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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事业的功用颇多，兹就个人见解所及，择其较著者分述于下。
第一，社会事业可以促进社会进步。社会进步的意义，从来社会学者的解释各有不同。华德（Ward L. F.）
认为：“凡可以增加人类幸福就是进步。”
恺史（Case C. M.）
以为：“社会进步，就是社会生活全盘的改善。”
蒲希（Bushee F. A.）
则谓：“普通所谓进步，意即趋向着惟一的理想，此种理想，包含一种最后增加幸福的意思。”
霍伯浩（Hobhouse L. T.）
谓：“社会进步就是社会生活中关于人类附以价值的特质的发展。”
霍氏所谓人类价值，也就是指人类幸福而言。爱尔华（Ellwood C. A.）
谓：“社会进步含有改良人类生活状况的意义。”
归纳言之，社会大众的生活有了改善，大众的幸福有了增加，才算是社会进步。但是，大众的生活如何方能改善，大众的幸福如何方能增进，其中有一前提，即群众的利益必须调和，团体与团体间的冲突不致发生，才能使社会有现时的安宁与前进的能力。社会事业主要目标即在改善大众的生活，增进大众的幸福，调和群众的利益，减少团体的冲突，使社会能有现时的安宁与前进的能力。总理
在《民生主义》中亦曾昭示我们：“社会之所以进步，是因群众利益相调和，不是群众利益相冲突。”社会事业的目的，亦不外此。但是，我们也须知道，社会演化，必有许多变迁，一有变迁，定有许多人不能适应复杂的社会环境而致失调，此因人之资质不同，环境各异，在社会变迁的时候，有的幸而前进、成功；有的不幸而落后、失败，乃一种当然的结果。社会对于这些不幸分子，若不加以扶助、解救，势必形成种种社会病态，有碍社会进步。在这个时候，社会事业人员常与这些不幸分子相接触，认识其严重及危险的程度自较一般人为深刻，故无时满意于社会现状，无时不思有所改革、解救或处理之。这些改革、解救或处理的工作，就是社会事业人员的任务，所以他们常常创办各种社会事业机关，发起种种社会运动，以谋补救社会病态，促进社会进步。
第二，社会事业可以谋达社会公道，社会公道为社会革命最后的目的，各种主义几莫不以此相号召。总理毕生从事革命，亦屡以“天下为公”的原则，昭示吾人。英儒霍伯浩（Hobhouse）讨论社会公道与合理之善（The Rational Good）大都与“天下为公”之精神吻合。 [1] 社会事业系在原有社会制度之下，以和缓的方法来谋达社会公道。何以需要社会公道？因为在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之下，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富者何以愈富？因为有适宜的环境、良好的机会、美满的家庭、合宜的教育、相当的职业，以及其他种种较好的际遇，所以能为富人或好人。贫者何以愈贫？亦不外环境恶劣、机会难得，不能有良好之家庭与教育，结果只得变为穷人或坏人。此并非全由于个人本质之不同，实多由于机会之不均等有以致之。一个社会里面，若是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社会问题及社会病态必因之而更增多。为避免社会畸形的发展，与消除社会病态起见，故当举办各项社会事业，促进机会均等，以谋达社会公道。社会公道与人生应有的权利是随时代与环境而改变的，例如18世纪人民之参政权利，19世纪之妇女参政权利，以及20世纪儿童应享之各种权利，在从前并未视为分所应有，后因有少数识见深远之先觉，加以鼓吹、宣传，终认为非如此不足以言社会公道。社会事业家鉴于社会事业之繁多与社会病态之增加，多由于社会缺乏公道，机会之不均等，故特提倡人生应有的种种权利，如教育、卫生、娱乐、住所以及犯人之合理待遇、贫民之救济等权利，以谋社会公道之伸张。
第三，社会事业能令人树立推己及人与仁民爱物的社会哲学。凡属人类都应相亲相爱，济困扶危，以达到共存共荣的目的。试观现代文明国家，不仅对于人类的爱护在法律上有各项的规定，就是对于普通动物的保护也有种种的组织。此种制度的影响，近则可以防止虐待或残杀动物的行为，远则可以养成仁民爱物的心理，以消弭人类弱肉强食之祸患。但自实际情形看来，人类社会到处充满了矛盾现象。在人类社会中最令人难于了解的，莫过于自相残杀。目前世界有若干国家正在从事战争，互相屠杀。即尚未从事战争之国家，亦莫不准备战争，直接地为军备扩充与改进，间接地为一切工业交通与粮食之设备，几莫不以战争为鹄的。凡足以摧残同类或同种、同胞之工具与技术，莫不精益求精，如战争利器中之轰炸机、坦克车、鱼雷艇、大炮、毒气、新式军舰、秘密武器等，无不巧夺天工，精良无比，而于人类幸福之安全则置之不顾。如果人类社会的文明与进化应以此为鹄的的话，则人类社会何贵乎有此“文明”？何贵乎有此“进化”？凡此种种，吾人不能否认其为一种严重的病态，如果这种病态不能设法消弭，其他许多社会病态亦将无法解救。解救之道，必先树立推己及人与仁民爱物的社会哲学。社会事业家要把社会事业办理得好，一方面，他固然要有他的经验与技术；另一方面，他也要有他的哲学。从事社会事业者对于人生、别人的生活，以及各阶级的人的生活，应常发生浓厚的兴趣。他们要能时常运用丰富的社会知识与活泼的想象能力，并能设身处地地去体会别人的生活环境和心理反应。换句话说，他们须有推己及人与仁民爱物的社会哲学，才愿不时献身为社会服务，为人类谋幸福。
第四，社会事业可以提高人民生活程度。生活程度是指吾人生活方面实际所享受的情形。现代政治家、实业家、教育家以及从事医药卫生与社会事业的人们，等等，整天在那里聚精会神图谋事业的发展，他们所采取的方式虽各有不同，但他们最后的目标无非是想把一个地方或社会人民生活的实际享受，“加以改善、提高，使之能臻于幸福安乐的境地”，人民在幸福安乐境地之下，不仅有饭吃、有衣穿、有屋住、有事做，而且能丰衣足食，住屋能合乎现代卫生的条件；不仅有事做，而且各人能乐其职业，展其才能。更进而言之，人民不仅在物质生活方面如衣食住行等能有相当的满足，而且在精神方面如教育、信仰、文化等也有相当的享受。人民的生活必要这样，才有意义，这也就是我们所追求的理想生活程度。影响此种理想生活程度的因素是很多的，而举办社会事业，以增进人民的福利，改善社会的生活，实极重要。我国一般人民的生活程度，向来就很低落，溯自抗战以来，物价继续高涨，人民的经济状况大受影响，生活的程度就一天一天地显得更低了。为谋人民生活程度的提高，有许多的事业和方法，如富源的开发、农工商业的发展、各种生产技术的改进等固当注意，而兴办各种社会事业，如社会保险、劳工福利、职业介绍、社会服务、社会救济、贫民贷款、民众娱乐，等等，大众的生活程度便能因之而提高。我国政府如不想为大众谋幸福则已，要想为大众谋幸福，各种社会事业须多多努力兴办才是。
第五，社会事业可以消弭社会乱源，培养国家元气，增加人民对于政府之信仰。社会的治乱，国家的兴衰，原因甚多，但一试（思）考历史上的变乱，有许多由于贫民众多、阶级斗争而发生。社会病态有时可为大乱之根源，“涓涓不塞，将成江河”。此类贫民与其他社会病态，若不及时予以救助，小则足以妨害地方治安，扰乱社会秩序，大则足以驱作汉奸，资人利用，是以社会事业的兴办实为我国现时及战后要政之一。从消极方面说，社会事业可以消弭社会的乱源，减少社会上之不安；从积极方面说，社会事业可以培养国家的元气，增加社会上的生产能力。再从政府之立场言之，当局者莫不望其人民为后盾，拥护政府，赞助政府，始终为政府之后盾。是则非赖人民对于政府有坚强之信仰不可。试就欧美各国现状观之，吾人认为欧美各国政府博得人民信仰之方法固多，而要以造福民众为其首要，其主要方式，则在提倡及兴办各种社会事业，以减少人民之痛苦，提高人民之生活程度。是以现代文明国家，不论是资本主义的国家也好，社会主义的国家也好，或实行其他主义的国家也好，莫不努力兴办各项社会事业以增进民众福利。盖此类事业直接地可以减少人民的痛苦，增进大众的福利，间接地可以消弭社会乱源，培养国家元气，增长人民对于政府之信仰。
第六，社会事业的举办，可使吾人对于社会问题及社会病态有更深切之认识。现代社会事业是运用较新的科学与方法来补救各种社会问题及社会病态的，且对于各种社会问题及社会病态的发生，莫不穷本溯源，细察因果，以为诊治的根据，所以对于贫穷、劳工、犯罪及疾病等问题能有较深刻的认识，这种认识是解决社会问题与补救社会病态最好的指南针与依据。
第七，社会事业的举办，可以解除个人的痛苦。天之生人虽然同具圆颅方趾，但是常因个人知识能力的不同，环境的差异，我们随时可以看到社会上的个人荣枯际遇，各有不同。在教育学上及社会学上有侧重后天的理论，于是环境支配人生的社会思想，更多一重（要）的根据。个人方面，或因个人本身的缺陷，或因社会环境的不良，以致不能适应其所处之环境而感受种种痛苦，社会方面若不设法从速解救个人的痛苦，则个人便会失意堕落，甚至流为乞丐、盗匪、娼妓，并做出许多有碍社会幸福的事情来。社会是个人的集合，救助个人即所以救助社会，减除个人的痛苦即所以维持社会上的治安，保护大众的利益。但是救助个人，非空言可以奏效，社会人士各有专职，他们终日忙于处理分内的任务，无暇亦无法顾到许多个人的痛苦，此因救助个人，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负救助之责者，必须兴趣浓厚，对于社会病态能认识透彻，而且对于社会事业的方法或技术都要具备，方能达到真正的救助目的，减除个人的痛苦。社会事业专家终日以服务社会为其职志，无时不竭尽其心思才力，以谋解除个人的痛苦。
[1] Hobhouse L. T.著有《社会公道要论》（ The Elements of Social Justice ）及《合理之善》（ The Rational Good ）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