身上扎根、发展并成熟。
同理心和接纳有着巨大的力量,且对接受它们和给予它们的双方都具有深刻的转化性。对孩子自主权的细心呵护和尊重是经由同理心和接纳来达成的,这正是正念养育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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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是一个关于父亲如何给予儿子自主权这份礼物的例子:
“爸爸会对此非常生气的。”妈妈这样说。那是1938年8月,在一所位于卡茨基尔山的寄宿学校里。一个炎热的午后,我们三个九岁的城里小子感觉百无聊赖。做完了所有在夏日乡村里能做的事,抓够了青蛙,采足了蓝莓,并在冰冷的河水中发够了抖。在那个无聊得令人难以忍受的午后,我们想要干些什么。
考虑了一些选项后,阿蒂、伊莱和我躲进了“赌场”的阴凉处。赌场是一栋小楼,客人们每晚在那里玩五点游戏,偶尔看看巡回魔术表演。
渐渐地,灵感出现了:那个赌场太新了,木质结构和白色的石膏墙如此完美,我们得搞些破坏,在那个地方永远地留下我们匿名的印记。自然,我们没有考虑任何后果。
我们捡起一条长凳,把它当作攻城槌,提着它奔跑起来,撞到墙上,留下一个洞,太爽了。但是洞太小。于是我们又来了一次。
一次接着一次之后,我们三个喘着气,大汗淋漓地考察着自己头一遭搞出的大破坏。几乎没有留下一方完好的石膏墙。那整个过程是如此令人满足,我们有点忘乎所以。
我们还没来得及产生一丝一毫的悔恨,房主拜厄罗斯先生就突然出现在屋子的走廊上。他暴跳如雷,心急如焚地要我们好看:“等你们的老爹晚上从城里回来,我会把你们干的好事全部告诉他们!”
他同时告诉了我们的母亲。我母亲觉得我犯下了弥天大错,决定让父亲来惩罚我。“还有,”她说,“爸爸会对此非常生气的。”
六点钟的时候,拜厄罗斯先生已经在车道旁等候了,神情严肃地等着我们的父亲出现……在他身后,屋前的门廊上挤满了人,就像门票售罄的露天看台上挤满了愤怒的客人一样。他们亲眼看到自己的赌博乐园遭到了破坏,知道自己在余下的夏夜里不得不忍受这种状况,他们也想要我们好看。
而阿蒂、伊莱和我呢,每人在门廊上找了个不起眼的地方,谨慎地与另外两个伙伴保持着距离,但离各自的母亲都不太远。我们在等待。
阿蒂的父亲最先到了。拜厄罗斯先生告诉他这件事,让他看被毁损的赌场。他解下皮带熟练地、恶狠狠地抽打自己尖叫不已的儿子。顺便提一句,曾经温和的人们,都摆出了一副丑陋的架子,表示赞同他这么做。
伊莱的父亲随后出现了。他也知道了发生的事并察看了现场,他勃然大怒,朝儿子的头上猛扇,把伊莱打倒在地上。当伊莱躺在草地上大哭的时候,他的父亲踢着他的腿、屁股和背。当伊莱试着站起来的时候,他的父亲又踢了他。
众人压低声音议论着:“听着,他们在搞破坏之前就应该想到这样的下场。他们死不了,别担心,我敢打赌他们再也不会那样干了。”
我揣度着:我的父亲会做什么?他从未碰过我一根手指头。我知道别的孩子是怎样的,我在别人身上看到过瘀伤,甚至在傍晚时分会从街上的某个屋子里听见尖叫声,但那时,那些孩子、他们的家庭、他们身上伤痕的由来,对我来说都是一些隐秘的“抽象概念”。直到现在也是。
我朝我母亲望去。她显得不安。早些时候,她很明确地说我犯了某种特殊的“罪行”。这是否意味着我今天肯定得挨揍了?
我的父亲开着雪佛兰汽车回来了,正好看见伊莱的父亲拽着伊莱经过门廊的台阶到屋子里去。我确定,从车里走出来的时候,他相信,无论发生了什么,伊莱都一定是咎由自取的。恐惧令我头晕。紧接着,拜厄罗斯先生开始讲话。我父亲听着,汗水浸透了他的衬衣,一条湿漉漉的手帕系在他的脖子上。他一直都不喜欢闷热的天气。我看着他跟拜厄罗斯先生进了赌场。我的父亲——强健而自律,又热又烦,他对这一切会怎么想呢?
当他们从屋子走出来的时候,我父亲望了一下我母亲,用口型说了声“嗨”。接着,他的目光发现了我,朝我凝望了很长时间,没有任何表情。我试图读懂他的眼神,但它从我身上移开了,转向人群,从一张脸到下一张期待的脸。
接着,谁也不曾预料到的是,他钻进了汽车,开车走了!所有人,甚至是我的母亲,都想象不出他要去哪里。
一个小时后,他回来了。车顶上绑着一堆巨大的石膏板。他从车里出来,拿出一个纸袋,里面露出一个榔头。二话没说,他把石膏板卸下来,一块一块地搬进赌场里。
那个晚上,他没出来过。
我和母亲一起默默地吃了晚餐。在那个星期五的后半夜里,在我们上床很久之后,我一直能听见(每个人都能听见)父亲的榔头发出“砰砰砰”的稳定敲击声。我想象着他流着汗,没有吃晚餐,想着我的母亲,对我越来越生气。明天会是我生命的最后一天吗?当我终于入睡的时候,已经是凌晨三点了。
第二天,父亲只字未提前一晚的事,也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怒气和责备。我们度过了平静的一天。事实上,我和父母共同度过了甜美的周末,一如既往,并无异常。
他生我的气了吗?应该是的。然而,在那个时候,当他的同辈把对孩子的体罚当作天赋之权时,他却知道“打屁股”也是殴打,而打人是犯法的。当孩子被打的时候,他们通常记着挨打的痛,却忘记了挨打的原因。
多年以后我还认识到,他从来都没想过要羞辱我。与我的伙伴们的父亲不同,他无法参与到那场复仇和令人难堪的共谋中。
但我父亲让我知晓了他的用心。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个8月午后的破坏行为真是太出格了。
我也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我头一次了解到我对他的信任有多么深。
——梅尔·拉撒路(Mell Lazarus),
连环画《妈妈》和《桃子小姐》的作者,小说家
(《愤怒的父亲们》,摘自《纽约时报》,
1995年5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