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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新征程，扬帆再出发。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鲜明昭示了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迈向新征程的使命任务。历史和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式现代化扎根中国大地，切合中国实际，这条道路不仅走得对、走得通，还走得稳、走得好。在新征程上，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不断创造新的发展奇迹，为发展自身和造福世界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点之一，就是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依托前瞻性的愿景、使命和战略，完善管理模式，引领科技创新，创造可以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的经营新生态。这是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中，“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显然，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放在文明传承、时代进步和世界发展的大视野中进行观察，充分论证中国管理模式的必然性以及中国管理模式的独特性，正是当代中国管理学者和管理实践者的使命担当。
在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越来越壮大的中国企业正在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是推动我国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是构建形成新发展格局战略目标的关键力量。《财富》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共有142家企业（包括香港、台湾地区的企业）上榜世界500强。我国的世界500强企业数量超过美国（124家），继续位居各国之首。与此同时，我国在中小企业的培育方面也取得了喜人的成绩。据新华社报道，2023年我国将深入实施优质企业梯度培育工程，力争当年全国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量超过8万家，计划培育100个左右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
中国企业不断壮大的根本动力是科技创新“硬实力”和管理模式创新“软实力”。没有科技创新这样的“硬实力”，企业就难以建立起竞争优势；没有管理模式创新这样的“软实力”，企业就难以激发组织活力。科技创新和管理模式创新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为了总结和提炼中国企业的管理模式创新“软实力”，2008年，中国管理现代化研究会与金蝶国际软件集团有限公司（简称“金蝶”）联合国内数家知名商学院（管理学院），以“让中国管理模式在全球崛起”为使命，发起中国管理模式杰出奖公益遴选活动。历经15年的发展，中国管理模式杰出奖已成为中国管理界最具影响力的奖项之一，与社会各界共同见证了中国的世界500强、“隐形冠军”等优秀企业的创新管理实践。
在过去的10多年里，诸如海尔集团、美的集团、三一集团、京东、青岛啤酒、小米、腾讯、温氏股份、方太等近百家获得中国管理模式杰出奖的企业不仅孜孜不倦地探索极具特色的中国管理模式，还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为了探索中国管理模式的内涵和本质，我们采取多案例研究的方法对已经获得中国管理模式杰出奖的近百家企业进行深入对比分析，提炼出中国管理模式的模型和原则。《路标：解码中国管理模式》（以下简称《路标》）这本书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对中国管理模式初步研究的成果展现。之所以取名为《路标》，是因为“路标”不仅仅代表着探索的方向，更承载着对未来管理学发展的使命。有了“路标”，我们对未来的探索就不会迷失方向，就有了前进的动力。诚然，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管理学者和管理实践者当以设立探明方向的“路标”为己任。
中国管理模式的产生有其必然性，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管理新时代的必然性、中华独特文化的必然性和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性。
首先，管理新时代决定了中国管理模式产生的必然性。当前，在时代变迁、科学技术范式变革、人性发展等各种力量的交互作用下，已经有100多年发展历史的管理学正在经历一次大的跃迁，出现了第四代管理学
，推动了第四次管理革命的兴起
。应当说，第四次管理革命的出现主要是由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等新兴数字化技术推动的，传统的管理模式正在面临极大的挑战。在数字经济时代，基于线性思维的工业时代刻板管理模式不再适用，越来越多的管理学者和企业家认为传统科层制管理模式走到了尽头。应当说，“这是一个全球经济普遍迷茫的时代，也将是一个中国管理模式展现更大作为的时代”。
其次，中华独特文化决定了中国管理模式产生的必然性。管理是一种文化的积淀和表现。任何社会和组织的管理，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管理理念、方法、手段都是该社会和组织历史传承的产物，无论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无不受到所在社会和组织文化传统的影响。
中华文化历史悠久，与西方文明有很大的不同，几千年来中国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体系，儒家、道家、法家、墨家等各个学派的主张对今天的管理模式依然有着重要影响。我们发现，许多企业在探索中国管理模式时，都会从中华文化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并结合当下的时代背景，形成独具特色的管理模式。应当说，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孕育中国管理模式的“肥沃土壤”。
最后，中国经济发展决定了中国管理模式产生的必然性。从管理学发展的历史来看，能够风靡世界的管理模式始终诞生于那些能够引领全球经济的国家或者地区。20世纪初，美国经济的崛起让福特模式大放异彩；20世纪80年代，日本经济的发展让丰田模式风靡全球；21世纪初，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以谷歌、亚马逊为代表的硅谷模式又成为世界企业学习的标杆；21世纪20年代，中国经济蓬勃发展，202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突破120万亿元，稳居全球第二。一些中国领先企业，比如海尔集团、阿里巴巴、腾讯、小米、京东、华为等在管理模式上实现了追赶和超越，获得了全世界管理学者的关注。
安妮卡·施泰伯在《中国能超越硅谷吗：数字时代的管理创新》一书中对比了中国企业和硅谷企业的管理模式后指出，中国毫无疑问已经是一个有自主创新能力的国家，在某些领域甚至已经在开展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创新活动，并掌握了世界领先的创新成果。
中国向全世界提供的不仅是具体的技术和产品创新，还包括商业模式和管理模式的创新成果。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有没有中国特色，归根到底要看有没有主体性、原创性。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而且解决不了我国的实际问题”。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深入研究中国管理模式的内涵和本质指明了方向。在对中国管理模式杰出奖获奖企业研究的过程中，我们始终关注管理模式的“主体性、原创性”，以及管理模式在实践中的具体应用，以体现中国管理模式的独特性。
中国管理模式是在中国管理哲学指导下的现代管理科学在企业中运用的成功管理实践。中国管理模式的独特性在于它不断从中华文化之中汲取养分，是文化、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我们提出了中国管理模式三角模型，它包含三个层面：第一，中国管理哲学；第二，现代管理科学；第三，成功管理实践。尽管我们强调中华文化对中国管理模式的重要影响，但是，我们并不排斥西方文化对中国管理模式的影响。事实上，我们发现中国管理模式的核心建立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西合璧、兼容并包的基础上。我们认为，中国管理模式就是以中国的人文、哲学、思想为主体，以西方的管理制度、流程、规则为手段建立起的一种中西合璧的经营管理模式。在中国管理模式三角模型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中国管理模式的九项原则。三角模型和九项原则共同构成了我们对中国管理模式的整体认知。中国管理模式三角模型和九项原则是本书的“纲”，纲举目张，形成本书依次撰写的序列。第1章详细阐述中国管理模式三角模型，从第2章到第10章分别阐述中国管理模式的九项原则，第11章展示了中国管理模式50人+论坛（简称“C50+”）的部分成员对中国管理模式九项原则的系统性解读。关于中国管理模式的九项原则，简述如下：
第一项原则：敬天爱人，造福社会。
“天道”与“人道”在中华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敬天”就是敬畏天道，敬畏规律，顺天而行。“人道”的核心是“仁”，而“仁”的本质是“爱人”。“仁者爱人”强调人与人之间的互爱。“敬天”是“爱人”的前提，“爱人”则是“敬天”的具体表现。正是出于对天道的敬畏，遵循天道，才要“爱人”，因此，“顺应民意”是“敬天”的体现，“爱人”是践行“敬天”的实际行为。
“敬天爱人，造福社会”这一原则在中国管理模式实践中的具体表现是：企业在经营与发展的过程中，应当遵循企业经营的客观规律，做符合规律的事；在经营中，要始终关爱员工，关心员工的福祉和利益，有满意的员工才有满意的顾客。同时，企业在发展自己的同时也要有“利他”思维，对社会的发展肩负起必要的责任，要时刻不忘回报社会，从而实现企业需求与社会需求、个人诉求与社会道德之间的动态平衡。
第二项原则：以人为本，以德为先。
儒家主张人本思想，“以人为本”是中国管理模式的核心原则。儒家的“仁义”理论，其本质就是肯定人的尊严与价值。儒家的“德治”思想认为“德”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前提，因此第二项原则强调“以德为先”。“以德为先”首先要求以德修己，其次要进行“德治”，即“为政以德”。“以人为本”与“以德为先”是相互促进的，“以人为本”把“人”放在首位，而“以德为先”正是践行“以人为本”的重要体现。
“以人为本，以德为先”这一原则在中国管理模式实践中的具体表现是：在企业经营中重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发展，重视企业人文精神的塑造，重视选拔德才兼备的管理者，为员工营造一个和谐的工作氛围，培养员工以企业为家的主人翁意识，使员工形成强烈的责任感和团队归属感。管理要把人放在第一位，管理要把提升人的价值作为终极目标，“人的价值最大化”始终是管理创新的出发点和归宿。
第三项原则：整体运营，和谐管理。
“天下将兴，其积必有源。”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注重从系统整体上思考世界本原和人生意义，认为万事万物都是普遍联系的，事物之间以及事物内部诸要素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相互转化的关系。
另外，“和谐”也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它贯穿个人修养、国家治理、社会建构等各个层面。“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儒家认为，若要有君子之修，必须善于兼听各种声音，协调各种关系。“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道家也非常强调和谐，认为天地万物与“我”之间是一种共生共存的关系，即物我相通，和谐如一。从系统整体思维和和谐共生的哲学思想看，“整体运营，和谐管理”是中国管理模式的一个重要原则。
“整体运营，和谐管理”这一原则在中国管理模式实践中的具体表现是：整体运营是把经营、管理、运营三者结合起来，围绕着企业的人、财、物三大要素进行有机化、系统化运作的模式。整体运营真正从战略制定、路径分解、战术执行、循环运作等方面实现了系统化的持续循环运转。和谐管理就是要系统构建共生的生态系统，通过打破边界、融合、平衡、边缘创新等方式实现共享、共生等效应，并通过促进局部效应的扩散、反馈、指数型放大等实现生态系统效应。
第四项原则：中西兼容，古今相通。
“兼收并蓄”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特征，《道德经》第四十一章提出了“上德若谷”的思想，彰显出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中西兼容，古今相通”是中国管理模式的重要原则之一。中国管理模式兼容中西管理思想精华，贯通中国古今管理智慧，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正所谓：“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中国管理模式的终极使命就是推动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天下大同”。
“中西兼容，古今相通”这一原则在中国管理模式实践中的具体表现是：建立兼收并蓄的企业文化，打破狭隘的民族文化观、地域文化观，博采众长，广泛包容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理念，借鉴不同国家的优秀管理经验，吸收来自组织内部、外部的建议。同时，要充分注意文化的时代性，不盲目照搬、照单全收，而是充分吸纳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并结合当前具体的时代背景和管理情境来制定管理制度。
第五项原则：经营协同，价值共生。
中华文化的核心与真谛在于“和合”，中国管理思想中“和”与“合”的哲学思想和理念，有利于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和矛盾。
基于“和合”的哲学思想，我们认为“经营协同，价值共生”是中国管理模式的一个重要原则，“和合”文化不仅是中华文化的宝贵遗产，还是协同共生模式的智慧之源。经营协同是价值共生的前提，价值共生是经营协同的结果。提升企业整体效率先要经营协同，通过经营协同整合各种资源，进而通过价值共生提升为客户创造价值的能力。
“经营协同，价值共生”这一原则在中国管理模式实践中的具体表现是：企业在数字经济时代需要重新思考组织效率的新来源，既要通过分工、分权、分利提升组织内部的效率，又要通过开放边界、共同成长获得外部的效率，从而利用协同效应实现系统效率的最大化。同时，企业需要意识到价值再也不是由企业单独创造的，而是由顾客和企业共同创造的，顾客更加关注自身体验。因此，企业为了更好地创造顾客价值，必须协同各种外部资源，让顾客有更好的体验，并打破组织价值创造的边界，强调互为主体、共创共生，利用价值共生延伸价值创造网络的广度并拓展其深度。
第六项原则：以势求变，稳健成长。
“势”这一概念在中华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孙子兵法》论述了求“势”对取胜的重要作用，“故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故能择人而任势”。中华文化对“势”的哲学思考体现了主观感知性，中华文化里的“势”强调的不仅仅是客观存在，更是人们对运动事物彼此依赖性的主观感知。当感知到形势有利时，组织为了抓住机会会采取应势策略；当感知到形势不利时，组织通过造势来调整形势，进而创造有利的形势。因此，“以势求变，稳健成长”是中国管理模式的重要原则之一，通过对“势”的管理，
企业可以不断求变，从而推动企业在动态的环境中实现稳健成长。
“以势求变，稳健成长”这一原则在中国管理模式实践中的具体表现是：组织变革一方面受到管理策略影响而具有主动性，另一方面受到环境变化制约而具有被动性。企业在变革过程中一定要认清“形势”，需要审时度势，认识到“形势大于人”。当形势有利时，企业可以借势而为；当形势不利时，企业需要谋定而后动，不要轻易采取行动。管理者要学会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的事情，需要整体考虑环境可能发生的变化，从而发现最有效的行动方案，并在此基础上展开积极主动的变革，唯有如此，才能推动企业稳健成长。
第七项原则：善抓机遇，敏捷转型。
在道家思想中，天地万物都有其发展规律和变化的契机，而“机”就是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和变化的原因。儒家也非常重视机遇对一个人事业的重要性，“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善于谋划和把握机遇的人才能够成功。由此可见，善抓机遇对于企业持续增长而言异常重要。机遇就是有利形势，它存在于企业生存发展的环境之中。
“善抓机遇，敏捷转型”是中国管理模式的重要原则，善于抓住时代的机遇是成功的必然要素，而在多变动荡的环境中，只有在抓住机遇的同时做到敏捷转型才能够持续塑造竞争优势。
“善抓机遇，敏捷转型”这一原则在中国管理模式实践中的具体表现是：企业要密切关注外部环境的变化，抓住时代的机遇，创新商业模式，不断寻找新的增长点；同时，利用敏捷转型，通过从行为、思想到文化的敏捷，逐步提升组织的敏捷性，提高组织适应外部变化的能力，使组织不论面对危机带来的动荡还是面对机遇下的转变，都能够沉着应对，高效运作，从而推动企业持续成功。
第八项原则：创新赋能，战略韧性。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中华文化中处处都体现着“变化”和“创新”的哲学思想。变化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运动是世间万物永恒的存在形式。“革故鼎新”是《周易》中的重要思想，“革”，指的就是“变革”，不破不立，唯有铲除旧的才能建立新的；而“鼎”，是用来承接“革”的结果的，因此意为“更新”。唯有不断求变和创新，才能够在多变的环境中提高战略韧性（战略韧性是指企业或组织在面对外部环境变化时，保持稳定和持续发展的能力），而只有不断提升战略韧性才能够保持企业发展的柔性，使企业在面临外部动荡的环境时，依然能够保持内部的稳定和谐。因此，“创新赋能，战略韧性”是中国管理模式的一项重要原则。
“创新赋能，战略韧性”这一原则在中国管理模式实践中的具体表现是：面对易变、不确定、复杂且模糊（VUCA）的环境，企业需要具备快速感知和响应变化的能力，而唯有快速学习与引领创新，才能有超前的知识与技术储备来应对变化。创新赋能，就是为企业不断注入活力，开辟新的发展道路。通过创新，为企业和组织注入新的动力和能力，从而提高其竞争力。创新和赋能是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过程。在数智化时代，企业要着力打造赋能型组织，即让员工拥有更多的自主性，让员工充分参与经营管理，使企业保持更大的弹性，成为一个更灵活的组织。增强自身战略韧性是企业的重要任务，因为只有根植于韧性基因，企业才可以及时识别威胁，规避风险，同时迅速把握机遇，借机成势。而战略韧性体系的构建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在商业环境高度不确定的今天，构建战略韧性体系有助于企业获得持续竞争优势。
第九项原则：顺应天时，尽显地利。
在中华文化中，“天时”和“地利”是预示成功的两个要素，它与道家哲学和儒家思想密切相关，强调个体与整个自然体系息息相关。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天时与地利相互关联、相互作用，天时，代表的是宇宙的力量，是宇宙运行的规律；地利，指的是所处的环境。“顺应天时，尽显地利”是中国管理模式的一项重要原则。“天时”就是战略管理的时与势，顺应天时就是顺应大势，把握时机。“地利”就是战略管理的外部条件，这种条件构成了对特定战略的支撑，尽显地利就是要为战略的执行整合相应的资源和有利因素。
“顺应天时，尽显地利”这一原则在中国管理模式实践中的具体表现是：管理者无法改变“天时”，而必须根据“天时”变化，制定相应的管理策略，企业需要对外部环境进行分析，判断企业进入市场或者抢占市场的最佳时机；管理者需要利用地利来实现经营目标。企业可以从产品、客户、产业等多个维度打造竞争优势，构建自身地利，从而取得成功。
总之，一个国家的文化特征会影响企业的管理模式，中华文化的独特性催生出独特的中国管理模式。基于对多家中国管理模式杰出奖获奖企业的案例研究，结合中华文化，我们提出了中国管理模式三角模型以及以上九项具体的原则，这些原则相互支撑、相互促进，共同构成了我们对中国管理模式整体的认知。
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认为，文化是一系列的理念。你可以称它为智慧，而智慧建立在知识之上……知识提升到更高层次才是智慧。仅凭个人的智慧是不够的，许多人的智慧合在一起才能构成文化的潮流。在文化潮流的进展中，还要让它永远开放、不断修改，而不是走到尽头、走到终点站。到终点站的时候就是我们下车的时候。这列列车要继续往前开，必须要保持文化的动力。
数千年来，中华文化蓬勃发展，保持了强劲的文化动力，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华文化的高度包容性和开放性，它容许不同的东西共同存在。在中华文化里，承认差异是常态，同中要有异，异中要有同，而且差异可以调和，差异可以共存，正是这种海纳百川的特质造就了灿烂的中华文明。
独特的管理模式是文化独特性的一种体现，世界上没有完美的模式，只有不断进化的模式。随着文化潮流的风起云涌，管理模式亦会不断创新发展。管理研究者就像行走在管理旅程中看不到尽头的旅行者，在探索的道路上不断记录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我们深深地意识到，只有在探索的道路上不断反思，不断改变，不断适应，才能不断进化。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贾雷德·戴蒙德教授在其畅销著作《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一书中写道：“历史绝对不像某个怀疑者说的那样，是‘没完没了的事实’。历史的确有普遍的模式，解释那些模式，不仅能生产慧见，也是个令人着迷的事业。”
我们深信，管理存在普遍的模式，中国独特的传统文化和独特的经济模式一定会孕育出独特的中国管理模式，探索和解释中国管理模式的内涵与原则是一个“令人着迷的事业”。我们心无旁骛，孜孜以求，我们将“以中国管理模式推动中国企业的进步”视为我们的使命。
当然，管理学原理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对管理实践具象的高度凝练的表达，是管理实践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规律。探索这些基本规律，需要管理研究者“下沉”，深入到管理实践之中，通过系统地调查研究，详尽地分析材料，以问题为导向，在管理实践中提炼管理学原理，进而指导管理实践，逐步形成学术体系。
鲁迅在《故乡》的结尾深情地写道，“我在朦胧中，眼前展开一片海边碧绿的沙地来，上面深蓝的天空中挂着一轮金黄的圆月。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路标》只是我们研究的起点，而不是终点。今天，我们开启了中国管理模式研究之路，也期待更多的学者和企业家一起参与进来，与我们共同探索中国管理模式的学术体系，共同寻找中国管理模式的本质，一起向世界讲好中国管理模式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