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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说到日常生活，人们可能会认为那不过是司空见惯的东西，所以没有意义。但是我认为，日常生活的意义，不亚于那些宏大的叙事。因为只有日常和我们密切相关，我们注重日常，就是注重我们的文化，注重我们的生活方式，告诉世界我们是从哪里来的。
空间就是我们生活的范围，每个人都在特定的空间中活动，空间有着极大的包容性。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我们可以进行各种活动，可以是经济的，也可以是社会的，还可以是文化的。
而且我们在这个空间里，继承传统的同时，不断地创造新文化，发展新空间。现实的空间和过去并不是割裂的，而是连接的，并能引导我们的日常到美好的未来。今天，我们实际上也在谱写城市新的日常史诗。
所谓的史诗不一定就是大事件，不一定就是大叙事，而经常就是我们身边真真切切的生活，一个小空间，一个小家庭，一个普通人，集合在一起，就是无限的空间，就是千千万万的人，就是日常的史诗。
那些宏大的事件，看起来波澜壮阔，但不可绵延持续；而日常才是永恒的，值得我们不知疲惫地吟诵。
我在进入史学研究的初期阶段，关注的是宏大问题，例如辛亥革命、孙中山和对外政策、清末新政，后来我把研究焦点放在了长江上游地区，但是依然是时间和地域的跨度都非常大。1989年，我完成了《跨出封闭的世界》。这本书和我后来所写的书差别是非常明显的，史学取向、理论和方法都有很大的差别。
我当时是受到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研究模式的影响，想要考察一个大的区域，具体来讲就是长江上游社会是怎样演变的，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长期的过程。那么要讲演变过程的话，难免也要讲到传统社会，所以花了非常大的精力去研究清代的经济、社会、政治系统、组织、士绅等这些问题，甚至研究人口，粮食的提供，书院教育……这样才能有一个参照系，去观察这个社会是怎么发生变化的，特别是19世纪以后到20世纪初的演变过程。整个研究的取向相对来说比较宏观：一个是时间的跨度长，从清初一直讲到辛亥革命；一个是涉及范围大，是整个长江上游地区，虽然是以四川为中心；另外一个是涉及的问题非常多，虽然叫作社会史，但实际上这个“社会史”是比较宏观的。这些都和我以后的研究差别很大。
这种宏观的视野下的研究，涉及一些大问题，包括计算粮食能够产多少，能够提供给多少人的生存，关注经济的状况，包括手工业的发展、农业的发展等。以这个研究修正的人口数为例，按照官方的统计，四川人口在19世纪末就达到了7000多万，而根据我的重新计算，实际上也只有4000多万。而耕地的问题刚好是相反，按照官方的统计，只有4000多万亩，根据我的计算，当时四川实际上达到了1亿亩。整个省人口和耕地的官方记录和实际相差这么巨大，甚至相差一倍以上。而这些数字对研究社会史则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跨出封闭的世界》的缺陷也是很明显的。虽然这是一本“大书”，中华书局第一版有700多页，但我们很少能看到普通人。虽然书里面也提到了民众，但是都是通过精英的眼光来呈现的，比如说精英批判他们的风俗习惯、迷信等等。我们看不到个体的人，没有个人的经历，个人的故事，这是和我以后的研究最大的不同，我越来越注重个体的经历，特别是一般人的故事。而且很多的情况下是站在他们的角度，尽量能够透过精英的话语来寻找普通人的声音。这样一个转变就是方法上的、史学观的、史学理论的转变。
那么宏观和微观两者是否可以结合起来？其实无论是写宏大的题目，还是微观的题目，都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历史。如果仅仅是从一方面看，肯定是不完备的。两者不仅是有没有可能结合起来的问题，实际上是必须结合起来。
我也曾谈到过“以小见小”，就是说如果不能做到“以小见大”的话，那么“以小见小”也不错。当然，我的意思是退一步来讲这个问题。实际上作为历史研究来说，我们要有这样的史学思考：哪怕是选一个小问题，但是应该考虑到在这个问题上，是否能够帮助我们回答一些大问题。如果回答是肯定的话，那么研究这个小问题就更有意义。就是说，不仅是把小问题弄清楚了，而且是能够从更抽象的层次来认识大问题。
以我的研究为例，在《街头文化》里，我虽然讲的是成都的街头文化，但主要讨论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关系，而这样一个关系，实际上就远远跳出了成都的街头文化。因为这个问题存在于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甚至可以超越中国。比如在西方城市中，也存在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关系。卡洛·金茨堡（Carlo Ginzburg）的《奶酪与蛆虫》，也是研究大众文化，研究正统文化和异端文化的冲突。把小问题放到学术界普遍关注的讨论之中，这就是以小见大，让那些不研究成都，不研究中国文化的人，也从这个研究中得到启发和思考。特别是有的研究西方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学者，读《街头文化》，也能够从中国的案例中，和西方类似的问题进行一种对话。我想那就是为什么《街头文化》出版以后，获得了美国城市史学会的最佳著作奖，颁奖词也体现了这个意思。
《茶馆》的第一卷也是这样，不再是回答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关系，而是通过茶馆的研究，试图分析地方文化和国家文化之间的冲突，地方文化又是怎样反抗国家文化对地方文化的打击。所以虽然讲的是茶馆，讲的是一个小的公共空间，但它也超越了茶馆本身，超越了成都，甚至超越了中国的地方和国家的关系，超越了中国的公共生活。因为西方历史学家也关注公共空间、公共生活、公共领域等问题。他们也讨论诸如咖啡馆、酒吧等等这样类似的问题。
总之，我认为宏观和微观是需要结合起来的，讨论小问题的时候要能够去回答大问题，而在研究大问题的时候也要关注细节。
中国学界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我们要研究“重大课题”才有意义，以此评价一个史学研究是否重要，是否有贡献。所以就产生了所谓的一流题目、二流题目的说法。我不赞成这种提法。
史学研究，大问题当然很重要，但是对历史学家来说，课题本身其实不是特别重要，最重要的是研究者是否能从研究对象后面发现更重要的东西。卡洛·金茨堡的《奶酪与蛆虫》中的那个小磨坊主，一点都不重要，他就是那个时代意大利乡村的千千万万个农民之一，但金茨堡能够从这样一个人身上，发现后面大众文化、宗教、世界观的大问题。其实孔飞力（Philip Kuhn）的《叫魂》里面的许多人物，不管是石匠、游方僧，还是乞丐，他们都不是重要人物，但是作者从他们身上所发生的故事及其处理方式，发现了乾隆和国家官僚体制之间的矛盾。
所以，关键是能不能从小问题上，从那些看起来只是蛛丝马迹中，挖掘出或者察觉到后面的大问题。而且，这不是说去很勉强地牵扯上联系，而是逻辑的探索。而所谓“一流题目”“二流题目”，反而会误导我们。我们作为研究者是不是能够透过表面的历史尘埃，看到隐藏在后面的实质，这才是重要的。
《茶馆》第一卷，描写民国时期的茶铺，资料主要来自旧报纸。例如，在民国成都持续出版时间最长的《国民公报》。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图书馆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借来了微缩胶卷，我在霍普金斯大学图书馆通过阅读器放大来看，然后将关于茶馆的资料复印下来。我还通过熟人去四川省图书馆查阅老报纸。有一段时间，四川省图书馆因为修建新址，大量旧报刊都打包存放在郊区一个工厂的仓库里，这些资料都还没有数字化，只能一页一页去翻。
《茶馆》第二卷，我主要依靠成都市档案馆的资料。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从成都市档案馆所收藏、零散地分布在公安局、各种行业组织、工商局、商业登记、工商联、商会、文化局以及统战部的档案中，收集到了丰富的资料，而这些资料很少被其他历史学家关注和使用。当时的档案资料与今天相比更为开放，所以我不仅可以接触到上世纪50年代，还有上世纪60年代前期的资料，相当有价值。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因为茶馆的数量大幅度减少，在日常生活中不再像过去那样重要。这个时期，档案中关于茶馆的资料就变得非常有限了。不过，我仍然能够从其他官方和私人记录中找到关于茶馆生活的大量线索，甚至包括一些档案资料中难以看到的细节。
除了大量使用成都市档案馆的资料，我还利用了报刊、日记、个人记录，以及我自己的实地调查。如《成都日报》《人民日报》这类官方报纸，前者属于城市层面，而后者属于国家层面，虽然它们很少提到茶馆，主要发挥的是宣传功能，但也可以从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角度加以利用，去考察茶馆、茶馆文化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公共生活。我把那些报纸的报道放到大的政治环境中进行分析，探明它是怎样并且为什么要以这样的形式来进行报道，然后从字里行间挖掘出有价值的信息。关于从国民政府到中共政权的转移对茶馆和茶馆生活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上世纪50年代相对比较丰富的茶馆资料，从多个方面提供了详细的记录。
改革开放后对茶馆的新闻报道有很大不同。许多晚报、早报、商报、都市报的版面相当活跃，基本能够及时反映日常生活，对休闲生活也有着特殊关注。因此，报纸对茶馆与公共生活的报道频繁了许多，提供了更多有价值的资料。当然，这些新闻报道与民国时期有些类似之处，即经常从精英的角度批评茶馆，也不可避免地对大众文化怀有偏见，使用时需要加以分析。
除了档案资料和报纸媒体，书中涉及改革开放的部分，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实地考察。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我在成都茶馆中做了大量的调查，从可容纳上千人的气派的大茶楼，到只有几张桌子的简陋的小茶铺，都在我的调查范围之内。茶馆中形形色色的人，从顾客、老板、员工，到服务员、算命先生、擦鞋匠、掏耳朵匠、小贩等等，我都和他们做了许多的交流。
我对茶馆的田野考察是从1997年开始，一直到2003年最后完成。比较集中的考察，就在这六七年时间。我的调查和社会学不一样，社会学的调查一般都要做问卷，然后根据问卷进行分析。我曾经也想过这样做，连问卷都设计好了，但最后没有采用这个方法，因为我觉得我要回答的问题是历史的问题。我学术生涯的早期很重视计量，如果我要用问卷的话，实际上最后要把它们转化成数字，进行计量的分析。但数字和计量的分析对我试图回答的问题关系不是很大，所以后来我放弃了。我在《茶馆》第二卷所关注的问题，主要讲国家权力是怎样深入到日常生活的。
说得更具体一点，我到茶馆去，看起来不像一个研究者，而是一个普通茶客，我用自己的眼睛来观察周围的世界，把我所听到的、看到的以及和茶客们的交流，把他们的故事，记录下来。其实这种方法，有点像文学家深入生活一样，也是到现场去了解和观察。我在茶馆和别人讲话的时候，也从不做录音，不做笔记。而是作为他们中间的一员，跟他们进行一种平等的交流。而在每天考察结束以后，才详细记录一天的所见所闻。
我的调查也不同于人类学，虽然受到人类学的启发。我自己对人类学也非常感兴趣，但是和人类学最大的不同是所要回答的问题不一样。我强调的是国家权力是怎样影响到日常生活和公共空间的。人类学者虽然也到茶馆里面去考察，去听这些故事，但他们是要分析人或群体的行为，行为方式上有些什么规律，或者从人与人交往之间发现了一种解释的模式，或者是在文化上有些什么内在的逻辑，等等。而作为一个历史学者的我始终在想，个人在国家的影响之下，不管是控制还是开放的时候，人们的生活怎样受到这种国家权力的影响；而且外部政治发生的变化，怎样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
《历史研究》杂志2021年组织过一个中国史和世界史结合的专题讨论，我也提供了一篇文章，从新文化史的取向讨论区域和全球的关系。其实相对于全球来讲，中国就是一个区域；相对中国来说，长江上游也是一个区域，所以说二者始终是相辅相成的。我们要更好地了解中国历史，就必须要研究全球史。
全球史需要一个更宏大的结构、广阔的视野。过去我们的研究还是就中国来看中国，当然，这样我们可以把很多问题进行深挖。但是这样也有一定的弊病，好多问题我们需要转换一个角度。就像我们站在地球上来看地球，和在太空看地球，是非常不一样的。虽然我们观察的对象都是一样的，但是由于视野的不同，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完全就是两回事情。因此，当我们站在全球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时候，就会发现过去从中国的视野所看不到的问题，或者有了新的认识。
我们研究历史必须要像布罗代尔说的，有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要有不同的时间维度。另外，还必须要有不同的空间维度，比如说用望远镜来看，可能视野会比较广，很远的地方都能够进行观察。我们还可以移动望远镜，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大的世界；也可以选择从目力所及的世界，即中观的视野；还应该有近景，甚至有特写。
写历史就像拍电影一样。我记得有部美国电影的片头，开始是在宇宙看地球，然后镜头拉近进入地球，然后又到一个国家，再到一个城市，再到某一个街道，进入某个房间，落到房间的一个人身上，最后进入到他的瞳孔。看一部电影，景深没有任何变化，就会觉得很难受。不能想象，一个电影的镜头都是远景，或者都是特写，那就根本没法看。所以导演必须不断地转换镜头，有远景，有中景，有近景，有特写，有各种不同的层次和线索，才能感觉到这个电影有一个合理的、吸引人的、完整的叙事。
其实历史研究也是这样，不能始终只是一种视野或者一个角度，作者的角度或者视野应该是移动的。那么这样一个关系，其实也就是全球史和区域史的关系。当视野变化了，那么好多问题的认识也就趋于全面。像看一个人，如果只是从一个面看，还不行，还不是立体的认识，要多换几个面来看，才是比较完整的。
现在区域史的研究大都集中在江南和沿海地区。江南是中国经济和文化的发达区域，留下来的记录要系统得多，所以受到中外学者的关注。而研究中国内陆地区的学者，相对来说则少得多，我们必须要对中国的不同地区进行研究。对江南、华南或者华北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对西南、长江上游地区的认识；那么关于长江上游区域史的研究，也可以帮助我们来研究其他地区。所以说区域史的研究，必须跳出本区域。科大卫（David Faure）教授前几年就提出要“走出华南”，我想他也是觉察到了只关注一个地区的局限。也就是说，研究华南不能把注意点永远都只放在华南。
区域史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全球的历史，同样全球史的视野、方法、思考，其实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区域。像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棉花帝国》那本书，虽然是研究全球的棉花种植和贸易以及影响，但实际上它的案例也是具体到国别、区域，如在中国、在南美、在非洲是怎么回事，这就是全球和区域研究结合起来的一个非常好的典范。
还有萨拉·罗斯（Sarah Rose）的《茶叶大盗》，其实也是从全球史的角度来看历史的。19世纪中叶，东印度公司派福钧（Robert Fortune）到武夷山去偷茶种，再转运到印度去种植，就几十年的工夫，茶叶出口就超过了中国。这样一个从茶叶来看全球史的研究，实际上可以小到一个英国人怎样到武夷山去寻找茶种，大到东印度公司的整个贸易战略这样的大问题。
我们可以在英文世界找到好些这类的研究，对我们做区域史肯定都会有很好的启发。
成都是一个内陆城市，根据记载，到19世纪末，成都其实都很少受到西方的影响。它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区，因此我的第一本书就叫《跨出封闭的世界》。但这是不是就说明成都和全球没有关系？我们研究内陆城市就不需要和全球史来进行对话吗？
我在写《跨出封闭的世界》的时候，根本没有全球史的思考。如在晚清新政时期，四川的茶叶业就已经出现了很严峻的问题，这就涉及前面提到的《茶叶大盗》中印度的茶。成都周边地区都产茶，中国的茶过去垄断了世界市场，为什么到这时候却卖不出去了？这就涉及当时中国茶叶制作工艺的问题，还有不少的“奸商”在茶叶里掺树叶，把中国茶的声誉搞坏了，导致茶叶在出口上遭到印度茶非常大的冲击。
再举一个例子，19世纪中叶以来，由于英国棉纺业的大机器生产，它们运到中国的棉织品又便宜，质量又好，所以近代以来英国棉纺织品大量地进入中国，地方手工业特别是棉纺手工业就受到很大的冲击，造成农村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破产。不管是江南也好、内地也好，到处都是类似的故事。但抗战时期的成都平原，棉纺织业却有一个繁荣阶段，这个就涉及一个全球的问题。为什么有这一繁荣期？这是由于抗战爆发以后，东南沿海被日本占领，航路被日本人所控制，西方的棉纺织品要进口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西方产品的竞争减少了，长江上游的传统纺织业就发展起来了。1944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大学生杨树因做过一个社会调查，即《一个农村手工业的家庭：石羊场杜家实地研究报告》，就讲到抗战时期石羊场家庭棉纺手工业的兴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一个全球史的大背景下，落实到成都郊区一个小地方的变化，全球的战争就这样影响到中国内地一个小小的手工棉纺家庭。
因此，区域研究应该和中国史乃至全球史进行对话。各个区域加在一起，并不见得就是一个完整的中国史。实际上，在研究一个区域的时候，不管研究西南，还是研究西北、江南、华南或者是珠江三角洲，首先要把它放到中国这样一个大语境中来考虑，这样反过来更能全面地认识那个区域。这其实是一个逐步扩大的过程，比如可以把东亚各国放在东亚这样一个大区域中来观察，从东亚逐步扩展到亚洲，然后从亚洲到全球，这样一来就有了各个层次。就像《茶馆》第二卷的最后一章我研究麻将，就分为四个层次，一个是个人，一个是社区，一个是城市，一个是国家。我们研究区域史也可以用各种不同的层次，从一个一个“小区”（比如说县），到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说的“巨区”，然后到像亚洲这样的洲际的“区”……所以说，关键是看怎么限定所做的区域研究，但必须要把区域研究放到相对更大的一个区域中间，这样才能更清楚地认识所研究的那个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