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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的史诗，不一定就是大事件，不一定就是大叙事，而经常就是我们身边真真切切的生活，一个小空间，一个小家庭，一个普通人，集合在一起，就是无限的空间，就是千千万万的人，就是日常的史诗。
当我们说到日常生活，人们可能会认为那不过是司空见惯的东西，所以没有意义。但是我认为，日常生活的意义，不亚于那些宏大的叙事。因为只有日常和我们密切相关，我们注重日常，就是注重我们的文化，注重我们的生活方式，告诉世界我们是从哪里来的。
空间就是我们生活的范围，每个人都在特定的空间中活动，空间有着极大的包容性。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我们可以进行各种活动，可以是经济的，也可以是社会的，还可以是文化的。
而且我们在这个空间里，继承传统的同时，不断地创造新文化，发展新空间。现实的空间和过去并不是割裂的，而是连接的，并能引导我们的日常到美好的未来。今天，我们实际上也在谱写城市新的日常史诗。
所谓的史诗不一定就是大事件，不一定就是大叙事，而经常就是我们身边真真切切的生活，一个小空间，一个小家庭，一个普通人，集合在一起，就是无限的空间，就是千千万万的人，就是日常的史诗。
那些宏大的事件，看起来波澜壮阔，但不可绵延持续；而日常才是永恒的，值得我们不知疲惫地吟诵。
我在进入史学研究的初期阶段，关注的是宏大问题，例如辛亥革命、孙中山和对外政策、清末新政，后来我把研究焦点放在了长江上游地区，但是依然是时间和地域的跨度都非常大。1989年，我完成了《跨出封闭的世界》。这本书和我后来所写的书差别是非常明显的，史学取向、理论和方法都有很大的差别。
我当时是受到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研究模式的影响，想要考察一个大的区域，具体来讲就是长江上游社会是怎样演变的，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社会这样一个长期的过程。那么要讲演变过程的话，难免也要讲到传统社会，所以花了非常大的精力去研究清代的经济、社会、政治系统、组织、士绅等这些问题，甚至研究人口，粮食的提供，书院教育……这样才能有一个参照系，去观察这个社会是怎么发生变化的，特别是19世纪以后到20世纪初的演变过程。整个研究的取向相对来说比较宏观：一个是时间的跨度长，从清初一直讲到辛亥革命；一个是涉及范围大，是整个长江上游地区，虽然是以四川为中心；另外一个是涉及的问题非常多，虽然叫作社会史，但实际上这个“社会史”是比较宏观的。这些都和我以后的研究差别很大。
这种宏观的视野下的研究，涉及一些大问题，包括计算粮食能够产多少，能够提供给多少人的生存，关注经济的状况，包括手工业的发展、农业的发展等。以这个研究修正的人口数为例，按照官方的统计，四川人口在19世纪末就达到了7000多万，而根据我的重新计算，实际上也只有4000多万。而耕地的问题刚好是相反，按照官方的统计，只有4000多万亩，根据我的计算，当时四川实际上达到了1亿亩。整个省人口和耕地的官方记录和实际相差这么巨大，甚至相差一倍以上。而这些数字对研究社会史则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跨出封闭的世界》的缺陷也是很明显的。虽然这是一本“大书”，中华书局第一版有700多页，但我们很少能看到普通人。虽然书里面也提到了民众，但是都是通过精英的眼光来呈现的，比如说精英批判他们的风俗习惯、迷信等等。我们看不到个体的人，没有个人的经历，个人的故事，这是和我以后的研究最大的不同，我越来越注重个体的经历，特别是一般人的故事。而且很多的情况下是站在他们的角度，尽量能够透过精英的话语来寻找普通人的声音。这样一个转变就是方法上的、史学观的、史学理论的转变。
那么宏观和微观两者是否可以结合起来？其实无论是写宏大的题目，还是微观的题目，都需要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历史。如果仅仅是从一方面看，肯定是不完备的。两者不仅是有没有可能结合起来的问题，实际上是必须结合起来。
我也曾谈到过“以小见小”，就是说如果不能做到“以小见大”的话，那么“以小见小”也不错。当然，我的意思是退一步来讲这个问题。实际上作为历史研究来说，我们要有这样的史学思考：哪怕是选一个小问题，但是应该考虑到在这个问题上，是否能够帮助我们回答一些大问题。如果回答是肯定的话，那么研究这个小问题就更有意义。就是说，不仅是把小问题弄清楚了，而且是能够从更抽象的层次来认识大问题。
以我的研究为例，在《街头文化》里，我虽然讲的是成都的街头文化，但主要讨论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关系，而这样一个关系，实际上就远远跳出了成都的街头文化。因为这个问题存在于中国的任何一个城市，甚至可以超越中国。比如在西方城市中，也存在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关系。卡洛·金茨堡（Carlo Ginzburg）的《奶酪与蛆虫》，也是研究大众文化，研究正统文化和异端文化的冲突。把小问题放到学术界普遍关注的讨论之中，这就是以小见大，让那些不研究成都，不研究中国文化的人，也从这个研究中得到启发和思考。特别是有的研究西方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学者，读《街头文化》，也能够从中国的案例中，和西方类似的问题进行一种对话。我想那就是为什么《街头文化》出版以后，获得了美国城市史学会的最佳著作奖，颁奖词也体现了这个意思。
《茶馆》的第一卷也是这样，不再是回答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关系，而是通过茶馆的研究，试图分析地方文化和国家文化之间的冲突，地方文化又是怎样反抗国家文化对地方文化的打击。所以虽然讲的是茶馆，讲的是一个小的公共空间，但它也超越了茶馆本身，超越了成都，甚至超越了中国的地方和国家的关系，超越了中国的公共生活。因为西方历史学家也关注公共空间、公共生活、公共领域等问题。他们也讨论诸如咖啡馆、酒吧等等这样类似的问题。
总之，我认为宏观和微观是需要结合起来的，讨论小问题的时候要能够去回答大问题，而在研究大问题的时候也要关注细节。
中国学界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我们要研究“重大课题”才有意义，以此评价一个史学研究是否重要，是否有贡献。所以就产生了所谓的一流题目、二流题目的说法。我不赞成这种提法。
史学研究，大问题当然很重要，但是对历史学家来说，课题本身其实不是特别重要，最重要的是研究者是否能从研究对象后面发现更重要的东西。卡洛·金茨堡的《奶酪与蛆虫》中的那个小磨坊主，一点都不重要，他就是那个时代意大利乡村的千千万万个农民之一，但金茨堡能够从这样一个人身上，发现后面大众文化、宗教、世界观的大问题。其实孔飞力（Philip Kuhn）的《叫魂》里面的许多人物，不管是石匠、游方僧，还是乞丐，他们都不是重要人物，但是作者从他们身上所发生的故事及其处理方式，发现了乾隆和国家官僚体制之间的矛盾。
所以，关键是能不能从小问题上，从那些看起来只是蛛丝马迹中，挖掘出或者察觉到后面的大问题。而且，这不是说去很勉强地牵扯上联系，而是逻辑的探索。而所谓“一流题目”“二流题目”，反而会误导我们。我们作为研究者是不是能够透过表面的历史尘埃，看到隐藏在后面的实质，这才是重要的。
《茶馆》第一卷，描写民国时期的茶铺，资料主要来自旧报纸。例如，在民国成都持续出版时间最长的《国民公报》。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图书馆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借来了微缩胶卷，我在霍普金斯大学图书馆通过阅读器放大来看，然后将关于茶馆的资料复印下来。我还通过熟人去四川省图书馆查阅老报纸。有一段时间，四川省图书馆因为修建新址，大量旧报刊都打包存放在郊区一个工厂的仓库里，这些资料都还没有数字化，只能一页一页去翻。
《茶馆》第二卷，我主要依靠成都市档案馆的资料。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从成都市档案馆所收藏、零散地分布在公安局、各种行业组织、工商局、商业登记、工商联、商会、文化局以及统战部的档案中，收集到了丰富的资料，而这些资料很少被其他历史学家关注和使用。当时的档案资料与今天相比更为开放，所以我不仅可以接触到上世纪50年代，还有上世纪60年代前期的资料，相当有价值。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因为茶馆的数量大幅度减少，在日常生活中不再像过去那样重要。这个时期，档案中关于茶馆的资料就变得非常有限了。不过，我仍然能够从其他官方和私人记录中找到关于茶馆生活的大量线索，甚至包括一些档案资料中难以看到的细节。
除了大量使用成都市档案馆的资料，我还利用了报刊、日记、个人记录，以及我自己的实地调查。如《成都日报》《人民日报》这类官方报纸，前者属于城市层面，而后者属于国家层面，虽然它们很少提到茶馆，主要发挥的是宣传功能，但也可以从历史学与人类学的角度加以利用，去考察茶馆、茶馆文化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公共生活。我把那些报纸的报道放到大的政治环境中进行分析，探明它是怎样并且为什么要以这样的形式来进行报道，然后从字里行间挖掘出有价值的信息。关于从国民政府到中共政权的转移对茶馆和茶馆生活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上世纪50年代相对比较丰富的茶馆资料，从多个方面提供了详细的记录。
改革开放后对茶馆的新闻报道有很大不同。许多晚报、早报、商报、都市报的版面相当活跃，基本能够及时反映日常生活，对休闲生活也有着特殊关注。因此，报纸对茶馆与公共生活的报道频繁了许多，提供了更多有价值的资料。当然，这些新闻报道与民国时期有些类似之处，即经常从精英的角度批评茶馆，也不可避免地对大众文化怀有偏见，使用时需要加以分析。
除了档案资料和报纸媒体，书中涉及改革开放的部分，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实地考察。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我在成都茶馆中做了大量的调查，从可容纳上千人的气派的大茶楼，到只有几张桌子的简陋的小茶铺，都在我的调查范围之内。茶馆中形形色色的人，从顾客、老板、员工，到服务员、算命先生、擦鞋匠、掏耳朵匠、小贩等等，我都和他们做了许多的交流。
我对茶馆的田野考察是从1997年开始，一直到2003年最后完成。比较集中的考察，就在这六七年时间。我的调查和社会学不一样，社会学的调查一般都要做问卷，然后根据问卷进行分析。我曾经也想过这样做，连问卷都设计好了，但最后没有采用这个方法，因为我觉得我要回答的问题是历史的问题。我学术生涯的早期很重视计量，如果我要用问卷的话，实际上最后要把它们转化成数字，进行计量的分析。但数字和计量的分析对我试图回答的问题关系不是很大，所以后来我放弃了。我在《茶馆》第二卷所关注的问题，主要讲国家权力是怎样深入到日常生活的。
说得更具体一点，我到茶馆去，看起来不像一个研究者，而是一个普通茶客，我用自己的眼睛来观察周围的世界，把我所听到的、看到的以及和茶客们的交流，把他们的故事，记录下来。其实这种方法，有点像文学家深入生活一样，也是到现场去了解和观察。我在茶馆和别人讲话的时候，也从不做录音，不做笔记。而是作为他们中间的一员，跟他们进行一种平等的交流。而在每天考察结束以后，才详细记录一天的所见所闻。
我的调查也不同于人类学，虽然受到人类学的启发。我自己对人类学也非常感兴趣，但是和人类学最大的不同是所要回答的问题不一样。我强调的是国家权力是怎样影响到日常生活和公共空间的。人类学者虽然也到茶馆里面去考察，去听这些故事，但他们是要分析人或群体的行为，行为方式上有些什么规律，或者从人与人交往之间发现了一种解释的模式，或者是在文化上有些什么内在的逻辑，等等。而作为一个历史学者的我始终在想，个人在国家的影响之下，不管是控制还是开放的时候，人们的生活怎样受到这种国家权力的影响；而且外部政治发生的变化，怎样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
《历史研究》杂志2021年组织过一个中国史和世界史结合的专题讨论，我也提供了一篇文章，从新文化史的取向讨论区域和全球的关系。其实相对于全球来讲，中国就是一个区域；相对中国来说，长江上游也是一个区域，所以说二者始终是相辅相成的。我们要更好地了解中国历史，就必须要研究全球史。
全球史需要一个更宏大的结构、广阔的视野。过去我们的研究还是就中国来看中国，当然，这样我们可以把很多问题进行深挖。但是这样也有一定的弊病，好多问题我们需要转换一个角度。就像我们站在地球上来看地球，和在太空看地球，是非常不一样的。虽然我们观察的对象都是一样的，但是由于视野的不同，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完全就是两回事情。因此，当我们站在全球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时候，就会发现过去从中国的视野所看不到的问题，或者有了新的认识。
我们研究历史必须要像布罗代尔说的，有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要有不同的时间维度。另外，还必须要有不同的空间维度，比如说用望远镜来看，可能视野会比较广，很远的地方都能够进行观察。我们还可以移动望远镜，可以看到一个非常大的世界；也可以选择从目力所及的世界，即中观的视野；还应该有近景，甚至有特写。
写历史就像拍电影一样。我记得有部美国电影的片头，开始是在宇宙看地球，然后镜头拉近进入地球，然后又到一个国家，再到一个城市，再到某一个街道，进入某个房间，落到房间的一个人身上，最后进入到他的瞳孔。看一部电影，景深没有任何变化，就会觉得很难受。不能想象，一个电影的镜头都是远景，或者都是特写，那就根本没法看。所以导演必须不断地转换镜头，有远景，有中景，有近景，有特写，有各种不同的层次和线索，才能感觉到这个电影有一个合理的、吸引人的、完整的叙事。
其实历史研究也是这样，不能始终只是一种视野或者一个角度，作者的角度或者视野应该是移动的。那么这样一个关系，其实也就是全球史和区域史的关系。当视野变化了，那么好多问题的认识也就趋于全面。像看一个人，如果只是从一个面看，还不行，还不是立体的认识，要多换几个面来看，才是比较完整的。
现在区域史的研究大都集中在江南和沿海地区。江南是中国经济和文化的发达区域，留下来的记录要系统得多，所以受到中外学者的关注。而研究中国内陆地区的学者，相对来说则少得多，我们必须要对中国的不同地区进行研究。对江南、华南或者华北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对西南、长江上游地区的认识；那么关于长江上游区域史的研究，也可以帮助我们来研究其他地区。所以说区域史的研究，必须跳出本区域。科大卫（David Faure）教授前几年就提出要“走出华南”，我想他也是觉察到了只关注一个地区的局限。也就是说，研究华南不能把注意点永远都只放在华南。
区域史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全球的历史，同样全球史的视野、方法、思考，其实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区域。像斯文·贝克特（Sven Beckert）《棉花帝国》那本书，虽然是研究全球的棉花种植和贸易以及影响，但实际上它的案例也是具体到国别、区域，如在中国、在南美、在非洲是怎么回事，这就是全球和区域研究结合起来的一个非常好的典范。
还有萨拉·罗斯（Sarah Rose）的《茶叶大盗》，其实也是从全球史的角度来看历史的。19世纪中叶，东印度公司派福钧（Robert Fortune）到武夷山去偷茶种，再转运到印度去种植，就几十年的工夫，茶叶出口就超过了中国。这样一个从茶叶来看全球史的研究，实际上可以小到一个英国人怎样到武夷山去寻找茶种，大到东印度公司的整个贸易战略这样的大问题。
我们可以在英文世界找到好些这类的研究，对我们做区域史肯定都会有很好的启发。
成都是一个内陆城市，根据记载，到19世纪末，成都其实都很少受到西方的影响。它是一个相对封闭的地区，因此我的第一本书就叫《跨出封闭的世界》。但这是不是就说明成都和全球没有关系？我们研究内陆城市就不需要和全球史来进行对话吗？
我在写《跨出封闭的世界》的时候，根本没有全球史的思考。如在晚清新政时期，四川的茶叶业就已经出现了很严峻的问题，这就涉及前面提到的《茶叶大盗》中印度的茶。成都周边地区都产茶，中国的茶过去垄断了世界市场，为什么到这时候却卖不出去了？这就涉及当时中国茶叶制作工艺的问题，还有不少的“奸商”在茶叶里掺树叶，把中国茶的声誉搞坏了，导致茶叶在出口上遭到印度茶非常大的冲击。
再举一个例子，19世纪中叶以来，由于英国棉纺业的大机器生产，它们运到中国的棉织品又便宜，质量又好，所以近代以来英国棉纺织品大量地进入中国，地方手工业特别是棉纺手工业就受到很大的冲击，造成农村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破产。不管是江南也好、内地也好，到处都是类似的故事。但抗战时期的成都平原，棉纺织业却有一个繁荣阶段，这个就涉及一个全球的问题。为什么有这一繁荣期？这是由于抗战爆发以后，东南沿海被日本占领，航路被日本人所控制，西方的棉纺织品要进口非常困难。在这种情况下，由于西方产品的竞争减少了，长江上游的传统纺织业就发展起来了。1944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大学生杨树因做过一个社会调查，即《一个农村手工业的家庭：石羊场杜家实地研究报告》，就讲到抗战时期石羊场家庭棉纺手工业的兴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一个全球史的大背景下，落实到成都郊区一个小地方的变化，全球的战争就这样影响到中国内地一个小小的手工棉纺家庭。
因此，区域研究应该和中国史乃至全球史进行对话。各个区域加在一起，并不见得就是一个完整的中国史。实际上，在研究一个区域的时候，不管研究西南，还是研究西北、江南、华南或者是珠江三角洲，首先要把它放到中国这样一个大语境中来考虑，这样反过来更能全面地认识那个区域。这其实是一个逐步扩大的过程，比如可以把东亚各国放在东亚这样一个大区域中来观察，从东亚逐步扩展到亚洲，然后从亚洲到全球，这样一来就有了各个层次。就像《茶馆》第二卷的最后一章我研究麻将，就分为四个层次，一个是个人，一个是社区，一个是城市，一个是国家。我们研究区域史也可以用各种不同的层次，从一个一个“小区”（比如说县），到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说的“巨区”，然后到像亚洲这样的洲际的“区”……所以说，关键是看怎么限定所做的区域研究，但必须要把区域研究放到相对更大的一个区域中间，这样才能更清楚地认识所研究的那个区域。
茶馆好比一扇窗户，我们可以通过茶馆，了解国家如何管控民众的娱乐生活、传统文化与生活方式之间的连续与断裂、公共生活的复苏与公共领域的扩展，以及以茶馆为代表的地方文化所展示的生命力，等等。
在晚清至民国期间，大众文化一直与精英和国家之间开展对抗。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娱乐与大众文化的传统形式逐渐消失了，但是公共空间、日常生活和大众文化始终顽强地喘息生存，一旦有了机会，便又复苏和发展。
改革开放是公共生活的一个转折点，因为国家把重心放到了发展经济上，减少了对日常生活的介入。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同时，公共生活也逐渐复苏。新兴的商业文化对茶馆和茶馆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不过，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国家也从未完全置身于社会和文化生活之外，仍然力图施加影响，也积极介入消费和经济文化。在我看来，这只不过是找到了一种新的更微妙的方式去影响文化与娱乐。虽然人们有了更多的自由，可以前往公共空间，享受公共生活，与此同时，国家也一直积极参与到大众文化的创造之中。换言之，改变的只是国家的管理策略与方式，国家自始至终都维持着对社会公共生活的巨大影响。这些变化，都可以从小小的茶馆里看到。
所谓“吃讲茶”，就是在传统社会中，人们发生纠纷的时候，请一个中间人到茶馆里进行调解。受到新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对“吃讲茶”这类传统活动其实是持批判态度的，例如，李劼人就对茶铺讲理提出了批评。因为在“吃讲茶”的过程中，有时可能会出现斗殴，甚至造成伤亡，连带着殃及茶铺。每当这种不幸发生，街首和保正就会出面处理，要求参与打斗的人赔偿茶铺损失。李劼人说，这些茶铺会抓住机会，把过去的破板凳、破茶碗都拿出来，要求赔偿，而且他还嘲讽说，由于这个原因，许多茶铺看到有人前来评理会感到很开心。李劼人的描述当然是很生动的，但是，档案和报刊资料都显示，茶铺老板其实非常害怕“吃讲茶”引发暴力冲突，因为这种事件不但会把顾客吓跑，还会导致茶铺无法营业，由此造成的财产损失其实是难以完全弥补的。所以，在使用文学资料的时候，必须持批判的态度。
事实上，“吃讲茶”这种民间调停活动是当时基层社会自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之所以接受去茶馆讲理，是因为，茶馆向来都广纳四方客人，管他三教九流，一律热情接待。而在这样一个公共场所处理争端，实际上就暴露在了公众的密切关注之下，迫使判决者或调解者必须尽量保持“公平”，不然的话，民众的舆论会对调解人的声誉不利，这也就是“吃讲茶”为什么会成为社会调解的同义词。而这种活动更深刻的意义在于，它的存在及其对社会产生的影响，使得官方的“司法权”在基层被分化了，换言之，它是一种抗衡官方的民间力量。茶铺讲理这样一个看似简单的小问题，背后却隐藏着这样一个地方权力结构的大问题。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官方很早就开始试图对这种情况加以控制。自晚清改良以来，从北洋军阀到国民党时期，政府不断向茶馆提出要求，汇报诸如“土匪”“特务”这一类人员在茶馆的活动。面对这类要求，茶馆经常是敷衍对待。作为小本生意，茶馆是得罪不起地方豪强的。
对地方戏剧目的审查、取缔，其实早在晚清、民国时期就有了。比如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就要求审查茶馆里演出的脚本，只不过因为政府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力不够强，这种检查常常流于形式，大多数茶馆都不会遵守这方面的规定。
在《茶馆》第二卷中，我把“打围鼓”作为重点案例进行了分析。在晚清、民国的成都，业余戏曲爱好者在茶馆中非常活跃，他们会定期到茶馆聚会，大家围坐打鼓唱戏，俗谓“打围鼓”，也叫“板凳戏”。这些参加者不用化装，也不需要行头，自己满足了戏瘾，也给茶客增添了乐趣。这种免费表演经常会吸引一大群观众，一些参与者后来甚至成了专业演员，这种在茶馆里进行的非正式练习，为他们后来的卖艺生涯奠定了基础。
但是，到1949年以后，新政府认为这项活动是“旧社会袍哥会门中川戏玩友借茶馆场地清唱消遣的一种形式，实际等于帮会俱乐部的堂会”，等于给“打围鼓”判了死刑，很快它就“与袍哥活动同时绝迹”。1950年，成都曲改会筹备会成立时，由于围鼓没有得到政府承认，有一些“围鼓玩友”就以木偶戏、灯影戏演员的身份登记入会，也就是说，当时无人将表演“打围鼓”作为职业，它只是一种业余的娱乐活动。到了1953年9月，“打围鼓”又复苏了，政府对这种不合法的聚众活动十分关注。1954年1月，成都市文化局进行了调查，得出的结论是，这些参与者“成分极端复杂”，有曲艺艺人、小商店老板、手工工人、“自新人员”、流氓、娼妓、“旧日川戏玩友”、川戏教师、“反动军官家属”等。他们都“以演唱为副业，并非一贯职业艺人”。根据这个调查，“打围鼓”已经从过去的自娱自乐成为一种谋生的职业：他们每晚七八点钟开始“营业”，“大鼓大锣喧腾”，演唱“既不严肃，戏码也极芜乱”，以迎合“低级趣味，卖座赚钱”为目的，甚至演唱“诬蔑历史英雄”的戏目。随后，经过一系列的部署，成都市政府彻底取缔了“打围鼓”，这项活动只能在社会的角落和缝隙之中求得一线生机。
事实上，当时在更大的层面上，各种大众娱乐都面临着社会主义改造。这种改造是有计划、分步骤的。例如，针对曲艺艺人，首先会展开调查。而调查会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宣传动员，采取小型座谈会、个别访问的形式，动员大多数艺人都来积极学习文化部的指示，同时，还要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第二部分是普查，全面了解艺人各方面的历史、政治和学习情况；到了第三部分，基于之前的动员和普查结果，会开展进一步的工作规划，审查过关的曲艺艺人会获得演出证书。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茶馆比较凋零。不过，一旦条件具备，茶馆就迅速复苏，重新出现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并且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继续服务于社会各个阶层的人。而麻将是茶馆——尤其是街角小茶馆——最为流行的活动。2000年10月，成都发生了中国第一起由打麻将引起的法律纠纷。其实事情很简单，就是某个小区的一位女士因为受不了居民活动室日夜不停的麻将声，将居委会告上了法庭。这起麻将官司的第一次法庭听证会可谓全国瞩目，此后却迅速淡出了大众的视野，官司还没有判决，这位女士就“消失”了，随后更是搬离了那个小区。
通过这起事件，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改革开放以后城市文化几个方面的重要变化。跟上世纪50至70年代对社会文化强有力的直接管控相比，到了这个时期，管控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松动，人们的权利意识日益凸显，开始重视对私人空间的保护，相对应地，另外一些人则是努力保护他们的公共空间和娱乐活动。如何理解、处理以及平衡个人权利和集体利益的关系，尤其是个人之间、集体和邻里之间的多层次复杂关系，就成了一个问题。这个时候，居委会作为调节两者之间矛盾冲突的中间人，会显得吃力不讨好。居委会实际上是国家权力的最基层实施者，可是，国家对打麻将的态度是既不鼓励也不反对。这是因为，一方面，打麻将长期以来就被认为是某种“落后”“腐败”的生活方式；而另一方面，麻将不需要很多资源，是老年人的一种合理的娱乐选择。从经济角度而言，对社会稳定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事实上，政府是通过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娱乐活动来进行更为宽松和大众化的社会管理，以此应对公共空间的大众娱乐需求。
更进一步，从宏观层面来看，成都的政府、媒体和社会各界精英其实面临一种两难的处境。一方面，虽然很多人都很喜欢打麻将，但是，他们却不愿意让整个城市因为麻将而被“标签化”，担心这样会损害城市形象，因此很少有专家学者愿意为这种生活方式辩护；另一方面，尽管有不少人反感打麻将，却很少有人站出来公开反对这个最流行的娱乐活动。正因如此，这位女士站出来的时候，很多人甚至称赞她为“反麻勇士”，对“扰民麻将”大加鞭挞。早在晚清时期，民众娱乐活动就一直受到政府和精英的关注和批判，麻将也不例外，从来都是社会改良者和政府执意批判和锐意改革的对象。时至今日，茶馆和麻将不但没有消亡，反而越加欣欣向荣。从这个案例，我们也可以看出，当今中国的市场经济如何和传统生活方式融为一体。现代化对人们日常生活的改变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是天翻地覆式的，其中当然有断裂，可是也有连续。打麻将的社会大环境从20世纪早期就开始变化了，可是身处今天的茶馆之中，放眼看去，这项游戏的核心属性——娱乐、赌博和社交——与过去相比，也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我们生活在日常之中，生活在公共空间之中。今天讲到城市，就一定要讲到公共空间。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公平地进入和分享的地方，而且我们每天在那里进行日常生活和公共生活。什么叫公共生活？我们一旦从家里进入到一个公共场所，那么我们考虑的就不是隐私，而是考虑社会的联结，相互之间的关系，是和大家一起在公共空间中进行公共的活动。
在公共空间，我们可以进行信息的交流，我们可以进行感情的联络，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19世纪20世纪初，当我们没有更多的公共空间的时候，成都的茶馆承担了这样一个任务。
其实人与人之间的联结是非常简单的事，就是一张茶桌。2020年的冬天，由于疫情的防控，我已经有一年没从澳门回到成都了。我就把2019夏天在成都彭镇观音阁老茶馆拍的照片拿出来看，当看到一张照片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一个打牌的老大爷很面熟，似乎在哪里见过，但是我又对他没有任何记忆。
后来想起来，我在2015年秋天也到过观音阁茶铺，也拍摄了大量的照片。我就去把那些照片找出来，一张一张地找。结果就发现了这位老大爷。因为他的面部特征特别明显，2015年那些照片我是反复看过的，所以虽然我当时没有特别地注意到他，但是他的形象在我的头脑中间已经不自觉地留下了印记。
我觉得这个太神奇了，拍这些照片所捕捉到的人物，完全是随机的，但居然相隔4年，同一个人出现在我的镜头中。我想这后面是不是有什么故事？我一定要找到这个人。那时候是2020年的年底，我也回不去，我便联系在四川大学的朋友，帮我找了一个研究生完成这个任务。我把这些照片发给他，给他写了一个详细的指示，一步步怎么做。
这个研究生去了，就像我所想象的，老大爷还在这里，研究生知道了他的名字，姓甘，知道了他的背景。我在2021年的夏天终于回到了成都。我马上又去这家茶馆，我就是想去找甘大爷，他仍然在那里，后来又去过几次，都能见到他，他永远没有让我失望。他的牌友叫胡大爷，每一次去观音阁老茶馆，甘、胡两位大爷都在那里打牌。
显然，茶馆对于这些老人、对住在附近的居民，是多么地重要啊！茶馆就是他们的精神世界，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作为一个历史研究者的观察，我觉得八年的跨度，从2015年到2023年，对他们来说，时间就像凝固了一样。我认为，像茶馆里的日常生活，这种没有什么剧变的状态，这种对未来有预期的和平生活，才是日常，是值得特别珍视的。这难道不是我们普通人最宏大的叙事吗？
过去我们讲历史，就要讲轰轰烈烈，要讲改良，要讲革命。其实，对老百姓来说，没有大变化的日常才是最重要的。对每一个普通人来说，面临剧变实际上都是一个艰难的选择，经常可能是灾难。所以我们不应该盼望那种剧烈的、波澜壮阔的时代，每天能够按照日常轨迹生活的时代，那是我们的福气。历史上没有什么可以值得记载的时代，往往都是和平安定的好时代。那些人为打破这种和平，试图以“做大事”以无数生命作为代价，来青史留名者，无论有什么冠冕堂皇的名目，都只会成为历史的罪人。
现在我们面临着一个转折，就是从实体的空间（physical space）到虚拟的空间（virtual space）的转化。在过去的社会，不管是茶馆也好，餐馆也好，酒馆也好，街头巷尾、桥头、公共广场、咖啡馆、酒吧等等，在这些地方人和人之间都可以进行面对面的双向交流。
但是，报纸和其他印刷品、广播、电视出现，我们坐在家里得到信息，是单向的，没有交流。现在进入了网络时代，在虚拟空间里，我们则可以进行双向交流，虽然我们并没有面对面。网络虚拟空间，确确实实是改变了信息传播和人际交流的形式。
因为交流不需要面对面，进行互相之间的谈话甚至不一定需要认识，不需要知道彼此的面貌，不需要知道彼此的姓名，甚至我们都不需要知道彼此在哪个国家，彼此的性别年龄、政治观点。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当然我们的交往是扩大了。在网络虚拟空间，可以通过文字、声音、画面进行交流，我们也可以面对面，可以完全在世界不同的角落进行沟通。当然这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到底我们的这种沟通是不是行之有效的？
因为我们没有面对面，我们也可能是可以完全无所顾忌地说编造的东西。这会不会成为无效的沟通？因为我们只是把网络作为发泄的渠道。但是从另外一个侧面来讲，我们也可以特别地真诚，因为我们不认识，彼此没有利益关系，可以完全把心扉打开，把自己的观点和主张讲给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因为没有任何负担，不用担心讲得不正确。
网络这样的虚拟空间，实际上也确实重塑了我们日常生活的模式。由于我们有了网络，我们可以独处。我们也不用每个时刻都希望与人交流。需要找朋友的时候，也可以立即在网上进行对话，甚至可以视频。那么实际上面对面的交流减少了，而且我们越来越少地进入实体的公共空间。我们可以待在家里，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参与公共活动，可以听讲座，可以参加会议，可以听音乐会。那么是不是还有必要到实体的公共空间去？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选择。
而且，独处变得比过去更惬意了。过去如果要单独待一段时间，会觉得相当困难。但是现在由于我们有了网络，有了手机，有了电脑，我们觉得可以非常容易地度过一天，甚至度过一个星期、一个月。所以这和过去完全不一样了，网络能够满足我们的精神生活，我们对知识的需求，我们对娱乐的需求，虚拟的网络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部分。
那么，由此也产生一系列问题，网络连接了我们与世界吗？还是可能造成了隔绝？多年前，我在东京大学做访问学者，住在白金台东大的宿舍，一个有全套设备但是非常小的房间，我在那里住了7个月，写《茶馆》英文版的第一卷。我常一个星期都不出门，但坐在电脑前，仍然可以通过网络连接世界。那时我常想到“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的这个古代的说法，网络使这成为可能。坐在那个小小的一个人的世界中，我可以知道外面大世界上发生的任何新闻。如果需要什么资料，马上就可以通过网络查到图书馆、档案馆，我一点都不觉得我与世界有任何隔绝。
我就在想，我可以一个星期不出门，到底我们是变得越来越封闭，还是越来越开放？我们到底是拥有了更多的思想交流的机会吗，还是实际上网络是把人与人之间隔开了？沟通变得更容易了吗，还是变得更困难了？我觉得这些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我们每个人怎样处理实在的空间和虚拟空间的关系。
到底未来我们怎么办？能不能回归实体空间？我的回答是肯定的。人是社会的动物，虚拟的空间绝不能代替现实的空间，我们人需要面对面的交流、面对面的接触。但是怎样走出虚拟的空间？
现在确实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年轻人，已经生活在虚拟的空间。他们长大在网络时代，手机就可以取代一切，他们甚至更愿意用手机进行交流，而不愿意进行直接的沟通。怎样让他们走出虚拟，进入现实？这就是我们每一位城市规划者、管理者、设计者要思考的问题。
怎样能创造出有足够的吸引力的公共空间，让我们走出房间、走出虚拟、回到真实的世界？必须要打造这样的为人们提供优质服务的公共空间，无论是自然的，还是社会的。在建设现代城市的时候，我们应该努力达到这样一个目标：让人们能走出家门，进入到公共空间，参与公共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