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西班牙阿索林
学院会员诸君：
让我的第一句话是——它应该是——铭感之辞吧。我诚心地感谢诸君的愿意的选举。诸君代表着西班牙文学的传统，我也曾谨慎地企图为这传统尽力。在我所敬爱的诸君之间，我觉得自己被朋友们所环绕着。劳动者对于他的职业的爱，便是在一件不论是“自由的”或“机械的”业务中最关紧要的东西。不论我们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大的或是小的，主要的事是带着一种热烈的感情去做它。一个寒伧的铺子里的低微的劳动者，恋慕着他自己的艺术，在热心地操作着，是和他所成就的东西无关地，应得像一位最有名的艺术家一样地受人尊敬的。诸君爱我们本国的文学，诸君知道语言的美和纯粹，诸君一心专注于艺术的问题。在诸君之间，我怎样会不感到满意呢？在西班牙的诸小镇上，我曾经时常看着那些在自己的作坊里的铁，木，和羊毛的工匠。在近代的世界中，细巧而有耐心的手工艺是在很快地消灭下去了。但是在那些小镇的作坊中，我却赏识着那些匠人的爱，小心和感心的忍耐。那劳动者的全家分担着他的操作是常有的事。而那作坊的这样亲切的氛围气，是和全镇的传统的氛围气合而为一的。传统，从父亲到儿子，形成了这些行业，慢慢地创造了又积起了那些运用它们的材料的技术，习惯和秘诀。而我这个旁观者所期望于文学的匠人者，便是这些卑微的劳动者的品性，这种传统的氛围气，这种工作的热忱。文学的工作应该是忍耐和爱。在现时的转瞬即逝而又有点轻浮的玩味之间，诸君呈示着美学的理想的赓续，诸君呈示着对于精神的果实的尊崇。它们也在我们这一个圈子之外，被我们大家都佩服的诸作者所呈示着。这种密接的集合把各种出身的人都联系在一起。那位我所继任的学会会员，是从政治的圈子里来的。
黄·纳伐罗·雷佛尔戴尔爷也是一位政治家，又是一位熟识世情的人。我现在还能够看见他——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他——在一所世俗的客厅中。颀长，温文，尔雅，他是在涂蜡的地板上跨着小步子踱着。周遭是宽大的。那是在海滨。一片微语的喃喃声充塞了这宽敞的房间。在那些绅士们之间来来往往走动着的，是那些美丽而风雅的贵妇们。黄·纳伐罗·雷佛尔戴尔爷，微笑着，向一位美丽的夫人致礼。这位绅士的嘴唇带着那种献殷勤是一种本能的人的永远的微笑。他的头发是雪白的；在他那样的年纪，对于那些疏忽的青年，他觉得自己是长辈，而不甚计较了。
黄爷殷勤地鞠躬，把那漂亮的贵妇的一只手握在自己手里。他把它留在他的手里，他是在轻轻地抚着它。同时，他微笑着，又说着话。谈话艺术是一种烦难的艺术。黄·纳伐罗·雷佛尔戴尔爷是一位谙练而巧妙的谈话者。他生活得很多。他当过四五次大臣。他周游过世界。在他的旅行中，他作着观察而把它们集成一部书。在他的干燥的财政研究的余暇，他讽诵诗歌以自娱。对于一位诗人，他的一个同时代人，他著了另一部书。但是黄爷并不自诩博学，亦不矜夸懂得文学艺术的奥秘。轻松地，有味地，他是在和那在他面前的爱娇的贵妇谈话。一片微语的喃喃声充塞了那个客厅。大海的空气从大窗子间流了进来。时间滑过去，平寂地。而在这个时候，在这个生活的时候，面着大海，临着它的青色辽，在长天的青色之下，心神是飘越的了。我们抛开了我们的现实的环境。就在这尘世的纷纭中间，就在这轻浮的欢快的旋涡中间，心神是飘越了。眼前的世界消隐了。一时松卸了现实的东西，想象便飞举起来了。我们是在哪里？那无边的大海所暗示给我们的是什么？我们是在二十世纪的西班牙呢，还是在以前的一个世纪的？时间是什么，永恒又是什么？永恒！音乐的声音在起坐室中响起来了，一曲贝多芬的奏鸣曲。人们是像影子的影子一样。他们在世界上浮现了一时，便又消隐了。在永恒中，从时间之外的一点上看起来（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我们，二十世纪的人，和例如十六世纪的人，是同样的一件东西。从未来溯望上来，我们的四世纪以前的祖先，是将和我们被一律看待的。他们的奋斗和我们的奋斗是同样的。这里，在落日中，临着大海，摆脱了尘世的倥偬，我们觉得自己是在十六世纪的人们身旁。客厅中的贵妇们和绅士们都消隐了。现在已在历史上埋没了的另一些生物是回来了。那造成了这奇迹的是时间和永恒的思想。在精神的眼前第一个涌现的是什么呢？戏正要开场了。舞台的幕——在历史的舞台上——慢慢地往上升，停顿着，我们是在一五六〇年呢，还是在一五七〇年，还是在一五九〇年？我们现在生活着的，是西班牙的一小时。
我们在西班牙的生命中生活一小时，用着我们的想象，在这落日中，临着那大海的辽。
老人我们第一个看见的，便是在一间房里的一位年老的人。那间房是在一所灰色石头的大厦中。在那大厦的长而平直的正面，我们看见几百扇小窗子。在晴朗的日子，天在它的澄碧中呈着鲜明之色。那些穹窿形的屋顶差不多是黑色的。岩燕和家燕安静地，不停地，在那些高塔周围绕圈子。那几百扇小窗通光线给许多的房间，卧室，客厅和走廊。足音在石穹窿之下跫然响着。在这风景中的每件东西，都向这巨大的建筑物集中。小山是严肃的。披在山上的树林，黑黝黝地耸立着。从凛然的青翠中突出来的那些岩石，有的是非常地尖，有的是可惊地圆。在这风景中的一切——色彩和线条——都可以增加这巨大的建筑的坚实和力量。而在天涯，在东南西北四方，伸展着一片浩漫而强大的帝国，密接着那大厦，那大厦中的小小的狭窄的房间。在世界的一切的路上，在海上，在平原上，在山上，无数的人们都在奔走着。那些正走向大厦去的人们和觐见过那所大厦回来的人们。而在那象征这种使人战栗的专制的建筑物之上，在这平静而清朗的黄昏时分，燕子是正在环着塔转圈子，又送出它们的细小的尖锐的呼声来。
那老人是在他自己的房里。小门关闭着。许多觐见者和仆人在各房间和各走廊穿走着。从一个院子到别一个院子，从这一条走廊到别一条走廊，从这一间厅堂到别一间厅堂，群众挤来挤去地在探听消息。群众愈稀，则脚步愈缓，人声愈静。一长列一长列的大房间留下了那些觐见者。而在那老人的房间之前的厅堂中，绅士们和仆人们是没有几个。小门关闭着，那老人是坐在一张铺着深红色的台布的桌子前面。书籍和文件都堆积在桌子上。一个小小的银铃在红色的台布上闪着光。那老人一时停止看那在他手头的文件。他把肘子靠在椅子的扶手上，用手托着腮。
他的脸儿是苍白的。他的胡须是雪白的。而在他的眼睛中——鲜蓝色的眼睛——我们看到了一种深沉的忧郁。那老人休息着，默想着。烦忧使他消极了。各种的不幸，痛心，厄运，好像都联合了起来压迫他。在房间里，面对着桌子，在一个神龛上，站着一个小小的圣处女的雕像。五十年中，这个神像自始至终到处伴着这老人。一小时一小时地，一年一年地，这位圣处女看见了他一切的动作，听到了他的每一句话。这年老的人抬起了他的脸，把脸亲密地热忱地向那神像凑过去。在这老人的周围，“死”已逐渐地把他所最爱的一切东西都带走了。亲属，朋友，忠仆都一个个地不见了。“他所很爱的一切人们的死，他几乎全看见，父母，儿女们，妻子们，嬖人们，大臣们，和很重要的仆人们”——说到这老人的时候，巴尔达沙尔·保尔雷纽这样说——“他的所有物上的各种大损失，这一切打击和忧患，他都用那使世界惊讶的同样的灵魂来忍受着。”不久之前，人们来把一个最忠诚的仆人的死耗报告这老人。这位把脸儿凑在那神像上的老人，从他的坐位上站了起来。在他的胸前，那由一条细银链系挂着的金制的小羔羊，在丝绒的黑色长袍上闪着光。那老人站了起来，走到那神像前面去跪了下来。他用一方细致的手帕拭着从眼里掉下来的眼泪。突然，那扇小门开了，一个绅士在门槛上现身出来。那老人吃了一惊，很快地怫然而起。那绅士不能动弹地，拘束地在门口站着，脸色变得非常苍白了。那老人也站着，不能动弹，脸色苍白。他的眼睛老是凝看着那个门口的绅士。那绅士不敢动一动。于是慢慢地，那个老人——他的手稍稍有点发抖！慢慢地，那个老人说出这些话来：“倍拿维代思，你到阿维拉的屋子里去寻寻快乐吧。”那绅士深深地鞠了一个躬，走了出去。房门便去关闭着了。
宫廷中人可怜的臣仆的生活是一种艰苦的生活。宫中的院落，走廊和各房间，是充满了臣仆和侍从。他们迅速而小心地到处走动着。在朝房中，在悠长的等候的时间，他们低声谈着话或是默不作声。他们很疲倦，而当他们站立着又没有地方可以坐的时候，他们先支身在一条腿上，接着又撑身在另一条腿上。为了散心，他们视而无所睹地望着窗外，或是凝视着一幅他们曾经看见过一千次的图画。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特别的任务，又骄傲着自己的权力，有些人站在通到房间或街路去的门口；有些人是掌管面，酒，水瓶，和灯的；还有些人得照料御驾的游幸。更里边的那些人都忍受着无数仪节的繁缛。那些可怜的臣仆的生活是一种烦长的苦难。他们常常要仰承主公的心境。如果主公微笑，他们便高声大笑；如果主公有点忧愁，他们便装作呜咽。这些可怜的人们的留意是一刻也不敢放宽的。一切事情都必须依照一种复杂的仪式做去。就是一件小小的东西，硬必须慢慢地，郑重地，从这双手递到那双手；而又同样慎重地从那一双手递到更远的一双手。终于那也有点疲倦了的国王，带着一种庄严的烦躁，把那或许在那时竟已用不到了的东西，接到了他的手里。
在所有的门口都有侍候的绅士们。有几个有不除去他们的帽子的特权，有几个却没有戴帽子站立着的权利，有几个有走在国王前面的资格，有几个却必须走在后面。恩宠的最小的增加，也是被人热狂地接受着的。如果国王，或出于无心，或出于客气，叫一个臣仆戴上了帽子，则那臣仆必急忙向君主感谢这个施之于他的大恩典。这事见于“爱尔拿尼”，亦见于“加尔西亚·代尔·加斯达涅尔”。那些可怜的宫廷中人是没有休息的。国王没有了他的侍臣是什么事也不能做。在洛倍的喜剧《如果他们没有看见过女人！》的第一出第九场中，一位皇帝带领了一大群廷臣，内宫掌管，家宰，厨司，出去行猎。剧中有一个角色说：
大人，请看看那些跟着一位国王只去娱乐一日的人吧！
克里斯多巴尔·德·加斯谛列诃在他的《宫廷生活的对话及谈论》中，讲着那些国王身边的人们的艰苦。御驾的游幸是麻烦到无以复加的。有时候，御驾必须停留在村庄上和小镇中。不是每一个人都有住处。有的时候他们驾车在路上走，“十五个人在一辆雇来的马车里”堆挤着。到了村庄，他们被安顿在“草堆里和壁角里”，而且不论在镇上或是在旅途中，他们必须常常准备，注力，留意。而他们又必须：
听到了司阍的呼嚷
听到了唤铃的响声
从大厅到小教堂不住地前行。
那老人离开了他的房间，走到花园里去。他左手拿着一串念珠，他不时用右手摸着那插在他腰带间的一些文件。在花园里，他停止了。他站着，默看着风景。臣仆们不动地在稍远的地方站立着。那老人祈祷着又默想着。黄昏在慢慢地爬上来了。生命是短促而脆弱的。这里的一切东西都表示坚固，耐久：宏大的建筑物，坚强而朦胧的群山，结实而浓密的树木。对于任何默想的人，世界上的一切东西都带了生命的转瞬即逝之思来。一片微风，一缕病人的呼吸，一壶水，都足以把死带来给我们。死亡在整个宇宙中不停地起着作用。那位在花园中，对着一片风景，手里拿着念珠的老人，祈祷着又默想着。他的眼睛茫然地凝望着远处。在这展望中的一切东西，都意示着势力和权能。而一切东西都是固执地，不休止地向虚灭前进着的。
在几世纪过去了之后，这浩大而可畏的西班牙帝国，将剩下些什么东西呢？而世界上的一切的国家，在几千几千年，几千几千世纪的时序中，它们的命运是什么呢？夕暮在它的美丽中降下来了。跟着时间，无量的时间的消逝，世界上一切的国家将被倾覆了，扫荡了，像在黄昏中环着高塔急绕着的那些燕子一样轻，一样快。几年之后，一位僧人将写一篇关于刹那和永恒的论文。世界要灭亡，而定了罪的灵魂的苦痛是不死的。自从在世界的肇始时第一个人被定了罪以来，经过了一个个的变迁，一个个的世纪，在他却毫无变迁，一个帝国转到别一个帝国，而在他却只是一个极短的时间。亚述人在世界上过去了，而在那亡魂却并没有改变。“最后整个权力和君权都转到美第亚人手里，全亚细亚都骚动了，虽然他们支持了三百年，他们却终于完结了，而又转到了波斯人手里。后来当世界又混乱了一次的时候，便又转到了希腊人手里。后来又转到罗马人手里，那是一个更大一点的变迁；罗马人的君权也倾覆了，而在这一切世界的转转和变迁中，对于那个不幸的灵魂却什么也没有改变过。什么也没有消逝过。”一切东西都是向虚灭前进着的。如果我们能够一时向时间之外远望过去，察看那普遍的崩解的工作，则我们就可以在一个可怕的旋涡中，在火焰和灰雾之间，看见了建筑物的废墟，雕像的残片，破碎的宝座，节杖，骸骨，锦缎，珍贝，摇篮，棺椁……并看见在十分的混乱中向永恒混沌地前进着的一切。那老人默想着又祈祷着。他对着那片风景一动也不动地站着。突然，他做了一个轻微的手势。一个臣仆恭敬地走过来了。那老人，用一种柔和的口气，传谕道：
“对倍拿维代思说，他不必离开我了。”
知道秘密的人每天傍晚，在黄昏的时候，这位绅士从他自己的屋子里出来。他是很年老了。屋子是被树木围绕着的。整个春天和夏天，屋顶是看不见的，因为被绿叶所遮断了。从屋子前面的路上，你可以远远地看见那城市，从它自己的黑色的城垣中浮现出来。而在它的大厦，圆屋顶和钟楼的上面，大伽蓝的阁耸立着。阿维拉，在它的黝黑的小石上，是在薄暮的晴爽中休息着。这些在秋日是荒芜不毛的田野，成着柔和的灰色的波纹，迤逦向青色的远山而去。
那位绅士已从他自己的屋子里走了出来，而开始沿着那条路慢慢地走过去。他带着一串念珠，小心地举到他的胸膛的上部。他的拇指尖（左手的）是放在一颗念珠上。
这位走得那么慢的绅士——他是很年老了——已经离开了宫廷和它的虚荣。他在王宫中度过生活；他是国王的一个老仆人的儿子；他侍候了国王的一生。从国王还是一个孩童的时候起，他就在卧房里当差，拿衣服给他，对他什么都先意承志，而且老是站在他身边。这位老人曾经看见过任何别人也没有见过的东西，他曾经烧掉过没有一个人读过的纸片，他曾经听到过没有第二个人听到过的话。国君是满载着重大的秘密的。正如巨大的城垒一样，这些秘密围绕着国王一身。史家，批评家，诗人，在几世纪以后，将各人用自己的方法，热烈地，不停地使着他们的尖锄，攻打这些看不见的城垒。有时候这城墙落下了一片，一线的光明便似乎从这缺口间透了出来，然而这一大圈城垒总还存留着，于是，过了多少岁月之后，尖锄敲着石头的声音便又重新响起来了。在王宫的各朝房中——在事情发生的当时——许许多多的廷臣都围着那些重大的秘密，营营地着了忙。宫中的那些侍从们低语着；他们伺望着各扇门，以便互相低声说几句话；一个人把另一个人领到长廊的远远的尽头，或是领到一扇窗凹里，把那可畏的神秘传告于他。以后，在家中的炉边，离王宫很远，冗谈便自由地散播出来了。秘密是受着各方面的打探的。正如后来的史家们和批评家们一样，那些当代的人们也和那个谜斗争着；他们小心地想从它那里抽出些渴望着的事实来；这一个居然得到了一小部分的真实；那一个却夸口说得到了全部，而拿给人看的却只有一小片撕碎的字纸；然而第三个人却宣称——而且大家也常常这样说——那个可怕的秘密是不存在的，除了自然的，合理的，近情的事情以外，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而当时，那个神秘，伟大而尊严，离开了王宫，开始向未来走去，牢不可破地踏着大步，去找寻将来的那许多世纪。
可是在王宫中有一个人，一个卑微的尘世的进香客，却看见了又听到了一切。在他，秘密是不存在的；在他，事实是很明显的。这位正在慢慢地作着自己的乡村的散步的绅士，是自从国王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起就侍候国王的。在那些大人物们为要对当日的严重和紧张施行报复而把它们破除了的时候，这位老绅士曾经听到国王的谈话过。一个伟大的人物——国君或是艺术家——是整天治着他的职务，庄严地扮演着他的角色；庄严，凝重，已把他从头到脚地占据住了，这样的一种精神状态，是会衰弱而虚竭的；就是在童年中养成的久长的习惯，也不能使人避免这种虚竭。而后来在清闲的时期，在一间关断的房里，那种拘束便宽弛了，于是那伟大的人物便有了朝廷中人所不知道的那种态度，行动和言语。但是这位向城市那面走过去的老人，却曾经一生都在那王者的房间里，伴着那在懒散的时间的最有威权的君主。沉静，寂定，老是留意，他的眼睛曾经看见过一切，他的耳朵曾经听到过一切。他的忠信是不可破的。踏过几世纪的那些大秘密，在他却并不是秘密；他从来没有企望爵禄或是干俸。当他感到老病了的时候，他恳求他的主人赐他告退，隐居到阿维拉的一所小屋子里去。从他的主公那里，他接受到又保持着把念珠举到胸膛的上部拿着，用拇指尖——左手的——放在一颗念珠上的那种姿势。
驳杂西班牙是广大的。西西尔和沙尔第尼亚与阿拉恭王国合并在一起归于加斯谛拉王冕之下。公萨罗·德·高尔道巴得到了拿波里。俊美的费力泊和华娜郡主的联婚使我们有了荷兰。西斯奈洛思在阿非利加占领了许多土地。查理五世使那“米兰化的人”服从了。而一整个广大的世界，也被西班牙人发现了。西班牙的王国，领土，州郡，和城市的驳杂是浩繁的。甚至在半岛幅员之内，我们的眼睛也碰到一种如画的千变万化。一位历史家——加诺伐思·代尔·加斯谛略——在数说过国家一统的肇始时的西班牙的伟大之后，更说道：“可是在接受这一统的时候，每一地方仍然是照旧的，各自保留着变化万端的或相反的，没有更改过的习俗，固有的性格，自己的法律，自己的传统。就是各联邦的地位也不是相等的；有几个是有多少有点高贵的地位，多少有点特权；有的是自由的，有的却差不多是奴属；因为那一统是由各自很不相同的推动力形成的，有几处地方是自愿地来归的，如伐斯恭拉所自称者即是；有些是由通婚而来的，如一方面加斯谛拉和莱洪，一方面阿拉恭和加达鲁涅；有的是借兵力而来的，如那至今回回人还很多的华朗西亚和格拉拿达；有的是半借正义半借武力而来的，例如拿伐拉。不仅如此而已，即在一个省中，每一个城也有它自己的法典，每一个阶级也有它自己的律法。照这样，西班牙表现着一片权利和义务，风俗，特权和豁免的混沌，那是易于想象而难于分析和整理的。”
那些最驳杂的风景联结起来造成西班牙。西班牙的历史曾是一种相反着的热狂的不断的纷扰，精神氛围的驳杂，在国家中是和国家地土的变化一样地大。各阶级，各城市，都自相拉拢在一起而为自己角逐。在中世纪的时候，诸“同胞会”产生了出来。“同胞会”是由各邑参事会和各城市建设起来拥护他们的法律和特权的同盟社和委员会。委员会在“独立战争”中露着头角。就是在十九世纪中，委员会也是活跃的。在一八四四年，巴尔美思写着：“我们不能否认，没有几个国家能够呈出这种景象，如西班牙从一八三四年起所呈示的一样。尽让一片骚扰从任何一隅起来吧：一个委员会是组织成了，一个纲领已草就了；那反叛的邑宣布了它的独立，又劝国家学它的样。消息传播了出去，人民兴奋了，又一个城反叛了，不久又是一个，接着又是一个，于是几天之后，政府便发现自己已围困在那个可以一望无余的小范围之中了。它不得不降服退位，于是别一些人便起来掌权了，一篇宣言公布了出来，诸委员会递上了它的贺辞，新政府命令它们解散，它们服从了，于是戏便演完了。”
我们看见封建制度一直深入到近代。反对着封建制度，那些“旧教的国王们”组织了一个民众的党。他们用“神圣的同胞社”的权力去声援这新的党。西斯奈洛思帮助人民去反对封建制度。在他的摄政期间，从一五一六年到一五一七年，他手创了一种民军，去帮助他们。而且我们甚至在十九世纪，也还看见由那些民众的党所组织的民军。那常受人营求的，便是在国家不统一之中的对于最高“权力”的声援。那精神的氛围气——正如我们所谈过的一样——是像土地一样地变化万端。而土地也正就是万端的变化。在西班牙的国界之中，有着每一种欧罗巴洲的风景的模型。我们有完全是雾和阴影的浪漫的风景，和充溢着光的古典的风景。加斯谛拉，伐斯高尼亚，莱房德，把同时古典而浪漫的景色呈献给我们。有一丛白杨在青色中把自己烘托出来的一片大平原，是像伐斯高尼亚的郁郁葱葱的碧色草莽一样地美丽。西班牙的草木是非常地丰富的。在那漫蔽着欧罗巴的二万种植物之中，伊倍利亚半岛倒占有不下一万种。而且就是同样的一种植物，这一区和那一区也有着各别不相同的性质。那在干燥而高雅的莱房德的山上呈着苍白的堇色的拉房达花——主的花，在壮大而庄严的瓜达尔拉马便呈着更浓的紫绛色了，而一切的草木，在莱房德是优雅潇洒的，到加斯谛拉便显得严肃的了。
在西班牙的一切城中，阿维拉是最十六世纪的。它是被称为“绅士们”的阿维拉。它的人口是不多的。城垒——和它们的八十八座堡——围绕着房屋，形成了一个完全地隔绝的范围。阿维拉的最美丽的宫殿是十六世纪的那些宫殿。那里也还有些十五世纪的纪念物。这城中的任何东西都使人想起斐力泊二世和旧教的诸王。斐力泊二世对于阿维拉有一种偏爱；他在这城里建筑了“面粉公秤局”和“屠宰场”。旧教的诸王敕造了圣·多马思寺——像多莱陀的诸王的圣·黄寺一样大小——又定阿维拉为夏天驻跸之处。阿维拉是并不像斐力泊二世的性情和脾气的；它的建筑物的石头是绛色的，灰色的。在这城中，任何东西都是严肃而高贵的。在这与人隔绝的阿维拉的圈子中，一种精力和热情的氛围气一向是凝聚着的。绅士们在城中占着优势。大家都对于政治有浓厚的兴致。大部分的人民都对于城中的这种生活方式习惯了。那些平民意义的民众，是几乎没有的。大家多少总是贵族。阿维拉叫人引起了一种峨特式的雅典之思。在街路中和市场上练熟了的那种对于政治的热心，在叛乱，反抗，颠覆政体的聚议，革命的集会，和联盟中显示了出来。这城的传统之一便是把诸幼主保护在它的城垣之中。阿维拉曾经带着一种母爱守护过诸幼主。我们可以说，阿维拉之所以看得自己比诸国君还高者，那是全为了它的贬辱一个（草人的）国王——亨利四世——和它的诸幼主的保护。诸国君经过了阿维拉脱离他们的王者生活，而没有了阿维拉，他们也不能踏进那王者生活的。而这种主权和独立的色泽，帮助我们更进一层地深入到这城的气质中去。市民是生活在一种对于公共事务的不断的心神不定之境中。他们的灵视伫候着活动，一个思想是很迅速地变成一个行为的。斐力泊二世，在某一个时机，当他们请求他放弃某种对付阿维拉土著的办法的时候，是不愿意让步了，“因为，”——他说——“在人民受指使把说话做成实行去的地方，我们很快地就可以看到他们的行动。”阿维拉是产谷地的盟主，全加斯谛拉的打谷场和市场；它有谷物的衡量制的特权；商人们和农民们，都是受着“阿维拉的斗”的支配的。据说阿维拉的兵也常常有在打仗时第一个上阵的权利。
在描绘阿维拉的时候，我们不会不欢喜提到那些古版画，在画里，在整个方块的面积中，是只能看到一个戴着高帽子的老绅士，和一个束着宽裙带着阳伞的贵妇。一本一八六三年的旅行指南，把那名叫珍珠街，绅士街，小蹴街，刀剑街，正法街，雕工街，三杯街，死生街，瓦匠街等的阿维拉的街道告诉我们。约一八六三年，那里有了一条铁路，但是这是一种新东西，驿车是仍然驰着的。“马车逢单日在早上八点钟开到马德里去，”——那《指南》说，——“而在双日的下午五点钟到了此地。”在阿维拉有四五家客栈：明星栈，佳果栈，狐狸栈，桥梁栈。在游戏俱乐部中，在阿维拉同盟会里，在阿维拉艺术家晨光社里，城中的居民可以消磨他们的心灵。阿维拉有一些小的方场。这些小方场便是古旧的西班牙城镇的魅力。在阿维拉，建筑物的石头是灰色的。在今日，各方场中的静默是深沉的了。石头的灰色使长天的青色更青。那些方场名为大伽蓝方场，市集方场，太阳福安德方场，马加拿方场，奥加涅方场，贝特罗·大维拉方场，朱古力杯方场，卷子方场，母牛方场，幼主方场，纳尔维略方场，苏尔拉金方场……“我不知道如何来描写，”——喀特拉陀说——“那些阿维拉的小方场撒到旅客身上去的，那忧郁的魔法的符；它们是带着它们的寂寥和它们的暗黑的石头的正面，在几乎每一个大门口等着那旅客进来的。”
那位我们已经引据过的指南的作者，替我们把那在阿维拉由西班牙的大世家来供给的代理人叙述了一番——姓名和住址都有。在一八六三年，法国人的皇后陛下有一个代办，阿勃朗德司，阿尔巴，梅第拿赛里，罗加，达马美思等诸公爵也都有；赛尔拉尔波，太阳福安德，奥皮爱戈，圣·米盖尔·德·格洛思等诸侯爵也有；公保马奈思，巴尔山特，保兰谛诺，苏拜龙达，多尔雷阿里阿思诸伯爵也有；德·蒙谛荷伯爵夫人也有。在阿维拉，我们看到“无穷尽”的盾徽。我们看到它们在屋子的正面，在大门口，在柱头上，在尖锐的路拐角上。那些盾徽是爱雷第阿家的，阿古拿家的，巴桑家的，穆西加家的，维拉家的，葛伐拉家的，勃拉加蒙德家的，加斯特里留家的，沙拉撒尔家的，赛贝达家的，阿乌马达家的。阿维拉是绅士们的城。全城都过着一种热烈的市民生活。环境，气质，都是贵族式的。在阿维拉的生活中，有一个时候，这种气质高达到了一个光辉的活的典型的时候——戴雷沙·德·黑苏思，一个其中的活动不是和世俗的有限的目的，却是和一种精神的，无限的，急切的渴望连结着的典型；一个其中的贵族的品格达到了它的最高最雅的表现的典型；朴素的高雅。
文书使沿着西班牙的侧路，小径，间道行旅着。他是从北方海滨来的，他要到马德里或是到爱斯高里阿尔。他比那走官道的驿使走得更快而更少担心。在那挂在他肩头的囊里，他带着一大捆文件，在这行囊里，一定有可悲的消息吧。这文书使迅速地行旅着；他的脚仅仅触着地。尽那边，在远方，离西班牙辽远的地方，外国的海岸边，那簸荡的海把船具的残余物吐出来，吐到沙滩上或是大岩石上去；船板和顶桅，那无敌的大船的残剩。文书使走得很快。北方的绿色的地和灰色的天已落在后面了。夜里，在到了一家客店的时候，他预备着休息；他的囊中所藏着的可怕的消息，他是知道一点的。他的脸上带着忧色。围在他四周的人们询问他忧愁的缘故。那不幸的消息传布到村庄上去，它把一位绅士从自己隐居着的大厦中带了出来。
他们立刻在这所大厦里议论着西班牙的悲剧了；那位绅士的眼睛悲哀地顾盼着他的甲胄和勋绶。在黎明，那文书使带着他的囊出发了。他越过山，他涉过河，他穿过平原。
他一径很快地走着，毫不逗留。树荫是没有他的份儿的，牧人的茅舍不能挽留住他。在夜里，他休息几小时；在日出之前，他又上路了。他是一路向爱斯高里阿尔和马德里去。在外国的海岸上，在那应着海涛的嗄音而摇动着的沙上的绿海草之间，是一些船板，麻卷索，和桅杆，那将被敌人用冷嘲的口吻称为：“无敌”的大船的残余。不论经过什么地方，这文书使总遗下一点愁迹。不久西班牙就要弥漫着这个不幸的消息了。在爱斯高里阿尔，或是在马德里，一位年老的人会在一个小小的圣母像前跪下去。他的脸儿会被悲哀所感动。因为西班牙的一个成败得失的时辰已经敲了。历史会为西班牙开展出另一个前途吗？没有一个人能说出那在历史上划分两个时代的确切的时候。然而文书使负在囊中的这个消息，会使那蛰居在自己房里的老人沉思着，全西班牙都会沉思起来。未来贮着什么命运等西班牙呢？国家将恢复它的伟大呢，抑或它已注定趋于衰亡呢？一个新的世界已被发现了，西班牙是在创造一个第二大国家。就在这些式微的日子，西班牙还是欧罗巴的最丰饶的民族。那文书使登山越野迅速地行旅着，他的脚仅仅触着地。如果那负在他背囊中的东西是快乐的，则他或许不会走得那么快了。不幸往往是旅行得更快一点的；国难一发生，嘿！那消息便飞传到西班牙的穷乡僻壤间去了。
一位僧人在从他的关房的窗子中望出去。那是和我们所说过的老人，正在宏大的建筑物前面的花园中，祈祷着又默想着的黄昏时候同一的时候。这僧人也是一位年老的人。他的衣服是黑色和白色的。他的眼睛几乎不能看见东西。因为他差不多什么也不能看见，他便在小块的颜色不同的纸上写着，以便可以把它们分辨出来。那关房是可怜的。这僧人一生默看着挂在壁上的某几幅图画，而且因为他是那么地欢喜它们，因为他对于它们所画着的图像感到那么样的虔敬，他所以把它们的框子涂成了绿色，免得他失去了辨别出它们的能力。那僧人差不多什么也看不见；他在他的关房中是什么也没有；他的生活是消磨在著述，说教，给人们好劝告上的。他或许有时候对于他的宗派的扰乱者曾是有点严酷的。他可以做过些大人物，而他却未尝希望做点什么。他的无上的必要，和赛尔房德思相同，是著述。在桌子上，放着一本他所著的书；它的题名是《祈祷和观察之书》。像赛尔房德思一样，这僧人用一种单纯的笔调著作着，明白而自然。而当著作着的时候，他的整个心灵都感动了。神明的情绪！或许把最大的感情放到自己的著作中去的，就只是这两位伟大的作家吧——这位小小的老人和赛尔房德思。被他们的手挥写着，笔迅速地奔驰。他们自己简直不大顾到他们在写着的东西。热烈，兴奋，优雅，柔和，都溢于言表。在最简单的字眼中，他们说着一切东西。那僧人是靠在窗口。没有一个人像他似的曾经把一种那么深切的时间和永恒的感觉给予我们过。外面的田野在暗黑下去了。那位小小的可敬的人，半盲了，倦于岁月和疾病了，不能看见那些开始在黄昏中闪烁的星。他抬起了他的头，他的嘴唇微微动了一动。用了他的尘世的眼睛，他看见天上没有星；然而他的精神是接近着它的隐然的解脱的。而不久他的灵魂便将翱翔过净火天，在灿烂的星儿的那边，向永恒而去了。
每一个作家都有他的风格。每一个作家都拥护他的风格。一切风格的拥护是一种个人的自白。风格的问题是在于哪里呢？在用字范围中呢，还是在结构中？用字范围很广的作家们可能有一种刺眼的风格；结构明晰而精确的作家们可能有一种生厌的风格。文字的领域是很广阔的。结构殊异的作家们的用字范围的丰富，可以使他们在风格中同样地可佩。我们便这样地同时欣赏着洛倍和葛维陀。但是那位《祈祷书》的著者，用着在用字范围中的节制，用着一种简单的，日常的用字范围，在把一种精细的敏感给与他的结构上，已获得了成功。作为最后手段的风格，除了作家的对于他的主题的反应之外还有什么呢？风格是一种感觉的东西。《祈祷书》的著者，在他的《修辞论》中，已把他的对于风格美学的见解遗给了我们。他的理想是，要自然。“因此我劝你，”——他说别的东西之外还说——“像一个水手避去暗礁一样地，避去了一切犯着矫饰的最小的嫌疑的不平常的字眼。”在十六世纪，风格的伟大的标准——在实行和理论两方面一是由《祈祷书》的著者作设定了的。多方面又多变化的洛倍·德·维加，在风格上注着力，那和他在戏剧的技巧上注着力的同一的问题，但是他虽则在舞台上作了一个于俗用有利的最后决定，在风格上，他终身也是一个游移者。从自然的和直接的，他会突然跨到“修炼过的”去。好像是站在一架秋千上似地，洛倍的神奇的天才从这一个绝端荡到那一个绝端。那景象是有兴味的，在这位诗人的形形色色的全部著作中，我们是面对着这种幻灯。用着完美的优雅，用着精粹的熟练，从诗句移到诗句，洛倍达到了最微妙的奇想。他突然站住了。他的对于自然的和通俗的东西的感觉警告着他；接着，一支小曲，一些谐谑，一些“修炼过的”，“奇想的”的游戏诗文，便从他的笔端下破出来了。洛倍的著作中最有价值的元素，无疑地是通俗。在他的著作的这一方面，洛倍便是一个模范和一位大师。在风格中最重要的东西是明晰。凡是清晰地想着的人，也明晰地写着。洛倍常常在他的诸喜剧中指示着此事。在《一位国王的最大的美德》中，一个演员说：
说得坏而听得好，便包含着矛盾。
在另一部喜剧。那可佩的《过桥走，华娜》第一出第六幕中，说起一位拉丁学者：
那知道太阳全为了它的明亮而受人尊敬的西班人的固有的天才，却在晦奥上犯了罪。
西班牙的诸作家的主要的瑕疵，实在就是晦奥。在Lacelestina 第一出中，巴尔美诺对那好母亲说：“我并不听着你所说的话，因为在好事情中，实际的是比可能的好，在坏事情中，可能的是比实际的好。所以，康健的是比可以康健的好，病楚的可能性是比真实的病楚好。因此，在恶之中保留着可能的，是比在善之中保留着它好。”于是赛莱丝谛娜喊着：“你是邪恶的！简直不能懂你的话！”赛莱丝谛娜的喊声就是在十六世纪末叶那么早的时候也会被视为奇异的。在十七世纪，它便会被人当作怪诞不经的了。在我们这时候，它简直是十分不可解的了，因为我们已把那对于风格中明晰的观念和鉴赏力那么大大地丢去了。
一种完善的风格的标准是在十六世纪之后，在十七世纪，定了出来。而奇怪的事便是，它是由那纂定《奇想论》的同一个作者所定的。在一六四八年，巴尔达沙尔·格拉相出版了他的《天才的机智和艺术》的最后定本，格拉相的两部爱读的书是《路加诺尔伯爵》和《阿尔法拉楷的古思曼》。格拉相永远不倦地称赞着黄·马努爱尔的书又引用着它；这部书是自然和朴素的一个模范。而且好像他的对于一本是自然的一个标本的书的显明的推崇还不充分似地，格拉相说，“风格是像面包一样地自然，我们永远不会厌倦它。”那么我们将用什么尺度去估量一种风格的自然呢？格拉相亲自对我们说了。自然的风格“是那些在日常事务上，并不深思而话说得很好的人们所用的东西”。
念出这条确切的规例来的格拉相，并不是《批评者》的作者那个格拉相，却是一部明晰，自然而朴素的书《圣餐台》的作者的那个格拉相。
在一个小教堂中，我们寂静地研究贝特罗·德·美拿的一个雕像；在一所寺院中，我们站着默看苏尔巴朗的一幅油画。《祈祷书》创造了一个平静而有力的西班牙写实主义。那使艺术成为“写实的”是——质实的和详细的琐事。在《祈祷书》中，髑髅地的活剧的描写，就用这种特色琐事不断地使我们动了怜悯之心。《祈祷书》的写实主义是伟大的西班牙写实主义，朗爽，动人，而有力。让我们来拿那一五六六年在沙拉芒加出版的昂德雷思·德·保尔陀拿里斯本的这部书来看一看吧。耶稣是被捉到了。“留心瞧着他，看见他怎样地沿着这条路走上去；被他的弟子所抛弃了，由他的敌人押解着，跨着急迫的步子，喘着‘加急了的呼吸’，显着改变了的颜色，他的脸儿是因途程的匆促而升了火，发了红。”在髑髅地上，耶稣是快要被剥去长衣了。“因为那长衣是已经粘在那鞭子的伤痕上了，因为血是已经凝结住而粘附在衣服上了，所以在剥他的衣服的时候，他们使着那么大的劲儿把衣服一块儿撕了下来，竟‘重新了’又‘破开了鞭子的伤’。”那些高大而强壮的刽子手，把那十字架高举起来。接着你瞧“他们怎样地把那十字架高举起来；他们怎样地走上前来把它放在一个为了这目的而掘的洞里去，而且，在装牢它的时候，他们怎样地一松手让它砰地落下去；这样‘这圣体的全部会在空中震动了’，伤创会重新裂开了，而苦痛也会格外增加了”。圣处女去寻找那圣子。“听那远远的兵器的声音和民众的骚扰声，他们走进来的时候的嚣嚷声。接着瞧那‘矛和戟的闪耀的铁光’在他们的头上面显露着；跟随着路上的痕迹和血滴——这些已足够把她的儿子的足迹指示给她而向导着她，而不须别的向导了。”那母亲拥抱着那儿子。“那母亲紧抱着那伤裂的身体，她把它着实地紧贴在她的胸头（她是除此以外一点也没有力气了）；她把她的脸儿放在那环绕着圣头的荆棘之间；她的颊是贴在他的颊上；‘那母亲的脸儿是染着儿子的血，’而那儿子的脸儿是被母亲的眼泪所沾透了。”
诸大师的著作中的近代艺术——一个弗洛贝尔或是一个贝雷达说——在写实主义中并没有走得更远一点。
载《现代》第一卷第一~二期，一九三二年五月~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