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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历史学家克罗齐的说法，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其实我们今天的历史写作所要表达的思想，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反映了我们对现实社会的认识；我们对历史的理解，也是由于对现实问题的思考而做出的回应。所以我们说，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历史和历史写作，反映了那个时代人们所关心的共同问题。那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思考历史问题的时候，都必须把其放到特定的语境中进行理解。对历史的认识以及历史的写作，不可能超越我们所生活的现实社会，所以也将帮助我们认识今天和展望未来。
有两种历史写作，一种是写给专家看的，有的研究论文全球也可能只有几个人、十几个人看，这是应该允许的一种学术探索，也就是说，不是通过看有多少人读来决定研究是不是重要。第二种历史写作，本身就是针对大众阅读的，所以在写作风格上更引人入胜，而不是进行学术的探讨，让更广大的读者对历史阅读感兴趣。
我在撰写自己著作的时候，定位为严肃的学术研究。但是在出版以后，历史学界之外，甚至学术界之外的人也愿意读，包括社会学、人类学、文学、新闻学的一些读者，这是没有想到的，属于“歪打正着”。我的这种写作方式在出版以后受到的关注，超过了我的预期。当然，这就增加了我对大众阅读的关注和兴趣。
但是，从写《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那本书开始，我有了一种主观的愿望，期望这本书写出来，能够让更多的人都喜欢读。不过，哪怕是针对大众阅读的书，也有我的史学观、理论和方法。
要面向大众，就一定要注重文学性，大众不会有兴趣去读那些干巴巴的枯燥的历史说教的。过去我们写学术论文或者专著，坚信不要对不重要的东西费笔墨。例如，我们不会花任何工夫去描绘景色，像《袍哥》中写到水牛在水渠里面洗澡，水面漂着浮萍，鸭子游来游去，这样一类非常有画面感的东西，过去的历史写作中是要尽量回避的。如果有许多细节的话，会觉得是累赘。比如说，如果把这种描述放在《跨出封闭的世界》里面，就会觉得很不搭，因为那本书的风格是讨论和分析为主，但是在《袍哥》里边就一点都不违和。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人批评我说这种景色的描述不好。
所以说，我觉得主要是看所写的题材和风格。风格一旦转变了以后，实际上就进入了人类学家吉尔茨所说的“深描”。而要深描的话，就必须具体到人，比如说《袍哥》中的雷明远，就是一个立体丰满的人，而非一个简简单单的“坏人”或者“好人”。因此，把好多细节自然而然地糅合了进去，就不会觉得这些东西是多余的。
当然，有一种批评是《袍哥》“注水”，批评者没有说风景描写不好，只是说依靠一个两三万字的田野调查报告，写了一本20多万字的书。其实批评“注水”的那些人，可能也并不是觉得那些描述的东西不必要，只是不能接受根据一个大学本科生完成的两三万字的调查报告来写本书。其实，我觉得历史写作的妙处就在这里，在一般认为不可能完成的研究，通过新的研究思路和写作手段，在主线明确的情况下，利用各种其他辅助的资料，最后形成一部完整的历史叙事。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书出来以后受到史学界和文学界的欢迎，不仅获得了历史研究奖，还被授予了吕梁文学奖、单向街文学奖等等。
文学的探索其实帮助了我的史学思考，让我能跳出史料本身。我一直强调有多少资料说多少话，但是我自己在过去的写作中，在史料的框架之下，很难发挥自我，缺乏合理（甚至是必要）的想象。在写《袍哥》的时候，我进行了一些推论，比如说由于没有资料，我也不知道雷明远以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在史料可以解读的范围内，设想可能有几个结局。但是我会告诉读者，这是我的推论。实际上从逻辑的推论而言，雷明远的结局要不是因为吸鸦片毁坏了身体，可能早就已死去；或者就是由于杀过人，也可能在1949年以后就被镇压；要么便是成为贫农，还分了土地。但是到底是哪一种结局，实际上目前没办法做出结论，非常大的可能性是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知道。当然，如果哪一天一个偶然的发现能够回答这个问题，那就是最理想的。总之，就是利用了这样合理的想象，这个想象不仅仅是我自己的想象，实际上读这本书的读者，也可以产生他们自己的合乎逻辑的其他推论。
《那间街角的茶铺》更是我最近把历史、文学甚至艺术结合起来的一种尝试。我过去关于茶馆的写作，几乎都局限在学术研究，但是这本书让我能够进入文学的状态，在历史资料作为基础的情况下，进入一种文学的境界，跳出史学研究那种格式的限制，而让文学的色彩在这本书中得到充分的展现。对于这本书，在我写作的时候定位就是非常清楚的，不是为专家所写，而是为了大众的阅读，让读者感觉到历史的写作也是可以有文学性的。
另外，在这本书中，我自己绘制了19幅插图，试图用一种艺术的形式与历史和文学有某种连接。每幅插图都有相对简要的文字说明，对茶铺从具体的故事到抽象感受的表达。
没有想到的是，这本书出版以后，在文学圈子得到了非常好的评价，出版之后两三个月就入选了人文社年度好书、腾讯十大原创、名人堂十大好书等。市场的反应也非常好，现在已经印了四次了。
所谓的范式，就是在研究过程中所采取的理论方法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模式，是学术研究发展的一种标志。研究范式，我认为应该是自然形成的。比如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冲击—反应”（impact-response）模式便是他在研究近代中外关系的时候提出的观点，后来他的学生们都觉得这样一种范式对我们理解近代中国非常有帮助。西方在认识近代中国的过程中，还有现代化理论，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中国；殖民主义理论，强调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影响；还有革命范式，通过革命来认识中国社会；等等。这些都没有问题，都是根据中国近代的具体的研究课题，而提出的研究理论和框架。学者先做出研究，由于它们的影响，逐渐为其他的学者所接受。那么我们后来者看来，说在某个时期某方面的研究形成了某种范式。
再如法国的年鉴学派，也是因为一些志同道合的学者发表了大量的社会史的研究，形成了一个学术共同体，才被学术界称为年鉴学派。最早的法国年鉴学派的这些人，并没有在进入直接的研究之前，就宣称我们现在要来创造一个年鉴学派，他们的理论方法都是在不断的研究过程中、出版过程中形成的。
我经常提到的微观史也是这样，所以金茨堡今天也不承认他是微观史的鼻祖。他并没有宣布要搞一个新的研究取向，叫作微观史，而是他先写了《夜间的战斗》《奶酪与蛆虫》这些著作，大家觉得他这是从微观视野来考察欧洲的中世纪，所以才称为微观历史。
我反对在历史研究中为了建立某种范式，而先去创造理论框架，再来进行具体的研究。我甚至认为，在历史学者的研究中，是不是适合于哪种范式，其实一点都不重要。现在由于我们没有范式了，或者没有一统的范式了，大家不必焦虑。因为我们在进行某种历史的探索的时候，都在思考历史的问题，都在考虑怎样用最合适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自己的课题。那么在这些作品发表以后，也可能很多年以后，发现这一类的研究对我们了解中国历史、中国社会有非常好的启发，所以那时候的人们可以说这是一个范式。
在现在这个阶段，可能没有一统的范式，这太正常了。如果现在我们真的有一统的范式，我才真的担忧了。范式的弱化，其实是有利于学术研究的。我始终认为，“一统”对一个国家来说，不论是对于经济也好，对于文化也好，对于思想也好，对学术研究也好，总是起着消极的作用。秦始皇一统天下以后，就没有春秋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了，中国思想的光芒也就熄灭了，就是这个道理。史学研究也是这样，如果是“一统”，不管是统一在什么之下，也只会禁锢我们的思想。而恰好是多样化，多元化，去中心化，才是学术发展的必由之路。如果说我们现在只能用某种理论、某种方法，或者说只能思考某种问题，所谓的这种“一统”，对我们的研究肯定是有害无益的。要让不同的学者做出不同的思考，进行不同的探索。至于说很多年以后让学者总结这段时期的史学研究的时候，可以划分为某种研究取向，或者某种模式，或者某种范式，那是以后的事情，留给以后的人去总结。
对现代中国和现代中国历史的认识，由于视角不同，结论也就完全相异；视角不一样，对中国历史和政治现状的认识就不同，发现的问题也不同，结论和答案也就大相径庭。这里，我将讨论两种相反的视角，即“国家叙事”与“日常叙事”。当然也可能有其他视角，如精英叙事、民众叙事、地方叙事、个人叙事、集体叙事、乡村叙事、城市叙事等等，但这里集中在国家和日常叙事。请原谅我这里所做的高度概括，任何概括都是有偏颇的，都可能排除许许多多的例外，但我认为只有以这种鲜明的表述，才能清楚地说明我们所面临的复杂问题。
当然，对这两种叙事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是很难的。什么是国家叙事？我认为就是大叙事，就是站在国家和国家利益立场上，眼睛向上，把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国家的荣辱至关重要。在国家叙事中，作为国家机器的国家（state）、作为地缘的国家（country）和作为民族的国家（nation）是不分的，因此党和政府即是国家，党和政府的利益就是国家利益，按照国家叙事的说法，这也就最大限度地代表了人民的利益。那么，什么是日常叙事？就是与国家大叙事相对应的“小叙事”，可以说是站在民众和民众利益立场上，眼睛向下，注重个体、个体的经历和命运。在日常叙事中，淡化国家，以人和民为主体。
这样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种视角，代表不同的历史观、政治哲学、政治文化、政治语言、政治理想和政治态度。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今天的中国，几乎对中国历史和现实、政治、社会和外交的一切领域的一切问题，总可以明显看到这两种叙事的分野。
不同的叙事，影响到对历史截然不同的评价。考察国家叙事，我们可以觉察到其中的大国情结和国家主义，以及对强力人物的崇拜。以对清朝的历史书写为例：由于清朝建立了一个大帝国，淡化“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对汉人的武力征服，顺康雍乾因此成为英明的统治者，历史研究因此也是英雄史观为主导。但在日常叙事中，则更多的是清朝的暴力征服，文明的倒退，专制制度对人民的压制和造成的苦难，文字狱对人们思想的钳制，家破人亡的惨痛。
对中国历史的大多数事件，总的事实应该还是清楚的，即使有一些细节不为我们所知，但这些秘密并不能改变我们对这些事件的基本估价。目前至少我们知道，没有任何一个大事件可以由于新资料的发现根本改变人们的看法。其实，不同的评价，并不在于人们对事实了解到多少，而在于他们的视角，即是说，从不同角度来看待和观察这些问题，得出的结论经常是相异的，而且令人惊奇的是，不少问题甚至是完全相反。是“以国为本”还是“以民为本”？或许这两种叙事都认为两者皆重要，但什么是第一位的则是反映了其政治哲学，个体生命和国家孰轻孰重，这是两个叙事的原则分歧，即个体生命服从国家利益，还是国家首先应该对个人权利和幸福进行保护？国家大叙事多关心国家的未来，但日常的历史观则强调个人命运。
“中国”这个词在不同的叙事中，其含义是有差异的。在国家叙事中，中国是一种身份认同，划分我们与他们，东方与西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但日常叙事则认为中国是家乡，是故土，淡化中西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分野。这是不同的话语系统，使用不同的政治语言和词汇，所描述和所看到的是不同的中国。
在国家叙事的词汇中，我们看到的是国家、民族、强盛、爱国、牺牲、中华民族的灾难、西方帝国主义、大国崛起……国家是叙事的主体。但在日常叙事中，则是个人的经历、痛苦、权益、幸福生活、尊严、免于侵犯、财产安全、受教育权利等，个人是叙事的主体。
“爱国”是国家叙事最常使用的概念，在这个话语下，爱国是无条件的，主张人民为国家利益牺牲个人利益，这样才能团结一致，动用一切资源。正是这样的以国为中心的话语系统，使许多知识分子，都心悦诚服地为社会主义服务。人们都相信国家强大了才会幸福，没有国就没有家。在这种话语下，“中国梦”就是中国强大之梦。
“民生”是日常话语最流行的词汇。人民的福祉是最重要的，主张国家保护个人利益和权利。日常话语认为，文明的程度，是看怎么对待弱势群体，强调包容和不同意见。普通人有各种各样的梦想，他们没有话语权，是“无声”的一群人。
不同的叙事，看到的是不同的历史和现实，即使他们面对的是同样的历史和现实。例如，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在世界性比赛中，取得越来越多的金牌，在国家话语中，这是显示国家强盛、成果辉煌，展示国威，还体现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集中力量可以办大事，是中国的兴起和盛世的标志性事件。但在日常叙事中，却批评争夺金牌的举国体制，忽视国民体育，虽然金牌取得世界第一，但基层却缺乏基本的体育设施。
不同视角看今天的中国，虽然我们面临的是同样的中国，但看到的是不同的两个中国。在国家叙事的眼光下，看到的是中国大国地位、经济实力、内政外交的成功，认为现在是中国最好的盛世，中国有能力面对任何敌对势力的挑战。在一些问题上，如城市整治、维权、拆迁、小贩与城管的纠纷等等，也多是站在政府的立场上。日常叙事则更多的是发现和批评中国出现的各种问题，由于社会不平等，两极分化严重，社会矛盾尖锐，拆迁和暴力执法，官员的腐败，谋生的困难，加上环境的污染，有毒食品的泛滥等等。
这种不同的叙事也表现在大众媒体上，两个中国的分野更是泾渭分明。国家叙事派多是主流媒体，代表国家的声音；而日常叙事更多的是自媒体，反映民众的诉求。由于叙事的不同，对突发事件的报道和故事讲述也大相径庭。例如对灾难的报道，主流媒体更多是领导的重视，全力抢救，灾区重建等积极的方面。这种报道方式，有利于鼓舞人心，加强人民对政府的信心。而在日常叙事中，更关心灾民的处境，他们的权利和诉求是什么，要求调查房屋桥梁倒塌造成死亡的“豆腐渣工程”，等等。
这种不同叙事，导致他们对中国未来开出不同的药方。国家叙事强调中国的特殊性和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国家强大，经济上强调公有，扶持国有企业，重要资源由国家支配，只有这样才能最有利于民族利益。而在日常叙事中，则主张自由市场，宪法至上，必须对权力进行制约，走向自由民主是顺应世界大趋势，经济上反对国企的垄断，强调民生，认为民富才能国强。
在今日中国，主流媒体对历史和现实的认识都是国家视角出发的。不过，日常叙事也有广泛的基础，即使声音是微弱的。当然，认识当代中国的视角也并不是这么黑白清楚，它们也相互影响，有时候也模糊不清，也互相转化。甚至国家叙事和日常叙事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问题的复杂性，非黑即白的两极观察固然说明问题，但也可能非常偏颇。但是，分清这两种不同叙事，对理解现代中国历史和现实，无疑将是有所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