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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中国城市，虽然街道的基本功能仍然是交通，但人们也普遍用其作为自由市场和休闲空间，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公共空间。至少早在宋代，中国城市的商业活动就非常活跃，成都作为中国西部商业最为繁荣的城市，街头是除了店铺外最重要的商业空间，而且商业的发展产生了丰富的街头商业文化。
在古代成都便形成了街头月市，这成为重要的街头商业和庆祝活动，人们可以在一年内参加12个月市，即灯市、花市、蚕市、锦市、扇市、香市、宝市、桂市、药市、酒市、梅市、桃符市。尽管我们对月市起源并不清楚，但在元代费著的《岁华纪丽谱》里对这种街头市场便有生动的描述：
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盖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凡太守岁时宴集，骑从杂沓，车服鲜华，倡优鼓吹，出入拥导。四方奇技，幻怪百变。序进于前，以从民乐。岁率有期，谓之故事。及期则士女栉比，轻裘袨服，扶老携幼，阗道嬉游。
清末文人庆余便写有《成都月市竹枝词》24首，每个月市两首，生动地描述了这些每月一次的盛大商业活动。这些活动反映了繁荣的商业和丰富的商业文化。正如一首竹枝词描述的：“灯市未残花市到，春风何处不相逢。”在这些月市中，花市最为热闹，当春天来临，花会会址青羊宫游人如织，正如一首竹枝词所称：“青羊宫里仲春时，赶会人多密似蚁。”沿着锦江河，行人、马车、轿子络绎不绝，数百花店设摊卖各种奇花异草。成都人喜爱花草，当花会来临，“青羊小市卖花天，何惜缠腰十万钱”。花会特别吸引妇女，这样的日子对她们来说犹如节日，一首竹枝词中的妇女便“一夜闺中嘱夫婿，明朝多买并头莲”。花会实际上成了一个商品交易会，那里“货积如山色色宜”。
除了这些特殊的集市之外，成都居民把街头变成了日常的市场。商人、小贩没有任何限制地在街头出售商品。一些街道变成了专门化的市场，如盐市、鱼市、陶瓷市、棉花市、牛市、猪市、果市、花市、柴市等等，据一个西方人观察，“不同的交易分别占有各自的空间，有的街由木工、靴铺、皮毛铺、刺绣、旧货、丝绸、洋货等分别充斥”。
纱帽街经营各种戏装行头，因而优伶们是那里的常客。小东门街、娘娘庙、安顺桥则是买卖花的去处，人们去附近庙宇进香献花都在此购花，据说每天可售花千篮以上。刻字匠集中在盐道街，裱画师在藩司街，丝绸店集中在按察司街，会府为古董店，各种铜、木以及瓷佛像有售。棺材店多在东门附近的水井街和双槐树街，有二十几个之多。许多由此而得来的街名沿用至今，如盐市口、珠宝街、鹅市巷、棉花街、骡马市等等。
学道街则是书商的中心。日本人米内山庸夫在他的《云南四川踏查记》中描述了他怎样在学道街购得82套关于四川、西藏和长江的地理方面的书。东门外的一洞桥为成衣市场。一些著名的店铺也出现在竹枝词中，如草药铺纯仁堂、出售眼药膏的半济堂、出售高档中药的同仁堂等。有首竹枝词称“试问谁家金剪好？无人不道‘烂招牌’”，就是说有一家叫“烂招牌”的剪刀铺质量最好，以这个作为店名，无不反映出成都人的幽默。
小商小贩不仅让城市生机勃勃、为市民提供了生活的方便，而且是城市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承者。
图6 街边休息的挑货人。甘博拍摄于1917年的成都。
在成都，有许多游动商贩，他们挑着担子沿街叫卖，街头就是他们的市场，就是他们的谋生地，他们的货摊可分为行摊、坐摊和地摊。他们也有同类打堆的习惯，如鼓楼街卖杂货，会府收破烂，布政衙门前居然是江湖艺人的天下，有吴好山《笨拙俚言》中的竹枝词为证：
鼓楼杂货别街无，
会府收荒破烂俱。
布政衙前全扯谎，
人山人海是江湖。
当夜晚来临，交通不再拥挤之时，一些街道又变成了熙熙攘攘的夜市。东大街的夜市颇负盛名，从城守衙门绵延到盐市口，到20世纪初甚至扩展到走马街、青石桥，以及东御街。商贩们在那里出售百货，顾客行人摩肩接踵。毫无疑问夜市丰富了市民的夜生活。以前商铺都在夜幕降临前打烊，在夜市带动下，许多商店延长了营业时间。
夜市上经常有一些奇怪而滑稽的事发生。1909年《通俗日报》上有一篇题为《夜市上有人卖人脚板》的报道十分有趣。文中说，记者在夜市上看到一个货摊上摆着一双人脚，由于上面敷满泥，看起来很像一对熊掌，他感到很惊奇，便凑近仔细观察，才发现那是正在打瞌睡守摊学徒的脚，因而叹道：“店主雇如此学徒，怎可赚钱？”这篇报道不仅描绘了夜市的众生相，亦再次显示了成都人无处不在的幽默感。
街头不仅作为市场，实际上也成为工匠手工场。无论是在街角还是街沿，工匠们都可以制造产品就地出售。繁华商业区后面的居住区，成了产品的生产地。来访的西方人发现，在小街小巷总是民居和作坊间杂，“在每一居所总是在制作什么东西卖”。而且，像暑袜街和红布街这些街道的名字，也反映出那里生产产品的种类。一首关于红布街的竹枝词吟道：
水东门里铁桥横，
红布街前机子鸣。
日午天青风雨响，
缫丝听似下滩声。
美国地理学家哈巴德（G. D. Hubbard）也注意到丝织是成都的“大工业”，有着“成百的织布机”。纱帽街既卖帽子又做帽子，帽店和作坊密集。在这些作坊里，妇女纺棉纱或丝线，或刺绣、编织、缝纫，或做玩具、焚香、剪纸花以及上坟的纸钱。男人则编凉席，做木盆、桶、篮子、鸡毛掸子，或织布、织毯、做绣轴、制幌子，或做铁、铜、银的物件和饰品，或与女人同做手工。小孩从8岁甚至小到6岁起便成为帮手，他们纺纱、清理鸡毛、磨光木头、混合香料以及做其他无需技术的工作。这些家庭作坊的产品在其拥有的小店出卖或由其家庭成员沿街兜售。
虽然在19世纪末西方商品已渗入中国，但土产仍在地方市场居主要地位，“商铺中橱窗展示的多是中国产品”。而且成都的各种商业组织和服务机构诸如汇兑、银行等业务都由中国人控制。这与中国沿海地区西方经济的巨大影响，形成了鲜明对照。这是由于成都地理环境使然。长江三峡的险峻使船只由长江下游溯水而上非常困难，每年许多船只倾覆，造成运输成本非常之高，由此阻碍了西方对长江上游的开发。直至19世纪末第一艘西方轮船才成功地到达长江上游最重要的港口城市重庆。
随着城市商业贸易的发展以及市民对街头和公共空间使用的扩张，丰富多彩的商业文化得以发展起来，这成为一个城市区别于另外一个城市最明显的特点。这种商业文化反映在商店的匾额、装饰、商品陈列、店铺与顾客关系、财神崇拜、工匠工作方式以及他们独特的商业语言中，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19世纪末一个法国人写到，他十分吃惊地看到成都的街道“甚为宽阔，夹衢另筑两途，以便行人，如沪上之大马路然。各铺装饰华丽，有绸缎店、首饰铺、汇兑庄、瓷器及古董等铺，此真意外之大观。其殆十八省中，只此一处，露出中国自新之象也……广东、汉口、重庆、北京皆不能与之比较，数月以来，觉目中所见，不似一丛乱草，尚有成都规模者，此为第一”。
几乎在同时，英国女旅行家Ⅰ.贝德也描述了成都的街道和商铺：“这个城市有着宽阔的路面，整齐的街道，各街呈直角相交，店面看起来比中国其他地区美观，特别是摆放着精细的金银制品的珠宝店和存列闪光蜀锦的绸缎店。”商业文化经常反映出该地区的宗教信仰、经济状况和社会传统。几乎每个商店都供奉财神，每天早晚店员都要敬拜。这些店铺也反映出当地的文化，正如英国植物学家E.威尔逊（Ernest Wilson）描写的“漫步成都街头，人们从各行业可领会到中国特色的文化教育”，商店的“金光漆亮招牌竖挂着，上面艺术体的大字显示店名和经营范围”。
前面提到的东大街是成都最重要的商业区，许多外国旅行者都记录了其繁盛。如日本人山川早水在其旅行记《巴蜀》中对东大街赞道：“肆店宏敞，高轩绮窗。檐头悬各种招牌，长短参差，金碧炫目……商店的样式与北京相似，然这里更为洁净。”1892年美国传教士何忠义（G. E. Hartwell）从东门进入成都，后来他写道：“沿东大街而行，从发光的油漆柜台和绚丽的商品陈列，看到了繁荣和祥和，并逐渐意识到在这个西部城市居然有着一条如此干净、宽阔和如此面貌的街道。在沿长江上溯漫长的旅途中，有此发现使我感慨万千。”
商人和小贩总是尽可能扩展他们使用的街头空间。店铺以其招牌、幌子、货摊、桌椅等把自己的“势力范围”伸展进入街道，那些招牌和幌子跨越街道两边、重重叠叠。这种场面亦成为城市景观和商业文化的一部分。各商铺保持着相互协作的传统，如夏天都统一行动搭凉棚以避酷暑，近人邢锦生的一首竹枝词记载了这种活动：
万商云集市廛中，
金碧辉煌户户同。
春暮日长天渐热，
凑钱齐搭过街棚。
派伙计挨家挨户地去推销商品是另一种增加销售的策略，那些店铺经常派出推销者到大户人家去找生意。我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赵尔巽档案》中看到过一本《稽查出入门簿》，记录了每个到四川总督私宅推销的访者，仅在1909年某两天里，就有20个商家去推销过商品，包括时钟、丝绸、帽子、纸张、毛笔、煤、油、药物、衣服、食品杂货、皮毛和银器等。可见那个时候总督大人的私宅也并不那么戒备森严。
20世纪以前地方官员很少控制集市、市场、小贩和店铺。由于街头远离官府的控制，这给予人们分享这一空间的机会，居民们尽其所能地使用街头。小贩们聚集在街头招揽顾客，这些小贩给城市生活带来了活力，无数的平民以此为生。我们可以想象，在传统中国城市中，如果限制了他们的商业活动，多少人将失去生计。如果这个城市没有了小商小贩，日常生活将变得多么不方便，城市景观将变得多么枯燥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