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简介

“四大”，是指德勤（Deloitte）、安永（EY）、毕马威（KPMG）和普华永道（PwC）这四家国际性的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四大的诞生，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以前。四大的发展历程，是一段集合了财富、权力和运气的精彩纷呈的历史。四大的影响，已经渗透我们的工作、管理、投资和社会治理等许多重大方面。

由于四大广泛的影响力，它们既收到过许多正面评价，也有不留情面的批判。这四家事务所无一例外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并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发展历程。它们光鲜亮丽的外表下是一个个生动的传说，既有绚烂的成功，也有道德的妥协、职业的焦虑、糟糕的投资、吃相难看的并购、上不得台面的利益关系以及神秘的仪式。

在会计这个被普遍认为有些枯燥乏味并且低调的行业中，四大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明星，拥有耀眼的成功。2011年，四大的总营收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之后更是持续攀升，并于2016年超过1300亿美元。2017年，在普华永道于当年的奥斯卡颁奖礼上闹出“奥斯卡颁奖大乌龙事件” 之前，它和迪士尼、耐克以及乐高等企业一起名列全球“十大最具影响力品牌”。

倘若将在全球拥有约100万名在职员工（不含外包员工）的四大看成一个整体，四大毫无疑问是世界上最大的雇主之一。它们直接雇用的员工人数，比俄罗斯军队的现役军人还要多。如果算上曾经在四大工作过的员工，四大的雇员数量更是多不胜数。这些四大的前员工，很多已转入了其他专业服务机构工作，或者已在企业或政府中升任要职。他们在工作中，要么完全遵循“四大方式”，要么反其道而行之。

四大已经正式融入现代金融和民主运行体系，成为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们也积极地与发展中或者刚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政府建立联系，像在中国，它们是经济繁荣的推动力，也是监管的主要目标。

四大在会计、税务和审计服务等重要领域，都占据着主导地位。例如，几乎所有英、美大型企业，都会聘请四大的其中一家或多家作为其审计师。2017年，标普500指数的500家企业中，有497家聘请四大做审计。不仅如此，几乎所有这些大型企业，还同时聘请四大为其提供管理咨询服务。2017年，仅普华永道一家会计师事务所，就向《财富》世界500强中的422家提供了各式服务。如果没有会计师、审计师和管理咨询顾问，现代经济似乎已无法正常运转。

四大能够发展到现在的规模，经过了多次复杂的商业联姻和结盟，过程之复杂与反复堪比生物分型。20世纪80年代，商界大规模的企业并购蔚然成风（虽然并购动机存疑）。以美国为例，有泛美航空并购国民航空，标准石油并购肯尼科特铜矿，还有坎普公司对联合百货公司的恶意收购——被《财富》杂志评价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愚蠢的并购交易”。同期，会计师事务所的合并也进入高潮。1986年，皮特马威会计师事务所（Peat Marwick）和欧洲的KMG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形成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1989年，恩斯特和惠尼会计师事务所（Ernst & Whinney）与阿瑟杨事务所（Arthur Young）合并形成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同年，德勤哈士钦斯和塞尔会计师事务所（Deloitte Haskins & Sells）和图谢罗斯事务所（Touche Ross）合并形成德勤会计师事务所。伴随着后两宗合并的完成，全球“八大”会计师事务所减少到“六大”。

早在5年前的1984年，德勤哈士钦斯和塞尔事务所一度想联姻普华事务所（Price Waterhouse）。二者的合并看上去是天作之合：它们有着相似的历史背景，最早可以追溯到早期在伦敦执业时期；都担任过英国铁路公司的顾问，并协助建立了会计师行业的职业声誉。它们的合并如果成功，一个现代巨无霸企业将会诞生。当时，仅在美国，德勤哈士钦斯和塞尔事务所就有103家分支机构和8000名员工；普华事务所也有90家分支机构和9000名员工。但是两家事务所内部对这个合并提议反对激烈，反对者声称，两家事务所的文化截然不同。实际上，二者的文化差异并不大，但是在会计业整体一致性的大背景下，再小的差异也会被放大。最终，在合伙人的全球公投中，这个合并提议被否决。

1989年，普华事务所又一次启动了合并谈判，这次的合并对象是由一名前普华员工创立的行业新贵——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Arthur Andersen）。但是，普华的这次合并，又以失败而告终。直到9年后，普华事务所才最终与永道事务所（Coopers & Lybrand）成功结盟，形成现在的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PricewaterhouseCoopers），将会计师行业的“六大”进一步缩减到“五大”。

不久之后，安永和毕马威也开始谈合并，但是双方最终还是没能走到一起。（谈到成功合并的困难时，安永中国主席叹道“这就像是追美女，可能莫名其妙就会被拒”）。即便如此，“五大”却通过一种完全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变成了现在的“四大”。2002年，安然公司、世通公司和美国废品管理公司的财务造假丑闻爆发，牵涉其中的五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以惊人的速度解体出局，留下现在的“四大”。这就是当今会计师事务所行业的集中现状，大所之间再出现新的合并已几无可能。

自此，四大的地位稳如泰山，业务也蒸蒸日上。实际上，四大如日中天的情形不可避免地引起了监管机构和评论家对其垄断的关注。相比法律和工程等其他行业，会计行业的竞争并不激烈。而在审计领域，竞争尤为薄弱。2016年伦敦《金融时报》的编辑就呼吁在审计领域引入更多竞争，他说：“四家事务所太少了，事务所的稀缺会使得对该行业的严格监管变得更加困难。”

实际上，在安达信退出“五大”以前，会计师事务所的垄断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关注。1997年，能多洁公司财务总监及富时100指数公司财务总监联合会主席克里斯托弗·皮尔斯接受《经济学人》杂志采访时说，普华和永道的合并“将减少企业对审计机构的选择，加剧利益冲突”。早在1976年，美国参议院的《梅特卡夫报告》也表达了对垄断的担忧：“相比于其他会计师事务所，‘八大’的规模和影响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它们已经几乎可以控制整个美国的会计和审计行业。”关于垄断和寡头的经济文献也出现了很多。在一个被垄断的市场中，垄断者可以轻易提高价格，降低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由于四大在审计服务领域的垄断，观察家们已经注意到了其审计服务的商品化，以及审计结果可信度的降低。

表面上看，会计和审计行业都已经进入了一种默契的平衡态势。事务所在各种行业论坛上协作；员工在各事务所间自由流动；各事务所的市场地位和业务线相当，在定价、工作成果和市场战略方面互相模仿。然而，无论默契与否，变革终将到来。如今，事务所正站在新时代的前沿，面临着一个不确定的未来。在本书中，通过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我们将讨论四大各主要业务领域所面临的巨大压力，例如会让传统审计方式迅速变得过时的技术革新和出现的新竞争等。总之，变革的压力已经势不可挡，会计和审计行业在5年之内势必会变得与现在不同。

变革也许会来得更早，也可能会伴随着各种混乱。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型会计师事务所屡屡陷入危机，各种各样的诉讼更是绵绵不绝。特别是那些涉及四大审计失职的诉讼案，几乎让四大身陷绝境。2011年，英国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就发表了它对会计师事务所“可能面临灾难性诉讼”的担忧。

就在距离现在较近的2016年，普华永道在遭遇了天体生物学家所谓的“灭绝性灾难事件”（ELE）后，勉强逃过一劫。Taylor，Bean & Whitaker，即TBW是一家美国房地产抵押贷款公司。TBW公司主席兼大股东李·法卡斯（Lee Farkas）策划了一场骗局，导致TBW与其最大的分支机构（也是最大的债权人）——全美25家大银行之一的殖民银行破产。这场骗局涉及资金转移、伪造虚假抵押物以大幅虚增TBW和殖民银行的资产价值。在FBI（美国联邦调查局）突击检查了TBW总部后不久，TBW和殖民银行旋即宣告破产。作为美国有史以来第六大、金融危机以来第三大，也是2009年以来最大规模的银行破产案，殖民银行的破产，给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FDIC）带来了约30亿美元的损失，上千名员工失去了饭碗，无数的诉讼接踵而至。

联邦检察官评价法卡斯是一个“老谋深算的诈骗犯”，其他人称呼他为“魁梧的大学辍学生”“撒谎成性的骗子”，说他“既慷慨又邪恶”，员工也纷纷被他洗脑。他和他的同犯一起，被指控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SEC）和美国政府国民抵押贷款协会（Ginnie Mae）提交重大虚假财务信息。2011年，法卡斯被判有罪，罪名包括挪用30亿美元公款，以及企图骗取5.7亿美元不良资产救助计划资金以支持殖民银行。法卡斯将上述资金挥霍在购买鱼子酱、度假屋、老爷车、私人飞机、游艇、脱衣舞俱乐部和多个巴西或亚洲风味的餐馆上。法卡斯最终被判处30年监禁，并被关押在北卡莱罗纳州一个中等安保级别的监狱服刑，与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庞氏骗局炮制者伯尼·麦道夫成为同监狱友。TBW的前CEO保罗·艾伦、前CFO达特·阿玛斯和前财务主管德西蕾·布朗也都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普华永道在2002～2008年期间，连续担任殖民银行的母公司——殖民银行集团（Colonial BancGroup）的年审会计师。TBW的破产管理人指控PwC审计失职，对显而易见的财务造假行为视而不见，并且对那些实际上不存在，或者不属于公司，或者毫无价值的资产确认了超过10亿美元的资产价值。破产管理人后续对普华永道发起的诉讼，让这家会计师事务所面临着审计行业有史以来金额最大的索赔——55亿美元。

2016年8月，普华永道与起诉人达成了和解。虽然和解金额未对外透露，但被公认是四大历史上金额最高的赔偿之一。TBW-殖民银行金融欺诈案及其后续影响，出现在一部名为《美国贪婪》（ American Greed ）的电视连续剧中，对审计师来说，这部电视剧必然会让他们看得无比煎熬。然而煎熬还远未结束，在我们写作此书时，普华永道仍然身陷由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发起的TBW相关诉讼案中。同时，美国联邦储蓄保险公司还起诉了殖民银行的前内部审计师——国富浩华会计师事务所（Crowe Horwath）。

2005年，毕马威也遭遇了一次灭顶之灾——美国政府指控这家会计师事务所向客户提供的避税方案，蓄意损害美国国税局（IRS）的利益。毕马威的避税方案据说为自己带来了超过1亿美元的收入，却让美国公众损失了数十亿的税收。幸运的是，美国政府决定不起诉毕马威。政府担心，对毕马威定罪会摧毁这家事务所和现代企业审计体系。立法者们也顾虑，如果没有了毕马威，四大变成三大，美国将缺乏足够数量的大型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企业审计。虽然幸免于难，但毕马威仍心有余悸，如果不是天大的好运，它可能会遭遇跟前竞争对手安达信一样的倾覆命运。

其他事务所也麻烦不断。20世纪90年代初期，安永不得不因为在储贷危机中的业务失误，支付超过4亿美元的赔偿。为此，安永还被迫在报纸上发表了整版的声明，对这项赔偿将导致安永破产的传言进行辟谣。2010年，安永再次陷入纠纷，在经历了一系列诉讼后，被指控“多种失职和共谋”。在2008年那场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中，四大纷纷卷入各种麻烦，并备受争议。例如，德勤在殖民银行破产前几年曾担任TBW的审计师，2013年，德勤也因三起TBW相关诉讼案做出了赔偿。

同样危险的是，四大也被卷入了一连串的税务丑闻，包括卢森堡泄密事件和天堂文件 事件。我们当前处于一个透明化和数字化的新时代，在税务咨询领域，这些特征尤其突出。

四大都已临近危险的深渊，监管机构和立法机构甚至建议它们准备好“生前遗嘱”（living wills）——这是一个从银行业借鉴而来、听上去让人心情晦暗的术语。生前遗嘱的主要内容包括：对紧急情况下客户和合同的有序转移、对可存续发展业务的切割保护，以及对不能存续的业务快速结业清算等事项做出应急安排。除此以外，生前遗嘱还包括与监管机构达成协议，在企业倒闭时，如何对资产、员工和资金进行处置。

会计师事务所倒闭后会是什么光景？安达信的失败就是一个生动的案例。安达信在2002年被判妨碍司法公正罪后，员工从85000名迅速缩减到200名（2001年底，安达信的全球CEO乔·博拉迪诺视察海外分支机构时，还安抚员工说公司一切正常）。在倒闭前的数月，安达信已经沦为一个广泛的笑料。例如，2002年1月，在华盛顿举办的苜蓿草俱乐部晚宴上，时任总统的乔治·布什开玩笑说他刚收到萨达姆·侯赛因的短信：“好消息是他同意让我们检查他的生化武器装备，”布什说，“坏消息是他坚持让安达信来执行这项检查。”

安达信事件的余波影响深远：优秀毕业生选择加入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的意愿越来越低；民意调查的受访者普遍认为会计师的职业操守不高；政府也通过颁布《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对事务所施加了更多监管。然而，最大的影响，却落到了前安达信员工身上。大部分员工都“与安然项目没有任何关系，却还是因为安然事件失去了工作”，他们都被“安然化”了。

作家罗伯特·赖克（Robert B.Reich）说：

部分安达信的高级合伙人跳槽到其他会计或咨询机构，全球CEO乔·博拉迪诺……在一家私营企业中获得了一份待遇丰厚的工作，另外一部分高级合伙人则重新组建了一家会计师事务所。但是许多低层级员工受到了重创，在安达信被判有罪3年后，仍有大量的失业员工找不到工作。

合伙人和员工失去了大部分退休福利。当美国最高法院最后推翻了之前对安达信的有罪判决后，一位前安达信员工在网上向前同事们喊话：“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可以集体起诉美国司法部（DOJ）毁掉了我们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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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商业和经济学文献中，企业的典型形象是：生产有形商品的公司。然而，在现代经济中，这类公司的代表性已经越来越弱。提供服务、交易知识产权的企业，近来发展得尤为蓬勃兴盛，四大就是其中的典型。分析四大是如何偏离传统的标准企业形象，对经济学和商业研究，都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四大提供了一个深入研究服务型企业的珍贵机会，然而，这个机会至今仍未被充分利用。尽管四大的重要性和成功不言而喻，尽管四大当前身处危境，但是关于四大及其经营的研究资料却惊人地稀少，而且在寥寥无几的现存研究文献中，大多还都带有特定的视角。总体而言，现存的审计和会计学术文献，研究视角较为狭窄，缺乏对历史背景的深入探究，从态度上来说，对四大推崇备至，或者至少不是挑战性的。而且，就像Cooper & Robson在2009年指出的，大多数会计师事务所的历史，都在特定视角和导向下，被“辉格化” 了。它们倾向于突出少数领导人物以及那些在应对客户和市场需求方面能体现理想职业形象的成功事件。Burrage在1990年对会计行业的历史研究中，也提出了类似的批评：

（历史学家们）总是偏好研究行业精英和那些引起监管机构关注的重大事件。他们鲜少研究行业普通从业人员的工作情况，鲜少提及其他行业，也鲜少研究行业变革背后的深层次社会原因，因此几乎找不到任何批评这个行业的理由。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对行业中的领导人物歌功颂德。

还有一个让人们难以了解会计行业真实面貌的因素是：现存关于四大的历史文献，大多都是由四大自己委托编撰的。在四大的营销和对外沟通中，它们所宣扬的企业发展史，几乎如出一辙。然而，就像很多大企业的历史所显示的那样，企业对外公布的形象与事实的真相，总是有着天壤之别。我们在研究四大的过程中，也发现了相同的情况。相比于修饰过的版本，真实的四大历史更多姿多彩、引人入胜。

在本书中，我们试图通过了解四大的历史和现状，展望其可能的未来。考虑到我们的个人兴趣和写作背景，我们采用了一种自认为另辟蹊径的写作方式。以撰写《凯恩斯传》闻名于世的英国作家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于2016年曾写道：

现今的职业经济学家……几乎“仅仅埋首于”经济学研究，他们甚至都不去阅读本专业的经典名著。他们对经济史的了解，如果有的话，都来自数据库。他们沉迷于高深和费时费力的数理研究，却对能够帮助他们了解经济方法局限性的哲学研究不屑一顾。他们就是当代学者中的白痴。

斯基德尔斯基对经济学家的批评，同样适用于如今的许多会计学家，也让我们时刻引以为戒。故此，在本书中，我们对会计学在历史和社会中的地位进行了深入研究。

会计师事务所使用的工具，来自历史长河中人类智慧的一系列创新和发明，包括阿拉伯数字的应用、数字“0”的发明、分数的出现、资产和负债概念的界定，以及天才的复式记账法的诞生。因此，当前会计学面临的困境，都可以从科学、商业和文化的历史中找出其深刻的根源。为了能够深入“透视”四大，我们进行了广泛的资料查证，不仅参考了标准的经济学文献，还阅读了英国文学家狄更斯和萨克雷、意大利数学家帕乔利和斐波那契、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和美国中情局前雇员斯诺登的相关著作。所以，本书所要讲述的，不是关于会计概念或会计机构的历史，而是关于身处其间的、有血有肉的、难免会犯错的人的故事。

四大的企业文化丰富多彩，包括销售目标、360度测评、休闲星期五、职业道德会议、职业资格会议、站立会议、流动性办公、劳务外包、家庭日、排名和淘汰、升级或出局、大额离职补偿等。我们希望能够通过内外兼顾的视角，精准捕捉四大的企业文化特质，向读者展示真实的四大生活。

四大的历史源远流长，可以从近代一直追溯到中世纪、古罗马时期甚至更早。在古美索不达米亚，最初的会计和审计人员会评估庄稼收成、记录王室开销、清点岁贡和税收。他们的活动被记录在泥板上，这种泥板书的出现比《数学大全》还早了几千年。簿记员们大可以宣称，是他们发明了书写方式，并创作了世上最早的书。

我们选择从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美第奇银行开始，讲述四大的故事。辉煌的美第奇银行，奠定了现代银行和金融业的基础。四大的诞生，很大程度上也是源于美第奇银行创立的合伙人制度和专业传承。不仅如此，美第奇银行的历史，和早期那些会计学先驱的生活和故事一样引人入胜。因此，我们将透过美第奇银行和英国铁路史，开启对四大起源和终点的探寻之旅。

四大的终点包括公司化、数字化以及按照监管要求进行分立，例如由四大分立成“八大”，或者分立成更多数量的纯粹提供审计服务或纯粹提供咨询服务的机构。无论是哪种形式，四大迫在眉睫的变革将对事务所员工、合伙人、客户以及经济体系带来巨大的影响。本书的写作目的之一，便是帮助大家为即将到来的变革做好准备。

我们希望本书能够及时对四大的风险提出警示。通常，四大只有在铸成大错时，才会受到严格的审查，像是出现重大审计失误，或是卷入了并购丑闻等。然而，四大当前所面临的压力，同那些会导致它们陷入重大灾难的风险一样严峻和危急。

在1958年的《会计研究》杂志中，财经作家尼古拉斯·斯泰西解释了为什么现代文学作品中很少见到会计师的身影。他在文章中写到“会计师这个职业，与浪漫无缘”。我们不同意这个观点。在本书中，我们将努力呈现会计行业和四大发展历程中的浪漫、庄严和尊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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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包含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幼年”，主要探寻四大的经济和文化历史根源。我们研究了四大的全球合伙人体系在中世纪和近代的雏形，分析了当代会计师事务所的创办过程，讲述了四大早期的重大事件。本部分的重点是讲述早期的行业先驱、创始人及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以及推动合伙制和会计行业产生的原动力。

第二部分——“成年”，主要反映四大的现状，包括四大如何定义自己，如何定义它们的职业价值和职业边界，四大名字的由来以及它们雇用什么样的员工。在这个部分中，我们着眼于四大当前企业文化的起源和特征。

第三部分——“成年后的困境”，主要分析四大当前在各主要业务领域面临的严峻挑战。在四大卷入的一系列丑闻背后，我们都注意到了相同的原因，包括公司内部不同业务线之间的根本利益冲突以及公司对审计业务明显的重视不足，但是审计业务对四大的品牌价值，尤为重要。在此背景下，我们讨论了“审计期望差”产生的原因，也关注了公众对“审计质量”的担忧。此外，在税务咨询领域，四大也麻烦不断。我们研究了四大涉及的税务丑闻，也分析了监管机构制定的最新披露要求如何打击了旧有的避税手段。在本部分结尾处，我们探讨了四大在它们最重要的新兴市场——中国所面临的各种挑战。

第四部分——“暮年”，主要关注四大所面临的危机和终局。我们展望了四大不久的将来，以及四大可能的“暮年”时光。四大所经历的挑战和灾难性事件，有太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和学习。我们讨论了四大在当前各种新旧压力的综合推动下，将如何发生彻底的变革。这些新旧压力，包括技术革新、监管行动和颠覆性竞争的出现。变革的影响，会对四大的员工、所有权、组织架构、全球网络、服务内容和工作方法等各个方面产生冲击。同时，我们将重回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时期，思考一个国际化、多元化、分支机构众多的组织，是如何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最后，我们将在对四大传奇历程的回顾中，结束本书。 tdNdW9/ZnrNDAj9YpXvNNOVekIsRCm8LhleqKIh6eboeGw4W18rE0oTFi+/8LbV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