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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因为社会科学落后，时人对于社会学固不免有种种误解（不是误以社会学与社会主义相混，就是误认社会学为一种唯物史观）
，就是对于社会事业也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此点在上面已经提到。社会学与社会事业有何不同？其相互关系又是怎样？也是不大留意的。
依照社会学家，如柯莱（Cooley C. H.）
等的意见，均以为社会学与社会事业的主要区别，就是社会学是科学（Science）或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而社会事业则为社会艺术（Social Art）。社会学既是科学或社会科学，社会事业既是社会艺术，那么，我们若要知道社会学与社会事业的区别及其关系，就应先明了社会学及社会科学的性质；要明了社会学及社会科学的性质，就应先明了科学及艺术的性质。
关于科学与艺术的性质，依照柯莱的意见，艺术比较广泛远大，切近人格人性，而科学的路径比较窄狭，可与人格分开。科学是狭小的，艺术是广大的；科学是部分的分析，而艺术则多属于整个的描述；科学是专门的，而艺术是大众的。
麦其维
在其所著的《社会学对于社会事业的贡献》一书中，亦首先说明社会学是科学，社会事业是社会艺术，其次说明科学与艺术的区别。他说：“艺术是要支配对象，科学是要了解对象；艺术注重个体，科学注重原则；艺术活动由于内心之感召，不自理论之推断；科学的功用在说明达到目的之手段，不在实际之行动，科学的自身是抽象的，艺术的自身是冲动的，必须两者相互为用，分途并进，才能相辅相成，殊途而同归。”
科学和艺术无分高下，不可偏重，对于人类社会有同样的贡献。两者并不相反，而实相成，并须相互为用，分道扬镳，才能开事奏功，贯通无阻。例如绘画原属一种艺术，然而说到绘画的技术，则属于科学的范围了。又如研究地质学、工程学等，原属科学，然而谈到测量和描写的艺术，也是不能缺少。这样一来，我们研究一门学科，已不知不觉地双管齐下，同时采用科学和艺术了。
自19世纪各种自然科学及20世纪各种社会科学蓬勃地发展以来，一切学问莫不先后脱离了玄学的色彩，换上新的科学方式，社会学也在这时候应运而生，然而至今仍有人怀疑，社会学究竟是不是科学？
往日之所谓科学，系专指物理、化学、生物、天文、地质等自然科学而言，所谓科学家亦系指研究上述各种自然科学之专家而言，至于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诸科，并未被视为科学。如此所谓科学，含义未免太狭，实际言之，知识之能成为科学与否，不在研究的对象，而在研究的方法。英人汤末生（Thomson J. A.）
谓：“科学的目的，在用最精确、最简单、最完全而可证验的方法，来说明经验的客观事实。”
又云：“科学以人所能知之宇宙作研究题目，既研究物理，复研究心理，既研究自然，复研究人间。”
英人皮尔逊（Pearson K.）亦谓：“科学之系统，仅在其所用之方法，而不在材料，人能区分事实种类，发现相互关系，厘定先后次序，即称为科学家。”又云：“科学的范围是无限制的，科学的材料是无止境的，凡自然现象、社会生活、一切发展的史迹与现状，无不可为科学的材料。”
由此可知，科学二字，较往昔之所视者已甚广泛复杂，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乃在方法，而不在对象，凡用合理的方法所取得之系统而可证验的知识，不论其属于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均得谓之科学，由此看来，社会科学之为科学，是没有问题的。
社会科学之能视为科学，已如上述，那么，社会学究竟是不是科学呢？社会学在成立之初，能否视为一种科学，固有人怀疑，即在今日，因为社会学范围的广泛，（其）能否成为一种专门科学或社会科学，仍不免有人怀疑。我们已经知道，社会科学之所以能被视为科学，以其能应用论理学
上的方法，归纳、演绎、分析、归类、比较、综合之以求得有系统组织而可证验的正确知识。社会方面的种种现象，人类的一切行为，无在不能归纳、演绎、分析、归类、比较、综合之以求得有系统组织而可证验的正确知识。所以“社会学的任务，是在研究人类的社会行为。人类的社会行为，自然可以分类、比较、分析、综合，以组织而成有系统可证验的知识。所以社会学亦是一种科学，它的科学性质，正与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没有区别”
。社会学者过去所做的工作，莫不是向有系统组织而可证验的正确知识的途中迈进，如果仍是怀疑它不是科学或社会科学，则不但不明了科学的意义，且不明了社会科学的性质。
关于社会学与社会事业的区别及其关系，麦其维（Maciver）曾作下列之解释
，他说：“社会学是研究社会关系的，社会事业是帮助个人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以内解除失调现象的。社会事业人员若不仅是例行的技师，必须随时有进展的人格，他一方面要有经验，一方面要有自己的哲学。欲使他自己的哲学不是幻想，或他自己的经验不太狭隘，均有赖于社会学。因为社会学可有两种贡献：一种是指示正确的方面，使社会事业人员，超过当时当地的‘个案’范围，得到较为广泛的认识，认识各种社会潜能与条件；一种是将特殊研究交给社会事业人员采纳，是即是，非即非，完全客观，盖科学好像站在世界以外，无所动于中，不像艺术站在世界以内，希图改造世界。”“现在对于社会事业的见解，仍然逃不出两种传统的假定，以为社会事业是‘好心做好事’或则只是济贫，济贫只要有钱即能办到。好事谁都知道是什么，不管是为己或者是为人。可是现在的社会事业，已包括娱乐与社会病理等需要专门知识的工作，不是原来所想象的那样简单，也不是谁都会干。社会事业已不只是慈善事业，已与慈悲为怀的组织分家，何况济贫工作大半归到政府行政范围，已经用不着旧日的慈善机关了。在这种局面之下，社会事业人员要靠有专门知识来担当专门职务，非复如昔日之徒有闲心闲力者的自动活动所能为力。不过事实是这样，传统的观念，至今还没有彻底改变。所以社会事业必须提高训练程度，获得专业地位，有如医生、工程师一样。不然，报酬既不甚高，社会评价又不公平，一定会影响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不易得到人们信仰而底于成功。”
麦氏最后讨论社会事业对于社会学的贡献，他说：“第一，社会事业因为实际上常遇到种种社会环境，可以帮助社会学划分社会环境的种类。第二，社会事业因为追究每件个案的社会环境，不但知道社会团结与分离两种势力的趋向，同时，也能知道彼此运行的状况，这可以帮助社会学研究人类团体生活的过程。第三，任何社会事业都是根据工作的假定来解决个人问题的，所以任何社会事业都是一种试验，因为社会事业是试验，所以能够帮助社会学了解社会因果律。”“谈到社会因果律的关系，社会事业人员在任何境地之下都要研究四方面：一是一般的社会背景，即基本的社会因素与经济因素等；二是个别的社会背景，即个案的生活状况或个案所代表的团体类型所有的背景；三是个案在特定的团体生活以内所受的人格影响；四是个别失调所有的当前问题。”大体言之，社会事业似为社会学原理的直接应用。社会学理论的进步，固可予社会事业很多的帮助，而由社会事业所得的各种人类经验，亦曾予社会学不少的贡献。又据蒲色德（Bossard）
的看法，社会事业的目的不外两种，一为协助个人、团体或阶级调适于环境，二为图谋环境的适当改变；为求达到上述两种目的，均须有赖于社会学原理的协助。
蒲氏以为，社会学对于社会事业的贡献计有下列几点：[1] 社会学上的各种概念，可以供作研究人类实际问题的参考；[2] 社会学的原理对于个人及社会行为的问题，有些新的发现，可供社会事业的应用；[3] 社会学上的社会全体有机关系说，可作社会事业人员一种有用的观点；[4] 社会学可以表达社会事业推进的可能性，何者可用人力改造，而何者不能；[5] 社会学规定许多标准，可供社会诊断及社会处理的用途；[6] 社会学可供社会事业人员一种有用的社会哲学。基于上述几种缘由，现代社会事业几莫不以社会学为基本的知识。
从历史方面看来，社会事业的发展，最初虽则未受社会学若何的影响，社会学与社会事业渊源虽则亦有不同，而就过去一世纪以来之发展情形看来，两者确有相互依赖的关系。试就美国社会科学社（American Social Science Association）、全国社会事业大会（National Conference of Social Work）以及美国社会学社（American Sociological Society）三个团体的情形加以考察，社会学与社会事业不仅有相互依赖的关系，而且有共同的兴趣和活动。1879年美国社会科学社开会时有社会事业讨论组的设立，而社会学的名称直到1886年始在美国流行，所以二者的关系只能说到1886年才正式开始。两者关系的密切，可从上述几种学术团体会员之相互参加情形略见一斑。社会学社的会员，有许多参加全国社会事业大会，全国社会事业大会中的会员，同时亦有许多参加美国社会学社。
社会学与社会事业乃系一种学术（的）两方面，所以社会事业家亦往往有被称为应用的社会学家或社会技师（Social Engineer）的。在美国1894年至1905年间，社会学与社会事业运动似极有关，而在本世纪
之最初二十年间，二者之关系并不显得怎样密切，这是因为当时美国的社会学家与社会事业家意见分歧，甚至彼此互相攻击。社会学家以为从事社会事业之人员，终日忙于救济事业，无暇顾及高深训练，对于经办之事业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其所搜得之材料每不能作为社会研究的资料。而从事社会事业者，亦常以为社会学家只知崇尚论理，专事空谈，无补于实际。直到后来，双方都感到理论与事实实有融会贯通、互相调剂之必要。现今美国社会学界与社会事业界莫不有密切的联系，全国社会事业大会开会时分组讨论社会学，社会学界开会时亦分组讨论社会事业。训练社会事业人才之机关，几莫不与大学之社会学系合作，或附属于大学之社会学系。从此可知，社会学与社会事业之关系，是何等密切。
总而言之，社会学是着重于原理的指示，而社会事业则注意于实用方面。因此有人将社会事业称为应用社会学（Applied Sociology），不仅理论与实际应双方并顾，而且要有密切的联系。仅重理论而不顾实用，容易成为“空话”，偏重实用而无理论的根据，容易使人“盲动”，所以二者不可偏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