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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界应尽指导社会的天职

今日承同业诸君招待,愧不敢当。鄙人最初与国家发生关系,即自经营报事始,其对于他方面,有脱离者,亦有中断者,惟对于报界,始终无脱离或中断之时。今后且将益尽力于是焉。此次来京,对于报界有种种不调之感想,愿与诸君略言之。

一,北京报纸之多,为世界各文明国首都所未有。鄙人二十年前,即抱此种希望,谓国家文野之分,以报纸之多少为标准,若中国之报纸,能与他国比拟,则其他亦可类推。今则居然都到眼前来矣,宜若可以乐观。然按之实际,其混杂之状态,愈足令人悲观,理想与事实,其相去一何悬殊之甚耶。

二,报纸为社会之缩影,社会之事事物物,无不映射于报纸,欲知社会之真相者,须于报纸中求之,此定例也。中国之报纸则不然,虚虚实实,令人迷离徜恍,不可辨别,无以名之。请以电影为喻,电影馆林立,互相竞争,制造影片之人,惟日求新奇以炫人目,骤观之,俨若真有其境,真有其事其人,实则皆制造影片之人,意想假造,未可遽认为事实者也。中国之社会固不良,然尚不若报纸上之蜃楼海市,不可端倪。报纸上之社会,与实际上之社会,成为两截,此亦奇异之现象也。

三,言庞事杂,更甚于前。报界中之言庞事杂,无可讳言,然回想民国元二年,不啻若唐虞三代之盛。两派各有极端之主张,争论不已,固相若也,然彼此时为宪法问题、借款问题、财政问题,无论其意见何若,尚各有一番之研究。今则此等含有研究的性质之文章,几于凤毛麟角,不可概见,偶或有之,亦属聊充篇幅,置之无关紧要之地位,阅者亦绝不注意及之。以问题最多之国家,在报纸上观之,几若毫无问题之国家,有之则人的问题而已,未有及于事理者也。

就以上三种感想论之,欲不悲观,不可得已。然此为一时之现象,苟报界中坚人物,力矫其弊,必有挽回之日。余以为第一须用力者,万不可迎合社会,必须出全力矫正社会。在专制时代,所谓逢君之恶,长君之恶,野心家惟知取悦于一人,以达攫夺权位之目的。今日则野心家专务逢社会之恶,长社会之恶,以取悦于社会,而达其攫夺权位之目的。社会之弱点在贪鄙,则以金钱利用之;社会之弱点在怯弱,则以威力利用之。社会之弱点,只有二三分,甲方面一度利用,增长一二分,乙方面一度利用,又增长一二分,展转利用,非至全社会陆沈不已。野心家为权利起见,无所不用其极,吾报界负指导社会之责,何为供野心家之利用而自失其天职耶?

1917年 3月 15日《东方》第 14卷第 3号第 183页 Dr5G3iAiQJ/0i4n/ui7I+1k5g4EMJf4BL3CbWy2SCpuuGHKyit3FRJIDrO523VJ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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