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登录中国知网，以“言心哲”为“关键词”检索篇名，寥寥8篇，还包括言先生自己1982年在《晋阳学刊》发的一篇自传
。再以“言心哲”为“作者”检索，3篇文章，也包括上述那篇自传。一口气读完本书
，两相对照，不胜唏嘘。以近年来社会工作教育和研究的“突飞猛进”而言，以言先生等人为代表的20世纪初为发端的那次社会工作在本土的引进和发展，似乎真的已经是“云影缥缈”、恍如隔世了。然而，对于今天的社会工作学科而言，那段历史真的可以忽略吗？
纵观言心哲先生的一生，既不像那个时代的革命者那样“波澜壮阔”，也没有如鲁迅那般“投笔从戎”做一个思想斗士，而是以一种比较中规中矩的知识分子的轨迹生活着。按照《言心哲自传》的记载：1898年7月30日，言心哲出生于湖南湘潭，幼失双亲，被叔父养大，为舅父母接济；然而，幸运的是，在读书治学一途，他还是坚持了下来。言心哲7岁入私塾，14岁高小毕业，虽在丝绸铺学徒1年，但15岁又考入长沙甲种商业学校，受业于名师杨昌济和李肖聃，同时又旁听于当时的“思想重镇”之一“长沙船山学社”；21岁由族间亲友资助参加赴法勤工俭学，后留学美国南加州大学攻读社会学和经济学，1928年获得硕士学位，当年秋季受表弟燕京大学许仕廉博士邀请回国，先后任教于燕京大学、南京中央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1940年以后曾任社会部的社会行政计划委员会委员、人口研究委员会委员，并主政重庆实验救济院院长职务——惜乎书生从政，困难重重，在言心哲看来，当官的经历并不理想。再接下来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社会学被撤销，那是社会学历史上的一段“公案”。1957年，言心哲先生紧跟着费孝通发表的“关于社会学，说几句话”一文，在《文汇报》发表了“也为社会学说几句话”，竟因此被打成“右派”，只是所幸未受太大的摧残，此后直到社会学恢复。二十几年弹指一挥间，作为一个社会学家和教育研究工作者，大好韶华消磨殆尽，虽时代使然，但不得不令人扼腕。1984年2月11日，言心哲先生病逝于上海。
总览言心哲先生的治学，集中于社会学和社会工作两个部分，前者包括社会调查和农村研究，后者主要围绕社会工作理论与知识的引介和在本土的适用展开。刘拥华曾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发表了“缺席的言心哲先生”
一文，认为言心哲先生的研究兴趣和方向都与当时主导中国社会学的燕京大学相隔甚远，因而始终游离于主流社会学之外。谈及那一时期的社会调查，我们能想到的是陶孟和主持的“北平调查所”和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
；谈及人口调查，我们首先想到的是陈达主持的现代人口普查工作；谈及中国农村研究，则不可避免地要以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
为首——言心哲的社会学研究的确和这些流派与传统并不相融。结合言先生的自传，我们可以大概看到他与燕京大学“相交”到“分离”的这么一个轨迹。
1928年，在获得文科硕士之后，已经修习了博士科六个学分。正在这时，前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许仕廉电促我回到燕京大学担任社会学教学工作。于是，我离开美国洛杉矶到旧金山，经过太平洋，路过日本横滨，回到上海后即去燕京大学任教。第一学年所讲授的课程为《社会学概论》和《社会领袖》
两门。由于基础理论学习不够，专业知识造诣不深，加以几度患病，曾在前北京协和医院医治，幸获痊愈。但自己也感到，那一年教学工作的效果是微不足道的。
——《言心哲自传》，载《晋阳学刊》，1982年第4期。
可见，由于患病也好，教学效果差也罢，言心哲在燕京大学的经历并不愉快。而1929年夏天，他就离开北京，在许仕廉等人的推荐下到了南京，给“中央高级军官训练班”讲授“社会调查”课程了，自此也就基本宣告与燕京大学主导的社会学传统分离开来。1933年2月1日，李景汉的《实地社会调查方法》一书由“北平星云堂”书店发行，时隔一年，言心哲在1934年《新社会科学》第一卷第二期发表“书评：李景汉的实地调查方法”一文对该书进行了评介。言语之中，对该书和李景汉其人颇为肯定，貌似是没有什么芥蒂的。而且在言心哲的《社会调查大纲》一书中，许仕廉和杨开道分别为之作序，可见双方可能并非志趣不同。言心哲离开北京，多是其他因素使然，对此，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遍查中国历史文献总库与全国报刊索引，得言先生专著11部，报纸杂志论文70余篇；概括起来，言先生在社会调查方面的研究其实贯穿了他的社会学治学，主要集中在研究方法和将之运用于农村社会及社会建设研究上，因而也是学以致用的。仅以他的第一本书《社会调查大纲》为例就可以很明确地看到这种特点。该书于1933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印行，是在南京讲学讲义的基础上完成的。该书分为两编：第一编为总论，重点介绍和讨论了社会调查的基础知识、调查的步骤、组织和进行实地调查及访谈、制表与绘图的基本方法；第二编是各论，分别就人口、教育、犯罪、卫生、农村、事业六大问题的系统调查进行了指导性的分析，最后在书末列举了学习社会调查的中英文参考文献。概括该书治学特点，笔者认为有两个方面必须加以关注。第一是扎实的专业功底，从书中所呈现的知识的系统性和专业性而言，《社会调查大纲》绝对是同类研究中的翘楚，这一点从许仕廉和杨开道所做的序言中也可以得到佐证。比如杨开道在序言里指出
：
“社会调查在欧美的确已经十分普遍，就是在中国也十分入时，不过社会调查的刊物还是十分幼稚，号称社会调查专家的爱尔梅（Elmer）博士也只讲了一大套调查大纲，对于调查计划、调查区域、调查人才、调查表格、调查谈话、调查整理都是挂一漏万，不敢恭维。其他的中西作家都犯有同样的毛病，没有把社会调查的系统整个儿地表现出来。本书作者言君心哲费去不少心血，收集不少材料，组成这样大一本社会调查书籍，虽然不能说是尽善尽美，也实在是难能可贵，所以不客气地写几句话在这里介绍给读者诸君。”
第二是注重对本土具体情境的适用，以及以调查服务社会的价值情怀。这一点特别难能可贵。他在该书中提到
：
“现在中国社会，情形之紊乱复杂，实远甚于欧美。社会事业，百端待举。有许多人先本具有改革社会的志愿，等到一入社会便觉改革困难，不胜其烦，容易灰心绝望。我们应知道，就是美国那样富强，社会生活，甚为完备，然犯罪、疾病、失业、贫穷等等仍在所难免，而如民治、教育、和平亦远不如我们理想的，所以改革社会要有毅力。社会问题日多，改革的需要亦引之日甚，用我们所学的，尽量谋求社会发展，这也是从事社会调查者应取的一个态度。”
该书是言心哲的第一本著作，而且也是其在国内治学的起点，他后续的乡村与人口研究基本上都是沿着该书的方法和思想发展而来的，这是在理解言心哲所治学问时所必须把握的。仅从当时在同一时期发表的农村社会学研究的著作来看，杨开道的《农村社会学》（1929，世界书局）以引介西方理论知识为主；顾复所编的《农村社会学》（1933，商务印书馆）更侧重对中国本土农村的描述，学理层面略有欠缺；冯和法所编的《农村社会学大纲》（1934，黎明书局）主要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切入，且强调普遍联系的方法；而言心哲的《农村社会学概论》（成书于1933年，出版于1934年，中华书局）则更注重将来自西方的农村研究理论置于中国本土的大背景下探讨，分析了农村研究在中国的重要性以及研究不足的原因，该书在使用社会学理论与方法方面的体系建设更为完整，在学科意义上也更为专业，给人一种积极本土化的态度。而这一点，也比较充分地体现在他对社会工作的研究和人才教育等方面。他关于社会工作的治学，我们放在下面结合本书来探讨。
笔者在《解读社会工作历史的三个视角》一文中，曾经探讨自己初涉民国时期社会工作历史文献的那种“惊喜”之情
：
“社会工作专业恢复以来，大量的专业知识和校本都来自西方发达国家，并且基本上都是引进上个世纪
末的已经相对成熟的知识经验。这种现象似乎给国内学界一种错觉：社会工作在本土刚刚起步，从而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上个世纪
初曾经有过的那一段专业发生发展的历程和本土化的有益尝试。实际上，当我们回顾先辈们曾经走过的路，却蓦然发现，问题发生的情境是何其相似：同样是来自西方，同样是社会转型，同样曾经面临着边缘化的困境，也同样曾经面临着适应本土社会的困惑和迷茫。……在这里，历史和现实交汇，产生了一种‘共鸣’，而这种‘共鸣’告诉我们：必须重新发掘那一时期的历史，才能够形成一种从专业到实践的延续。”
实际上，这种惊喜之情完全可以用在阅读《现代社会事业》一书上，且毫不为过。中国社会工作恢复建设40年来，我们直接主动引入了同时期的社会工作理论知识研究成果，从教师到学生，从研究者到实践者，都有意无意地忽略了20世纪初我们曾经走过的相似的道路，忽略了那个时代的前辈学人们曾经为将社会工作发展为一门经世致用之学问而做出的努力。所以当我们在历史文献中回首，可能会不由自主地发出一些惊叹：原来早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我们本土学者所撰写、编著的专著和教材就已经有了对社会工作三大方法的系统介绍，而在北平协和医院的社会服务部早已有了医院社会工作，在当时的报纸杂志上，社会工作的同仁已经开始讨论个案工作的技巧和方法，个案工作和团体工作很早就出现在女青年会的社会服务以及儿童、医院、精神健康、伤残重建等领域中。带着这样一种“共鸣”的心态，我们来看一下言心哲先生的本书著述。
第一，要阅读此书，必先了解并结合当时的中国社会背景。本书成书于1943年，是言心哲1928年归国后从事社会工作教学和参与一些政府部门主导的社会建设事业的成果，前后大约12年（1931—1943）。而这12年，中国基本上处于抗日战争之中，战乱频发，时局不稳，天灾人祸，城乡经济受阻，社会建设待兴。和抗日战争之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相比，社会固然动乱，但社会转型已经日趋进步，生产和生活的现代化进程加速，所以要从社会动荡和社会转型两个角度来把握这一时期社会工作发展的背景。言心哲在自序中谈道：
“现代社会事业在我国这次抗战以前是被忽视的一种事业，我国以往谈民族复兴与国家建设的，很少有人把社会事业看作一个重要的部门，殊不知社会事业的兴办与研究为增进社会福利、提高人民生活的一种重要工作，是以欧美先进诸邦莫不努力创办各种社会事业，以减少人民困苦、培养国家元气。社会事业在我国发展的必要性，已由多年抗战的经验而深深地感觉到了，此点从近年来中央及地方社会行政机构的设立，各项社会事业的兴办以及社会事业教育之渐加注意，可以窥见一斑。”
所以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社会事业即社会工作已经开始从以往被忽视，到国家与社会逐渐重视的这样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实际上有两个需要交代的具体背景和情境。一个是自20世纪初伴随着西方教会的传教事业，尤其是基督教青年会的社会福音事业引入并经由燕京大学进入高等教育体制内的社会工作专业，已经在本土扎根并且发展了近十年。以燕京大学为首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培养尽管影响不大，但毕竟已经埋下“火种”，这些火种或者在政府机关，或者在社会慈善救助组织，或者在高校，都在为社会工作进入社会建设发挥功能积累一定的力量。另一个是清末民初以来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体系的现代化转型，在民间具体表现为传统以宗族和善堂为主导的慈善救助事业开始向官办民主和民间自组织转型；在政府那里则体现为社会福利制度，尤其是政策法规和行政管理体制的逐步完善。1940年以后，“社会部”以及各地社会处的设置，从劳工福利到公务员抚恤制度等一系列制度的设计和社会工作作为专业技术引入社会福利和社会服务的一系列举措就是这种转型的成果。这些是在读本书前需要了解的前提。
第一，阅读本书，要领略之前我们在“言心哲其学”部分所提到的言心哲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扎实的专业底蕴，具体体现为本书在社会工作知识体系引介方面的专业性的坚守。从内容设计上，本书可以说几乎穷尽了当时社会工作学科知识的方方面面。本书分为六编，可以归纳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社会事业（即社会工作）的概述，介绍了这一学科的基本概念、功能、范围与分类等，并指出当时社会工作发展的必要性；第二部分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工作起源与发展的介绍，并回溯了中国社会慈善救济事业发展的简要历史，概括介绍了民国时期社会工作事业的主要进展；第三部分专门就社会工作人才培养进行了系统探讨，在介绍欧美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人才培养的目标、分类和方法；第四部分（第四、五、六编）则是对社会工作社会个案工作、团体工作（小组工作）和社区服务（社区工作）三大方法基础知识的系统介绍，包括意义与特质、起源与发展、范围及种类、目的、原则与方法、专业人员培训、在社会服务中的应用等内容。
与之可参照的同时代的社会工作概论类相关书籍，主要有钮长耀的《社会工作（初稿）》（1940，中央社会部），孙本文编的《社会行政概论》（1941，中华文化服务社），马宗荣的《社会事业与社会行政》（1942，文通书局）、蒋旨昂的《社会工作导论》（1946，商务印书馆），黄永滋的《社会行政概论》（1946，改进出版社），还有就是当时政府部门编写的培训手册，颇具代表性的就是国民党训练委员会编的《社会行政》（1943）。我们把他们对社会事业的定义和内容的设计列表对比，就能发现其中的差异。
1940年代社会工作概论性书籍定义与内容比较
在上述概论性质的成果中，钮长耀、黄永滋和中国国民党训练委员会，甚至包括马宗荣的书中，都倾向于更宽泛地界定社会工作，实际上是将社会行政的概念等同于国家在社会领域的治理行为，社会工作仅仅是社会救助和服务中的一部分，这显然与我们目前所常用的概念并不相同；孙本文的《社会行政概论》则是一本文集，孙本文、陈达等人在文集的开头所谓“达成共识”给出了关于社会行政的界定，实际上只是力图将“人本主义”和本土文化相结合的“仁政”，这与马宗荣认为我们国家自春秋汉唐以来均有社会事业的看法几无本质区别。蒋旨昂的社会工作概念比较接近当时西方和我们当代狭义的社会工作，可他的《社会工作导论》不太注重西方原本的知识传统，急于建立所谓中国的社会工作体系（自序），导致该书作为教材的意义有所欠缺。相比之下，言心哲的《现代社会事业》，开篇第一编就明确界定了社会工作与社会行政、慈善事业、社会学的区别与联系，将社会工作定位在一个合适的“区间”。更为重要的是，言心哲极力倡导社会事业对社会建设的重要性，但很理智地将西方社会工作的经验和理论与技术体系完整客观地呈现在该书中，详尽介绍了各国的社会工作简史以及社会工作人才培养和社会工作三大方法，可以说很专业地尊重了西方短暂的知识和实践传统，这也是笔者认为言心哲应当在中国本土社会工作历史上有浓重一笔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二，阅读本书，要看到言心哲对社会工作适用于本土社会建设的本土化努力。我们当前有一种相当普遍的认识，即认为社会工作是“舶来品”，是由西方进入中国的。但是如果认真考察上述几本最基础的民国时期社会工作概论成果，就不难发现，实际上，当时的社会工作学者几乎不约而同地按照社会事业较为宽泛的概念梳理了中国的经济社会史，将社会事业追溯到了我国文明的开端。比如上文提到的马宗荣，即便是本书作者言心哲，甚至也将我国社会事业的起源按照慈善行政推到了黄帝纪元。在这些学者看来，中国和西方国家一样，也都有着悠久的慈善救济传统，只不过西方社会发展略微超前而已，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参照这些略微超前的经验来思考我们自己的国家和社会建设。言心哲非常注意西方理论知识的本土化，注重在研究中“国货”的比重，比如他在评价李景汉的《实地社会调查方法》一书中就指出：
“李景汉先生近年来对社会调查事业的提倡非常热心，尤其在农村社会调查方面格外努力，《实地社会调查方法》一书系集其多年从事社会调查所得的经验编著而成。全书的材料，虽不能说‘都是国货’，然比国内此类已有的著述或全译自西本或大都译自西本者时有不同，故此书有向国内从事社会调查者介绍之必要与价值也。”
可以看出言心哲对“国货”的重视程度。言心哲的社会工作本土化的思考有两个贡献非常突出：第一，在介绍各国社会事业经验的时候，他将中国社会事业的起源和发展从所谓黄帝纪元一直推到社会部成立之后，国家在中央和地方设置社会行政机关，这样就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中国社会工作发展史；第二，在对社会工作的概念、社会工作人才培养、社会个案工作、社会团体工作和社区服务的基础知识进行介绍的同时，特别注重与本土社会建设的具体国情和国内在该领域的进展进行有机结合，体现了其自始至终一以贯之的对社会工作在理论和实践上本土化的尝试。比如在第三编“社会事业人才的训练”中的“社会事业人才训练的方法”一章，他就提出了我国社会事业人才的商榷一题，并草拟了一份理想的社会事业课程表，根据我国当时的师资和社会需要，分设了必修课、选修课和模块课程，这种基于本土国情的考虑，即便放到今天，也并不过时。
第三，阅读本书，应当始终带着一种比较的视角。在同时期乃至整个民国时期的社会工作导论和概论性教材中，言心哲的《现代社会事业》一书是最适合与当代社会工作知识进行对照参考的。本书成书于1944年，1946年再版，而当时西方社会工作通用方法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作为专业方法基本上均已成熟，所以言心哲在该书中呈现的无论是社会工作的基本概念还是社会工作教育以及三大社会工作方法，其基本的理念和技术程序与当代的社会工作教材存在一定的连续性和相似性，对于考察社会工作学科知识的演变具有重要意义。比如，即便是在当代个案工作的知识体系中，Richmond M. E.的《社会诊断》和《什么是社会个案工作》也仍然是奠基之作，而由于言心哲在1938年担任南加州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与社会研究》杂志合作编辑，并曾获得美国加州太平洋社会学学会会长鲍格达授予的名誉委员称号，可见其与美国学术界始终保持着联系；而从他在本书所列文献来看，所引英文最新成果甚至有1941年的，因此本书应该算是当时社会工作概论性教材中知识体系最新的了。
在《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社会科学中的历史特性问题》一书中，杰弗里·M.霍奇逊（Geoffrey M. Hodgson）说道：“历史是重要的，这部分是由于每一个复杂的有机体、每个人和每一个社会都带有过去的痕迹。演化建立在历史残存的基础上，这些残存会阻碍当前的行动。我们祖先做出的选择很难被消除。”
但是，沉浸在不加反思的当地语境中，本土社会工作长期处于一种“忘却历史”的状态。这种状态的表现有三种：一种是固守来自西方的社会工作所谓的“专业性”，拒绝承认和接受中国传统慈善救济和国家治理中的社会工作元素和渊源；一种是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民国时期社会工作曾经引入中国的史实，或者认为该时期社会工作已经过时，而且由于在整个民国以及近代的国家叙事中几乎没有声音，在专业上也不成熟，所以认为没有什么参考价值而选择性地无视；还有一种则是出于专业恢复以来学科史建设缺失的“症状”，本科专业和MSW课程中根本没有这类课程设置，而已有教材中也基本没有提及，所以社会工作专业的学生也无从知道和了解本土社会工作曾经在20世纪初到1952年专业撤销的这段历史。在这样的一种现实状况下，重读和精读言心哲著述的本书，回顾当时老一辈社会工作学者曾经走过的那段历史，就有了一种“回首向来萧瑟处”的感觉。借着这样一个契机，我们沿着历史逆流而上，回溯自20世纪初发端的民国时期的社会工作，以及同样孕育于该时期的中央苏区和陕甘宁边区的民政工作传统，到1952年社会工作专业撤销，民政工作主导社会事业，再到1987年马甸会议确定的专业恢复以来的今天，一个相对完整的中国社会工作历史和学科史的框架就会渐次呈现。
林顺利
2018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