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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厘清中国管理模式，需要明确“管理模式”的内涵与要素，这有助于抓住中国管理模式的核心要义。从人类学习与进步历史来说，探索找到稳定可以参考的标准或范型，向成功的榜样、范例学习乃至超越它们，是个人走向成功、社会发展进步和文化传承非常重要的路径，这本身也是人类适应社会、追求成长的一种“发展模式”。
在管理领域，“管理模式”一直是学界、业界非常重视的探索管理创新、增强管理能力、提升组织生命力与竞争力的管理研究与实践课题。那么，什么是管理模式？国外文献对此研究往往都是在结合某一管理要素或案例企业来进行的，关注其客观存在，却对其内涵的专门探讨较少
，例如福特制、丰田制、7S模式、波士顿矩阵等。国内对管理模式内涵的讨论则非常丰富，因认识的角度与关注的重点不同，对此概念的内涵揭示呈现多义性。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已陆续有学者对此展开探讨。例如，吴长云（1992）认为管理模式是企业管理实践活动的一种抽象，这种抽象是一系列完整而又保持相对独立的若干个不同内容管理模式的系统、样板
；刘光起（1997）认为管理模式是根据企业管理理论，为一部分性质、规模相近的企业设计的一套有严密性、可操作性的综合管理体系
；马洪和孙尚清（1989）认为管理模式是一种实现企业资源向产品和服务转换的系统化指导与控制方法
。21世纪以来，对管理模式内涵探讨的文献依然非常丰富。比如郭咸纲（2003）提出管理模式是将一种或一套管理理念、方法、工具反复地运用于企业的日常活动中，包括管理理念、系统结构、操作方法
；徐金海（2005）认为企业管理模式是对企业组织结构、管理方式、组织文化等特征的抽象和总结
；赵普（2007）在整理分析有关管理模式的概念时，认为以前管理模式从静态方面来界定，而实际上管理模式是动态变化的，由此将其定义为企业经营管理的互动结构
；刘涛（2014）对管理模式内涵做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后提出管理模式是在一定的时空条件和管理情境下，企业为保证其他各类活动的开展及效率而在决策、组织、领导、控制等方面采取的可重复使用的、相对稳定的且能为其他组织所借鉴和模仿的运行方式、方法和手段
。
综合对以往管理模式内涵的梳理，结合“中国管理模式杰出奖”长期对国内领先企业优秀管理实践的关注与评选，我们提出管理模式是具有时空情境与对象范围并在管理思想指引下，企业提升经营管理效能的可重复应用的相对稳定的结构系统，它包括管理架构、制度设置、实践方法论及技术方法等。根据这个概念界定，管理模式的内涵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管理模式无论其产生还是应用，都有时空情境与对象限定。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与永不过时的管理模式，我们既要看到管理模式抓住了企业管理某些本质规律，形成了相对稳定有效的管理结构与机制，具有相对不变性，又要看到管理模式中结构与机制是基于企业的产业特征、自身条件与能力、所处环境、组织情境等历史及现实因素所生成的，也必然随着这些因素的不同或演化而呈现必然的可变性，所以管理模式具有时空情境与对象范围适应性并且是动态变化的。
其二，管理模式中具有首要性的要素是管理思想。管理思想是企业与企业家对德鲁克三问——“我们的事业是什么？我们的事业将是什么？我们的事业应该是什么？”的抽象化的哲理思考，是它们在一定文化土壤与商业土壤中生长、适应、发展所形成的稳定的“三观”，是对企业存在本质的“灵魂追问”的体现。
其三，管理模式是一套相对稳定的结构系统。管理模式是对企业各个业务范畴运作、具体经营活动和反复验证的成功经验的抽象化提炼，它必然剥离许多具体的生动的管理细节，简化过程管理的要素，寻找具有贯通性、科学性、共识性、可重复性的经营管理要素及其结构关系（机制）。当然，作为结构系统的管理模式的抽象度可以存在差异。如果结构系统的适应范围更广、适用时间更长，其抽象度会更高。反之，如果结构系统适用相对具体领域、具体时段或具体问题，其抽象度则相对较低而具象度更高。这也是管理模式进行界定时存在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四，管理模式从其内容表达来说，我们认为它至少应包括管理架构、制度设置、实践方法论及技术方法。管理架构涉及的是模式的管理思想（理念、文化或哲学）、要素及其联系，它可以是管理要素的原理或原则的结合；制度设置则是体现管理架构及支撑架构实施的整体性的制度、规范；实践方法论及技术方法则是体现管理模式可行性甚至实操性的具体制度、流程、技术、方法、惯例等，需要说明的是，对抽象度高的管理模式来说，实践方法论及技术方法可能比较简约，其实操性并不一定那么明显。
管理模式应包括哪些要素，学界对此也有许多观点，形成各具特色的管理模型。例如，彼得斯与沃特曼这两位麦肯锡公司的前管理顾问提出企业组织管理的7S模式，他们认为，公司战略（Strategy）、结构（Structure）、制度（Systems）三个硬管理要素和人员（Staff）、风格（Style）、技能（Skills）、共有的价值观（Shared Values）四个软管理要素都做好了，企业才能管理成功。威廉·大内提出管理模式包括雇佣体制、员工评价与晋升、控制、决策、企业与员工的关系等要素，并由此提出A模式、J模式和Z模式的分类方法。柯林斯和波勒斯通过对通用电气、3M、默克、沃尔玛、惠普、迪士尼等18家长盛不衰的美国公司的深入分析，提出管理理念、目标制定、企业文化与愿景、管理者培养与选拔、管理制度构成美国卓越企业管理模式。
郭咸刚（2003）在其提出的G管理模式中，认为管理模式是由企业创新、组织结构、战略、决策、营销、人力资源等12个子模式构成。
叶国灿（2003）
和王念淇（2005）
认为管理模式由结构要素和支撑要素组成，其中，结构要素为企业文化和经营理念、管理技术、管理体制和规章、决策及领导体制四个方面，支撑要素为人的素质、产品技术、企业目标和目标市场。徐金海（2005）认为企业管理模式是对企业组织结构、管理方式、组织文化等要素信息的抽象和总结。
李伟阳和肖红军（2010）提出基于管理框架、管理目标、管理对象、管理价值和管理机制五要素构成的社会价值目标管理模式。
回溯对企业管理模式要素代表性观点，不同学者对管理模式要素认识差异较大，并由此形成不同的结构模式。一些管理模式更注重从管理职能及其相关的经营要素方面来具象地分析提炼管理模式，如7S模式、威廉·大内提出的管理模式、郭咸纲的G管理模式等；一些管理模式更注重从管理宏观层面与管理结构关系方面来抽象化地提炼管理模式，如柯林斯和波勒斯的卓越管理模式、徐金海的信息视角的管理模式、李伟阳和肖红军的社会价值目标管理模式等。当然，还有的管理模式试图将两者结合，如叶国灿和王念淇的结构要素与支撑要素结合的管理模式。具象化的管理模式要素选择更有助于各个企业具体的实践，但不容易抓住千差万别的企业之间的管理本质关系，而抽象化的管理模式要素选择因抽象程度较高易于贴近企业之间的管理本质关系，更有助于跨越地域、国家、民族之间的企业管理模式之比较分析，但其对企业具体实践的操作性应用则有所欠缺。在探究中国管理模式时，更强调从宏观、整体层面来认识管理模式本质结构。本质结构统摄各种具体管理范式/模型的内涵，但并不忽视具象化的管理模式要素，反映管理模式的方法论和路径，从而体现为案例企业的具体管理范式/模型。
厘清管理模式的内涵要义，有助于我们认识和理解中国管理模式。中国管理模式，也有许多人称之为中国式管理，在21世纪以来引起关注，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日益发展，特别是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竞争中的崛起，探讨中国管理模式，“让中国管理模式在全球崛起”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热点主题。中国管理模式，是在地理范畴的世界和管理学科范畴的世界中的管理模式之一，是中国文化圈内各种较为成熟的管理样式的集合化、系统化的归集或总称。
在研究与咨询中，已经有许多成果从不同角度尝试揭示这一模式的庐山真面目，例如郭咸纲、刘光起、李伟阳和肖红军等提出其思考的管理模式，还有许多有代表性的学者提出自己的认识——中国管理模式的内容/类型。例如，华人学者成中英教授提出的C理论；基于中国哲学，特别是《周易》的哲学思想，提出的人性管理和理性管理相互结合、整体系统理论、整体系统理论的决策、时中性及其管理决策应用、整体系统适时运用的C原则
。曾仕强先生是国内咨询界提出和推行中国式管理的知名人士，他的中国式管理总体上可概括为“修己安人”管理模式，关注人性和领导者中道管理，认为管理是修己安人的历程，起点是修己，终点是安人，在合理中追求圆满，领导者可凭借努力，将自己的品性、为人修炼得趋于圆满，使凡是与自己共事的人都可以工作安心，处事安定，生活安家，通过“仁”之道、“义”之道、“礼”之道最终达成人性向善，在实践上通过“情、理、法”的运行来实现“仁、义、礼”的修己安人之道。
[1]
管理学者陈春花直面中国管理实践，长期扎根企业的竞争一线经营实践，关注中国企业特别是领先企业成长与管理实践，认为要形成“中国式管理”应具有“中国企业的实践成效、对实践中重大问题的认识和对于中国理念和人文精神的体认”，并在《领先之道》和《中国领先企业管理思想研究》中提出“中国本土领先企业持续成功模型”和领先企业的“和变用”管理实践模型，基于智能互联时代企业数字化转型与数智管理趋势提出“协同管理”的理论与应用指导。
[2]
管理学者席酉民提出的“和谐管理”理论与模式是国内有比较完整的理论结构和实践模式的管理模式之一，和谐管理基于其对西方科学哲学与中国人“整体论”思维优势的结合，形成了一套以“和谐主题”“和则”“谐则”“和谐耦合”“和谐心智”等构成的理论体系与实践对策，和谐管理指出企业或组织综合考虑内外部环境、未来趋势以及资源来确定发展的愿景与使命，用“和则”的“能动致变”解决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管理问题，用“谐则”的整体优化来提升组织架构的有效性、工作流程与制度，通过“和谐耦合”动态调整“和则”与“谐则”应对复杂管理问题。
[3]
王汝平基于中华文化提出C管理模式
，后进一步实践探索提出“经营罗盘模型”，认为企业是以人的“心、性、情”为出发点，开展各项生产经营活动，经营企业就是经营人心，管理企业就是管理人性，基于中国的“五行”说提出经营罗盘五维模型，即“势、道、术、器、利”的企业经营的系统观
[4]
。
关于中国管理模式内容要素的论述，多数偏向具象化，相对而言，成中英的C理论及模式更具抽象化，除了成中英的C理论外，齐善鸿结合老子思想与管理科学提出的“道本管理”、黄如金结合儒道思想提出的“和合管理”也具有较强的抽象化模式表述倾向。虽然各学者的中国管理模式内容要素差别比较大，但我们仍然可以从更宏观的层面找到这些模式之间共同的结构要素，例如，这些模式凸显中国管理哲学与传统文化对我国企业管理运作的核心价值，强调对民心、人本（人性）的重视，注重管理理念、原则与方法合乎科学、有规可循。值得提及的是，近年来探讨中国管理模式，特别是具象化的管理模式，都来自实践、映射实践和实践有效作为构建、提炼中国管理模式的核心要求之一。
在中国管理模式内涵与模型的探讨上，“C50+”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践探索，并长期通过遴选国内具有模式特征、创新价值突出、经营成效突出的优秀企业案例来总结、提炼和推广中国本土管理实践，“让中国管理模式在全球崛起”。“C50+”在企业家与专家的无数次碰撞，以及长期的探索总结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对中国管理模式内涵的理解，并认为中国管理模式是在中国管理哲学指导下的现代管理科学在企业中运用的成功管理实践，是中国标杆企业先进的、创新性的、可复制的，具有中国智慧的成功管理实践的集合。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思危先生也强调，中国管理模式必须是民族的、开放的、创新的。可见，中国管理模式≠中国式管理，它包含并超越了中国式管理。“中国式管理”强调的只是中华文化在现代企业的运用，或者突出中国管理的主位文化特征，而且过于停留在“术”的层面上，在跨情境适应性、可复制性、开放性方面都容易狭窄化；“中国管理模式”强调的是文化、科学与实践的结合，更多地侧重于挖掘优秀企业管理实践背后的底层逻辑，更强调可持续性发展以及创新。此外，不同行业、时代、区域、文化背景中成长与发展的中国企业（群），其形成的经验形态的中国管理模式，具有具象性，这属于要探寻的中观或微观的中国管理模式。但是还需要一个更为宏观的中国管理模式模型，从整体层面构建中国管理模式的体系框架，能够指导我们发现中观或微观的中国管理模式（年度获奖企业评选），同时其本身也具有中国的国情特征或管理的中国风格、中国意象。由此，在《解码中国管理模式②》中，提出中国管理模式三角模型，如图1-1所示。
中国管理模式包含了三个层面：第一，中国管理哲学；第二，现代管理科学；第三，成功管理实践。中国管理哲学是软件，现代管理科学是硬件，成功管理实践产生于软件和硬件的融合。
图1-1 中国管理模式三角模型
[1]
曾仕强.中道管理[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
曾仕强.中国式管理[M].2版.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2]
此处参考文献包括但不限于：
陈春花，赵曙明，赵海然.领先之道[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
陈春花.中国本土行业领先企业成功模型[J].管理学报，2008（3）：330-335.
陈春花.论形成“中国式管理”的必要条件[J].管理学报，2010，7（1）：7-10，16.
陈春花，乐国林，曹洲涛，等.中国领先企业管理思想研究[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
陈春花.组织与文化管理[M].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18.
陈春花，朱丽.协同：数字化时代组织效率的本质[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9.
陈春花.组织的数字化转型[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23.
[3]
此处参考文献包括但不限于：
席酉民，熊畅，刘鹏.和谐管理理论及其应用述评[J].管理世界，2020，36（2）：195-209，227.
席酉民，韩巍，葛京，等.和谐管理理论研究[M].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
席酉民，刘鹏，孔芳，等.和谐管理理论：起源、启示与前景[J].管理工程学报，2013，27（2）：1-8.
[4]
此处参见：
王汝平.基于经营罗盘模型的企业五大经营能力相互作用关系研究[J].企业改革与管理，2020（6）：3-4.
王汝平.新时期企业顶层架构设计模型构建研究——基于经营罗盘模型[J].中外企业家，2020（12）：68.
需要说明的是基于中华文化与管理哲学，提出管理的“罗盘模式”的还有李昆，他的“罗盘模式”以向、位、度、易、衡为基本理念，包括五大内涵、七大要素、四大系统、二十五个子模式，参见：李昆.中国式企业管理模式创建研究[J].南京社会科学，2009（7）：37-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