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随着中国快速的人口老龄化和老年人口高龄化，越来越多的人步入老龄，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活到高龄，老年人的养老问题备受关注。我国目前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以居家养老为基础、社区服务为依托、机构养老为补充的养老服务体系。虽然机构养老只是整个养老服务体系的补充，但是由于我国老年人口规模庞大，2015 年，60 岁以上的老年人超过 2 亿，80岁及以上的高龄老人超过 2000 万（United Nations, 2014），因此对养老机构的需求是非常巨大的。目前我国有各类养老服务机构 38060 家，总床位 266.2 万张，收养各类人员 210.9 万人，每千名老人拥有床位 16.9 张，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每千人 50~60 张床位的水平（秦瑶，2011）。随着人口老龄化和家庭少子化的进一步深化，预计未来需要入住各类养老机构的老年人会不断增加。目前有关养老机构的研究一般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如何加快建设养老机构来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另一方面就是关注养老机构中老年人的生命质量（quality of life, Kane et al.， 2003）。生命质量是多维度的指标，包括客观指标如养老院的硬件设施、日常照料和护理以及精神慰藉，也包括主观指标如老年人的自评幸福度（SWB:subjective well-being，也称主观幸福感）（Lawton, 1991）。自评幸福度是衡量个体成功老龄化和心理适应的重要指标，也是评价有关老年人的政策和福利以及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重要指标（Baltes & Baltes, 1991;Rowe & Kahn, 1987, 1997; Kahn, 2002; Smith et al.， 1999，2002）。目前有关老年人自评幸福度的研究在老年学、人口学和社会学中越来越受到关注，全面深入研究养老机构老年人的自评幸福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入住养老机构如福利院的老人的年龄一般都比较高，平均年龄在 80岁以上，他们的生活自理能力和认知能力相对比较差，健康状况的衰退以及社会角色和关系的丧失可能会使得他们有较低的自评幸福度（Birren et al.， 1991；Fries et al.， 2000; Smith & Gerstorf, 2004）。而且，相比于居家养老的老人，入住福利院的老人一般与其他老人合住，家庭的归属性、个体的私密性和对生活的控制性降低，这些因素都会降低老人的自评幸福度（如：Gabriel & Bowling, 2004; Hicks et al.， 2000；Scocco et al.， 2006; Shenk, Kuwahara, & Zablotsky, 2004）。但是以往的研究也表明，自评幸福度在中年期和老年期保持相对稳定（Diener, Suh, Lucas &Smith, 1999; Kunzmann, Little & Smith,2001; Gerstorf et al.， 2010）。Zeng & Vaupel（2002）指出，自评幸福度在 80~89 岁组、90~99 岁组和100~105 岁组之间没有显著差异。同时，福利院老人生活规律，衣食住行有专人照料，有同龄人共同娱乐并能参加各种活动，这些因素会促进老年人的自评幸福度。也就是说，在福利院养老对老年人的自评幸福度的影响是双向的。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是上海市第一社会福利院的老人。上海早在 1979年就进入老龄社会，比全国早了 20 年，是我国第一个跨入老龄社会的省市，也是我国人均GDP最高的省市，在老龄化研究和养老实践方面都有较好的基础和表现。上海市第一社会福利院创建于 1964 年，建筑面积5392 平方米，现有 190 张住养老人床位，是一所由政府投资建造，面向社区，为老年人提供机构住养服务和社区养老服务的示范性市级福利院。它地处徐汇区的宛平南路，交通便利，内部设施良好，收费低廉，有医生常驻，日常照料和护理专业规范。因此，选取该院的老人作为研究对象是进行自评幸福度深入研究比较好的开端。
虽然幸福是我们人生追求的一个目标，但是每个人对幸福的理解是不同的，因此制订幸福的客观标准是不可能也不现实的，所以我们在研究中一般使用个体主观评价的幸福度，也就是自评幸福度。自评幸福度是一种态度（attitude），即看法、心理或情感状态。有关对态度的研究认为，态度至少应该包括两个基本组成部分：认知（Cognition）和情感（Affect）（e.g. Andrews & Mckennell, 1980）。情感又分为两个方面：积极情感（Positive Affects）和消极情感（Negative Affects）（Bradburn,1969）。积极情感如快乐、兴奋、骄傲等，消极情感如孤独、沮丧、悲伤等。因此，一些学者将自评幸福度定义为对自己生活的评价和与生活环境相联系的快乐或悲伤的情感（Smith et al.， 1999; Diener et al.， 1999）。对生活的自我评价属于认知部分，与生活环境联系的快乐和悲伤是情感部分。这个定义强调个体的主观经验，对生活的评价以及与生活环境相联系的情感都以自己的感受为标准。这样一方面避免了标准选择的困难，标准是自己制订的，并不需要得到别人和社会的认同；另一方面，这也意味着这个概念在个体间可能存在差异。但是这个定义并没有得到普遍认同，在很多已经发表的文章中，快乐、生活满意度、心境和自评幸福度混同使用。
定义上存在的问题进一步导致对自评幸福度的测量也难以达成共识。该领域的研究者们提出各种测量的维度及相应量表，如生活满意度指数（Life Satisfaction Index）（Neugarten et al, 1961）、纽芬兰纪念大学的快乐量表（MUNSH-Happiness Scalse: Memorial University of Newfoundland Scale of Happiness）（Kozma & Stons, 1980）、Bradburn（1969）的情感量表（Affect Scale）、费城老年中心的心境量表（PGCMS:Philadelphia Geriatric Center Morale Scale）（Lawton, 1975）等。
虽然自评幸福度的定义和测量还处于不断的探讨和发展中，但是自评幸福度应该是多维度、多变量测量这种观点得到比较普遍的认同。
以往的定量研究显示，健康状况、认知能力、性别、婚姻状况、社会支持（包括家庭支持）、经济状况以及活动参与（包括社会活动参与和爱好）都是影响自评幸福度的因素（如，Isaacowitz & Smith, 2003；Laudau& Litwin, 2001；Pinquart & Sorensen, 2000；李德明等，2008；李强等，2004；孟琛等，1996）。对老年人来说，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自评健康和身体的功能状况（Gabriel & Bowling, 2004；Porter, 2005；Windle & Woods,2004）。除了这些客观因素外，性格、自我效能感、对生活的控制感、自我调节能力这些个体的内在因素都显著影响老年人的自评幸福度（如：Diener et al.， 2006; George, 2000; Smith & Gersdorf, 2004;Windle &Woods, 2004; Rotter, 1966）。老年人的性格乐观、感觉自己有用、能够自主自己的生活，并且能够及时调整自己适应环境，他们的自评幸福度就高；反之，他们的自评幸福度就低。
社会支持（包括家庭支持）的作用相对比较复杂。有研究显示，家庭支持会减轻孤独感（Victor et al.， 2005），但是也有研究显示来自家庭的非正式支持和老年人的自评幸福度成反比，也就是说获得家庭支持的老年人的自评幸福度低（Bondevik & Skogstad, 1998; Drageset, 2002,2004）。这样的研究结论一般来自横截面研究，有可能是自评幸福度的选择性造成的。比如，当老人的孤独和抑郁情绪比较高的时候，家庭成员相应地会提供较多的支持来缓解他们的孤独和抑郁，横截面的研究就会发现家庭支持多，老人的孤独感和抑郁感也高，实际上，应该是老年人的孤独感和抑郁感引致了较多的家庭支持。只有纵向数据和深度访谈才能够揭示这样的因果关系。也有研究显示，老年人与成年子女实际的互动并不会显著影响老年人的自评幸福度，但是如果能够让老年人认为当他需要的时候能得到帮助则会大大提高老年人的自评幸福度（Pinquart &Sorensen, 2000）。
因此，本研究对福利院老人的自评幸福度的考察既包括老人对生活的认知，即生活满意度，也包括老人的情感，即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本研究主要是定性研究，通过深度访谈来发现老人对生活满意度和他们的情感的表述方式，并且根据他们的表述来确定自评幸福度的类别，揭示影响福利院老人的自评幸福度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