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上海市第一社会福利院的回想法实践

如上所述，回想法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实践，已经有一整套成熟的方法，这套方法包括对象选择、实施频度的考量、实施空间的布置、实施人员的素质要求、培训、实施现场的操作细则、效果评估等方面。从 2013 年 12月起，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民俗学研究所和社会工作系联合上海市第一社会福利院共同实施了回想法的中国实践项目（如下图所示）。本研究计划首先尝试将回想法做全面的引进，结合第一福利院的实践活动，在服务老人的同时，总结出一套适合中国国情的回想法，并培训一批能够熟练使用回想法的专业人员。

这个项目在开始阶段尝试以封闭式小组回想作为基本形式，从上海市第一社会福利院挑选了 8~10 位愿意参与本项目的老人，历时半年多，实施了一个疗程的回想法座谈项目。为了保证项目的顺利进行，在人员的选定上侧重身体健康、平素积极参与院里组织的各项活动、和他人交往比较积极的老人，每次参加的成员基本固定，时间上则没有特意设定，而是以每月一次的频度，选择适当的时间灵活安排。

项目分别选取了 5 个题目作为回想的内容，这 5 个题目分别是：

（1）春节；

（2）退休；

（3）电影；

（4）日本记忆；

（5）票证。

题目选择的主要依据是老人生活经历中的重要节点和内容，由老人们熟悉的上海市第一社会福利院的管理人员担任主引导员，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的人员充当副引导员。地点就设在上海市第一社会福利院的会议室，老人们常常在这里举行活动，因此在心理上没有任何陌生和不安的感觉。

因为第一次活动是在 2013 年 12 月举行，临近新年，因此选择了春节作为回想的题目。选择这个题目还有另外一个理由，就是作为民俗学研究的一个环节，我们希望能就上海的春节习俗的演变，通过老人的口述来做一些田野调查。为此，我们事先做了文献调查，对上海地区春节习俗的基本类型做了归纳，具体如下表。

从上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上海地区，传统的春节从腊月廿三到正月十五，有多达 50 多项的活动，而当今的上海人，从吃年夜饭、看春晚、放鞭炮到逛庙会观灯，其活动的数量大体相当于过去的十分之一。我们从老人们的口述中，还能够听到诸如祭灶、祭祖、迎财神等活动内容，虽然和上表中的活动比起来，已经减少了很多，但是和当代上海人的春节相比，还是带有很多的传统文化因素。老人们的记忆实际上填补了从传统到现代的春节变迁的缺损。

此外，由于老人们的出生地不同，访谈中还有很多异地的春节习俗被讲述出来，呈现出我国地域文化的多样性特征。比如山东籍的老人介绍说：

我出生在山东蓬莱村的地方。那个时候我大概 10 岁，我们小孩子啊，早上一伙人一起来，就跑到张家、李家去通村的。到了别人家去以后呢，每一家都准备菜啊、花生啊、红枣啊，放在那里，孩子们都可以吃的。而且地上都是草，有的时候大家在院子里打滚玩耍。到了年三十，我记得妈妈都给孩子用草纸擦一擦嘴巴。这个草纸不像现在的草纸，是很土的。为什么要擦嘴巴呢？因为不好讲脏话，不好讲不敬的话。擦了以后就等于以前的取消了。我们小的时候，都穿那种新衣服、新鞋。我记得很清楚，就是那种棉鞋啊。棉鞋都是手工做的，做好以后把猪血涂上去并放在锅里蒸。这种棉鞋是比较牢的。其他的棉裤、棉衣都是妈妈手工做的。那个时候，我们过年真的很开心，因为平时好像没这么热闹，到张家去，到李家去，整个村子里面基本上都跑到了，有的人还会给你压岁钱的。我记得小时候拿的好像是铜钱，买吃东西是可以的。还有就是每户人家都有供财神的灶台。

别的老人补充道：

是老一辈祭祖宗的。

这位老人接着说道：

对，是老一辈祭祖宗的。供奉的时候都放好东西。有的孩子要去偷着吃，这是不可以的，长辈们总要千关照万关照，不可以去拿来吃的。大家还互相监督的：“这是给老祖宗吃的”。还有就是我们老家的风俗，娶新媳妇等过年的时候，不管是姓张姓李的，平时来不来往的，都要请到我们家来。我们家娶的新媳妇，也到别人家去。那个时候穿的衣服，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上面穿衣服，下面穿着不是像现在那种的老古的裙子，颜色很鲜艳。新媳妇嘛，还要放鞭炮的。还有用胡萝卜插在那里，我们那个时候没有蜡烛。

而宁波籍的老人则告诉大家另外一种春节的习俗：

我是宁波人。宁波有很多人在上海经商，小城市也好乡下也好，比较富裕的都是做些小生意的，经商的多，所以生活比较讲究一点。过年的时候，气氛很浓厚，家家都要做年糕，准备过年，这种细节的东西很多。家里要大扫除，宁波人叫“掸尘”，把灰尘掸掉，也有规定的天数的，具体的我记不起来了。每个家庭年底都要大扫除的，这个我还记得很清楚。我们小孩拿个鸡毛掸乱舞一通，总而言之在春节之前，大概半个月前气氛已经很浓厚了。做年糕的师傅，今天到你家做，明天到他家做，轮流来的。每家都要做年糕，就是那种一条一条的。还有的做成元宝形的，当然做得很少。家里要祭祖宗，就是每户人家家里都要放贡品。把祖宗的像都挂在客厅里面祭拜，我记得很清楚的。

老人们的谈话中，还呈现出过去年俗中国人的人际关系，这些是通过年俗的礼仪表现出来的。

老人： 我们现在回忆起来，七八岁时候的事还记得，其他的就记不得 了。小时候就盼望过年，过春节，我们家里过年比较热闹，有压岁钱拿，大 家聚在一起吃饭。我们家是无锡人，管祖母是叫“亲娘”，现在农村里是叫 “讷讷”（此处为音译），我印象很深的是，年初一起来第一件事是要给讷讷磕头，我爸爸妈妈也要给我讷讷磕头，这个是规矩，必不可少的。

老人： 拜年，都是要跪下的，跪下来磕头。

老人： 我印象很深的是，那个时候我爸爸那么大年纪了也要给我讷讷 拜年，好像家里规矩是很大的。比如吃饭，你不能吃出声音来，否则就要 讲你的，要毕恭毕敬，很有礼貌的。每天去读书时一定要说“讷讷爸爸妈 妈我去读书了”，回来一定要说“我回来了”。不像现在的小孩，差远了，对 ？

磕头、和长辈打招呼、吃饭时不能出声等生活细节，以及生活中一些确认人际关系的礼仪活动，随着时代的变迁，现在很多都已经消失了。

老人： 印象中的磕头到了我这一代基本不再持续，我的晚辈就从来没 有给我磕过头。我现在八十几岁了，我小孩从来没有和我说“妈，我读书 去了”，是在无形之中消失的。现在根本不流行这个样子了。

虽然话题是春节，但是，如何过春节，实际上反映出一个人的家庭生活的特点，所以话题很容易转到各自的身世上。一位受过良好艺术教育的老人讲述了她的艺术生涯：

我 8 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是生肺病死的。他在的时候我们家里很好，他做翻译，是留学生。我们家里有钢琴，所以我也是靠钢琴谋生的。爸爸妈妈都是留学生，父亲一死，妈妈一个人养我们，在学校里当老师，我13 岁时妈妈又生肺病去世了，我们就变成了孤儿。幸亏还好，有外婆，她也是有文化的人，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做场记。所以电影明星她都认识，我表姐比我大，她就是陈娟娟，拍电影的。陈娟娟 4 岁的时候外婆就培养她，她拍电影时我还没有出生咧。

家里就靠外婆供我读书。本来外婆说我唱歌很好，跳舞也好，去做个舞女吧。舞女给人家搂搂抱抱，我可不干。那时候我才 13 岁，妈妈刚死，我说我要读书。好，你就读书。外婆就供养我读书。她说，你要不要拍电影啊？我说我也不要。拍电影要求什么动作都要做，我不敢做，我不干。外婆在的时候我生活还可以，一直读到师范毕业，1950 年外婆中风去世。陈娟娟 1949 年就到香港去了，外婆说你要去 ？我说我不去，我要在上海。陈娟娟的妈妈，也就是我的姨妈，陪她去的，外婆在世时就守着我们三个孤儿。

另一位很早参加革命的老人则讲述了他为国家工作而忽略自己家庭的生活方式：

我的家里比较简单，我都讲不出我家里的具体情况。我家是小户人家，爸爸是一般的伙计，不常住在家里。过年，就是吃的东西比平时丰富一点，像大家讲的一样，但是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反正过年的时候各种各样的东西都要准备的，像年糕之类。我年轻的时候就是读书、上学，我们家里亲戚很少，所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父亲呢，他不回家吃饭，过年他因为有另外一个小家，所以也不回家。过年的时候就是我一个亲戚，一个阿姨，年初二一早就我和哥哥两个人去阿姨家拜年。拜年嘛，就是“恭喜发财红包拿来”。其余的时间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最深的倒是工作的时候。我在人民电台戏剧组工作的时候，一到过年就不得了了，所有的戏曲节目，我们文艺部，应该是文艺部主管戏曲组的，还有文学组，一起组织起来，电台所有播出的节目全部都由我们录一遍。不像现在的播音员，他是自己主持节目，播音员就是主持人。我们那个时候，播音员只管播音，哪怕只有“现在请听”四个字也要用文字写的。现在的播音员文章是自己写的。当时播音员没有文字他是不播音的，所有的文字都由我们文艺部提供。所以所有广播的节目，也都由我们文艺部的各个组来提供。那个时候，戏曲是个节目大头。我管京剧，管外面的剧组。一到春节，外地的一些名牌剧团都到上海来演出，都在那个大剧场。我不会落下的，一天到晚就是看戏，看完了以后就打报告，报告这个戏我觉得怎么样。如果觉得可以广播，就组织人员去录下来。那个时候用的是苏联的机器，很大很重的。剧目录下来以后拿回台里先听，然后分段落，按照时间编排，再写稿子向听众介绍，全部都由我们做，忙得不得了。一到春节每天都在戏馆里，也是回不了家的。家里面嘛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一个小家庭嘛。因为父母都已经不在了，小孩子我管不住的，也从来不管的，主要是忙于工作。

这些非常具有个性化的人生故事，平时很少有机会在公开的场合讲述，通过回想法的实践，这些老人有机会分享自己的人生经历，分享别人的生命故事。

另外一次回想活动的题目是票证。过去中国计划经济下实行配给制度，使得都市人群时时刻刻可以感受到票证的重要，买粮食要粮票，买布要布票，买糖要糖票，此外还有油票、肉票、自行车票，甚至还有马桶票。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准备了一些实物样品，让大家就自己生活中票证的故事畅所欲言。

老人： 鱼要鱼票，豆制品要豆制品票，蛋要蛋票；样样要票，什么都要 票。弄得一不当心丢掉，就会生活无着。

老人： 我记得有一年城隍庙的五香豆也要凭票，一个人一小包。后来 五香豆就不凭票了。好多东西啊，鱼啊肉啊鸡啊都是凭票供应的。

老人： 糖票是一人一张的。二两一张。

老人： 那时候我已经四十几岁了，年纪轻的小姑娘结婚糖买不到怎么 办呢？我把家里的糖票都给她，这个给我印象蛮深的。那时候一个男同 志结婚，问我家里有几个小孩，我总共有一百张糖票，都送给他了。他拿 去买了结婚糖。

20 世纪 80 年代末取消了票证制度，现在的年轻人几乎都不知道中国历史上的这一幕，老人的亲身经历对他们来说就像故事一样新鲜有趣。

老人： 我也讲一件外地的事。我有三个小孩，我记得有一年要用粮油 票，一下子我找不到了，那时候即便有钱，没了票据粮食都买不到的。我 就到居委会去商量，居委会主任说“我这个人还算好商量的”，居委会全部 补给我，之后我找到了再还给他。那时候真的汗都急出来了，一家人没有 了票据会饿死的啊。我一个亲戚得肾炎，上海买不到花生米，结果跑去外 地买，一个亲戚写了封信，请人寄了两斤花生米来。当时生活艰苦成这个 样子了。

老人： 那个时候我的第二个女儿要到黑龙江插队去。我陪着她到南 京路去买点东西，结果钱包被人家摸掉，粮票、布票、油票，都没有了。那 时候我女儿一转身不见了，突然跪在门口哭了。后来还算好，亲戚呀，朋 友呀，布票什么的都来送给我，单位里再补助了一点。那时候家里大概有 九至十个人，总算也撑过来了。

引导员： 以前没有这个票买不到东西的。

老人： 上海这样一个大城市，凭票的时候，你要是粮票没了只能等着 饿死。

男女的社会分工和社会地位的变化，也在老人们的谈话中反映出来，过去男尊女卑的社会状况，在上海似乎并不通用。

老人： 现在相反地，男人干得多了。我现在听他们说“三口之家，小孩 是老大，女的是老二，男的永远是小三子”。生儿子将来永远是小三子，生 女儿以后还能挨着老二。我听别人说的，讲得倒也对。现在的上海以女 性为主了，一个家庭里，男的总归要听她指挥的。过去不是的，过去我爸 爸一起床，我妈洗脸水就给他倒好，晚上洗脚水也给他倒好。

引导员： 过去是三纲五常，还是过去好。

老人： 现在不一样，现在几乎反过来了。

老人： 所以男的想回到过去的日子，现在日子难过了。

老人： 现在两个人都工作了，我也要工作的，你给我倒洗脚水。

老人： 小郭，你将来结婚了让你爱人给你倒洗脚水吗，你也工作的呀。 按我女儿对女婿的话来说：“我不吃你的咯，也从来没有吃过你的。”对的 呀，我女儿、女婿都工作，女儿从来也没吃过我女婿的呀。现在的妇女真 的翻身了。

每次座谈的过程，老人们的参与度都相当高，虽然性格和话题会导致发言时间的差异，但是，在引导员的引导下，每位老人都有机会表现自己。大家各自丰富的人生经历和生命故事，使得回想活动的现场欢声笑语不断。在一边旁听的年轻学生们也都兴趣盎然，老人们的日常生活，不仅转换成他们自我消费的精神食粮，也变成了下一代人的知识和经验的宝库。 fbihz/N5Icnv2ySCWoCfwba7dhNmNcPwayHlg4DQkUj5CwxSzfNMLdfO//5FWF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