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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随着心理卫生运动的兴起，20世纪30年代精神治疗社会工作逐渐成为独立领域。
在其影响下，我国的精神治疗社会工作也开始出现。本书是我国第一部关于精神治疗社会工作的专著，作者宋思明曾任公立北平精神病院第一届社会服务部主任，积累了丰富的本土经验，1944年应社会部的邀请而著本书。
北平精神病疗养院作为北平协和医学院神经精神科的教学医院（即现北京安定医院前身）
，其创建可以追溯到清末的疯人院。1908年8月，清陆军部拨银元6000元，在城内石碑胡同一处官房内，建内城公立贫民教养院，附设一所疯人院。
1918年，疯人院被迁往北城鼓楼宝钞胡同高公庵内，改名疯人收养所。
当时所内设管理员一人，巡官巡长各一人，巡警十人。
1928年北平协和医院正式建立神经精神科，除开展教学和门诊工作外，还指导北平市疯人收养所的医疗业务及学生临床实习工作，标志着中国现代精神医学的开始。
1929年冬，疯人收容所将收容性质改为医疗性质，所内添设药品，较前有所进步。1933年10月，疯人收容所改名为北平市精神病疗养院。北平社会局为推动与北平协和医院的进一步合作，正式与协和医院订立合作事项：医务事项完全由协和医院担任，所有医生及职员大都从协和医院调来，薪资仍由协和医院发放，所内经常费由北平市政府供给。在20世纪上半叶，北平精神病疗养院是华北唯一一所初具规模的现代精神病院，也是中国第一所与医学院合作建立的精神病院。
改组之后的精神病疗养院改善院务，一切治疗及看护均按最近标准进行。精神病疗养院先后设立了护理部、工业治疗部、社会服务部、心理治疗部、神经病理学实验室和数据统计部，逐步建立起包括药物治疗、工业治疗、社会服务、心理治疗及温水治疗在内的精神病专业治疗体系
，床位也增加到280张。北平市精神病疗养院社会服务部于1934年成立，宋思明调任首位主任，其余工作人员也都来自北平协和医院的社会服务部。
宋思明（1903—1986），字智轩，生于直隶省迁安县（今河北省迁安市），幼年时期读私塾，接着到昌黎读中学，后考入燕京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1928年毕业，8月进入北平协和医院社会服务部工作。他先后在医疗科室、外科科室、眼科和社区卫生领域从事社会工作服务。1933年春，宋思明被调到协和医院神经-精神科工作，并且升职为社会工作监督员（即督导）。
据宋思明自己介绍，他在神经-精神科第一年的工作既有门诊的工作，又有病房的工作；既有精神病人的疗养服务，又有精神病人的出院计划服务；既有非常专业和临床心理学研究取向的克雷齐默尔（Kretschmer）常态性格量表和瑟斯顿（Thurstone）人格测试类研究工作，又有神经-精神科社会工作专业服务。1934年，他既从事门诊和病房工作，又从事鸦片成瘾者的专业服务；既从事“控制性”个案工作，又从事鸦片成瘾者的临床研究，还与周励秋一起照顾出院的精神病患者。
1935年1月，宋思明规划自己专业发展的未来前景时，明确提出四点设想和两点愿望。四点设想包括：一是计划修改克雷齐默尔常态性格量表，使其在应用时更加适合中国人；二是与徐（Hsu）一起收集“社会足够”的数据；三是确保对鸦片成瘾者给予更多的关怀照顾服务；四是对协和调养院中的精神病人群体予以深入研究。两点愿望：一是在经过八年（1928—1935）社会工作实务后，他非常希望能有到国外深造和进修的机会；二是希望协和医院神经-精神科成为国家精神健康社会工作中心，以便为国内的其他机构培养更多精神治疗社会工作者。
“七七”事变后北京沦陷，宋思明被迫离开北平精神病疗养院，跟随红十字总会南下，为抗战服务。
长沙会战期间，宋思明在红十字会伤兵后方医院从事伤残康复工作。据其子宋冠立回忆，宋思明很善于使用社会工作中的个案方法，不仅教会一些残疾伤兵们掌握某种手艺，比如缝纫、染纱、制鞋等，并且还聘用技术人员来教伤兵们，使他们可以自谋生计，甚至还可以养家糊口，真正达到了社会工作中助人自助和增能赋权的状态。
1940年红十字总会会同军政部创设了矫形外科中心，宋思明任中心主任。他延揽专家，不仅对伤残士兵予以治疗，还装置义肢，并予以各种职业训练，使“残而不废”。
同时，宋思明还担任卫训总所
复健学组的教官
，一边指导受训人员学习如何进行康复服务，一边从事伤残康复服务工作。在此期间，宋思明出版了两本著作，即《医院社会工作》（1944年出版）和《精神病之社会的因素与防治》（1944年出版）。
抗战胜利后，红十字会的专家大都在1946年上半年先后离开贵阳。
宋思明到上海担任上海伤残重建服务处主任，继续从事伤残康复社会工作。服务处的工作对象除一部分退役军人外，多数是伤残市民，目的是“使伤残人在体力方面、心理方面、职业方面及社会方面都能恢复”，服务内容包括替伤残者向医院接洽医疗活动、为伤残者提供训练技能的机会、向公私团体介绍适合伤残者的职业等。这种性质的服务机构当时在国内尚属首创。在宋思明的主持下，上海伤残重建服务处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据统计，上海伤残重建服务处自1947年6月成立至1951年4月被移交给中国人民救济会上海市分会，将近四年时间内，累计为二百多名上海残疾市民提供了伤残重建服务。
1947年宋思明赴美国考察残疾人康复工作。上海解放后，1949年8月26日，中华职业教育社召开特殊教育工作者会议。会议通过筹组全国特殊教育工作者协会，宋思明等五人被推举为筹备委员。
之后，随着社会工作专业的取消，宋思明离开了他钟爱的社会工作职业，到上海一所中学教书，直到退休。1986年4月，宋思明逝世于上海。
北平精神病疗养院社会服务部在宋思明主持下，工作人员重视调查患者病情发生的各种原因，解决患者的社会问题和善后问题，使“患者待遇方面，一洗往日之残苛暴虐之手段而易以合理之管束外，并对患者之经济状况，家庭问题、社会环境，莫不尽人力之可能，予以合理之解决。功效之大，不减医药。”
改组前的疯人院时期，精神病患者的境遇十分悲惨。病情较重的被锁在柱子上，病情较轻者则上蹿下跳，互相打骂，全都蓬头垢面、衣衫褴褛。只有一名管理员每天给予药丸，患者除了忍受残酷的看守，还时常遭受毒打，俨然“人间地狱”。
疯人一天仅两餐，赤裸身体或仅有布片裹身，衣服得不到清洗更换，除非有家属来更换。居住条件拥挤，疯人吃、睡在三面靠墙而建的大炕上。
基希（Egon ErwinKisch）是捷克著名的报告文学家，1932年到中国考察，写了《秘密的中国》一书，报道了北平疯人收养所里病人的悲惨境遇：飞着口沫，说着胡话，赤身露体，戴着脚镣，吃的是窝窝头和丢弃的菜茎。基希将这所疯人收养所视为“拘禁危险的疯癫的囚牢”，他发出悲愤的呼号：“朋友们，要是我老是这样，请打我一枪罢！”
疯人院改组为北平精神病疗养院后，院里男女病人三百人之多
，在社会服务部与其他各部的共同努力下焕然一新。
宋思明将精神病社会工作者的工作内容概括为“应用科学方法辅佐医师，调查精神病发生之原因，解决病者之社会问题，以从事预防治疗及善后工作，并藉此而减少病者之痛苦，经济之损失及维系社会之安宁。”
在此思想的指导下，社会服务部开展的具体服务如下。
其一，社工通过对病人的社会调查，配合其他各项检查进行诊断。当时精神病的诊断时长往往是治疗时长的两三倍，精神病社会工作对诊断的贡献显得尤为重要。“精神病学家作精神检查，其他医师作体格检查，心理学家作心理测验，精神分析家从事于精神分析，而最重要者却是社会之调查。”
由于“精神病症与其他病症不同，病人之社会历史几（乎）完全为医生诊断之根据。”
社工专门调查及研究病人的社会环境，了解其得病原因，以备医生诊断及治疗病人做参考。最初个案记录多为英文
，具体做法包括与伴送病人来院者会谈、与病人本人会谈（病人清醒时）和外出调查。社工定期与医生商讨治疗事项，随时至病人家中访问病人现状并报告大夫。
其二，配合医生治疗。首先，社工通过为病人提供服务，使治疗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此类工作与一般医院社会工作无异，如帮助入院病人及再次住院病人办理入院手续；对病人家属解释病情，并给予劝导；向家属解释新的治疗手段，消除医患误解；予贫苦之病人或家属以物质上或金钱上之帮助；替无依病人向其他部门寻求免费或辅助；对病人家庭之指导等。
其次，社工通过与病人会谈，进行治疗。会谈治疗方法在精神病治疗中占极重要之地位，宋思明写道：“与病人会谈，在精神病治疗中占极重要之地位，是为各专家所公认，社会工作员宜分担一部医生之时间，与病人常相会谈，使病人对工作员发生信心，将心中之积闷，全部倾吐。工作员又可藉机予以开导，则收效之大，常出人意料之外。宋思明于从事此工作时，最喜与病人会谈，特别与一部分精神兴奋之病人，讲话滔滔不绝，多为彼高兴之事，可收人发噱。直到彼对工作员发生信仰后，则唯命是听之情况，又令人有无限之慰藉。”
其三，与职业治疗部合作筹划。
工业治疗被视为精神病患者重返社会的第一步。除了引起病人的注意力，阻断病人不合宜的思想，还使病人对外界刺激能做出正当反应。社会服务部了解病人以往是何职业、有何专门技能后，安排合适的职业治疗工作。社会服务部下设职业治疗部，1934年4月，协和医院的工疗专家陈善慈到精神病疗养院做兼职，开始了这项工作。女病人做衣服、鞋子和袜子，男病人为医院做药盒。1934年7月1日，陈善慈担任精神病疗养院工疗的负责人。工业治疗分室内和室外两种：在室内，男病人的工疗项目有糊纸盒、做地毯、绘画等，女病人则做衣服、棉被、鞋袜、织带等；在室外，男病人浇花、抬土、扫院子等。
此外，为了让病人恢复正常的社会生活，社会服务部还根据病人的不同情形安排其适当角色。例如，医院的茶水、电灯维修、剃头、写字等工作，均由病愈后的病人承担。
例如，安排一位秀才在职业治疗部做书记；让曾留学海外的病人教其他病人英语；其他人有的帮助厨房煮菜、送饭；有的负责打扫庭院、担水；有的洗衣、喂病重的人吃饭；有的负责公事房及病室装饰。宋思明还曾招集院中职员捐资，在院外开一家木料玩具工厂，做各种活动玩具，如飞机、马车等，涂以颜色，加以油漆，挑选病人由护士陪伴学习，收效极大。病人们看到每二三日由其自己手中产出一玩具，其兴奋程度不可言喻。虽使用各种铁器，但没有出现过任何危险状况。病人出院后，一时找不到工作，仍可继续前来工作。
其四，与护士合作。社工与病人会谈时，对方若有危险，必须请护士在旁监视。社工可以从护士的记录及报告中得到治疗的线索。平日，社会服务部与护士部合办娱乐活动等。鉴于精神病人懒于活动，每天就由助理护士带领病人做体操、游戏和打球等，以保障病人的身心健康，节日期间还组织运动会。娱乐方面，医院设有图书馆、游艺室供病人看书、阅报、看画、下棋、玩纸牌、打乒乓球、打高尔夫球、唱歌等。游艺大会时，病人唱、拉、跳、说，并邀请病人亲友参观，十分热闹。
其五，病人出院后的善后处理。社工还要指导病人解决出院后的社会安置、职业、家庭等方面的问题。社会服务部试行假释办法让病人出院，社工伴同病人回家探视并试住一二日后返院，直至病人及其家人皆认为可以出院时为止，并负责病人出院后的生活指导等工作。如果病人住在自己家中，社工必须为病人的日常生活有所安排，对他家人彼此间的关系有所调整。如果安置病人恢复工作，社工要与其雇主取得合作，可使病人先试工，工作时长逐日增加。要劝病人的同事勿以精神病人视之，以避免病人受刺激而复患。如果原来的工作不再适合，社工还需视病人的情况为其另谋工作。社工与各社会服务机构合作，共同商议为出院病人谋职业，或在可能范围内给予病人资金支持，做小本经营。有的病人是因酗酒等习惯而患精神病，出院后社工要按时随访，使勿再犯。对于治愈无望的精神病人，社工需要倡导、呼吁由相关机构或特殊学校进行监管，或与当地主管部门合作，择一公屋加以收容。
其六，精神病院社会工作的教学与研究。此项工作主要有：辅导北平协和医学院学生收集病人的社会历史；教导院内看护如何做个案记录；教导协和医院派来之社会服务员；教导北平各大学社会学系及心理学系来院实习的学生；做精神病社会服务之广播讲演，并撰文登载相关刊物；编写各项问题表格，并不断改进。
此外，社会服务部还参加医院的膳食委员会，辅助改良膳食。
宋思明所著本书，虽然材料大多取自上述北平精神病疗养院的实务经验，但是全书的体系却别具一格，而且内容更加完善。
第一，本书起始章节并未开门见山地讲述精神健康社会工作的各项内容，而是用大量篇幅介绍了精神病学的知识，包括精神病的分类、发病原因、对家庭及社会的影响等。
因为当时精神病学在中国的普及度还非常低，即使全国范围内开设神经-精神科的医学院也寥寥无几，因而宋思明认为十分有必要先系统介绍一番这门新的医学学科。值得一提的是，早年精神病分类受到对大多数疾病病因学知识不足的阻碍，故在科学分类中只能将少数疾病建立在病因学基础上，而对大多数疾病是从症状和病程来进行分类的。
宋思明在介绍每种类型的精神疾病时，却运用了多轴诊断法，即依据病因、病理机制及反应形式等来描述。本书中，宋思明将精神疾病分为20种，各种之下又列出多种，标注也十分清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我国没有自己的精神疾病分类系统。我国精神疾病分类的第一个方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卫生部于1958年提出的精神疾病分类（草案）。
这个分类草案将精神疾病分为14类，即传染性精神病，中毒性精神病，躯体疾病时的精神障碍，脑外伤性精神病，脑肿瘤时的精神障碍，脑血管性精神障碍，老年前期、老年期精神病，癫病性精神障碍，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性精神病，心因性精神病，妄想狂，病态人格，精神发育不全。
以此分类草案对照本书中的精神疾病分类，可见两者之间的重合之处是非常多的。
第二，在分析精神病的病因时，宋思明特别强调了“社会的因素”。据宋思明的实务经验，国人罹患精神疾病的“社会原因之复杂，且有甚于身体方面者，尤以我国社会为然。”
具体如好面子带来的心理问题、负性社会事件带来的精神刺激、经济陷入困境、个体人际关系不良、吸食鸦片等。这一视角的分析就为精神健康社会工作的开展铺陈了基础。因而宋思明不无自豪地指出：“除医学界对于精神疾病已有正确的认识及合理化之治疗方法外，其他有关系之学术及学者，如心理、社会及遗传等科，莫不相辅而行、互为表里。其最显著者确为社会工作方面，缘患病之因，并非纯为肌理失调，其主要来源往往由于社会环境之不平衡，而影响其精神与心理，日积月累，演成失态。是则医士除能仰借药品以调整肌理上失调而外，关于精神心理及社会两方，胥有赖于社会工作人员之努力也。”
第三，强调精神病社会工作者的双重专业性。从事精神健康社会工作者的资格至少应为社会工作专业大学毕业生，且学习了一定的精神病学、精神分析和心理学课程。同时，大学期间应到医院社会工作部实习，毕业后先到该部学习如何对普通病人进行社会诊断及善后处理，然后再转入精神病院社会工作部练习半年或一年，才能升为工作员。换言之，精神健康社会工作者应受到双重的训练。然而，宋思明认为社会工作者性情是否温柔、仔细而有创造力，是否善于与其他部门的人员合作、遵从督导指示，以及是否真的对精神健康社会工作有兴趣，才是最重要的。
第四，注重心理卫生工作，主张开设心理卫生门诊和儿童指导门诊部。
进入20世纪，精神医学亦由治疗走向预防和治疗，心理卫生学应时而生。在心理卫生运动中，儿童和青少年成为重点预防人群。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掀起了儿童辅导运动。
各地纷纷创设儿童指导所，聘任精神病医师、小儿科医师、心理学家及精神健康社会工作员等，分担研究与治疗儿童异常行为的责任。据1934年的统计，当时美国共有儿童指导所500余个。与此同时，英、德等国也有类似的儿童指导所。
在西方先进国家的示范下，我国的儿童行为指导工作始于1933年的北平协和医院，该院神经-精神科曾选少量儿童做行为指导工作。后来上海红十字会医院也曾开展过此类工作。抗战爆发，两院都被迫停顿。
宋思明因而在此重新给予重视和强调。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宋思明认为精神健康社会工作个案记录“要不厌其详”，因为“精神病系一种复杂之疾病，各种记录皆应愈详细愈好，医生对精神病之检查记录，常有多至数万言者。社会个案记录更宜如此，虽细微之点亦不可忽略，因精神学家及精神分析学家，常由微细处发现疾病之原委。”
王春霞
2018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