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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科学都有其纯理部分与实用部分，社会学亦不例外。实用社会学就是社会工作。
一般人震于声光化电的效果，相率以自然科学为科学，都承认自然科学有其纯理部分与实用部分；好像社会现象不便列入科学领域以内，即使列入科学领域以内，也要怀疑其实用的可能。
殊不知，任何学问均先由实际经验而来，即先由不自觉的适应过程，慢慢归纳结果，才变成自觉的原理原则。有了这种原理原则，便建立了纯理的科学。再进一步，根据已有的原理原则作为分析的范畴，发展更有效的适应技术，便是实用的科学。更进一步，由着实用的经验归纳成更深更高更广的原理原则，又根据更深更高更广的原理原则作为分析范畴，发展更有效的适应技术。实用与纯理，纯理与实用，就这样互为因果，交相影响不已，成为科学发展的历史。对于自然现象是如此，对于社会现象亦如此。
只是对于自然现象容易客观，故容易自觉。对于社会现象不能不包括主观者在内，故自觉比较困难。容易自觉，故对于自然现象的理解与适应，容易脱离巫术阶级与喜怒好恶等价值心理的阶段，以及不着边际的玄想阶段，而较早地走上科学轨道。自觉比较困难，故对于社会现象的理解与适应，不易脱离巫术阶段与喜怒好恶等价值心理的阶段，以及不着边际的玄想阶段，而较迟地趋于科学轨道。一般人见了已经走上轨道的自然科学，有了严整的原理原则、表证成功的实用效果，于是震眩之余，感觉到自然科学才是科学，自然科学才有实用部分。对于历史较迟的趋势，对于社会现象之能成为科学对象，对于社会科学之能具有实用部分，则因前例不著，效果未宏，尚未引起注意，而即注意了亦多抱着怀疑态度。不但局外人如此，就是社会科学领域以内的人亦不免如此。
其实，科学之能成为科学，不在对象，而在对于对象的态度。对于任何对象，不管青红皂白，其要凭着掐诀念咒而妄加干涉者，便是巫术，不是科学；其要凭着喜怒好恶或予崇拜，或予欣赏，或予排斥者，便是宗教，或者文艺，或者价值裁判，均非科学；其要凭着想入非非而谈玄说怪者，便是玄想，或者造谣，亦非科学。科学只是在适应过程当中归纳出客观的原理原则，并且利用客观的原理原则，发展适应技术，以求更有效的适应，而追求更深更高更广的原理原则而已。对自然现象的态度，有科学与巫术、宗教、文艺、价值判断以及玄想、造谣之分。对于社会现象的态度，亦有科学与巫术、宗教、文艺、价值判断以及玄想、造谣之分。故科学与非科学之分野，不在对象，而在对于对象的态度，其理至明。
然因社会现象即包括主观者在内的缘故，对于社会现象的态度，的确不易客观。整个的社会科学各部门发展得所以较晚，特殊的社会学发展得所以更晚，以及局外局内的人对于这些学问之能成科学或具有其实用部分所以都相当怀疑，其理由乃在于此。
只是我们所要说明的，尚不止于这些。更要再进一步，说明现象本身包括主观者在内并不是决定科学或非科学的关键所在。
上面说过，科学之能成为科学，不在对象，而在对于对象的态度。此处亦可说，科学之能成为科学，不在没有主观，而在对于主观的处置。
即对自然现象的整个适应过程，不管抽离原理原则（范畴）也好（纯理部分），发展适应技术也好（实用部分），都不能没有观点。观点就是主观者的观点。自然科学家的责任，不是建立没有观点的理化、生物诸学——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所知”之中即非包括“能知”不可。必于已有的观点，知道它是观点，明了各个观点的远近、深浅、精粗的范围与程度，在所知结果当中打入观点影响的算盘，才算精确的自然科学。
依同理，对于社会现象的整个适应过程，不管抽离范畴也好，发展技术也好，都不能没有主观者。社会科学家的责任，不在建立没有主观者的政治、经济、社会诸学，而在对于主观者知道他是主观者，知道主观者本在社会现象之中，并且明了主观者因为利害、性别、地位、年龄等不同而有的可能影响，就将这等影响打入适应过程的算盘之中，才是精确的社会科学。
所以一切科学，不管对于自然现象，还是对于社会现象，都有其精确程度之分，质量关系之用。不能说，自然科学是精确的学问为一类，社会科学是非精确的学问另为一类；或者说，自然科学是量的研究为一类，社会科学是质的研究另为一类。盖就科学之为科学而论，应付自然现象也好，应付社会现象也好，只是态度是科学的，打的算盘是科学的，便都算是科学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分野，只在应付的对象有所不同而已。
说到这里，便引起了控制对象的纠纷。
有人以为自然现象是可以控制的，社会现象是不可以控制的。故对自然现象得以成为科学，而对于社会现象不得成为科学。殊不知，只要是科学的，便有控制能力；只有非科学的，才没有控制能力。科学的控制，不过是执柯以伐柯罢了，并没有什么神奇。同一伐也，或妄伐，或用崇拜、欣赏、排斥、玄想、造谣等方法便无效，因为这些不是科学的。明了其本身性能（包括对象与工具）而因势利导之，即有效，因为追求其所以然的道理而用以还诸其身，以控制之，正是科学之实用所在。我们因为社会科学前例不著、效果未宏，而怀疑社会科学是否可能，能否实用，自无是处。前例不著，效果未宏，不过是功夫不到家；整个科学的发展史，已经给我们指示出明白的路线了。路线既明，问题只是走多远，如何努力走就是了。
如何努力走向社会科学的路线呢？
第一，我们要引起社会注意社会科学的重要。一般人因为鉴于自然科学在人类战争上的使用，因为不安于杀人的惨祸，便以为此类灾难，都是科学造出来的；于是反对科学，厌恶科学。不知杀人惨祸，不在自然科学本身，而在自然科学利用之不当；不在自然科学太发达了，而在社会科学太不发达了。
怎样说，杀人惨祸，不在自然科学本身，而在自然科学利用之不当呢？因为自然科学乃是控制自然现象的科学，而人类所以要控制自然现象的缘故，乃是要“财非其类，以养其类”，即利用自然界以养卫人类社会而已。将用于自然界的手段，拿来用于人类自己的战争，当然造成杀人惨祸。比如火之发明，本为利用厚生；用火烧人，当然不当。试看自然科学越发达，不是人类的衣食住行越丰美，越便利了吗？我国正因为自然科学不发达，所以才局限于贫困饥难之中。若于此时，尚不急起直追，充分利用自然，正所谓弃货于地；尚不责难自然科学之误用，而鼓吹自然科学之不用，正所谓因噎废食。弃货于地，因噎废食，两无是处，是需要郑重提出者。
怎样说，杀人惨祸，不在自然科学太发达了，而在社会科学太不发达了呢？因为社会现象是人类本身，自然现象是人类四周的世界；虽然人类也是自然世界的一部分，可是人类对于自然世界其他部分的适应，只在求其利用。对于自然世界其他部分的适应若甚粗陋，固然算原始，不过原始的范围尚只是经济的条件。倘若对于自然世界的人类本身那一部分——社会现象的适应过于粗陋，则原始的范围正是社会关系。原始的社会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是较原始的经济条件为严重的。“一箪食一瓢饮”的经济生活，尚可“乐在其中”；而“逾东家墙而搂其处子”或“率兽而食人”的行为型范，则要祸乱众生了。故人与人的适应，为本身幸福，人与物的适应，为利用手段。将对物求利用的手段来对人，如施于炸矿者施于炸人，是犹张冠而李戴。张冠李戴或者无后灾，而用炸矿者炸人，则祸且无穷。
然而怎样达到利用厚生的目的，以避免手段的误用，则在于人与人的关系中探求其原理原则而发达其适应技术。适应结果，是尊重人与人的权界，养成分工合作、交荣互利的习惯。其必要过程为对于民风、民仪及制度等客观分析与合理建设。合理建设者，即追求其所以然的道理而用以还诸其身以控制之之谓。盖物质建设是以人工顺其自然而改变其自然，社会建设亦是以人工顺其自然而改变其自然。“食色性也”，即人之自然。根据食色的自然，而予以营养的配合，婚姻的制定，全盘人格的发展，而由当前享受至于远近大小的取舍，是为改变其自然。旧式理学空谈仁义而无实现仁义的技术。自然科学家只有控制物界的技术，而与利用技术以谋仁义，以实现康乐社会无关。故“脱颖而出”“舍我其谁”，责在社会科学。
社会科学不发达，人生适应之道不得不苦。这在自然科学不发达的时候，纵使兄弟阋墙、骨肉寇离、敌国外患，或是手脚相打，刀枪弓弩相攻，其灾害范围尚浅。适如一般拥护战争者所言，尚有优胜劣汰的天择作用。然至自然科学发达了的今日以至趋势所及的将来，倘不谋求釜底抽薪的办法，消弭战争的根源，则用移山倒海的科学效能来做相攻相杀的勾当，必致玉石俱焚，灭绝人类；即不如此，亦必勇健爱群者先亡，怯弱自私者幸免，而致人类社会于万劫不复的境地。比如小儿玩刀，自割其手，独属小事。置手枪炸弹于不知危险性的一群顽童之手而挑逗其好奇搬弄投掷等活动，则彼顽童，必无孑遗。
故求人类适应之道的社会科学，就一般而论，已比自然科学之为手段者，为有主客的不同。若就自然科学已经发达，社会科学因尚未得舆论的拥护而未发达，因尚未能与自然科学相配合而有危险性而论，则知社会科学之在今日，其成功与否乃是人类的生死关头。为使人类自做主人，利用自然科学的工具；釜底抽薪，消弭战争的根据；尊重人与人的权界，促成分工合作、交荣互利的局面；非得大声疾呼，提倡社会科学不可。
第二，我们要促使社会发动社会科学的实地工作。实地工作，即我们开始所说，自觉的直接经验。直接经验，系对间接经验而言。间接经验或得自传闻，或得自书报，都是参考资料。直接经验，或广或狭，或暂或久，都是亲自印证。有参考，有印证，才有拿得起放得下的本领。因为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合糅起来，始起自觉的作用，故我们提出实地工作这件事，并不等于习而不察的直接经验，当然更不等于道听途说的间接经验。
过去所谓学术界的传统，不分中西，都在道听途说的间接经验当中打圈子。子曰诗云也好，亚里士多德说或者柏拉图说也好，都曾根据语言文字，甲注解乙，丙疏证甲，丁又作疏证的疏证，这是所谓述而不作。其不安于疏证的，也不过“语不惊人死不休”，作一作“此一是非，彼一是非”的翻案文章，并不与客观的事实相干。在西洋到了文艺复兴时代，在我国到了新文化运动以后，大多数才承认了“述而不作”与夫翻案文章以外，还有可以实际下手的客观界。然所谓客观界而可以下手者，承认了物质界，只发展了自然科学。
一般所谓蚩蚩者氓，不分古今中外，都在习而不察的直接经验中打圈子。比如鱼在水里，并不自觉到水的存在；人在个别文化类型里，亦不自觉到一时一地的文化类型与其他异时异地的文化类型的来龙去脉。所谓沉沦在经验之中，毛病不在没有经验，而在不能超出当前经验以做高瞻远瞩的功夫。必得直接经验，合以间接经验，发生参考与印证的作用，才能深入客观界，以使客观界变得客观。这套功夫，简言之，叫作实地工作。
根据我们以上的分析，必是科学才有真正的理论与实用，必是社会科学才能提拔原始的社会关系而入于比较高明的关系，才能解除畸形发展的浩劫而得到人类社会的“自在”。那么，自然科学，因为实地工作已经被人承认了，走入康庄大道了。社会科学，因为实地工作尚未得到有力的承认，尚在疏证中打圈子，尚在翻案文章中打圈子，则其未能走入康庄道也固宜。然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更不得不促使社会发动社会科学的实地工作了。
以上说明了科学本身之质性与社会科学之路线。社会学是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其质性与路线可不待赘言而自明。其实用部分——社会工作，亦复如是。
在我国范围以内，自然科学尚不太发达，社会科学的努力尚在初期，其中的社会学更在初期的初期。故我们所应致力者，应该普遍地提倡科学；对于以整个的人与其群体为对象的社会学，因其为全称适应所需要，复因其尚在初期的初期，更不能不加倍提倡。
蒋旨昂教授是一位实用社会学的实地工作者。他有纯理社会学的原理原则与实用社会学的适应技术，以及两方面互为因果、交相影响的收获。他因见于“抗建大业，需要千百万社会工作同志齐来参加”，所以他以教学与实证所得，写出一本《社会工作导论》，以为“关心中国社会工作的初学者提出一种认识”，也为“已经从事社工的同志提出一套思考的间架”。
他这本书不是资料的收集，或者消息的报告，而是一套系统的建立、原则的提供。他自社会需要，说到社会政策的定向，救助、预防、促发与组织、训练等社会工作的过程，个案、社团、社区等服务的方法及社会行政的方法，社会福利事业的业果，社会建设的效用，以至达成小康社会以及大同社会的目的。如此，他将自然演化而来的社会工作的程序、方法、术语等爬梳出头绪，树立起系统，而使以后的社会工作成为自觉的适应技术。这样的著作在其领域以内不但国内还没有，国外亦不多见，的确是一种特有心得的创作。然如著者所说，这本著作“究属尝试”，我们自不必在名词字眼上多费功夫。
须得明白：今后的国家，不发展社会学的实用工作则已，倘因事实所迫而必须发展，则本书不管将来修正到如何程度，也是具有促发性能的。今后的世界，倘不纠正自然科学不与社会科学相称的畸形发展则已；倘不解除人生适应之道之穷，而使人类互相毁灭则已；假定人类智慧已到自然觉醒的程度——而且这种假定是大势所趋，且有事实的根据——则其必然的结果，当是盲目竞争的停止，计划自由的建立；权力政治的取消，福利设施的实现；则循本书的视野而适应于世界人群，必是大同社会的有利因素。故于读后感兴所至，特将本书的思考架构，套上一套更为广泛的架构——描绘出本书架构以外学术上的远近布景。是为序。
1945年春李安宅识于成都华西大学社会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