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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活跃于1949年以前的中国社会学家不同，在迄今为止出版的所有辞书里面，都找不到关于蒋旨昂的任何记载。2010年，一直关注华西大学校史的金开泰老先生出版了一本名为《百年耀千秋》的书，才为我们提供了一份较为翔实的蒋旨昂传记资料，但也只有短短的千余字。其实，在20世纪40年代，蒋旨昂在中国社会学界的名气是很大的，他以写作《社会工作导论》和从事“社区政治”研究闻名于社会学界。
蒋旨昂又名蒋青立，1911年10月22日出生于河北省丰润县。曾在杭州上小学，后又在北平汇文中学完成初中和高中学业，1930年考入燕京大学社会学与社会服务学系学习社会学。在燕京大学读书期间，蒋旨昂还在燕大开办的清河实验区担任社会服务股股长，那是他从事农村社会调查和社会工作的开端。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改造农村社会的所有实验区里，只有燕京大学主持的清河实验是真正意义上的专业社会工作实践，因为参加实验的人员均是受过社会学专业训练的燕大师生。清河实验区的社会服务股主要负责儿童工作（儿童教育、儿童健康）、妇女工作（妇女教育、妇女手工、家事改良）和社会教育工作（壁报、旬报、图书馆及平民学校）。在这样的氛围里，蒋旨昂肯定受到了良好的专业训练。
1934年出版的第8卷《社会学界》刊登了蒋旨昂的一篇调查报告——《卢家村》，应该是他在燕大求学期间完成的。卢家村当时隶属于河北省的昌平县（今北京市昌平区），距离清河实验区很近，故而蒋旨昂才有机会对之进行了为期长达一年的实地调查。他的调查不是走马观花，而是住在村子里，真正实现了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所得到的资料很丰富也很真实。当下不少研究民国时期华北农村的论文，仍然以《卢家村》的记载为原始资料，可见其学术价值之高。
1935年夏天，蒋旨昂从燕京大学毕业，赴美国西北大学留学，主修社会学，1937年获得文科硕士学位，在游历了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丹麦、瑞典、苏联等国后，于当年冬天回到国内。此时，抗日战争的烽火已经燃遍华夏大地，蒋旨昂只好到大后方去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
1941年，蒋旨昂任华西协合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当时以研究边疆为宗旨的组织主要有三个，即华西边疆研究会、中国边疆学会、华西大学边疆研究所，既互相配合又各自独立地开展调查研究、实地考察、主办公开演讲、举办文物展览、出版刊物等，表现出边疆研究的繁荣景象。华西大学边疆研究所有计划地派出研究人员到边疆进行实地考察，或收集材料、文物，多次举办边疆文物展览，并写成调查报告或论文、专著发表。1943年1月12日至3月16日，蒋旨昂与李安宅的夫人于式玉一起被派赴西康省黑水地区进行考察。黑水虽属于理县，但交通闭塞，自然条件极为恶劣。历经两个月的艰辛，蒋旨昂收获了大量一手资料，回来后写成《黑水社区政治》一书，成为其“社区政治”研究的开山之作。1943年，蒋旨昂对重庆附近两个乡的调查，催生出一本很有深度的理论著作——《战时的乡村社区政治》，194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来还获得了国民政府教育部学术三等奖。在担任华西协合大学社会学讲席的近10年时间里，蒋旨昂努力进行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探索，除“社区政治”研究之外，还有《社会工作导论》的问世。虽然《社会工作导论》的篇幅不大，却涵盖了社会工作专业的各个领域，尤其是对社会工作基本概念的剖析，至今无人能望其项背。
1950年1月，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对华西协合大学实行军管监督，帮助学校建立新秩序，蒋旨昂被推选为华西协合大学教职员联合会主席。次年，华西协合大学被收归国有，改名为华西大学，蒋旨昂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但1952年高等院校院系大调整，社会工作专业被砍掉，华西大学也由原先的综合性大学变成了高等医学院校，并更名为四川医学院。百般无奈的蒋旨昂只好改行教英语，做行政工作，职务是总务长。
思想改造运动对蒋旨昂的冲击不是很大，因为他的社会地位并不曾下降。他曾任成都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全国第一次教育工作者代表大会代表、川西地区第一届特邀人民代表、成都市政协常委。1956年，蒋旨昂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四川医学院支部委员。1957年，他又列席了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亲耳聆听了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然而，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蒋旨昂也未能逃脱受迫害的命运，遭受了非人的待遇，不幸于1970年3月8日在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逝世，享年58岁。
1980年1月18日，蒋旨昂追悼大会在四川医学院举行，该院负责人在悼词中高度评价蒋旨昂对工作兢兢业业的态度：“解放初期，在党的领导下，参加学校行政管理工作，不辞劳苦，积极努力，为做好我院接办准备工作起了积极的作用。以后，在负责的教务行政和后勤工作中，认真学习并积极贯彻执行党的方针政策。对工作一贯勤勤恳恳，严肃认真，讲求实干，作风深入。在贯彻勤俭办校的方针中，注意勤俭节约，认真执行财经制度。同时，对学院的基本建设和实验室的改进、仪器设备的充实花了不少心血，做了许多工作。二十多年中，蒋旨昂同志在党的领导下，为办好社会主义医学院，在教务行政和后勤工作中，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虽然是肯定的评价，但是丝毫没有涉及蒋旨昂的社会学成就，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缺憾。
中国社会学史研究专家杨雅彬在《近代中国社会学》一书中这样写道：“民国二十九年（1940）国民党政府社会部的成立，对人才的需求才引起社会学界的注意，各校增加社会事业与社会行政科目，这方面的著作也日渐增多……其中蒋旨昂的《社会工作导论》具有学术上的意义。吴榆珍的《社会个案工作方法概要》是中国第一部个案工作之书。内容比较充实的是张鸿钧主编的《社会行政概论》，但署名为孙本文等。而内容最翔实的是言心哲教授精心撰写的《现代社会事业》一书。”
杨雅彬说《社会工作导论》“具有学术上的意义”，当是指这本书奠定了国内社会工作基础教材的编写体例而言。
与当下国内流行的多种社会工作教材相比，蒋旨昂的《社会工作导论》无论在结构设计方面，还是在内容阐述方面，都毫不逊色，只是篇幅显得短小。在《自序》中，蒋旨昂交代了节约文字的必要性：“本书尽量减少事实之报告，不仅为了战时篇幅之节约，也求其提纲挈领而清眉目。至于已经从事社工者，每天工作上的繁重手续，琐细节目，实在够他们忙了，所能抽出的余暇必不为多。为了他们，更要钩玄提要，以省阅读时间。”虽然篇幅短小，但是蒋旨昂试图以之建立中国社会工作体系的努力却昭然若揭。
从全书结构来说，以阐述社会工作的基本概念与学术地位为开篇，以社会工作与社会学的关系为终篇，中间讨论了社会工作的三大方法、社会行政、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等内容，体系上的完备不言自明。在论述依据的选择和实务资料的举例方面，既注重国外较为成熟的经验和做法，又注意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达到了先进社工理念和本土化经验的对接，尽管这种对接还称不上是“无缝”的。基于这些理由，我认为，蒋旨昂建立中国社会工作理论体系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而且确实也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第一，对有关社会工作的几种基本概念做了专门讨论，最后确定了选用“社会工作”这一专业术语，并对其他的关联术语做了严格的界定。他说：“所谓社会工作、社会服务、社会事业、社会福利乃至社会行政、社会建设，只是同一内容之相异的名词罢了，有些甚至只是同一事实之不同的译名罢了，随便应用，都无不可。我们却以为一个名词应该代表一个确定的概念；同时，一个概念应该有一个确定的名词来标明。”这段话表明了蒋旨昂在学术上的严肃态度，与言心哲讨论基本概念时的出发点如出一辙。为了讲清楚各个概念间的相互关系，蒋旨昂给出了一幅示意图，以层层递进的格局清晰地揭示了从社会需要起步，到完成社会建设的社会工作过程。蒋旨昂认为，社会工作“是一种发展社会化，以培育个性的过程”，以过程的观点来给社会工作下定义，很有深意。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社会需要、社会政策、社会建设、小康社会等，正是蒋旨昂当时所着力分析的基本概念，阅读时不能不加以高度关注。
第二，强调社会调查与研究对于社会工作的意义，并给出了几条基本原则。蒋旨昂将社会调查与研究称为社会研习，在于强调“动的过程”，并且注重其应用性。为说明社会研习的重要性及其价值，蒋旨昂给出的实例均为国内最近的资料，昭示了力图使社会工作本土化的努力方向。而对于社会研习如何去做，他提出了“普遍化、区位、站队化、联系化”的原则，但是实用性很差，这也是本书的缺陷之一，读者不可不认识到这一点。
第三，清晰揭示了社会工作三大方法的内涵及适用范围，并讨论了社会行政的作用与原则。个案工作、团体工作、社区组织工作，被视为社会工作的三大方法，蒋旨昂对每一种方法都用了一章的篇幅来介绍，突出显示了他对社会工作实用性的重视。但是，每一种方法都有它的适用范围，蒋旨昂特别提醒大家注意这一点，目的自然是强调各种方法的配合运用。对于新兴的社会行政，蒋旨昂也是当作社会工作的一种方法来阐述的，并且突出了社会行政与一般行政的不同之处。
第四，简要讨论了社会工作专业教育的地位、原则、内容和方法，提出了专业课程设置的意见。蒋旨昂指出，社会工作专业教育应以“训练”“服务”“研究”三者合一为最高原则，并对大学社会工作学系主干课程和具体科目的设置进行了列举。蒋旨昂特别提起社会研习的重要地位，强调一定要为社工学生准备研习场所。我个人认为，蒋旨昂所用的社会研习的概念要比现在的社会工作实习的概念高明一些，因为社会研习更加凸显了社会工作的探索性质，也就是更加注意不同个案独特的一面。而社会工作实习则更像按部就班地走程序。究竟使用哪个术语更好，我们可以一边读着蒋旨昂的著作，一边思考。
《卢家村》是蒋旨昂在燕京大学求学期间完成的一篇调查报告，刊载于《社会学界》第8卷（1934年6月出版）。该刊编辑在文前配发的按语中写道：“他没有大学生及城市人的傲慢心理和行为，他时常住该村和村民交朋友，有极密切的友谊，他在村民家住过、吃过，参加过他们的婚丧仪式。在这样熟悉的情形之下，所得的材料自然是可珍贵的，而不是通常一般彼此隔膜的正式的调查所可比拟。”蒋旨昂在卢家村住了一年多的时间，深入这个只有255人的小村庄，与村民一同生活，才获得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对于一名大学生，尤其是那个时代的大学生而言，农村生活的艰苦是难以想象的，也是很难接受的。曾主持平教会定县实验区的李景汉就对进入农户调查的艰辛印象极为深刻：“记得初到翟城村时，我去一户农家，那家人为对我表示尊敬起见，烧水泡茶，并拿出久已不用的茶壶、茶碗，上面积了一层厚厚的灰尘。那家人用一条又脏又黑的毛巾反复擦亮，倒上茶水请我喝。当时我从卫生学的角度想，里面不知道有多少细菌。但是我又想，若做社会调查，就要与民众打成一片，这杯茶就必须得喝，否则，就不用做社会调查，明天就收拾行李离开定县。我想了半天，农民是人，我也是人，我为什么不能喝？一咬牙，一口气喝了下去。”
是啊，如果不能取得农民的信任，哪里能够得到真实的材料呢？蒋旨昂虽然没有给我们留下他在卢家村调查时遇到的有关生活和心理上障碍的文字，但是我相信，他也是经受了一番脱胎换骨般的磨炼。在信息流通极其顺畅的今天，李景汉、蒋旨昂等人埋头农村，进行深入细致调查的精神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并发扬光大。
做好社会调查，除了细致认真的精神以外，还需要有娴熟的技术与科学分析的本领。蒋旨昂对卢家村细腻的观察与透析本质的高超能力，在这篇调查报告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比如，对于大家印象中几成定势的农村大家庭制度，蒋旨昂就持否定态度，他认为大多数家庭是家长和未婚子女或家长和他的残缺父母同居，家长和已婚儿女居住在一起的情况并不常见。在该村55个家庭中，以父母和未婚子女组成的1.5代家庭最多，有27家，占家庭总数的49.1%；如以行系而言，家主及其直系亲属为1行，非直系亲属为异行，则以1行的家庭最多，有43家，占家庭总数的78.2%，也即“家主没有兄弟同居的为普通”，“一对无兄弟同住的夫妇，和他们的未婚子女同住的家为最多”。蒋旨昂并且预测：“因为分家风气的盛行，八九口乃至十几口的家，将来是否仍能多见，就是问题。”分家使得家庭规模和类型往往不是固定为一种家庭模式，而是流动的，譬如由一个核心家庭发展为直系乃至复合大家庭，但经过分家析产，又返回到经济分散的核心家庭，由此阻遏了家庭人口规模的扩大趋势。他从实地调查中得出的这个结论，推翻了许久以来人们的猜想，即中国是一个大家庭制度盛行的国家，由此也超出了纯粹社会调查的意义，而具有了学理上的价值。
搞好社会调查，既要忠实于实地得到的数据，又要对数据进行整理，以条理化的形式呈现给人们。蒋旨昂对于卢家村的各种数据不仅做到了如实记录，而且进行了深度加工，这一点从整篇调查报告中数量众多的表格里可以清晰地看出来。表格的运用增强了调查数据的直观程度，也有利于进行比较分析。对于无法得到准确数据的调查项目，蒋旨昂尽可能给出了相应的解释。例如，在对食物消费的统计数据缺失原因做解释说明时，他是这样交代的：“统计的研究指示食物是一般人民生活中一笔最大消费。本村当亦如此，不过确数无法计算。和其他农家消费一样，即使小心记账，绝难准确，因为许多消费是自己直接生产的，也难以一般市价去计算，因为市价较高。粮食除了白米、洋面等很少外买的，菜蔬也是自己种，如果种不起，则所吃也不会高贵，只是些咸菜疙瘩、煞白菜或豆腐而已。肉除了少数人，是不轻易吃的。”农民没有记账的习惯，因而日常消费支出也就无法准确估计了，这不是蒋旨昂的错。但是，蒋旨昂在仔细观察后，流露出对农民艰苦生活的深深同情：农民出外的方法也是步行，或骑驴及其他牲口，“道路虽然不少，但多洼湿，一到春夏，就不易走了”。
卢家村村民生活困苦的原因，蒋旨昂在调查报告中尽管也有意或无意地揭示了一些，但他的重点显然不在这方面，他只是想要如实地记录卢家村社会经济生活的各种细节。有一点是需要我们注意的，就是卢家村只有4家没有土地，占家庭总数的7.3%。其余51家（92.7%）是农户。“这51家中有37家（全村的67.3%，农户的72.5%）是地主，有13家（全村的23.6%，农户的25.5%）是租户，还有一家（全村的1.8%，农户的2%）只是种着典的30亩地。”从土地分配情况来看，造成农民生活困苦的原因不完全在于拥有土地的多少，而是有着极为复杂的原因，在卢家村地主的数量就占全村家庭总数的67.3%。蒋旨昂的调查发现，单纯依靠农业是无法实现自身富裕的，所以村里很多人要外出务工，以至于“在外男口以20至35岁之间的为最多，占63%。这年龄比本村的副业最高年龄轻10多岁。可见人口精华总是被城市吸收去了”。这一发现很重要，它表明城市对农村的优势地位在工业化初期就确立了，外出务工的收入要远远高出农业收入。尽管卢家村有着独特的区位优势，距离北平、清河、昌平等地比较近，不是偏远地区的农村所可比拟的，但由此可洞见一般情形，农村的破产有其必然性。
值得注意的是，蒋旨昂还发现了自然地理事物对村落特征之形成的社会意义。“河流对于卢村的影响不是物质的，而是文化的，南边的清河，北边的沙河，是两条界线，使卢村的风俗和许多在东西一线上的村子差不多，而与清河之南，或沙河之北，就大不相同了。”河流是天然屏障，界划着两岸的社会风物，此一发现意义重大，读者当细心领会。
尽管卢家村调查比不上李景汉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那么厚重，但以一个村庄作为观察的样本，还是超出了当时所有同类调查的水准。“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蒋旨昂的卢家村调查基本上囊括了这个村庄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至今仍有巨大的解剖价值和比较价值。
彭秀良
2018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