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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村里，一位老人看到我们的到来，从山坡上走下来，手里拄着一根木棍，看得出来腿脚或者腰不太好。我们攀谈起来。
老人七十多岁，家里一共六口人，除了他还有老伴、儿子、儿媳、一个孙女和一个孙子。
“家里人都干啥去了？”
“嗯，儿子赶集去了，媳妇在打工，老奶（老伴）在地里呢，孙女上学了。”
“孙子呢？”
“在屋里呢。”老人用目光示意了一下刚建好的统建房。一个男孩子怯怯地探出头来，慢慢地挪到了爷爷身边。我们看到，孩子的一只眼睛有些异常。
“小朋友多大了？上几年级了？”孩子默默不语。
老人家叹息着说出了家里的情况。
“八岁还是十岁吧。也刚刚跟他爹妈从外面回来不久。”
“为什么不上学？”
“也不记得多大了，再说也没去上户口咋上学呢？”
“怎么会没上户口呢？”
“唉，当时是他爹妈两口子在外地打工生的，也没啥证明，回来去派出所，人家让证明是亲生的，咋个证明啊，就这么一直拖着，还说有啥DNA可以证明，那是个啥东西咱也不知道啊！”
“那他爹妈是咋回事啊？”
“唉！”老人一声叹息，看了一眼旁边的村干部。
“不争气啊！整天喝酒，儿子媳妇都喝，也没个正经的营生，有点钱就买酒喝了。”
“那你要管管他，实在不行揍他一顿。”旁边的村干部调节了一下气氛。
“唉，他喝了酒不打我们就不错了，我哪还敢打他啊！”
“他要是敢打你们，我们就可以把他抓起来。”村干部继续鼓励。
“唉，莫取笑了！整天闲游烂逛的，以前在外面打工，这不刚带着孩子回来了，也没挣到啥钱，就在村子周边打点零工，自己花都不够，孩子还不是我们两个要多养着点。”
“家里主要靠啥收入？”
“种点苞谷吧，我们也年纪大了，种不动了。”
“儿子媳妇不拿点钱回来？他们应该有收入啊。”
“唉！还不够自己喝酒的，倒是时不时打点零工，那点钱也不够花啊！前阵子从我这拉走几袋子苞谷卖了，钱还不是没给我？自己又花了。”
“孩子的眼睛怎么了？”
“玩的时候让木头戳了。”
“上医院看了没有？”
“县里、省城的医院都看了，医生说是看不见了。一次花了三万多块，我们这一年的钱全都填进去了！”孩子在旁边，面无表情，也许还不知道如果一只眼睛盲了对他意味着什么。
“孩子不太爱说话啊？”我们想让孩子说两句。
“还行，就是不认得字，你们是陌生人，他不敢说，和熟悉的还是能说的，有时比我还能说呢。”老人说起孙子，脸上闪过一丝欣慰。
正说着，旁边一辆电动三轮车开过来，一个中年男子从车上跳下来，油腻的长头发用绳子拢起，满脸油汗，眼神朦胧却很警觉，但还是笑呵呵地和我们打了招呼，简单客气地说了一句“进屋喝水”，就径自进屋了。我们谢过，没有多说什么。老人看了儿子一眼，摇摇头，也没有说话。
返程路上，村里和镇里的同志说，这个孩子的情况前面普查时就已经发现了，医生说孩子的眼睛是需要慢慢恢复的，已经申报了紧急救助的资金。孩子户口的问题派出所也已经在着手解决了，如果孩子适龄，可以先让孩子上了学再说。
这个事情也让我们进一步审视了农村工作的复杂性和细致性。长期在外打工的农村青年，如果游离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有了下一代，并且没有及时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之内，就会产生一个真空地带，这样，孩子的权益保障就难以实现。我们要不断完善外出务工人员的服务和保障工作，城乡携起手来，确保外出务工人员能够在社会保障体系下正常地工作和生活。从另外一个角度说，对这样不负责任的父母，也应该进一步加强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