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鄙人于两年前，尝居此月余，与诸君日夕相见，虽年来奔走四方，席不暇暖，所经危难，不知凡几，然与诸君之感情，既深且厚，未尝一日忘。故在此百忙中，亦不能不一来与诸君相见。
相去两载，人事之迁移，有如许矣。旧日之座上诸君，当有一部分已远游外国，而今日座中诸君，想有一部分乃新来，未曾相识。唯大多数当能认此故人。今对于校长及各教员殷勤之情意，与乎诸君活泼之精神，鄙人无限愉快。聊作数言，以相切磋，题为《学生自修之三大要义》。
一，为人之要义。二，作事之要义。三，学问之要义。
第一为人之要义。古来宗教哲学等书，言之已不胜其详，唯欲作一概括之语以喻之，则反省克己四字，为最要义。反省之结果，即人与禽兽之所由分也。生理作用，人畜无异焉，如饥而思食，渴而思饮，劳而思息，倦而思眠。凡有血气，莫或不尔。唯禽兽则全为生理冲动所支配，人则于生理冲动之时，每能加以思索，是谓反省。反省而觉其不当，则收束其欲望，是谓克己。如饥火内煎，见有可食之物，陈于吾前，禽兽则不问其谁属，辄攫而食之。人则不然，物非所有，固不能夺，即所有权乃属于我，亦当思所以分惠同病之人，此道德之所由生也。《论语》所谓吾日三省吾身，又曰而内自省也，又曰内省不疚，皆申明此反省之要义。凡事思而后行，言思而后出，此立身之大本也。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亦因其具有此种能力。唯必思所以发达之而已。此似易而实最难。唯当慎之于始。譬如以不诚之举动欺人，以快意道他人之短长，传播以为谭柄，此人类之恶根性。自非圣哲，莫不有之。若放纵而不自克，便成习惯，循至此心不能自主，堕落乃不知所届。古来圣贤立教，不外纠正人之此种习惯。唯不自省，至此恶性已成，习惯曾不自觉，则虽有良师益友，亦莫能助也。诸君之年龄，在人生最有希望之时期，然亦为最危险之时期。大抵十五二十时，乃终身最大之关头，宜谨慎小心，以发达良心之本能，使支配耳目手足，勿为耳目手足所支配。事之来也，可行与否，宜问良心，良心之第一命令，必为真理，宜服从之。若稍迟疑，则耳目手足之欲，必各出其主意，而妄发命令，结果大错谬。譬诸受他人之所托，代保管其金钱，良心之第一命令，必曰克尽厥职，勿坠信用也。若不服从此命令，则耳目之欲，必曰吾久枯寂，盍假此以如梨园，口腹之欲，必曰吾久干燥，盍假此以访酒家。如是则良心之本能，竟为物欲所蔽矣。小事如此，大事亦何独不然？历史上之恶人，遗臭万世，然当日其良心之第一命令，必无误也。人之主体，乃在良心，须自幼养成良心之独立，勿为四支五官之奴隶。身奴于人，尚火可救，唯自作支体只奴隶，则莫能助，唯当反省克己而已。
第二作事之要义。大抵各人之所受用，固自有其独到处，未必从同。若鄙人则以“精力集中”四字，为作事之秘诀，以为必如此，其力乃大，譬诸以镜取火，集径寸之日光于一点，着物即燃，此显而易见者也。凡事不为则已，为之必用全力，乃克有成。昔有一文弱孝子，力不能缚一鸡，父死未葬，比邻失慎，延及居庐。此子乃举棺而出诸火。此何故？精力集中而已。语曰：至诚所感，金石为开。又曰：思之思之，鬼神通之。李广射石没羽，非无稽也。即以最近之事言之，蔡公松坡，体质本极文弱，然去年在四川之役，尝使昼夜不得宁息，更自出其精力，以鼓舞将士之勇气，卒获大胜。非精力集中，岂能及此？盖精力与物力不同，物力有定限，而精力则无穷。譬诸五百马力之机器，五百即其定量矣，精力则不然，善用之则其力无限，此人类之所以不可思议也。《论语》所谓居处恭，执事敬，此语最为精透。据朱子所解释，谓敬者主一无适之谓。主一无适，即精力集中而已。法国人尝著一书，以自箴其国人，谓英国人每作一事，必集精力而为之；法人则不如有名大学差不多都试行。我在中华教育改进社曾提出这个议案，希望国内学校仿行，但至今无人创始。清华政治学说研究会诸君倘有兴趣，不妨在本校试办一回。
二，才能。自来成就的甚么大家多靠天才，但学习可补天才的不足，天赋中平的人，倘若锻炼修养得法，可成就很好的才能。政治家有四种重要的才能应注意修养：
甲组织乙执行丙著述丁讲演中国人最缺乏组织的才能。我国留学欧美的学生，就个人而论，不见得比白种人低，但是合起来的力量却远不如外国人。所以组织的才能对于我们很重要。孙中山组织的才能实在高过一般人，他所手创的国民党，组织不能说不精密，但是他没有执行的才能，所以三民主义徒成空话。他主张知难行易，绝对不可通。这就是他根本不想实行罢了。
从前的政治家，常常给皇帝上奏折，要想感动朝廷。现在的政治家，非得从事著述，不能得取民众的同情。
至于讲演，从前的说士如苏秦张仪辈，游说诸侯，可以实现自己的主张，取得政权，现在民主时代，遇选举或其他重要问题发生，政治家一篇演说，可以转移人心，指导一般人，使一般人对自己表同情，使民众上政治的轨道。
这四种才能，前两种几乎不能在学校里练习得来，却也并非绝对不能练习。例如学生团体的组织和课外的种种活动。不过在社会上情形比较复杂，给吾人训练的机会比较多些，后两种才能，则在学校与入社会有相等练习的机会。
才能的训练，最好是当一位先辈的助手。春秋时代的人，往往青年时代便入了政治社会。当时诸侯的六卿九卿，都是慢慢的由低升高，跟著长辈学。到了年纪老了，自然内握得政权。例如子产蔿贾年方幼小时对于国事都能发言，后来执政多年。又如现任英国外交总长张伯仑，小的时候给他的父亲当秘书，直到他父亲死去。
三，德操。德操可分为德量与操守两种。政治家最主要的德量是容纳反对党的意见，不宜专断，如果稍有意见不合，不能无端诋毁他人私德，蔑视敌党人格。辩论时根据理由，既不宜完全舍己从人，也不宜绝对自是。辩论结果倘若自己失败，当服从多数。作领袖的人，常用比自己强的人，汉高祖不善将兵而善将将，他用许多人的长处，集合起来，这是他成功的秘诀。袁世凯段祺瑞等都不能说是有才，但都不能用比自己强的人，所以不能有很大的成就。要“人之有善若己有之”，这才是最好的态度。还有一层，用人要专心，要能代人受过，所谓“推赤心置人腹中”，不要疑忌。唐朝有名的宰相宋璟，有一次打算用人，先去征求唐玄宗的意见，屡问屡不答，宋璟莫名其妙。后来玄宗对人说：“我既然命宋璟当宰相，管理国家大事，就是因为相信他，相信他能用人得当，不然，何必要他当宰相呢？”可见唐玄宗用人的专。所以宋璟也成了一代名相。我们见了朋友的长处，要能采纳，于是朋友的长处变成了自己的长处。若对于朋友的长处加以忌妒，反失掉了一个朋友的帮助。
至于德操，政治家很难讲，却又很重要，因为政治是一个不洁的东西，各国皆然。三十年来我所见许多有志青年，多在政治大火炉中被融化了，至多不过当阔官僚滥政客而已。处在现在这个社会，打算从事政治活动，要将脚跟站稳；要预备饿饭；要知道危险而能设法避去危险，免得堕落；要有真正的觉悟。还有，政治家用手段是不可免的，但欲得政权而不择手段，是不可以的。张作霖人人可以反对，而郭松龄反对却成问题。我们可以反对孙中山，陈炯明不可以反对孙中山，因为他和孙中山多年同信仰，并且是孙中山一手提拔出来的。所以用手段是可以的，但无论如何有一定限度。古人说：“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不为。”假使现在中国少数从事政治活动的人，留心养成这一类的节操，中此，英之所以能强也。至于中国，更何论焉。中且不有，何集之云？执业不对于职务负责任，而思及其次，此我国之国民性也。为学亦然，慧而不专，愚将胜之。学算而思及于文，文固不成，算亦无得，此一定之理也。余最有此等经验，每作一文，或演说，若吾志认为必要时，聚精神而为之，则能动人。己之精力多一分，则人之受感动亦多一分。若循例敷衍，未见其有能动人者矣。正如电力之感应，丝毫不容假借也。曾文正谓精神愈用而愈强，愿诸君今日于学业上，日操练此精神，而他日任事，自能收效矣。
第三学问之要义。勤也，勉也。此古圣贤所以劝人为学之言也。余以为学问之道，宜先在开发本能。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梭格拉底曰：“余非以学问教人，乃教人以为学。”此即所谓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所成几许，求其在我而已。若求学而专以试验及格为宗旨，则试验之后，学问即还诸教师，于我无有也。然则若何？曰：当求在应用而已。譬诸算学，于记帐之外，当用之以细心思。譬诸几何，于绘图之外，当用之以增条理。凡百学问，莫不皆然。若以学问为学校照例之功课，谓非此不足以得毕业证书，则毕业之后，所学悉还诸教师，于己一无所得也。例如体操，学校之常课也，其用在强健身体，为他日任事之预备。若云非此不足以得文凭，吾强为之，则假期之后，其可以按日昼寝矣乎？是无益也。孔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学以致用，即为己也；欲得文凭，以炫耀乡人，此为人也。年来毕业学生，奚啻千万，问其可以能致用于国家者，能有几人？此无他，亦曰为人太多，而自为太少耳。愿诸君为学，但求发达其本能，勿务于外，此余所以发至亲爱之精神，至热诚之希望，奉告于诸君也。
1917年 3月 15日《东方杂志》第 14卷第 3号第 176页
学校里的讲演，应该是讨论学术，我忽然拈出“无枪阶级对有枪阶级”这个怪题，像是很不该。但我想，所谓学术者，并不是专记诵那死的学理，还要兼研究那活的实际问题。我们无论对于那门学术，总应该采这种态度。法政学校学生的态度该怎样呢？自然是要应用法政学理来解决法律上政治上经济上种种问题，遇有这类目前切要问题为国人所急欲解决而未能解决者，我们便应该从四方八面想出个解决方法供国人采择，这是法政学生应有的特别责任。现在的中国，人民厌苦兵祸，可算得全国人心理所同然。但是苦无救济之法。质而言之，裁兵问题，便是关于我们个人生死国家存亡最痛最切的问题，今天所讲，就是把我个人对于这问题的意见，提出来请教诸君。我讲演之前要先声明一句，我的话丝毫不含煽动性质，我是完全拿学者的态度来讨论政治学上的实际问题，我确信这问题是我们应该讨论而且人人都有权讨论的。
全部西洋史，一言以蔽之，可以说是阶级斗争史。他们的阶级有种种分野，或是奴隶对市民，或是平民对贵族，或是贵族对皇族，或是原住人民对外来征服者，或是外来侨寓者对原住人民，或是这教对那教，或是一个教里头这派对那派，虽然名目繁多，情形各各不同，但里头有一个共通的现象，是一边由统治者形成一个阶级，极其专横，一边由被治者形成一个阶级，极其困苦，困苦到无路可走，便联合起来要求解放。本来那统治阶级是强者，被治阶级是弱者，虽然统治阶级总是少数，被治阶级总是多数，多数的弱者联合起来便会变强，所以他们所要求的解放，无论经多少波折，早晚终须有一天达到目的。所以每经一次阶级斗争，那政治便一次从少数人手里解放到多数人手里。如是，由少数而多数而大多数而最大多数而全体，便是政治的极轨，也是政治进化一定的程序。但这里头有最紧要的一个条件，是要那弱的阶级自觉和努力，若离却这个条件，那解放是永世不能得到的。
欧美人的阶级分野，屡屡变迁，好像戏台上唱的过昭关，闯过一道城门再闯第二道城门，如今他们是无产阶级对有产阶级的时代了。他们这出戏唱得好热闹啊，连我们站在对岸的，也跟着摇旗呐喊助兴。依我看，这是他们阶级的分野，我们还够不上这分野，这是他们目前火烧眉毛的问题，我们还要隔好几层再说到这问题。他们的有产阶级的确是统治者，无产阶级的确是被统治者，无产阶级的困苦的确是专由有产阶级害了他们，他们若能从有产阶级手里得着解放，他们的问题便算解决。我们不然，我们有产的人本来就不配成一个阶级，就勉强算他个阶级罢，他们绝对的不配当统治者，那统治者与其说他是有产的人，毋宁说他是无产的人，最少也是本来无产的人，因据着那统治者地位，才渐渐变成有产，或者是靠着许多无产的人拥护他，他才变成有产，无产的固然是被压迫受困苦，有产的也是一般的被压迫受困苦，所差不过程度问题。无产的把有产的打倒就算解放了吗？咳，不能不能，因为这绳子的结不是在这里，所以我国有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这问题，我虽然确信将来必要解决，但现在说这些话，纯然搔不着痒处。我国目前生死关头，只有无枪阶级对有枪阶级一个问题。倘若这个问题解决不下来，那么，别的问题任凭你说得天花乱坠，可都是白说了。
我想诸君应该质问我：“你这题目先就不通，阶级如何能够拿有枪无枪来分呢？”不错，连我也觉得不通，无奈眼面前事实的确如此。诸君只能怪事实不通，不能怪我的题目不通。原来兵是人民做的，今天是个民，明天就可变成个兵。今天是个兵，明天也许变成个民。这其间有什么阶级呢？虽然，正因为本来不应分阶级的人，给他两个对待的名称，他自然会变成两个阶级。要而言之，一国里头，若是有一部分人专拿兵来当作职业，那么，有枪阶级和无枪阶级，自然会划出一个大鸿沟来。这鸿沟显露之后，若不设法塞住，结果非闹至人民死绝国家亡掉不止。罗马当共和时代及帝国初期，武功总算震古烁今了，但除却平民之外，并没有叫做兵的这个阶级。到了末年，行佣兵制，兵的阶级立刻发生，闹了好些年，毕竟把西罗马整个送掉了。唐朝行府兵制的时候，六百三十四个折冲府，每一个府的兵，从千二百人起到八百人止，个个成年的民都是兵，个个兵放下枪都是民，当然没有什么阶级。后来边将屯防的职业兵渐渐发生，便有安史之乱，跟着十几个藩镇闹得乌烟瘴气，结果是兵的阶级与国家同归于尽。像罗马的佣兵，唐的藩镇，难道说他不算一个阶级吗？不幸我们中国现在阶级的分野，正在往这条死路上行。诸君试把古今历史比较一比较，当信我标立这名目并非杜撰了。
这种不祥的阶级怎么会发生呢？哎，诸君须知，天下的坏事，出面来做的虽然只有几个人，从后台里直接间接有意识无意识来养成的，实不知若干千千万万人。说到这里，不能不追述革命以来的历史。你想，革命是谁的事呀，革去一个专制的旧国，建设一个德谟克拉西的新国，自然该由全国人民自觉自动的去革他去建他。你看欧洲各国革命，那一国不是由人民运动得来。我们怎么样呢？哎，说来又是惭愧，又是可怜，我们岂但够不上说“人民运动”，并且够不上说“运动人民”。我们侥幸成功，不过靠的是运动军队、运动土匪。诸君啊，诸君也不能怪当时的革命家，好好的人民没有一个肯拢边，叫他们有什么法子想？不用这种手段，能够把满清推倒吗？却是宇宙间的因果律，从来不会饶人。一般人民十年前消极的种下那恶因，今日却要积极的捱受这恶果；人民运动或运动人民成功的革命，那政治自然会建设在人民的基础之上。运动军队成功的革命，那政治安能不建设在军队的基础之上？运动土匪成功的革命，那政治安能不建设在土匪的基础之上？年复一年，你革我，我革你，革了又革，人民是拿着老主意一概不管，任凭他们几十个大头目带领些大小喽罗顽把戏，闹到南南北北几百万“军队的土匪”、“土匪的军队”搅成一塌糊涂。他们的罪恶，已经是千夫所指，更无庸我再添一句半句话。但诸君不要忘记这种罪恶，当事的人固然居一大半，旁观的人最少也分一小半，谁叫你一直纵容他纵容到这步田地呀！
平心而论，这些头目里头，也未必绝对的没有一个好人，可惜是总脱离不了中国旧脑筋，总觉得要有多少扛枪的人站在我背后，才能施展我的抱负。他的抱负如何且不必问，却是这种办法，只能说他整个是“蛮拿基”，那里还有一分一毫“德谟克拉西”气味来。就拿区区小子说罢——我却够不上当头目先要声明——便也曾被这种旧脑筋缠缚多年，到如今醒悟过来，除了痛自刻责痛自忏悔外，别无话说。然而现在在台面上活动的人，恐怕百中之九十九还在做这种梦哩。好的人尚且如此，那坏的更无从说起了。一方面那些野心家或是热心家日日只想扩充力量好来管辖人，一方面那些良善人民，只有拜天念佛希望得着个把好人来管辖自己。这种思想，都是和我们招牌上所写的民国两个字背道而驰。两方面凑合起来，于是闹成现在有枪阶级和无枪阶级相对待的局面。诸君试从头细想，我这话可不错吗？
旧话不必提了，眼面前逼到山穷水尽不能不解决的，便是裁兵问题。这个问题，已经成了天下公论，任凭什么人，肚子里纵然几十个不愿意，口头上也一字不敢驳回，那必要解决的理由，更不必我来分说了。现在只剩下一句话，就是兵有什么法子能够裁。试随便拉一个人来问他，大约不外以下三种解答。第一，是希望拥兵的人自己去裁，他们若肯激发天良，忽然干这一回事，那么，真是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我们只有香花供奉。你想配吗？虽至愚极蠢的人，谅来也不会再做这种迷梦。第二，那么，只好希望，南方也好，北方也好，但求有一位首出的“圣神文武”，“一戎衣而有天下”，那时候便好“放马归牛”，“净洗甲兵长不用”了呵。呵！果然有这一日，真是“如天之福”，只可惜纸上的饼，不能拿来充肚里饥，只有睁白眼看着北方唱一出南征，南方便添了几十旅；南方唱一出北伐，北方便又添了十几师，等他们再对唱得几回，只怕全个中国只有兵没有人了。第三，既然如此，没有指望，只好望外国人来替我们裁。哎！痛心呀痛心，我真不料神农黄帝会生下这样的子孙，连这种没长进辱没先人的话都讲得出口来。我觉得国民若起了这种心理，那么，国家才真是无药可医，这病症比诸不能裁兵，只怕还深几十倍哩。也罢，果然人家肯替我们裁，裁又裁得下去，你这话犹自可说。我老实告诉你罢，现在有枪阶级的老爷们不比从前，瞪一瞪几双绿眼睛吓他们不倒，除非外国派大兵来驻防，外国派大兵来驻防，中国成了个什么东西姑且不管，你想，有这回事吗？
这样讲来，那三种解决法，到头只落得一个空，然则怎么样呢？我们只好随他，得过且过好吗？若还过得下去，我们也不必讨论这问题了。学校断了经费，看我们的先生怎么过法，我们的学生又怎么过法；衙门不发薪水，看我们做官的怎么过法；钞票兑不出钱，看我们一切人等怎么过法。这两年来住在高阳、通州、武穴、宜昌等处地方的人，问他怎么过法；这五年来住在岳州、醴陵、重庆、成都、自流井、叙州、毕节、长安、三原、汕头、江门、梧州等处地方的人，问他怎么过法；逃难跑到香港、上海、天津等处地方，当光卖尽，问他怎么过法；眼看着不到两年，全国都是这样景象，问你怎么过法。就算裁兵有希望，我们将来的日子怎么过法？还是问题。倘若兵不能裁，只怕我们更没有日子可过了。
望是没有指望，过是过不下去，怎么好呢？唉，还是自己靠自己罢，还是自己救自己罢。我为说话方便起见，请假设两个代名词，有枪阶级算是“他们”，无枪阶级算是“我们”。关于裁兵问题，“他们”和“我们”是利害不两立的：“他们”很强；“我们”很弱，自然只有“我们”
怕“他们”，没有“他们”怕“我们”；只有“他们”支配“我们”，没有“我们”支配“他们”。话虽如此说，还请回头一看，几十年前欧洲的贵族不是很强，平民不是很弱吗？贵族向来不怕平民，为什么后来竟自怕起来了呢？现时欧美日本的资本家不是很强，劳动者不是很弱吗？资本家向来不怕劳动者，为什么近来也竟自怕起来了呢？这个灯谜猜破了，实属平淡无奇，不外是凡强者阶级人数一定少，凡弱者阶级人数一定多；
弱者阶级散开了成为逐个逐个的“我”，便是天下之至弱；弱者阶级合拢来成为一个“我们”，便是天下之至强。“我们”第一件，要有痛切的感觉，觉得兵若不裁，“我们”早晚总是不得了。第二件，要有明确的信念，信得过“我们”若不自己设法裁兵，兵是永远不能裁。那么，“我们”何妨试一试，组织个“国民废兵运动大同盟”，看看“我们”力量如何。
“我们”别的政治问题都暂且不管，专划出一个时期来办这件事，“我们”对于别的事或者彼此利害冲突，对于这件事敢断言没有冲突；“我们”各人都是因为要救自己，才办这件事，自然各人会各自想出法子来；“我们”应该联合办的事，就联合着想法子，“我们”应该单独办的事，就单独着想法子；金融界里头都是“我们”，自然有金融界的法子；一般商店里头都是“我们”，自然有一般商店的法子；铁路里头都是“我们”，自然有铁路里的法子；兵工厂里头都是“我们”，自然有兵工厂里头的法子；电报局邮政局里头都是“我们”，自然各各有那里头的法子；乡村里头耕田的都是“我们”，自然有乡村里的法子；学校里头教书的读书的都是“我们”，自然有学校里头的法子；衙门里头办公的都是“我们”，自然有衙门里头的法子；还有一句最要紧的话，“他们”里头其实十有九都是“我们”，自然会从“他们”里头想法子。什么法子呢？
“我”是不知道，要“我们”才知道。但我所知道的，“我们”打是打不过“他们”，“我们”骂是骂不过“他们”；我所又知道的，“我们”决定能够转移“他们”，“他们”终久都要变回“我们”；“他们”都变回“我们”，那时候两个阶级都消灭，连这问题也都消灭了。
我也明知道这事件并非容易办，办起来不知要经多大的波折，要出多大的牺牲，但我要问一句，我们还打算做共和国的人民不打算做？要做共和国人民，国家的事却一概不管，这样子做得成做不成？我们既已生今之世，为今之人，就是不爱管事，迫着也要管事；就是不会管事，也得学学管事。换一句话说，总要把几千年来，孤独暌离的生活蜕变一下子，常常找个机会来练习练习协同动作的生活。苟非如此，我们这个国断断不能再生存在这世界上，我们这个人也断断不能再生存在这个国里头。像“国民废兵运动”这件事，题目如此其简单明了，全国人心理对于他如此其一致，倘若连这件事都不能协同工作，还讲别的事吗？果然如此，我们只算是没有做共和国民的可能性，只好再出个把皇帝，等着来做他臣仆，或者欢迎些外国主人进来，等着替他们当奴才。我希望我们不是这样才好。
我这个题目算讲完了。还有一段话，请诸君特别注意。当民国成立前后几年间，法政总算是最时髦的学问，除国立各校外，私立的法政专门大学等等，差不多有十几家。学生也是爱学法政的人占大多数，那动机也无庸为讳，恐怕有一半是出于想做官的心理。如今是学生的自觉心大发现了，不惟人人知道官没有什么做头，而且都觉得做官是一件极可耻的事。这种现象，不能不说是进化勇决的表征。但反动的结果，便不知不觉连法政这一科学问，也渐渐轻蔑起来，厌恶起来，社会上因为政客成了个坏名词，便相戒不谈政治，学生因为知道想做官是可耻，便迟疑不肯学法政，这不能不说是近两三年来一种社会病态。你想，人民没有法律观念，没有政治知识，共和国的基础建设在那里呢？现代的青年，倘若人人都轻蔑法政厌恶法政，将来这种观念这种知识，靠什么人灌输到社会去？现在有枪阶级的政治，我们信得过他不久定要消灭，消灭之后，自然是德谟克拉西的政治，为时代当面迫切之要求，倘非有普及完全新颖丰富的法政教育，这种政治能够成立能够持续吗？诸君在一般青年公共的使命之外，还带有这一项极尊严的特别使命，我希望诸君一刻都别要忘记啊。
1921年 12月 15—22日长沙《大公报》
今天的讲题是两句很旧的话：一句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一句是“为而不有”。现在按照八股的作法，把他分作两股讲。
诸君读我的近二十年来的文章，便知道我自己的人生观是拿两样事情做基础：一，“责任心”，二，“兴味”。人生观是个人的，各人有各人的人生观。各人的人生观不必都是对的，不必于人人都合宜。但我想，一个人自己修养自己，总须拈出个见解，靠他来安身立命。我半生来拿“责任心”和“兴味”这两样事情做我生活资粮，我觉得于我很是合宜。
我是感情最富的人，我对于我的感情都不肯压抑，听其尽量发展。
发展的结果常常得意外的调和。“责任心”和“兴味”都是偏于感情方面的多，偏于理智方面的很少。
“责任心”强迫把大担子放在肩上是很苦的，“兴味”是很有趣的。
二者在表面上恰恰相反，但我常把他调和起来。所以我的生活虽说一方面是很忙乱的，很复杂的；他方面仍是很恬静的，很愉快的。我觉得世上有趣的事多极了；烦闷，痛苦，懊恼，我全没有；人生是可赞美的，可讴歌的，有趣的。我的见解便是一孔子说的“知其不可而为之”和二老子的“为而不有”。
“知不可而为”主义、“为而不有”主义和近世欧美通行的功利主义根本反对。功利主义对于每做一件事之先必要问“为什么”？胡适《哲学史大纲》上讲墨子的哲学就是要问为什么。“为而不有”主义便爽快的答道：“不为什么。”功利主义对于每做一件事之后必要问“有什么效果”？“知不可而为”主义便答道：“不管他有没有效果。”
今天讲的并不是诋毁功利主义。其实凡是一种主义皆有他的特点，不能以此非彼。从一方面看来，“知不可而为”主义，容易奖励无意识之冲动；“为而不有”主义，容易把精力消费于不经济的地方。这两种主义或者是中国物质文明进步之障碍也未可知，但在人类精神生活上却有绝大的价值，我们应该发明他享用他。
“知不可而为”主义是我们做一件事明白知道他不能得着预料的效果，甚至于一无效果，但认为应该做的便热心做去。换一句话说，就是做事时候把成功与失败的念头都撇开一边，一味埋头埋脑的去做。
这个主义如何能成立呢？依我想，成功与失败本来不过是相对的名词。一般人所说的成功不见得便是成功，一般人所说的失败不见得便是失败。天下事有许多从此一方面看说是成功，从别一方面看也可说是失败；从目前看可说是成功，从将来看也可说是失败。比方乡下人没见过电话，你让他去打电话，他一定以为对墙讲话，是没效果的；其实他方面已经得到电话，生出效果了。再如乡下人看见电报局的人在那里乒乒乓乓的打电报，一定以为很奇怪，没效果的；其实我们从他的手里已经把华盛顿会议的消息得到了。照这样看来，成败既无定形，这“可”与“不可”不同的根本先自不能存在了。孔子说，“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他这句话似乎是很滑头，其实他是看出天下事无绝对的“可”与“不可”，即无绝对的成功与失败。别人心目中有“不可”这两个字，孔子却完全没有。“知不可而为”本来是晨门批评孔子的话，映在晨门眼帘上的孔子是“知不可而为”，实际上的孔子是“无可无不可而为”罢了。这是我的第一层的解释。
进一步讲，可以说宇宙间的事绝对没有成功，只有失败。成功这个名词，是表示圆满的观念；失败这个名词，是表示缺陷的观念。圆满就是宇宙进化的终点，到了进化终点，进化便休止，进化休止不消说是连生活都休止了。所以平常所说的成功与失败不过是指人类活动休息的一小段落。比方我今天讲演完了，就算是我的成功；你们听完了，就算是你们的成功。
到底宇宙有圆满之期没有，到底进化有终止的一天没有，这仍是人类生活的大悬案，这场官司从来没有解决，因为没有这类的裁判官。据孔子的眼光看来，这是六合以外的事，应该“存而不论”。此种问题和“上帝之有无”是一样不容易解决的。我们不是超人，所以不能解决超人的问题。人不能自举其身，我们又何能拿人生以外的问题来解决人生的问题？人生是宇宙的小段片，孔子不讲超人的人生，只从小段片里讲人生。
人类在这条无穷无尽的进化长途中，正在发脚蹒跚而行；自有历史以来，不过在这条路上走了一点，比到宇宙圆满时候，还不知差几万万年哩！现在我们走的只是像体操教员刚叫了一声“开步走！”就想要得到多少万万年后的成功，岂非梦想？所以谈成功的人不是骗别人，简直是骗自己！
就事业上讲，说什么周公致太平，说什么秦始皇统一天下，说什么释迦牟尼普渡众生。现在我们看看周公所致的太平到底在那里？大家说是周公的成功，其实是他的失败。“六王毕，四海一”，这是说秦始皇统一天下了，但仔细看看，他所统一的到底在那里？并不是说他传二世而亡，他的一分家当完了，就算失败，只看从他以后，便有楚汉之争，三国分裂，五胡乱华，唐之藩镇，宋之辽金，就现在说，又有督军之割据，他的统一之功算成了吗？至于释迦牟尼，不但说没普渡了众生，就是当时的印度人，也未全被他普渡。所以世人所说的一般大成功家，实在都是一般大失败家。再就学问上讲，牛顿发明引力，人人都说是科学上的大成功，但自爱斯坦之相对论出，而牛顿转为失败，其实牛顿本没成功，不过我们没有见到就是了。近两年来欧美学界颂扬爱斯坦成功之快之大无比矣！我们没学问，不配批评，只配跟着讴歌，跟着崇拜！但照牛顿的例看来，他也算是失败。所以无论就学问上讲就事实上讲，总一句话说：只有失败的没有成功的。
人在无边的“宇”（空间）中，只是微尘，不断的“宙”（时间）中，只是段片。一个人无论能力多大，总有做不完的事。做不完的便留交后人，这好像一人忙极了，有许多事做不完，只好说“托别人做吧”！一人想包做一切事，是不可能的，不过从全体中抽出几万万分之一点做做而已。但这如何能算是成功？若就时间论，一人所做的一段片，正如“抽刀断水水更流”，也不得叫做成功。
孔子说“死而后已”，这个人死了那个人来继续。所以说继继绳绳，始能成大的路程。天下事无不可，天下事无成功。
然而人生这件事却奇怪的很：在无量数年中，无量数人所做的无量数事，个个都是不可，个个都是失败，照数学上零加零仍等于零的规律讲，合起来应该是个大失败，但许多的“不可”加起来却是一个“可”，许多的“失败”加起来却是一个大“成功”。这样看来也可说是上帝生人就是教人作失败事的。你想不失败吗？那除非不做事。但我们的生活便是事，起居饮食也是事，言谈思虑也是事，我们能到不做事的地步吗？
要想不做事，除非不做人。佛劝人不做事，便是劝人不做人。如果不能不做人，非做事不可。这样看来普天下事都是“不可而为”的事，普天下人都是“不可而为”的人。不过孔子是“知不可而为”，一般人是“不知不可而为”罢了。
“不知不可而为”的人，遇事总要计算计算某事可成功，某事必失败；可成功的便去做，必失败的便躲避。自以为算盘打对了，其实全是自己骗自己，计算的总结与事实绝对不能相应。成败必至事后始能下判断的。若事前横计算竖计算，反减少人作事的勇气。在他挑选趋避的时候，十件事至少有八件事因为怕失败，不去做了。
算盘打得精密的人，看着要失败的事都不敢做，而为势所迫，又不能不勉强去做，故常说“要失败啦！我本来不愿意做，不得已啦！”他有无限的忧疑，无限的惊恐，终日生活在摇荡苦恼里。
算盘打得不精密的人，认为某件事要成功，所以在短时间内欢喜鼓舞的做去，到了半路上忽然发见他的成功希望是空的，或者做到结尾，不能成功的真相已经完全暴露，于是千万种烦恼悲哀都凑上来了。精密的人不敢做，不想做，而又不能不做，结果固然不好；但不精密的人，起初喜欢去做，继后失败了灰心丧气的不做，比前一类人更糟些。
人生在世界是混混沌沌的，从这种境界里过数十年，那末，生活便只有可悲更无可乐。我们对于人生真可以诅咒，为什么人来世上作消耗面包的机器呢？若是怕没人吃面包，何不留以待虫类呢？这样的人生可真没一点价值了。
“知不可而为”的人怎样呢？头一层，他预料的便是失败；他的预算册子上件件都先把“失败”两个字摆在当头，用不着什么计算不计算，拣择不拣择。所以孔子一生一世只是：“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意”是事前猜度，“必”是先定其成败，“固”是先有成见，“我”是为我。孔子的意思就是人不该猜度，不该先定事之成败，不该先有成见，不该为着自己。
第二层，我们既做了人，做了人既然不能不生活，所以不管生活是段片也罢，是微尘也罢，只要在这微尘生活段片生活里，认为应该做的，便大踏步的去做，不必打算，不必犹豫。
孔子说：“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又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欤而谁欤？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这是绝对自由的生活。
假设一个人常常打算何事应做，何事不应做，他本来想到街上散步，但一念及汽车撞死人，便不敢散步，他看见飞机很好，也想坐一坐，但一念及飞机摔死人，便不敢坐，这类人是自己禁住自己的自由了。要是外人剥夺自己的自由，自己还可以恢复，要是自己禁住自己的自由，可就不容易恢复了。“知不可而为”主义是使人将做事的自由大大的解放，不要作无为之打算，自己捆绑自己。
孔子说：“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不惑就是明白，不忧就是快活，不惧就是壮健。反过来说，惑也，忧也，惧也，都是很苦的，人若生活于此中，简直是过监狱的生活。
遇事先计画成功与失败，岂不是一世在疑惑之中？遇事先怕失败，一面做，一面愁，岂不是一世在忧愁之中？遇事先问失败了怎么样，岂不是一世在恐惧之中？
“知不可而为”的人，只知有失败，或者可以说他们用的字典里，从没有成功二字。那末，还有什么可惑可忧可惧呢？所以他们常把精神放在安乐的地方。所以一部《论语》，开宗明义便说，“不亦乐乎！”“不亦悦乎！”用白话讲，便是“好呀！”“好呀！”
孔子说：“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可见他作事是自己喜欢的，并非有何种东西鞭策才作的，所以他不觉胡子已白了，还只管在那里做。他将人生观立在“知不可而为”上，所以事事都变成不亦乐乎，不亦悦乎，这种最高尚最圆满的人生，可以说是从“知不可而为”
主义发生出来。我们如果能领会这种见解，即令不可至于乐乎悦乎的境地，至少也可以减去许多“惑”“忧”“惧”，将我们的精神放在安安稳稳的地位上。这样才算有味的生活，这样才值得生活。
第一股做完了，现在做第二股，仍照八股的做法，说几句过渡的话。“为而不有”主义与“知不可而为”主义，可以说是一个主义的两面。“知不可而为”主义可以说是“破妄返真”，“为而不有”主义可以说是“认真去妄”。“知不可而为”主义可使世界从烦闷至清凉，“为而不有”
主义可使世界从极平淡上显出灿烂。
“为而不有”这句话，罗素解释的很好。他说人有两种冲动，一，占有冲动，二，创造冲动。这句话便是提倡人类的创造冲动的。他这些学说诸君谅已熟闻，不必我多讲了。
“为而不有”的意思是不以所有观念作标准，不因为所有观念始劳动。简单一句话，便是为劳动而劳动。这话与佛教说的“无我我所”相通。
常人每做一事，必要报酬，常把劳动当作利益的交换品，这种交换品只准自己独有，不许他人同有，这就叫做“为而有”。如求得金钱，名誉，因为“有”，才去“为”。有为一身有者，有为一家有者，有为一国有者。在老子眼中看来，无论为一身有，为一家有，为一国有，都算是为而有，都不是劳动的真目的。人生劳动应该不求报酬，你如果问他“为什么而劳动”？他便答道：“不为什么。”再问“不为什么为什么劳动？”他便老老实实说：“为劳动而劳动，为生活而生活。”
老子说“上人为之而无以为”。韩非子给他解释的很好：“生于其心之所不能已，非求其为报也。”简单说来，便是无所为而为。既无所为所以只好说为劳动而劳动，为生活而生活，也可说是劳动的艺术化，生活的艺术化。
老子还说“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这是说我要帮助人，自己却更有，不致损减。我要给人，自己却更多，不致损减。这话也可作“为而不有”的解释。按实说老子本来没存“有”“无”“多”“少”的观念，不过假定差别相以示常人罢了。
在人类生活中最有势的便是占有性。据一般人的眼光看来，凡是为人的好像己便无。例如楚汉争天下，楚若为汉，楚便无，汉若为楚，汉便无，韩信张良帮汉高的忙谋皇帝，他们便无。凡是与人的好像己便少。例如我们到磁器铺子里买瓶子，一个瓶子，他要四元钱，我们只给他三元半，他如果卖了，岂不是少得五角？岂不是既以与人己便少吗？这似乎是和己愈有己愈多的话相反。然自他一方面看来，譬如我今天讲给诸君听，总算与大家了，但我仍旧是有，并没减少。再如教员天天在堂上给大家讲，不特不能减其所有，反可得教学相长的益处。至若弹琴，唱歌给人听，也并没损失，且可使弹的唱的更加熟练。文学家，诗人，画家，雕刻家，慈善家，莫不如此。即就打算盘论，帮助人的虽无实利，也可得精神上的愉快。
老子又说：“含德之厚，比于赤子，赤子终日号而不嗄，和之至也。”他的意思就是说成人应该和小孩子一样，小孩子天天在那里哭，小孩子并不知为什么而哭，无端的大哭一场，好像有许多痛心的事，事实并不为什么。成人亦然。问他为什么吃？答为饿。问他为什么饿？答为生理上必然的需要。再问他为什么生理上需要？他便答不出了。所以“为什么”是不能问的，如果事事问“为什么”，什么事都不能做了。
老子说“无为而无不为”，我们却只记得他的上半截的“无为”，把下半截的“无不为”忘掉了。这的确是大错。他的主义是不为什么，而什么都做了。并不是说什么都不做。要是说什么都不做，那他又何必讲五千言的《道德经》呢？
“知不可而为”主义与“为而不有”主义都是要把人类无聊的计较一扫而空，喜欢做便做，不必瞻前顾后。所以归并起来，可以说这两种主义就是“无所为而为”主义，也可以说是生活的艺术化，把人类计较利害的观念，变为艺术的情感的。
这两种主义的概念，演讲完了。我很希望他发扬光大推之于全世界。但要实行这种主义，须在社会组织改革以后。试看在俄国劳农政府之下，“知不可而为”和“为而不有”的人比从前多得多了。
社会之组织未变，社会是所有的社会，要想打破所有的观念，大非易事，因为人生在所有的社会上，受种种的牵掣，倘有人打破所有的观念，他立刻便缺乏生活的供给。比方作教员的，如果不要报酬，便立刻没有买书的费用。然假使有公共图书馆，教员又何必自己买书呢？中国人常喜欢自己建造花园，然而又没有钱，其势不得不用种种不正当的方法去找钱，这还不是由于中国缺少公共花园的缘故吗？假使中国仿照欧美建设许多极好看极精致的公共花园，他们自然不去另造了。所以必须到社会组织改革之后，对于公众有种种供给时，才能实行这种主义。
虽是这样说法，我们一方面希望求得适宜于这种主义的社会，一方面在所处的混浊的社会中，还得把这种主义拿来寄托我们的精神生活，使他站在安慰清凉的地方。我看这种主义恰似青年修养的一副清凉散。
我不是拿空话来安慰诸君，也不是勉强去左右诸君，他的作用着实是如此的。
最后我还要对青年进几句忠告。老子说“宠辱不惊”。这句话最关重要。现在的一般青年或为宠而惊，或为辱而惊。然为辱而惊的大家容易知道，为宠而惊的大家却不易知道。或者为宠而惊的比较为辱而惊的人的人格更为低下也说不定。五四以来，社会上对于青年可算是宠极了，然根底浅薄的人，其所受宠的害，恐怕比受辱的害更大吧。有些青年自觉会做几篇文章，便以为满足，其实与欧美比一比，那算得什么学问？徒增了许多虚荣心罢了。他们在报上出风头，不过是为眼前利害所鼓动，为虚荣心所鼓动，别人说成功，他们便自以为成功，岂知天下没成功的事？这些都是被成败利钝的观念所误了。
古人的这两句话，我希望现在的青年在脑子里多转几转，把他当作失败中的鼓舞，烦闷中的清凉，困倦中的兴奋。
《文集》之三十七第 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