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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到现代中国的城市管理，就不得不回到传统中国，特别是在中国历史上“公”的概念。过去一说到公共领域，就说是从西方引进的一个概念。其实，在中国，一直有“公”的概念，即介于官和私人之间的领域，是一种社会空间，其实就是各种社会组织、商业组织等等，如行会、同业公会、善堂、育婴堂、慈善会、救火会等，还有储存粮食、以避灾荒的义仓、社仓、常平仓，以及各种爱好如读书、吟诗、社交等团体。这些社会组织和团体对社会的稳定，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在传统中国城市，是这些社会组织对城市进行管理，这不同于西方概念中的公共领域。按照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的概念：公共领域是与国家权力进行对抗的力量，在这个领域发展了早期的资本主义。但是在中国，介于官与私之间的“公”的领域，公和政府其实是经常合作的，传统中国城市基本上是自治的城市。过去，西方和中国历史学家对传统中国社会存在极大的误解，认为政府可以管控一切，其实并非这样，虽然是专制制度，但是基本上都是小政府。过去中国城市没有市政府，现代意义的市政府是1920年代才出现的。中国真正开始有城市管理机构，是义和团运动之后的清末新政时期，即1901—1911年间，学习西方和日本，开始创办警察，成为现代市政的萌芽。
过去中国社会的自主性非常大，乡村更是如此，所以才有“天高皇帝远”的说法。在清代，县衙门就是最基层的国家机构。但是，一个县衙门，只有几百号人，却要管理几十万乃至上百万的人口，所以只能依靠地方士绅。所谓地方士绅，就是地方上的退休官员和有科举功名的精英。他们参与地方管理事务、负责地方安全、修桥铺路、帮助收税、发展慈善、救灾赈济。他们不领工资，但是国家也给他们好处，如享受不服劳役、吃官司不上刑等等特权。社会上的事情，让社会去办，政府与社会各司其责。
到了现代社会，公共领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现代化的同时是国家权力的扩张。20世纪初的清末新政，随着中国城市管理的现代化，传统社会组织被摧毁，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大。美国历史学家杜赞奇（Prasenjit Duara）也讨论过这个问题，称这是国家权力的内卷化。内卷化本来是一个经济的概念，是什么意思呢？举一个例子，中国人多地少，一个家庭种5亩地，为了提高单位面积亩产，就只好在有限的地里面多投入，这个投入，主要是劳动力投入。如果过去5亩一年收入1000元，那么这家人为了更多的产出，多投入了价值200元的劳动力，但是总收入则是1100元。也就是说，虽然总收入增加了，但是按每个劳动投入的边际效益看，反而缩小了，这就是内卷化。
杜赞奇借用这个经济概念来解释国家权力的内卷化，在《文化、权力与国家》这本名著中指出，20世纪初，现代化国家开始深入社会，开始摧毁传统的社会组织，试图控制一切。国家权力的扩张，必然增加官员，多控制资源，多收税，但是当国家权力扩张了，花费增加了，但是社会管理却削弱了，这就是权力的内卷化。我在《街头文化》那本书里也讨论过这个问题。
清代成都各个街坊都有土地会，又叫清醮会。清明节要举行打醮活动，就是庆祝神的生日。先是会首（就是土地会的负责人）到各家各户收钱，用这些钱雇戏班子在街上演戏，一起吃宴席，然后大家一起掏阴沟。为什么要掏阴沟呢？因为成都地势低洼，夏天雨水排除困难，所以每年春天要清理淤泥。这个活动不是由政府组织的，而是土地会。但是民国时期，这些组织在国家的打击下，都没有了。那么清理淤泥的事情也没有人管了，所以民国时期，成都的水灾十分频繁。政府的权力扩张了，但是如果没有公共领域和社会的广泛参与，反而削弱了对社会的有效管理。
随着社会和城市管理的现代化，政府对城市的一切事务，扮演越来越中心的角色，这应该是国家现代化和城市管理现代化的一个必然结果。而且这个趋势，是在20世纪初的清末新政就开始了，民国时期继续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进一步强化。在改革开放之前，人们端着社会主义的“铁饭碗”，生活在一个单位之中，例如工厂、学校、机关等，单位要负责个人和家庭的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住房、食堂、娱乐等等。就是说，社会只有私和官两个领域，中间缺少了一个中介：公的领域。
资源多数在政府手中，政府负责城市的一切事务，这也导致了政府的不断扩大，权力的不断集中。其实，政府太强大，控制太多的资源，反而不利于治理。我们必须认识到，政府的主要职责应该是服务。
我们还应该认识到，即使是再大的政府，也不可能无所不能。有人说，中国的事情难办，所以需要一个强大的政府，这是认识的一个误区。中国的事情，如果能调动社会的能动性，其实不难办。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农民，勤劳、聪明、朴实、肯吃苦，他们知道怎么做，怎么持家，怎么经营，无须政府操心。当政府缺乏经济和社会干预的时候，就是发展的机会。这是历史反复证明了的。
例如宋代，是军事力量最弱的王朝，却是经济和文化发展的辉煌时期。20世纪也是这样，1917—1927年的北洋十年，军阀混战，中央政府衰弱，却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社会主义时期也是这样，国家的全面指导和介入，组织人民公社，吃大食堂，取消自留地，造成严重的后果。刘少奇从1960年底开始实行“三自一包”，即自负盈亏、自由市场、自留地和包产到户，准许农民到自由市场卖产品，允许农民有点自留地，解开了一点农民被束缚的手脚，很快经济就复苏了，全国人民的日子都好过了。但是“文革”中，权力又强行介入，甚至农民种什么农作物、怎样种，都要由上级来决定；而工厂则成为“社会主义的铁饭碗”，效率低下。经过反复的折腾，国民经济陷入了崩溃的边缘。
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政府退出经济和社会控制的许多领域，中国迅速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变成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今天我们仍然需要让市场去主导经济，也就是坚持市场经济，减少政府干预。改革开放，在经济上，就是让市场决定生产。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让市场这个“无形的手”来对经济进行调配，所以中国才一步步发展到了今天。
其实，中国经济最稳定，发展最迅速的时期，人们收入增加，市场和贸易空前繁荣的时期，恰好是政府相对作为比较少的时代。即跨入21世纪的十多年，政府放松哪个领域，哪个领域就发展，无数例子证明了这一点。历史常常是这样：政府不强力进入，很可能就是它对社会的最大贡献。我这里不是要低估国家的作用，政府的作用应该是在法律、安全、公平等方面，保障人民的权利，公平竞争，而不是决定经济怎么发展。我们经常听见有人说，中国人太多，地域太大，所以事情难办。但是他们似乎不懂得，一切都靠政府，事情焉有不难办之理？
这里我想问一个问题：前苏联与中国几乎同时改革，为什么它的经济发展不如中国？过去很长时期，我也有这个困惑。大概十几年前在美国当教授的时候，一次我与同事——一位俄罗斯历史专家聊天，我们便扯到了这个问题上。他告诉我，为什么俄罗斯的经济难发展，为什么俄罗斯的事情难办？是因为过去帝俄时代，俄国是农奴制度，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在庄园里为地主干活，他们没有自给自足的经济，不会经营。十月革命后，直接进入集体农庄，也没有经营的任何经验。苏联垮台以后，集体农庄解散，他们无所适从，家庭企业很难发展。
而中国的情况却不一样，为什么中国可以很容易发展家庭经济、私营企业？因为中国农民有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传统。在过去，他们除了务农，还做小生意，家庭手工业，他们知道怎样经营家庭经济。而中国的经济起飞，除了引进外资，私营企业是主力军。政府松开对他们的束缚，他们就知道怎么办。我们都知道，浙江温州商人非常会做生意，把生意做到了全世界。他们的成功，如果说和国家有任何关系，也就是国家不再束缚他们的手脚而已。自由经营是他们的权利，这种权利长期被剥夺，一旦还给了他们，他们就可以爆发出无限的发展动力和创造力。
2020年，由于受疫情严控的影响，许多人生计面临困难，成都允许占道经营，两个月增加就业岗位10万个以上。但是我在2020年12月北大的博雅讲坛上指出，希望这不是政府的权宜之计，而是一个长期的政策。我在《街头文化》中，就描述了街头小商小贩和夜市是一个城市充满生机的表现。城市要有生活气息，就是我们所说的“烟火气”。要把日常生活空间，归还给城市居民。例如泰国的曼谷、清迈，那里真是夜市的世界。就是西方发达城市，占道经营也都是常见的。哪怕是美国华盛顿的白宫前面，也有卖热狗的流动摊子。
对于城市中的流动摊贩，政府所应该做的，不是去简单地一刀切地禁止，而是进行有效的管理和提供必要的服务，如确保他们不阻碍交通，保持清洁卫生，等等。在中国城市中，城管的粗暴执法，引起了无数的纠纷，败坏了地方政府的形象，疏远了官民之间的关系，影响了普通民众的生计，既浪费了资源，又让无数小民失去了生计，可以说是损人不利己。还有一些城市治理，造成许多小饭馆、咖啡馆、小商铺、杂货店等等不得不关门。本来好好的服务设施以及完备的社区，又变得萧条。周边居民的生活，也受到极大影响。
还有就是不少城市所谓统一店铺招牌的运动，出现这种状况真是匪夷所思。这哪里是审美，为什么这种政策能够实行？这个运动，浪费了资源，丑化了城市。多样性，才是城市的生命。如果全国城市都是千城一面，或者一个城市每条街都是一样的面孔，那将是多么可怕的景象！
中国社会有自治和能动的传统，如果能够调动起来，就可以做到政府所不能做到的事情。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020年武汉“封城”期间的那个顺丰快递小哥汪勇的故事。他开始是发现抗疫的医护人员没有交通工具回家，于是用汽车送他们回家。然后凭一己之力，建立起了一支志愿者队伍。还扩张车队，去跟摩拜单车、滴滴公司、其他网约车公司的负责人联系沟通。汪勇想办法募集了2万元钱，给这些医护人员买来了方便面、饼干、矿泉水。两家饭店表示每天愿意给金银潭医院的医护人员，提供100多份免费盒饭。汪勇志愿者餐厅每天产盒饭700份，后来发展到每天提供盒饭15000多份，还着手解决医护人员的其他生活需求。
但是这种只是靠个人的能力，是远远不够的。“封城”期间，那些滞留武汉无家可归的人只能在街边、停车场睡觉，处境很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武汉有强大的社会力量，有社会组织出面，情况一定会好很多，他们就不会受那么多苦。我们应该在平日就发展社会的功能，而不是说需要的时候才临时招募志愿者。一个健全的社会，就是社会自治能力非常强的社会。如果任何事情都必须政府办理，说明这个社会还不成熟，不成熟的社会经受不了任何打击。
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犹如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小孩，怎么能走到世界上去闯荡呢？如果这个小孩永远长不大，父母当然要负责任。为什么说这个例子不恰当，因为我反对说什么政府官员是父母官，其实人民才是官员的衣食父母。但是我所有表达的意思是：中国社会和公共领域不发达，政府要负责。其实政府权力太大，那么责任就大，包办一切，是政治、社会和管理不成熟的体现。而且容易产生依赖。公民参与社会管理，应该说是职责，是义务，而且他们经常比政府管理得更好，因为这实际上涉及他们的切身利益。如果政府能够将一些社会自己能够做的事情，交还给社会，这样更有利于社会的管理。其实这里所说的社会，就是指公共领域，就是市民（也包括那些城市新移民）组织起来的社会。
我们经常听这样一个说法，中国这么大，人口这么多，政府管不了那么多事情，这说的也应该是实情。但是，接下来的问题就应该是，既然政府管不了那么多事情，难道不应该交给社会去管吗？分担和分散责任，才能让这个社会运转得更好。其实中国改革开放本身，没有什么成功的秘诀，而恰恰是权力下放的收获。国家退出一些行业和领域，让个人和社会承担自己相应的角色和责任。不仅仅是城市，农村也是这样，撤销人民公社、实行家庭承包制就是最关键的一步。然后在城市中允许发展私有经济，国营企业也被迫纳入市场经济，这样才开始了城市的经济改革。
要相信社会和人的能动性，法律没有禁止的，就是可以做的。对于国家来说，应该尽可能地隐藏自己的存在，而不应该无处不在。对于国家（这里是指state，即国家权力机构）的观念，不应该把地位和作用无限地放大，而尽可能地把空间留给社会、社会组织和个人。权力高度集中，举国体制虽然有成功的方面，但代价也太高，并不是一切事情通过举国体制都能办好的，特别是关于民生和经济的问题。
我想指出的是，如果政府的角色得当，中国本来应该发展得更好，人民的生活应该有更大的提高。由于资源多数在政府手里，其实造成了许多资源的浪费和经济发展的曲折。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有许多的失误，如环境的代价、土地财政造成的高房价、医疗教育的不公平等。
让社会去管理社会事务，特别是鼓励慈善和救助，是非常有必要的。现在中国富翁很多，但是能够让他们参与社会、文化和慈善的选择则很少，让富人们把钱留在国内发展社会教育、文化事业，利国利民。这也是国际惯例，给他们免税、留名的好处。我们现在消除贫困的努力，政府需要出力和领导，社会也可以发挥作用。政府可以制定法律去监管，而不是动用国家力量去限制。
最后，我还想提出的是：公共领域还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公论”，也就是公众舆论。其实，也就是今天我们经常说的“舆论监督”，要让公众去对一些重要事情发表看法，做出评判。让人民参与城市管理的决策，是有益无害的事情，可以让政府看到民意、民情。一个正常的社会需要上情下达，信息不畅，反而助长了流言蜚语。
其实，本章所讲的关于中国城市的管理，没有什么深刻的道理，无非就是回归常识而已。希望我们的城市管理回归常识，而我们大众，也需要回归常识。要认识到，社会上许多理所当然的存在，是违背常识的。我们需要从历史中不断吸取教训，只能不断改革开放，只有让社会更开放，才是中国的未来。中国是上一拨全球化的最大受益者，现在还需要进一步拥抱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