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枪阶级对有枪阶级

学校里的讲演，应该是讨论学术，我忽然拈出“无枪阶级对有枪阶级”这个怪题，像是很不该。但我想，所谓学术者，并不是专记诵那死的学理，还要兼研究那活的实际问题。我们无论对于那门学术，总应该采这种态度。法政学校学生的态度该怎样呢？自然是要应用法政学理来解决法律上政治上经济上种种问题，遇有这类目前切要问题为国人所急欲解决而未能解决者，我们便应该从四方八面想出个解决方法供国人采择，这是法政学生应有的特别责任。现在的中国，人民厌苦兵祸，可算得全国人心理所同然。但是苦无救济之法。质而言之，裁兵问题，便是关于我们个人生死国家存亡最痛最切的问题，今天所讲，就是把我个人对于这问题的意见，提出来请教诸君。我讲演之前要先声明一句，我的话丝毫不含煽动性质，我是完全拿学者的态度来讨论政治学上的实际问题，我确信这问题是我们应该讨论而且人人都有权讨论的。

全部西洋史，一言以蔽之，可以说是阶级斗争史。他们的阶级有种种分野，或是奴隶对市民，或是平民对贵族，或是贵族对皇族，或是原住人民对外来征服者，或是外来侨寓者对原住人民，或是这教对那教，或是一个教里头这派对那派，虽然名目繁多，情形各各不同，但里头有一个共通的现象，是一边由统治者形成一个阶级，极其专横，一边由被治者形成一个阶级，极其困苦，困苦到无路可走，便联合起来要求解放。本来那统治阶级是强者，被治阶级是弱者，虽然统治阶级总是少数，被治阶级总是多数，多数的弱者联合起来便会变强，所以他们所要求的解放，无论经多少波折，早晚终须有一天达到目的。所以每经一次阶级斗争，那政治便一次从少数人手里解放到多数人手里。如是，由少数而多数而大多数而最大多数而全体，便是政治的极轨，也是政治进化一定的程序。但这里头有最紧要的一个条件，是要那弱的阶级自觉和努力，若离却这个条件，那解放是永世不能得到的。

欧美人的阶级分野，屡屡变迁，好像戏台上唱的过昭关，闯过一道城门再闯第二道城门，如今他们是无产阶级对有产阶级的时代了。他们这出戏唱得好热闹啊，连我们站在对岸的，也跟着摇旗呐喊助兴。依我看，这是他们阶级的分野，我们还够不上这分野，这是他们目前火烧眉毛的问题，我们还要隔好几层再说到这问题。他们的有产阶级的确是统治者，无产阶级的确是被统治者，无产阶级的困苦的确是专由有产阶级害了他们，他们若能从有产阶级手里得着解放，他们的问题便算解决。我们不然，我们有产的人本来就不配成一个阶级，就勉强算他个阶级罢，他们绝对的不配当统治者，那统治者与其说他是有产的人，毋宁说他是无产的人，最少也是本来无产的人，因据着那统治者地位，才渐渐变成有产，或者是靠着许多无产的人拥护他，他才变成有产，无产的固然是被压迫受困苦，有产的也是一般的被压迫受困苦，所差不过程度问题。无产的把有产的打倒就算解放了吗？咳，不能不能，因为这绳子的结不是在这里，所以我国有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这问题，我虽然确信将来必要解决，但现在说这些话，纯然搔不着痒处。我国目前生死关头，只有无枪阶级对有枪阶级一个问题。倘若这个问题解决不下来，那么，别的问题任凭你说得天花乱坠，可都是白说了。

我想诸君应该质问我：“你这题目先就不通，阶级如何能够拿有枪无枪来分呢？”不错，连我也觉得不通，无奈眼面前事实的确如此。诸君只能怪事实不通，不能怪我的题目不通。原来兵是人民做的，今天是个民，明天就可变成个兵。今天是个兵，明天也许变成个民。这其间有什么阶级呢？虽然，正因为本来不应分阶级的人，给他两个对待的名称，他自然会变成两个阶级。要而言之，一国里头，若是有一部分人专拿兵来当作职业，那么，有枪阶级和无枪阶级，自然会划出一个大鸿沟来。这鸿沟显露之后，若不设法塞住，结果非闹至人民死绝国家亡掉不止。罗马当共和时代及帝国初期，武功总算震古烁今了，但除却平民之外，并没有叫做兵的这个阶级。到了末年，行佣兵制，兵的阶级立刻发生，闹了好些年，毕竟把西罗马整个送掉了。唐朝行府兵制的时候，六百三十四个折冲府，每一个府的兵，从千二百人起到八百人止，个个成年的民都是兵，个个兵放下枪都是民，当然没有什么阶级。后来边将屯防的职业兵渐渐发生，便有安史之乱，跟着十几个藩镇闹得乌烟瘴气，结果是兵的阶级与国家同归于尽。像罗马的佣兵，唐的藩镇，难道说他不算一个阶级吗？不幸我们中国现在阶级的分野，正在往这条死路上行。诸君试把古今历史比较一比较，当信我标立这名目并非杜撰了。

这种不祥的阶级怎么会发生呢？哎，诸君须知，天下的坏事，出面来做的虽然只有几个人，从后台里直接间接有意识无意识来养成的，实不知若干千千万万人。说到这里，不能不追述革命以来的历史。你想，革命是谁的事呀，革去一个专制的旧国，建设一个德谟克拉西的新国，自然该由全国人民自觉自动的去革他去建他。你看欧洲各国革命，那一国不是由人民运动得来。我们怎么样呢？哎，说来又是惭愧，又是可怜，我们岂但够不上说“人民运动”，并且够不上说“运动人民”。我们侥幸成功，不过靠的是运动军队、运动土匪。诸君啊，诸君也不能怪当时的革命家，好好的人民没有一个肯拢边，叫他们有什么法子想？不用这种手段，能够把满清推倒吗？却是宇宙间的因果律，从来不会饶人。一般人民十年前消极的种下那恶因，今日却要积极的捱受这恶果；人民运动或运动人民成功的革命，那政治自然会建设在人民的基础之上。运动军队成功的革命，那政治安能不建设在军队的基础之上？运动土匪成功的革命，那政治安能不建设在土匪的基础之上？年复一年，你革我，我革你，革了又革，人民是拿着老主意一概不管，任凭他们几十个大头目带领些大小喽罗顽把戏，闹到南南北北几百万“军队的土匪”、“土匪的军队”搅成一塌糊涂。他们的罪恶，已经是千夫所指，更无庸我再添一句半句话。但诸君不要忘记这种罪恶，当事的人固然居一大半，旁观的人最少也分一小半，谁叫你一直纵容他纵容到这步田地呀！

平心而论，这些头目里头，也未必绝对的没有一个好人，可惜是总脱离不了中国旧脑筋，总觉得要有多少扛枪的人站在我背后，才能施展我的抱负。他的抱负如何且不必问，却是这种办法，只能说他整个是“蛮拿基”，那里还有一分一毫“德谟克拉西”气味来。就拿区区小子说罢——我却够不上当头目先要声明——便也曾被这种旧脑筋缠缚多年，到如今醒悟过来，除了痛自刻责痛自忏悔外，别无话说。然而现在在台面上活动的人，恐怕百中之九十九还在做这种梦哩。好的人尚且如此，那坏的更无从说起了。一方面那些野心家或是热心家日日只想扩充力量好来管辖人，一方面那些良善人民，只有拜天念佛希望得着个把好人来管辖自己。这种思想，都是和我们招牌上所写的民国两个字背道而驰。两方面凑合起来，于是闹成现在有枪阶级和无枪阶级相对待的局面。诸君试从头细想，我这话可不错吗？

旧话不必提了，眼面前逼到山穷水尽不能不解决的，便是裁兵问题。这个问题，已经成了天下公论，任凭什么人，肚子里纵然几十个不愿意，口头上也一字不敢驳回，那必要解决的理由，更不必我来分说了。现在只剩下一句话，就是兵有什么法子能够裁。试随便拉一个人来问他，大约不外以下三种解答。第一，是希望拥兵的人自己去裁，他们若肯激发天良，忽然干这一回事，那么，真是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我们只有香花供奉。你想配吗？虽至愚极蠢的人，谅来也不会再做这种迷梦。第二，那么，只好希望，南方也好，北方也好，但求有一位首出的“圣神文武”，“一戎衣而有天下”，那时候便好“放马归牛”，“净洗甲兵长不用”了呵。呵！果然有这一日，真是“如天之福”，只可惜纸上的饼，不能拿来充肚里饥，只有睁白眼看着北方唱一出南征，南方便添了几十旅；南方唱一出北伐，北方便又添了十几师，等他们再对唱得几回，只怕全个中国只有兵没有人了。第三，既然如此，没有指望，只好望外国人来替我们裁。哎！痛心呀痛心，我真不料神农黄帝会生下这样的子孙，连这种没长进辱没先人的话都讲得出口来。我觉得国民若起了这种心理，那么，国家才真是无药可医，这病症比诸不能裁兵，只怕还深几十倍哩。也罢，果然人家肯替我们裁，裁又裁得下去，你这话犹自可说。我老实告诉你罢，现在有枪阶级的老爷们不比从前，瞪一瞪几双绿眼睛吓他们不倒，除非外国派大兵来驻防，外国派大兵来驻防，中国成了个什么东西姑且不管，你想，有这回事吗？

这样讲来，那三种解决法，到头只落得一个空，然则怎么样呢？我们只好随他，得过且过好吗？若还过得下去，我们也不必讨论这问题了。学校断了经费，看我们的先生怎么过法，我们的学生又怎么过法；衙门不发薪水，看我们做官的怎么过法；钞票兑不出钱，看我们一切人等怎么过法。这两年来住在高阳、通州、武穴、宜昌等处地方的人，问他怎么过法；这五年来住在岳州、醴陵、重庆、成都、自流井、叙州、毕节、长安、三原、汕头、江门、梧州等处地方的人，问他怎么过法；逃难跑到香港、上海、天津等处地方，当光卖尽，问他怎么过法；眼看着不到两年，全国都是这样景象，问你怎么过法。就算裁兵有希望，我们将来的日子怎么过法？还是问题。倘若兵不能裁，只怕我们更没有日子可过了。

望是没有指望，过是过不下去，怎么好呢？唉，还是自己靠自己罢，还是自己救自己罢。我为说话方便起见，请假设两个代名词，有枪阶级算是“他们”，无枪阶级算是“我们”。关于裁兵问题，“他们”和“我们”是利害不两立的：“他们”很强；“我们”很弱，自然只有“我们”

怕“他们”，没有“他们”怕“我们”；只有“他们”支配“我们”，没有“我们”支配“他们”。话虽如此说，还请回头一看，几十年前欧洲的贵族不是很强，平民不是很弱吗？贵族向来不怕平民，为什么后来竟自怕起来了呢？现时欧美日本的资本家不是很强，劳动者不是很弱吗？资本家向来不怕劳动者，为什么近来也竟自怕起来了呢？这个灯谜猜破了，实属平淡无奇，不外是凡强者阶级人数一定少，凡弱者阶级人数一定多；

弱者阶级散开了成为逐个逐个的“我”，便是天下之至弱；弱者阶级合拢来成为一个“我们”，便是天下之至强。“我们”第一件，要有痛切的感觉，觉得兵若不裁，“我们”早晚总是不得了。第二件，要有明确的信念，信得过“我们”若不自己设法裁兵，兵是永远不能裁。那么，“我们”何妨试一试，组织个“国民废兵运动大同盟”，看看“我们”力量如何。

“我们”别的政治问题都暂且不管，专划出一个时期来办这件事，“我们”对于别的事或者彼此利害冲突，对于这件事敢断言没有冲突；“我们”各人都是因为要救自己，才办这件事，自然各人会各自想出法子来；“我们”应该联合办的事，就联合着想法子，“我们”应该单独办的事，就单独着想法子；金融界里头都是“我们”，自然有金融界的法子；一般商店里头都是“我们”，自然有一般商店的法子；铁路里头都是“我们”，自然有铁路里的法子；兵工厂里头都是“我们”，自然有兵工厂里头的法子；电报局邮政局里头都是“我们”，自然各各有那里头的法子；乡村里头耕田的都是“我们”，自然有乡村里的法子；学校里头教书的读书的都是“我们”，自然有学校里头的法子；衙门里头办公的都是“我们”，自然有衙门里头的法子；还有一句最要紧的话，“他们”里头其实十有九都是“我们”，自然会从“他们”里头想法子。什么法子呢？

“我”是不知道，要“我们”才知道。但我所知道的，“我们”打是打不过“他们”，“我们”骂是骂不过“他们”；我所又知道的，“我们”决定能够转移“他们”，“他们”终久都要变回“我们”；“他们”都变回“我们”，那时候两个阶级都消灭，连这问题也都消灭了。

我也明知道这事件并非容易办，办起来不知要经多大的波折，要出多大的牺牲，但我要问一句，我们还打算做共和国的人民不打算做？要做共和国人民，国家的事却一概不管，这样子做得成做不成？我们既已生今之世，为今之人，就是不爱管事，迫着也要管事；就是不会管事，也得学学管事。换一句话说，总要把几千年来，孤独暌离的生活蜕变一下子，常常找个机会来练习练习协同动作的生活。苟非如此，我们这个国断断不能再生存在这世界上，我们这个人也断断不能再生存在这个国里头。像“国民废兵运动”这件事，题目如此其简单明了，全国人心理对于他如此其一致，倘若连这件事都不能协同工作，还讲别的事吗？果然如此，我们只算是没有做共和国民的可能性，只好再出个把皇帝，等着来做他臣仆，或者欢迎些外国主人进来，等着替他们当奴才。我希望我们不是这样才好。

我这个题目算讲完了。还有一段话，请诸君特别注意。当民国成立前后几年间，法政总算是最时髦的学问，除国立各校外，私立的法政专门大学等等，差不多有十几家。学生也是爱学法政的人占大多数，那动机也无庸为讳，恐怕有一半是出于想做官的心理。如今是学生的自觉心大发现了，不惟人人知道官没有什么做头，而且都觉得做官是一件极可耻的事。这种现象，不能不说是进化勇决的表征。但反动的结果，便不知不觉连法政这一科学问，也渐渐轻蔑起来，厌恶起来，社会上因为政客成了个坏名词，便相戒不谈政治，学生因为知道想做官是可耻，便迟疑不肯学法政，这不能不说是近两三年来一种社会病态。你想，人民没有法律观念，没有政治知识，共和国的基础建设在那里呢？现代的青年，倘若人人都轻蔑法政厌恶法政，将来这种观念这种知识，靠什么人灌输到社会去？现在有枪阶级的政治，我们信得过他不久定要消灭，消灭之后，自然是德谟克拉西的政治，为时代当面迫切之要求，倘非有普及完全新颖丰富的法政教育，这种政治能够成立能够持续吗？诸君在一般青年公共的使命之外，还带有这一项极尊严的特别使命，我希望诸君一刻都别要忘记啊。

1921年 12月 15—22日长沙《大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