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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事业的功用及其在我国的需要已略如前述，但是，社会里面仍有许多人是不尽以此为然的。不仅不以此为然，且从各种立场对于社会事业加以责难，他们不是嫌社会事业乃“多此一举”，就是说，社会事业救济弱者，助长惰民，为害社会。对于这种看法，似有解答的必要。
第一种责难社会事业的人，就是个人主义派。这一派人的意见，以为个人堕落，个人应自负其咎。个人若能发奋自强，成功之道甚广，自己不能成功，一定由于自己不去努力。换句话说，个人的成败应全由个人负责。因其将人生的成败完全归到个人的身上，所以对于一切社会事业的推进，常嫌“多此一举”，“多一事反不如少一事”之为愈。
侧重个人主义的人虽说不无一部分的理由，有些失败及堕落分子，确是要归到个人的原因上面，但是，他们不知道了解事物，不能全用毁誉的眼光。骂犯人不应该犯罪，不能了解犯罪的原因，更解决不了犯罪问题。人生在世，不像运动家穿着一样重的衣服来赛跑，有人的负担较重，有人的负担较轻，比赛的条件就根本不同。社会事业人员要来解救个人的痛苦及失调问题，如同医生诊治病人的疾病一样，不是一个抽象的道德家所能做到的。关于这一点，若是拿医生执行解剖或施行手术时的情形来作一个比方，更易明白。医生之执行解剖或施行手术时，他决不会追究这人是好人或是坏人，医生所注意的是一人身上的病状及其诊治方法。同样，一个社会事业人员对于个人及社会病态所应取的态度，也当和医生一样，不要有善恶的标准，也不当有国界及种族的区别，而为风俗习惯所束缚。假使一个医生不去治病，而一味责难病人得病的原因（如花柳、白浊之类），试问医药界将成何种现象。
第二种责难社会事业的人，就是进化论者。进化论者常谓优胜劣败乃天演之公例，适者生存，不适者死亡，此皆“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他们每谓社会事业，足以妨碍物竞天择作用。救济弱者足以贻害社会，不赞成社会救济事业。他们以为贫民之数量与救济事业之发展，常成正比例，其所持理由，有谓官厅救济，成为贫人的一种权利，如古代之罗马给养制度，非特不能减少贫民，反足以增加贫民之数量。此种制度，就他们的看法，不独加重社会病态的严重性，而且违反物竞天择之宗旨。
以上所述，骤闻之，亦似觉有理，但细加研讨，殊为不然。进化论者不大明白社会之所以成为社会，即以人力胜天行，此即所谓“人定胜天”是也。文物制度固然不能完全没有缺陷，只有用人力来补救，天然解决不了人类的本身问题。以上对于罗马给养制度之批评，骤闻之似乎不无理由，殊不知罗马给养制度之不良，乃古代罗马慈善事业所采用之方法不妥，非给养制度本身之不善。现在人类渐能运用科学方法，战胜自然与改良人为制度。现代社会事业常在研究如何应用科学方法与知识，以解除人类痛苦，增进社会福利。现代文明国家莫不视社会事业为国家要政之一，救济贫弱为国家社会应尽之责，应用科学的社会事业作广大之救济运动，消除人类痛苦，正为改造社会过程中不可少的工作，岂可责难而使之无由发展。
第三种责难社会事业的人就是优生学者。优生学者的一贯主张，就是奖励社会优秀分子的生育，减少不良种子的传布。他们大都以为社会上的不幸或不良分子，多属不良种子。这类不良种子既任其自生，亦当使之自灭，而不应为社会事业所保护。他们所根据的事实，常以意国之裘克（Juke）及英国之爱德华（Edwards）家族为例。裘克生于1702年，放荡一生而子孙众多，150年后约计有子孙1200人，其中有7人是凶罪犯，30人是刑事犯，310人是始终贫苦，410人的身体均有缺陷，更有过半数的女人流为娼妓，活到1915年的有600名有精神病。与裘克家族相反的有英之爱德华家族，该族为英之世家，至1900年时已有子孙1394人，其中295人皆由大学毕业，13人是著名的大学校长，65人是大学教授，60人是医生，100余人是教主、牧师，75人是海陆军官，60人是有名著作家，100余人是律师，30人是法官；80人服官，其中1人为美国副总统，3人是美国国会议员，好几人是州长、州议员等；此外有许多银行、保险、公司及大企业等由其子孙经营。换句话说，他们是极端重视遗传，遗传好像可以决定一切。
我们也得承认，遗传对于人类特质不无影响，但遗传仅是一种可能性，除在具体环境之下是不会存在的。遗传与环境，不是因果关系。18世纪裘克家族与20世纪裘克家族，除在名目上可考外，在遗传学上，试问有何根据还能算是一个家族呢？其间因婚姻的关系，不知道加上了多少外来的血统。即令人类的特质，遗传可以完全决定，而遗传均已内定，吾人现亦无能为力，惟有人力才可改造环境，凡是人力可以改造环境的地方，人应该尽力。
第四种责难社会事业的人就是经济定命论者。这一派的人以为社会事业是替统治阶级粉饰太平，来转移被统治者阶级斗争的视线。自经济学派兴起，多谓施与之慈善，不过助长惰民，为害社会，是以亚丹·斯密（Adam Smith）
曾痛诋英国寺区救贫制度之弊害；马尔萨斯（Malthus）亦谓救贫法律不仅不能达到救贫目的，终恐酿成人心颓败之祸，不赞成慈善之行为。
但是，经济定命论者，他们不全了解，安于现状是一件事，在现状之下来帮助个人解决失调问题，另是一件事；事例虽可相混，而问题则可分开。彻底改造制度，固然是一种事业，而解救燃眉之急，在分工上也是值得做的一种事业，因为实际有人得到好处，自己也有了贡献。而且个人的失调，不仅全属经济的原因，丰衣足食的人也有他们的失调问题。经济的条件尽管有圆满的解决，社会事业仍然是需要的。这种需要如同医药一样，都是人类永远需要的。卫生事业无论进化到什么程度，医药事业总有其需要；社会经济生活无论怎样改善，社会事业也是不可少的。但其中社会事业与卫生事业有一部分相同，还有一部分不相同。相同之点就是：[1] 都是由治疗走到预防，[2] 都是专能事业。其不同之点为：[1] 生理的健康，容易认识，社会的健康，不易被人默认；[2] 医药服务大都是被病人自动所请求，社会服务常在公共福利名义之下插进腿来，所以不易被人领会。所以社会事业的需要，还要多多地加以宣传，方易于获得舆论的同情及人民的赞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