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为全国教育行政最高机关,诸君又为全国教育最高机关主要之人,今日鄙人与诸君相见一堂,非常荣幸。但鄙人于教育经验甚少,亲身从事教育者,不过在湖南办学校半年有余,时间既短,办法又不完备,今乃在全国教育最高机关,与诸君谈论教育,岂不惭愧?
查我国创办教育,在前清光宣时代,当时无论新旧中人,莫不以教育为救国之要图,其规模制度,虽不完备,然办理教育之人,抱有一种热诚,皆视教育为应尽之义务。此种精神,实为后来所不及。以今日教育现状而论,学校数目,颇有推广,学生名额,颇有增多,形式上不无进步。至精神上,则有远逊于昔者。昔时人人视为救国要图,今乃不为一般人所重视。地方上不独无提倡,且从而摧残之。不独此也,即社会对于教育,亦有种种怀疑之处,以为教育究竟于国家有无利益。夫教育为立国之根本,有不待言者,至今日而后发生教育无利益问题,讵不大可骇异?然必有所以致此者,其故不可不深察也。此诚非常危险,故鄙人对于教育,抱有非常之悲观,以为今之教育方法,非根本改革不可。
夫现在教育之气象,何以至于此极,固属政府与社会方面,俱有种种之原因,而教育之自身,亦实有不能自存之处。今后之改良,盖一方面在乎全国政治之趋向,一方面在乎教育界之认定责任也。以教育与其他政治之关系而言,教育总长处最高机关,不能不负责任。至教育自身不能自存者,究在可处?鄙人在教育上,无实在经验,言之恐不能中肯。惟个人之意见,以为有数点,应当注意,试缕陈之。
第一点,现在教育未脱科举余习也。现在学校,形式上虽有采新式教科书,而精神上仍志在猎官,是与科举尚无甚出入也。中国科举习惯,在汉朝时,已有萌芽;唐宋时,始完全成立;至清室乃极端发达。汉武帝立五经博士弟子员,供皇帝之侍奉。有识者非之,太史公《儒林传》曰:“余读功令,至于广开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叹也。”夫广开学校,为极善之举,何至废书而叹?可见当时之学校,专为官吏而设,入学校亦惟在于求官,班固所谓利禄之途然也。太史公所为叹息者,即在于此。然则我国利禄之害,其中于学校久矣。鄙人前在日本时,遇后藤君,叩以台湾教育。后藤君谓台湾教育,无法办理,该处人入学校,即志在做官,不做官即不入学校云云。当时余闻是言,心中颇有感触。岂独台湾,中国全国,亦何尝不然?其时中国初办教育,学校尚未完备,而主持教育者,仍沿用科举之方法,惟知奖励学生做官,如学生毕业奖励,留学生考试分部章程,纷纷颁布,此在他人所深恶痛绝者,而吾国方竭力奖励之不暇。夫以二千年来之恶习,久已深印于吾国人之脑筋,极力矫正,尚恐不足,而况加以奖励,其结果尚可问乎?至今日其险象已露矣。即西河沿一带客栈,求官者多至数万,遑论他处?此时教育尚未能普及,已有此现象,假使将来教育普及全国,人皆有做官思想,试问何以应付之?此非鄙人之妄言也。从来教育具若何之方针,斯造成若何之国民。教育以做官为方针,必使全国人有做官之思想而后已耳。教育不能普及,尚有农工商人;一旦普及,则农也,工也,商也,将全变为官矣。世界宁有此等国家耶?欲去此种积习,亦非政府定一方针,即可办到者,是在教育界中人,通力合作,以矫正之。如一时不能去净,则逐渐图之。从前错误,或有矫正之一日也。社会对于教育怀疑之点,前已言之。如抱此疑问者,仅属顽固之人,犹有说也;实则不独顽固者然,即不顽固者,亦大都如此也。教育之堕落,至于此极,尚可问乎?至于科举积习,如何始可铲除?其矫正之法式,或将此旨编入教科书,或著为论说,亦不敢遽定。惟教育界人不可不时时研究之。教育最高机关中人,尤不可不时时研究之。研究之结果,必有方法以矫正之。此所当注意者一也。
第二点,学问不求实用也。据鄙人之意见,学问可分为二类。一为纸的学问,一为事的学问。所谓纸的学问者,即书面上的学问,所谓纸上谈兵是也。事的学问,乃可以应用,可以作事之学问也。中国数千年来及欧洲文明未兴以前,皆是纸的学问。读古人书,不外摹仿与解释二类,所学专为印证古人,食而不化,经史文词,固有然矣。即新学盛兴,乃有矿学医学,然读破学书,只知读熟,不能应用,其无用与熟读经史文学等,有如烧纸成灰而吞之。无论文学之纸灰,矿学之纸灰,其为无用一也。欧洲二百年前,实用学问未能发达,亦是为纸的学问所误。如学几何,只能熟习其程式,而不能应用于事物,其无用与吾国之文学等耳。自实用教育发明,欧洲教育经一次之大改革后,科学乃大进步。吾国始而八股,继而策论,继而各种教科书,形式上非无改革,然皆为纸的学问,不过天地玄黄,变作某种教科书之天地日月耳,又何裨于实用乎?教师之教也,但使学生能读能解,已尽其事,不问其他。学生之学也,亦志在能读能解,可以考取最优等,不问其他。然学问而不能应用于世,无论如何勤学,终日是纸的学问,其结果纸仍纸,我仍我,社会仍社会,无一毫益处也。且不独毫无益处,若细细研究,其结果则受教育者,文化反在未受教育者之下。何也?彼未受教育者,尚能与社会时常接近;既受教育者,反与社会全然断绝,欲再学则时不再来,又自谓地位较高,不屑与社会为伍,以致自暴自弃,一无所能。故未受教育者,尚能得一技之长,为农为工为商;而已受教育者,则舍做官外,无他能力。因做官只须每日到署,尽人而能也。此固由今日社会他种事业全不发达,不能全责教育自身。然教育自身,亦不能辞其责。如某君在外国留学商业,当其求学时,本无做官之志。乃回国后,欲在商界谋一事而不可得,遂不得不求为官矣。彼本为商业学生,何以不能在商界做事?固由于中国商业太旧,而实亦由于彼在学校时,除读书外,未曾研究一切商业习惯,或仅知外国商情,而不知本国商情者。皆纸的学问误之也,何能全责社会乎?今使有人劝一商界中人曰:尔用人须用商业毕业之人。其人亦勉从之。然彼用之商业毕业者,卒不能为之办一事,一经失败,则此后永远不敢再用此辈矣。故吾人须知纸的学问之害于学生。在学校时令其研究一切社会应用之事,则学校愈多,国家愈进步。盖人之机能,愈用而愈发达。如专在纸的学问上用功夫,则空耗费脑力而已。总之,学校与社会,万不可分离。在学校时,于社会应有之知识,研究有素,毕业后,断不患无人用之。在校养成一种活动之能力,将来在社会上,可以不必求人,亦足自立。且天下事积小以成大,一学生能为一小事,推至十百千万学生,其事业安可限量耶!现在学校与社会既不相容,顽固者以为学校无用,学校中人则自谓纸的学问已不少,社会上何以不用,因而愤世嫉俗,使学校与社会互相仇视。社会既为一般老农老工老商所据,事事不求进步,学校中人,又无机会与社会相接,亦不能贡献新得于社会,大局岂能进步?非独无进步也,甚且仇视日深,终至牵动大局,而祸变未有已时。此所当注意者二也。
第三点,即趣味教育程度问题也。此为鄙人个人之一种感觉,现在尚未能自信,然不妨与诸君商榷之。教育儿童,纯用趣味引诱,则不能扩张其可能性。从前师之对于儿童,过于严厉,专用体罚,致使儿童视就学为畏途,且足以妨害儿童之发育。今矫其弊,专以趣味教育引起儿童就学之兴味,如各教科书之图画等之类。其法固善,然趣味教育之程度,则不能不加以研究。近时教科书之深浅,种类之选择,课程之分配,仅足为中材以下之标准。稍聪颖者,则虽倍之不为多。此在编者教者,或不欲过费儿童之脑力。然失之过宽,亦实有不宜之处。盖人类之可能性,非常之大。教育之目的,即在扩张其可能性。愈用愈发达,愈不用亦愈退化。证之生理,乃不乏其例。今有二人于此,年岁相若,体质相若,衣服之厚薄亦相若,乃一则畏寒,一则不畏寒,则皮肤可能性发达之程度异也。盖人之皮肤中反抗外界激刺之可能性,愈受强迫,愈益发达,如常以冷水浴者自能耐寒之类。故可能性者,加以若何之勉强,斯发达至若何之程度者也。人之精神,亦复如是。昔人谓精神愈用而愈出,实为名言。如吾侪每日做事见客,亦不觉其苦。若长日无事,身体反觉疲倦。即其证也。故教育儿童,徒以趣味教育,俾其毫无勉强,必不能扩张儿童之可能性也。回思吾侪束发受书之际,并无今日美丽之教科书,悦目之图画,成绩亦颇不恶。则以受各种迫令,故其可能性自然发达也。读书而令儿童自己思索,不为讲解,未免近于蛮野。然如为师长者,或授一书而强使记诵,或发一义而使之思索,衡以今日教授之法,固属不合,然往往因此而生记忆力与理解力焉。鄙人言此,并非主张旧日之教法,不过证明今日纯用趣味引诱,不加强迫,亦未免过犹不及耳。此所当注意者三也。
第四点,言文不一致,足以阻科学之进步也。以中国现在之文字,学现在世界之科学,欲其进步,殆绝不可能之事。非以其烦难也。以中国之字,常用者不过数千,原不为难,难者其文法之组织耳。语言与文字,分而为二,其结果自不得不为纸的学问。盖吾国之文字,乃古时之文字,惟宜对古人用之,不宜用以求今之科学也。欧美各国,亦有古文今文两种。古文惟用于经典,研究科学,绝不用之。即如德国科学之进步,不过百年间事,其学问所以如此发达者,实因国语独立故。我国教育各种科学,必用古之文字,是为国内之不独立,是为对古人之不独立。讲来讲去,皆是古来学问,非现在之学问,无怪教育之不能发达也。此事闻贵部久已注意,可谓卓识。然不可不乘此时机,造成一种国语。所谓国语者,非可用一地方之俚语也,其程度必视寻常之语言稍高,视寻常之文字较低。将来通用于各学校,以利教育,则于科学之进步,教育之普及,均有莫大之裨益矣。从前一般教育家,深以儿童读经为诟病。诚以六七岁之儿童,万不能与之讲经说古也。今虽易以教科书,而所用者犹是古来文字,直五十步笑百步耳。科学之不能进步者以此。故鄙人以为及早造成一种国语,用以编纂教科书,以利教育,诚目前非常重要之事。此所当注意者四也。
以上四点,不过鄙人一己感想,是否有当,不敢自信。此外或尚有其他意见,惟苦于时间,不能详尽。他日如有机缘,当以文字或演说,贡献于诸君也。此数点外,鄙人尚有数言贡献于教育界者。大凡教育之前途,及现在之缺点,他日之改良等问题,身在教育界者,自必有一种感想。惟主义政策,究属空言。必得其人,然后乃能有济。否则虽有善法,亦属无补于事。外国教育之进步,由于多数之教育家之力任其难。中国果有教育家否?殊为疑问。盖凡为教育家,必终身以教育为职志,教育之外,无论何事,均非所计。又须头脑明净,识见卓越,然后能负此重任。吾国教育界中人,或一面在学校当教习,一面又兼营他事,即有不兼他事者,亦皆存一无可如何之心。夫教育之事业,何等重要,专心致志,尚恐不能尽善,今乃存一无可如何之心,试问何能进步?从前塾间教师,所入极微,又极劳苦,然其兴味极精神贯注。学生感触其精神,自能有益。今之教育中人,既以担任教育为无可如何,其精神之懈怠可想,学生岂能获益乎?夫学界之力,常与政界相抗。学界与政界争人材,学界不能胜。况现在之时局,日有变迁,做官亦并不甚难。故苟非志向极坚定之人,未有不为此潮流所卷去者。教育家之难得,职此之故也。欲矫除以上之弊,卓然自立为教育家,万不可不有一种哲学之理想,以与社会之恶习相抵抗。哲学之理想,乃最高尚之理想,不独教育界人有此理想,可以不为外物所动,即平常人有此理想,亦可免除许多烦恼。吾人须知人类为何生存,吾人在世界上有何责任,如仅为饮食男女等事,吾人又何必生此世乎?然则吾人生在世间,必有责任明矣。有责任,斯有目的。照此目的做去,则虽苦不觉其苦。否则即一日做一无目的之事,其苦已不可名状矣。今者全国之人,均陷于悲观,其悲观之所由出,亦实以无目的之故。现在不知造何因,将来不知收何果,终日忙忙碌碌,而不知究为谁忙碌,焉得不自觉其苦乎?夫人类之进化,无穷者也。先哲有云,在止于至善。至善无限止,惟循进化之轨道而行。人所不能做者,合全世界人为之。一时所不能为者,合千万年为之。其能达到与否,均不得知,然却不能不抱此目的以行。盖世界之进化轨道,乃有统系者,如一条铁练然。铁练为无数之铁环互相衔接、互相联络而成。自首至尾,节节进步,不能中断也。人生于世,于社会有关,于进化有关。只要做一分事业,即有一分效果。万一不做,则如铁练中断,先我之人,既前功尽弃,后我之人,亦无从下手。吾人之责任,又岂轻哉?张子所谓乾称父,坤称母,子兹藐焉。乃混然中处者,其责任若何之重大。知此责任,无论作何事业,心常舒泰。否则虽努力为之,未有不自觉其苦者。一般之人如此,而教育家之责任尤重。然切不可因其责重而退缩不前。只须认定方针,必可达到目的。所谓求则得之是也。人生不过数十寒暑耳,社会之纷纷扰扰,吾人何必去管?名利为身外之物,贪多务得,有何用处?即人有百裘,著于身者只一裘也。明乎此理,自然不作出位之思矣。况教育家自己所做之事,较他事尤有把握。如政治家之政策,有失败时,而教育则无所谓失败也。攻夫一毫不妄用,何乐而不为乎?余愿身当教育之冲者,自知其事业重大,且又极有把握,将他事看轻,执定主意,不与社会上之浊气相接触,则心君泰然,自有余乐,何必以官易我之教育乎?世界各国之教育,莫不有此理想,故能将至苦之生涯,视为至乐之境。否则世界何能有进步?如艺花者,起早眠迟,非不知自逸之乐也,惟其目的在欲得好花,故虽劳而不觉其劳。教育家之成德达材,视今日之生徒,即他日文明灿烂之花也。鄙人极愿我国之教育家,养成此志,将来对于中国之前途,固有莫大之希望。即对于自己一身,亦有非常之愉快矣。
1917年 3月 15日《东方杂志》第 14卷第 3号第 1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