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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中期英国小说家伊丽莎白·盖斯凯尔（Elizabeth Cleghorn Gaskell）最擅长描绘在工业革命潮流下英国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冲突与磨合，即所谓“英国当代情境”，作品通常以她居住的英国北方工业城市如曼彻斯特（Manchester）为摹写背景。《北方与南方》（1855）承袭她第一部小说《玛丽·巴登》（ Mary Barton ，1848）对工业革命下资本家与劳工相对状况所表现的悲悯关怀。但在《北方与南方》中，盖斯凯尔对男女主角爱情的铺陈更有精彩纯熟的掌握，放在工业发展的复杂脉络里，其错综复杂的情形对于21世纪以来受到全球经济整合巨大冲击的我们，或许一点也不陌生。导致制造业经济动荡的因素包括：英国棉花纺织业已逐渐失去全球市场竞争力；工人要求加薪以应付越来越高的粮食费用；美国棉花业的原料供应也出现问题；殖民地印度的纺织业削价竞争；爱尔兰工人因为大饥荒即将来临，宁愿到英国来接受更低廉的薪水，因而对采取罢工要求加薪的当地英国工人造成威胁；等等。困难重重的爱情与工厂的恶劣环境，还有罢工所引起的社会治安与武力镇压的危机，交叠进行，高潮迭起，比起《玛丽·巴顿》来说，盖斯凯尔对人性的观察更为深入。
盖斯凯尔对下层阶级的描写除了生活风俗之外，更试着以非标准的英文表现工人阶级生动活泼的方言或俚语。盖斯凯尔的背景与丈夫的神职工作都属于英格兰北方的非英国国教的唯一神教派（Unitarian Church）。此教派以耶稣的人性为标杆，不承认“神圣三一”的教条，强调宗教良知与理性为教育的中枢。基于此，她期许自己的作品可以为社会不同阶级搭起感性互信的桥梁。但一些苛刻的批评家还是论道，出身于中产阶级的盖斯凯尔虽然对劳工表示同情，仍是以中产旁观者的高姿态仔细描绘劳工的衣食起居与语言，主要是为了不让她的中产读者对劳工因为陌生而害怕畏惧，但她仍是站在自己的舒适圈窥探劳工生活的种种喜怒哀乐。这种立论未免失之公允。读者可以给出自己的答案。
《北方与南方》作于19世纪50年代，正是欧陆各个民族、国家争取独立或统一的时期，工业发展领先欧陆的英国则在这样动荡的大环境下，逐渐感受到社会内部各个阶级彼此的冲突，尤其是中下阶级长期受到压抑而产生怨怼，要求改革的声浪越来越高涨。执政者同时也试图巩固其海外帝国的势力。从19世纪初便有雏形的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赋予资本家极高的权利，不免与以基督教为主调的旧道德规范相冲突。
小说女主角玛格丽特·赫尔就像是读者的代表，从富裕的南方进入风云诡谲的北方工业城，从旁观察工业城里资方与劳方明明相互依存，却要彼此对立、互相牵制，她深深感到忧虑，也企图从中协调，过程非常艰辛危险。玛格丽特怀着前一世代的浪漫主义对基本人性与人权的信任与尊重，而这一切都将在凛冽的北方受到挑战。
小说以玛格丽特表妹的婚礼准备开始，交代了原在英国南部位于新森林（New Forest）的赫尔斯通（Helston）长大的玛格丽特，幼时便由担任神职工作的父亲安排到伦敦姨妈家里与表妹一起接受大都市的淑女养成教育。所以对玛格丽特来说，到北方之前，已经历过恬静乡间与伦敦大都市两种不同的生活，都是富裕之地，新森林是英国皇家传统的狩猎之地，田园历史悠久，生活恬静；伦敦则是大英帝国的枢纽。后来她的父亲对英国国教失去信仰，辞去神职，与妻女搬到位于英格兰北方的米尔顿（Milton，暗指曼彻斯特），以不稳定的私人教职维生。这正反映了19世纪50年代英国宗教信仰面临来自国内外的种种冲击，主流的英国国教因为天主教恢复权威的庞大压力，迫使其他非主流的新教教派要表态归队，反而逼得原本便对英国国教所谓“高教会派”教条有所质疑的人士对宗教失去信心。
这部小说依循着19世纪50年代以来英国加速发展的两条北与南的轴线进展。有评论者认为此书是盖斯凯尔向简·奥斯汀（Jane Austen）致敬之作，尤其是《傲慢与偏见》。不过，盖斯凯尔更成功地塑造了女主角在道德、爱情、阶级文化冲突之间的成长。相较于奥斯汀局限在阳光普照的英格兰南方，盖斯凯尔更指明了所谓文化鼎盛的南方其实奠基于北方这个财富的生产者。而今工业生产已受到全球市场的冲击。工厂里棉絮飞舞，仿佛是雪花弥漫的地狱，成年男女跟着纺织机前进后退，有些人已经染肺病，小孩们忙着在纺织机工作告一段落之际，匍匐到机器下捡拾掉落的棉花球，还得敏捷地起身，因为机器一开动，便有生命危险。在这个只有利益计算、工人与老板均得配合机器运转而调整作息的工业城，人人都愁苦不堪，但纺织业已经失去繁荣景象，因为市场开始萎缩，还有来自殖民地的竞争，资方获利减少，也很难满足劳方提高工资的要求。
男主角桑顿（John Thornton）是一家纺织厂的老板，因为管理有方，也担任行政首长（magistrate）。桑顿向来以诚实公平为原则，对犯错的工人绝不手软。虽然他让工人了解彼此利益是相连的，他的治理方法还是传统父权模式，认为他不需要向工人解释自己的艰难处境，也由于他从小独立坚毅，从不觉得需要关心工人下班后的生活。他与玛格丽特的命运产生交集，在于他受教于玛格丽特的父亲。桑顿的父亲因为投资失败自杀身亡，他很小便辍学扛起家庭生计，现在才有闲暇重新拾起古典教育，他选择的读本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可见他在利益计算、纪律维持的实际生活外，仍怀抱一个高远、出世的理想。
小说里除了暴力结束罢工的场景集聚了劳资双方剑拔弩张带来的压力外，还有两个场景展现了盖斯凯尔敏锐的人性观察与社会记录：一是桑顿到老师家喝茶时，充满了对代表英国高级社会茶礼仪的期待，桑顿的豪宅华美且一尘不染，自然熟悉饮茶文化，所以他对玛格丽特作为饮茶时的女主人的种种臆想与期待，其实只说明他对玛格丽特有好感，希望趁机多了解她，而非真正呈现两种文化的差异，但玛格丽特却因为先前得帮忙洗晾窗帘，饮茶时已经累得哈欠连连，也说明了精致仪式实际上需要劳力付出；二是伦敦的世界博览会（the Great Exhibition），在当时用新式钢铁与玻璃打造的宏伟建筑里，各国展现了其尖端的科技与工艺，也包含了英国国内的新式制造机器。就在这个场合，南方与北方两组人马互相较劲。
小说的结尾展现了盖斯凯尔少有的幽默，或许沿袭了奥斯汀轻巧嘲讽的风格。2004年BBC制作的电影将结尾高度戏剧化，场景被搬到火车站，各往南北的火车在一站等待，玛格丽特从原来与追求她的律师同坐的车厢里走出，与桑顿在月台偶遇，冰释一切误解，然后律师明白自己没有机会得到玛格丽特的芳心，只得愣愣地将行李交给她。桑顿原本已经坐上北上的列车要离开，不料玛格丽特来到跟前，他以极具磁性的低沉嗓音问道：“你打算跟我回家吗？”这个场面虽然不是小说原本安排的，却为小说的双重情节做了最好的诠释，也在画面上提供了完美句点。影片里饰演桑顿的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曾说道这个角色对他的吸引力便是一种深沉的矛盾：拥有至高权力的企业家与市长，内心却极其脆弱、渴望爱情。
除了高潮迭起的情节外，小说里出现的物质也很吸引人，一开始，精致昂贵的印度披肩便是玛格丽特表妹婚礼的焦点。由于盖斯凯尔以写实手法为出发点，我们很清楚地看出物质作为室内摆设、人物装束，除了表示拥有者的成长背景、社会地位与美感品位之外，也与国内传统手艺、工业发展、市场潮流与帝国扩张息息相关。其实这也是《傲慢与偏见》不吝笔墨呈现的，盖斯凯尔的关怀更广泛。男主角的豪宅建在工厂旁，可以方便管理监控，其实是为了提醒自己，工厂是自己家族东山再起的基础，不可懈怠。所以他的房舍与工厂就像代表《傲慢与偏见》中达西先生的绅士传统与文化价值的彭伯里庄园（Pemberley Estate）一样，具体表现桑顿白手起家的实干精神与对文化、美感的憧憬。小说里除了与北方纺织业有关的棉布、价位较高的麻布外，还有壁纸、蕾丝等与女性空间和经验相关的物品。盖斯凯尔能同时关注这些物质的生产与消费，最令人钦佩。
台大外文系教授 吴雅凤
本篇故事最初在《家常话》杂志连载，一来必须顺应周刊作业流程，二来为求紧扣读者心弦，未能免俗地牺牲些许自由挥洒空间。尽管这些限制已经降到最低，作者仍因此无法以最原始的构思铺陈故事，以致内容情节匆匆奔向结局。为求弥补一二，作者在原来的架构上插入许多小段落，也添补几个新章节。谨此简短说明，望读者赏识：
“以谦卑至诚之心，恳请诸君以仁慈与悲悯，包容此疏漏之作。” [1]
[1] 此句摘自英国修士兼诗人约翰·利德盖特（John Lydgate，1370—1451）译诗《农夫与鸟》（ The Chorle and the Bir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