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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断强调“中国管理哲学”的背后，其实蕴含着对中国企业管理思想发展的深入省思。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在市场经济方面取得了巨大的发展，随着开放，西方管理哲学与文化不断涌入中国，不少企业参考西方的管理，学习西方的管理科学。
在西方管理哲学基础上产生的管理制度和体系是中国社会在几千年中所缺乏的。现代管理的制度、流程、规则，产生于西方，成熟于西方和东方的日本。一百多年前的日本在明治维新期间曾经一度全盘西化，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过半个世纪的经济社会发展，逐步发展建立了以丰田汽车、松下电器、索尼和京瓷为代表的融合日本传统文化特征和西方管理体系的日本管理模式。今天，中西合璧，对外开放，学习、吸收世界上一切好的东西，与中国企业管理文化相融合，是发展中国管理模式的核心和保障。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杨壮教授提出：“企业家要学点哲学，包括东方和西方的管理哲学，最终做到中西合璧。”所以，强调中国管理哲学，也是助力中国企业发展的选择。
中国企业发展路径和西方有着很大的差异，照搬西方的一套会明显水土不服——这种水土不服特别体现在中西方企业在文化上的差异。西方管理哲学的基底大多还是亚里士多德的“非此即彼”的逻辑，认为万事万物非黑即白。在现在更为复杂的企业环境中，这种哲学逻辑所构造的企业显得太过死板，缺乏应对外界不断变化的灵活性。其实，如果我们参考物理学体系会发现，西方管理学以泰勒科学管理为基础，很大程度受科学家牛顿“机械论”的影响，将组织看作一个运转的“大机器”，将组织成员看作组织这个大机器里的不同零件，通过管控机械来进行运作。这是典型的西方“非此即彼”的哲学逻辑，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之间的边际很明显。中国管理思想一直以西方管理学范式为主流，特别是以受到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非此即彼”的思维范式所影响的泰勒科学管理思想为主。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思路简单高效，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企业管理者。然而，在组织中的双元性（Duality，即对立统一体）悖论关系几乎又是无处不在。随着大环境复杂多变，管理的复杂性越发凸显，非此即彼的逻辑存在很强的局限性，尤其是针对管理中的悖论，“非此即彼”这样分割的思维范式几乎失灵。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管理学教授马浩在《战略的悖论》一书中讲到，所谓的“悖论”就是貌似相互矛盾、相互冲突对立的要素在同一陈述中同时出现和共同存在。具体来说，在企业管理中，悖论无处不在。例如在面对企业长期发展与短期利益如何兼顾，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如何得到平衡，还有詹姆斯·马奇的关于Exploration（探索）与Exploitation（应用）的双元兼顾（Ambidexterity）论都是经典的例子。面对以上组织悖论的问题，非此即彼的思维范式在很大程度上将事件二分，直接忽略了悖论关系的存在，更谈不上做到二者兼顾和平衡发展。而与西方认识论的“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逻辑体系不同，中国古代道家阴阳平衡思想认为，悖论双方处于“相生相克”的永恒状态之中，充分体现黑白搭配的“灰度”状态。
另外，中国管理哲学包含了中华文化的精髓，思维方式更加兼容。在中国五千多年的文化沉淀中，产生了儒家思想、道家思想以及阳明心学，影响了一批批中国企业和中国企业家。西方管理学中的“非此即彼”的亚里士多德哲学逻辑，在高度不确定性情境下的今天，显得尤为缺乏活力。简单地将世间二分，忽略人与人、组织与组织之间的联系，很难兼顾和平衡组织中的矛盾。所以，在高度不确定性情境下，现在的组织领导者需要在思维范式上做出重大改变，变得更加兼容。这一点正体现在中国管理哲学之中，在中国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儒家、墨家、兵家、法家、道家等诸子百家的哲学思想，以及明代王阳明提出的较为兼容的阳明心学等哲学思想在中华的历史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中华文化参天大树的主干，推动社会的不断发展。
中国管理哲学是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积累、沉淀形成的对管理的基本认识和指导管理实践的方法论，尤以儒、道、禅、兵最具影响力。它们分别强调道德、自然、觉悟以及谋略的力量。中国当代企业家越来越重视中国管理哲学的学习、理解和应用，并形成自身对管理哲学的独到理解和实践应用，任正非、张瑞敏、徐少春等企业家都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任正非倡导的灰度管理哲学与灰度管理，拒绝非黑即白的二元思维，强调华为管理的基本色调就是灰度。灰度既是其世界观，是其思维方式，也是其经营管理的基本假设、理念与哲学。灰度管理哲学应用的重要管理法则是学会妥协，“妥协其实是非常务实、通权达变的丛林智慧。凡是人性丛林里的智者，都懂得在恰当时机接受别人妥协，或向别人提出妥协”。海尔集团创始人张瑞敏善于将东西方管理哲学结合，发挥中国古典哲学智慧的管理价值，他深谙老子“上善若水”“无为而为”“大制不割”的道德智慧和康德“人是目的，不是工具”的人文思想，提出水式管理、组织无边界、去中心化的“无为”理念和“自以为非”的价值观。金蝶软件集团董事局主席徐少春先生在“让中国管理哲学的阳光普照世界”为题的演讲中，根据自己的经历阐述中国管理哲学，他认为中国管理哲学就是建立心与心连接的哲学，是知行合一的哲学，是解决重大管理问题的哲学。徐少春推崇以阳明心学为核心，融合儒、道、法及西方管理智慧的管理哲学，认为管理的本质就是激发人心中的良知，从心出发，走正道，行王道，将心、道、德、事结合起来，将使命、哲学、战略、技术结合起来，放下小我，成就大我，最终无我利他、化育天下，为社会发展贡献企业力量。
中国管理哲学是中国管理模式的顶层逻辑，有助于进一步思考管理哲学，认识管理现象背后的本质规律，将科学化、制度化、可操作、可复制的管理科学逻辑引入管理实践，由此推出中国管理模式的现代管理科学维度。
现代管理科学发端于20世纪初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到21世纪初开始形成一个庞大的学科体系，如果从学科划分，包括了行为科学、人体工程学、系统工程学、运筹学、预测学、质量控制技术、价值工程工作研究等。其中，行为科学和运筹学被认为是管理科学的主要分支。经济学家成思危先生归纳出现代管理科学的三个基础，分别是数学、经济学、心理学。数学是管理科学中数量分析方法的基础；经济学是管理科学中各类决策的出发点和依归，最常使用的是理论经济学；心理学是研究人的心理活动和行为表现的科学，它是管理科学中研究人际关系、调动人的积极性的依据。
从科学原理角度来看，现代管理科学主要受益于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其科学化体现在管理者能够以系统的、发展的眼光去分析事物，重视信息，加强控制，提高管理效益。具体来说，第一，系统论中的系统是指“相同或同类的事物按一定的秩序和内部联系组合而成的整体”。也可以说，系统是“由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若干要素所组成，具有特定功能的有机联系的整体”。从宇宙天体到微观粒子，从社会到人类个体，世间所有事物都可以被视为系统。系统论以“系统”为对象，研究其整体与部分、结构与功能的相互关系，并采取最优化方法求得最佳效果。企业是一个投入产出的经营管理系统，越是业态多样，全球经营和网络拓展的企业就越具有多层次系统结构，在管理方面也就越需要系统设计、互联思维、战略思考、整合管理等科学化管理布设。第二，信息论是一门研究信息传递共同规律及如何提高信息传输系统有效性和可靠性的学科。随着现代科学发展的综合化、整体化趋势，信息论的概念与方法已远远超出通信领域，广泛应用于管理学、生物学、仿生学等各种学科，发展为一种广义的信息论——信息科学。信息科学认为，信息是客观事物特征的反映。在日常工作中，常见的消息、情报、情况、资料等都属于信息。知识就是一种以专门目的收集起来，并加以抽象化、概念化的信息。真理则是一种正确的信息。而语言、文字、信号、数码、图像、声音等是信息的传递形式和工具。第三，控制论是研究各种系统控制和调节一般规律的科学。控制是按照给定的条件和预定的目标对一个过程或一系列事件施加影响的一种行动。能否有效地控制取决于是否有明确的目的，以及是否有实现目的的相应条件和手段。管理作为一种控制行为，由于管理对象、管理目标或管理状态不同，所运用的控制方式也不同。
从科学运行角度来看，现代管理科学既体现为管理哲学向科学原理转化，也体现为管理方法的技术化与数量化、管理媒介的信息化与智能化、管理人员的专业化。具体而言，第一，管理方法的技术化体现在管理科学已经由经验型的、定性的分析，逐步向重视定量分析、科学预测方向发展；管理方法的数量化指的是在管理中普遍运用量化指标，对工作的要求与标准予以说明，并以此对员工工作进行考核和奖惩的管理方法。所以，管理方法的数量化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绩效管理的需求。例如，系统工程学的产生就是数学运筹学方法应用的产物，管理学中也出现若干重要的数量化决策工具，例如支付矩阵、决策树、盈亏平衡分析、财务比率分析和线性规划等。第二，管理媒介的信息化与智能化，现代信息技术尤其是智能互联技术的发展为企业的科学管理、管理变革、效率提升插上腾飞的翅膀。管理的信息化与智能化就是将现代信息技术与先进的管理理念相融合，建立智能信息化管理系统与运行机制，使企业的信息流、资金流、物流、工作流集成和整合，借助大数据、智能化的技术手段，实现信息的共享、资源的集约利用，不断提高企业管理的效率和水平，提升企业的竞争力。第三，管理人员的专业化。现代的管理人员不仅应该拥有较高的文化科学知识，而更重要的是要善于管理，能进行科学的管理。管理成为一种跨越各种专业知识的专业，称之为“软专业”。管理者应该是“软专家”，不少中国企业在成长过程中会请到专门的企业管理经理人，并给予他们股权激励。同样，不少国内企业也会设立商学院，对企业储备干部进行培训。所谓专业化是个人具有哪一块专业领域的技能知识，在哪些方面经验丰富，就让这一类人负责管理那个部门的工作。这样一来专人管理专事，才能有效率、有质量地完成工作。
在中国管理模式三角模型中，成功管理实践既是中国管理哲学、现代管理科学在企业实践中的应用，也是检验前两者成效的标准，它不是简单地按照前两者的指导落地执行，而是本身创造或创新管理制度、管理方法形成管理经验。换句话说，中国管理模式的三角模型中成功管理实践是素材、案例，从中可以总结出理论与方法论，最后上升为哲学思想层面的中国管理哲学。“C50+”通过“中国管理模式杰出奖”
（以下简称“杰出奖”）的评选，总结出中国企业成功管理实践，其特点包括：
第一，中国企业勇于探索正在形成本土管理实践的“热带雨林”。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政策、产业结构、全球商业分工、全球商业环境的不断演变，我国涌现了此起彼伏的企业创业热潮，在各行各业涌现了一大批企业和企业家，他们在向西方先进企业学习技术和管理制度、方法的同时，结合中国商业经营的时代条件、市场挑战、营商环境，积极探索、锐意创新，经历商业阳光风雨的淘洗，一批优秀的企业和成功的管理实践如雨后春笋蓬勃涌现，如大家所熟知的海尔集团、美的集团、格力、方太、小米、华为、海信、阿里巴巴、京东、潍柴……几乎各个省份都能找出许多长期稳健发展，形成自身经营管理特色，贡献行业成功实践的优秀企业。我国企业全面“走出去”，到国外投资，创新商业模式，提升核心能力，打造国际竞争力，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在全球商海搏击中确立自己在全球的“江湖地位”。近年来，我国领先企业越来越多进入《财富》500强行列，我国的世界500强企业数量已连续多年排名全球首位，华为、海尔集团、阿里巴巴、中粮、伊利、联想、飞鹤、波司登等企业的卓越管理实践进入哈佛案例库，成为全球企业科学管理与管理创新的范例。管理理论来源于企业的实践成效，没有企业实践的成效，我们就无法真正获得管理经验的总结和理论。随着中国企业在越来越多的领域获得全球竞争力，其经营管理方法、商业模式等成为全球商业同行学习与借鉴的范例，中国企业的成功管理实践走向全球的大势正在开启。
第二，中国企业成功管理实践蕴含着创新、可借鉴与可持续的管理模式。经济学家弗里曼坚持无论研究还是实践都应对现实做出更好的解释，才能够从根本上改进创造价值的方式和生活方式。
这些在中国本土成长起来并走向世界的中国企业，它们基于自身对内外部行业、技术、人力资源、顾客、商业环境、商业机会、市场结构、竞争对手、资源条件和核心能力的解释、判断、决策与实施，在长期的经营实践中凝练形成了足以改变自身并创造顾客价值的相对稳定但又持续进化的管理模式，有能力、有信心跨越不同经济周期实现长期发展，并成为国内乃至全球的行业舵手。
例如，海尔集团的“人单合一”模式蕴含张瑞敏带领的员工从家电、家居入手，持续以“自以为非”的价值观对商业经营、员工管理、组织模式、顾客价值等进行创新探索，经历名牌战略、“OEC管理法（Overall Every Control and Clear）”、斜坡球体理论、赛马制、策略事业单位管理、官兵互选、自主经营体、创客制等长期、可持续的经营管理的创新探索，形成了系统化的“人单合一”的管理模式（也有人称之为“海尔制”），这些长期的管理创新探索，确实激活了海尔集团发展的内生动力与韧性，使其从一家籍籍无名的集体企业成长为全球领先的“美好生活和数字化转型解决方案服务”的企业集团。像海尔集团一样坚持有自己的商业思想并坚持“长期主义”管理创新探索，由本土商业土壤孵化成长，跨越多个经济增长周期，形成持续、有竞争力的管理模式的企业不胜枚举，它们如积木般组合拼成“中国管理模式”的雏形。
第三，中国企业成功管理实践蕴含着贡献于管理科学的思想、理论与知识。众所周知，从管理学的产生来看，管理科学的理论、知识与方法来自管理先驱对管理实践背后规律的发现和科学提炼——“建立理论的目的就是揭示优秀的管理实践背后遵循的原理与规律”
。泰勒基于米德维尔钢铁公司和伯利恒钢铁公司的实践提出科学管理，德鲁克基于通用汽车公司的实践提出目标管理，卡普兰基于半导体企业Analog Device（简称“ADI”）提出平衡计分卡管理。这说明成功的管理实践不仅是同时代企业的标杆示范，而且能够孕育并催生科学的管理理论，贡献管理的知识价值。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多个产业领域不断涌现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领先企业，经历国内外不同经济周期、产业变革和商业环境考验，它们的成功管理实践借鉴、吸收了西方现代企业管理的理论、制度与方法，同时它们的长期经营实践成为管理科学理论开发的“富矿”，其包含经营哲学、制度、经验、做法、模式，可为管理理论创新、管理科学发展贡献新的思想、知识与方法。许多企业的管理模式和优秀做法已经走出国门，被国外大学或同行所关注和学习，例如华为、海尔、中粮、伊利等公司的优秀管理已经进入哈佛大学商学院管理殿堂。进一步，海尔的人单合一模式、华为的灰度管理、中国建材的三精管理、方太的明道优术的儒道管理……这些领先企业的成功管理实践都闪烁着思想之光和治理之道，都凝练着科学之理、制度之方、方法之路，经过科学的开发、学术的发掘可成为中国管理贡献于世界管理的思想明珠。
管理学大师德鲁克指出，良好的管理实践必须根据经营的需要来确定，任何一个组织的成果都只存在于组织外部，管理需要有一个与任务契合的组织来“引导人”，发现并创造顾客价值，并实现自身价值。
成功的中国管理实践应满足这些条件，并在自身的文化土壤中寻找到适应自身发展、贡献行业价值的管理模式。C50+将坚持“长期主义、价值共生”的理念，以“知行合一”为行动准则，总结和归纳出既有普遍意义又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中国管理模式，形成管理理论的中国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