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城市，三座城墙

最显要的建筑是城墙

传统中国城市几乎都有城墙，但是今天几乎都消失了。建筑学家梁思成竭力拯救北京城墙以失败告终的故事，已经广为人知。成都的城墙虽然没有北京那么有名，但是却因为集三座城墙为一城而具有特色，但是它们都已经远去，仅仅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

过去的成都城墙是城市中最显要的建筑，环城22.8里，有城楼4座，城门4个，墙厚1.8丈，高3丈。东西门相距9.3里，南北相距7.7里。根据同治《成都县志·城池》，“乾隆四十八年，四川总督福康安，奏请发银六十万两”，彻底重修，周围“四千一百二十二丈六尺，即二十二里八分；垛口八千一百二十二，砖高八十一层，压脚石条三层，大堆房十二，小堆房二十八；八角楼四，炮楼四，城楼顶高五丈”。

1923年美国欧柏林学院（Oberlin College）的地理学家G.哈巴特（George Hubbard）对成都城墙有这样的描述：

像大多数其他中国城墙一样，这个城墙并无特别之处，但这项工程代表着巨大劳力和材料的使用。从外面看，是一座底面为4—8英尺、顶面约为2英尺、有30—40英尺高的墙，墙上有齿形缺口，即作为射击的孔。里面是第二道墙，40多英尺高，没有连接为一体以便于防守时卧倒。这墙也是用石头和砖做成，但以砖为主。内墙比外墙约矮6英尺，且顶部平滑。内外墙之间，土填至内墙的高度并成一定的斜度，上面砌有石板和大块砖。在墙的转角处真可谓一庞然大物拔地而起，外郭以石头和砖覆盖，外墙留有孔道以便枪击和观察敌人。

城墙是成都最高的建筑，站在上面可鸟瞰全城，“屋顶覆盖每一寸土地，犹如一片海洋，尽收眼底”。城墙起着保护城市和控制其居民的双重作用，但是与其修筑的初衷大相径庭的是，城墙还成为大众娱乐的场所。除了人们经常把城墙作为他们的日常活动空间外，成都的许多节日和庆典活动都在城墙上举行。

在整个清代，四个城门是成都与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东门称“迎晖”，南门称“江桥”，西门称“清远”，北门称“大安”。根据字面，我们可以看到都是选取了非常优雅和平和的词语。不过按照传统城门的文化含义，可以有一些大致的猜测。东门叫“迎晖”，因为太阳从东边升起；南门叫“江桥”，则应该是因为南门与城外的南河桥的连接；“清远”门则是站在城楼上，可以看得非常清晰和遥远；北门叫“大安”，军队出兵，一般都是从北门出发的，但是仍然希望有一个和平安定的城市。

四门都分别有一座高高的城楼，应该是过去城市中最高的建筑了，它们也分别有名称，东门城楼称“博济”，南门城楼称“浣溪”，西门城楼称“江源”，北门城楼称“涵泽”。

地理学家章生道曾研究中国城门的文化含义，指出东、南、西、北门分别与春、夏、秋、冬四季相联系，南门象征着温暖和生命，北门却代表着寒冷和死亡，盛大的庆典和仪式总是在南门或南郊，北门或北郊却与军事有关。城门通常在黎明开启、在晚间关闭，门卫盘查过往行人。关闭城门的时间也随时代的推移而有变化，从傍晚6点半延到7点半，再延至11点。1928年以后，城门在夜间不再关闭。

大城之内套小城

成都城市布局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大城之内另有两个小城——即满城和皇城，而且这两个小城都有自己的城墙。一首竹枝词描述了从市中心的鼓楼眺望所观：

鼓楼西望满城宽，

鼓楼南望王城（即皇城）蟠。

鼓楼东望人烟密，

鼓楼北望号营盘。

满城坐落在成都西半部，为满营驻地和满人聚居处，据晚清文人傅崇矩的观察，满城的形状有如蜈蚣：将军帅府，居蜈蚣之头；大街一条直达北门，如蜈蚣之身；各胡同左右排比，如蜈蚣之足。那个时候的满城，“景物清幽，花木甚多，空气清洁，街道通旷，鸠声树影，令人神畅”。

1913年，当局拆除了少城的城墙，将“大城”和“小城”连接起来，但是蜈蚣虫形的街道布局却还没有变。目前的宽窄巷子，就是这只巨大“蜈蚣虫”的两足。

英国女旅行家I.贝德（Isabella Bird）在19世纪末到达成都时，“从西门进入，穿过宏伟城门和绿树成荫的路，来到满城。满城是一个空旷的、到处是有围墙的菜园、树林环绕的地区，房屋大而破旧。街上的一些商店招牌写有满文”。

处于成都城市中心的皇城是汉朝遗址，明代时重建，为另一座城墙和御河环绕。皇城城墙呈矩形，也有四个城门，显出历尽沧桑的古旧气派。正门前有一巨大石牌坊，上有康熙皇帝手迹“为国求贤”四个大字。皇城的北门称“后子门”，东门称“东华门”，西门称“西华门”，南门为正门。我核对了手头所有资料，包括一些旧地图，没有发现南门的名字。在一些旧地图中，南门仅仅被称为“皇城”。但是，在明朝，南门又被称为“端礼门”。皇城中心是贡院，三年一次的乡试便在此举行。一首19世纪中期的竹枝词称：

蜀王城上春草生，

蜀王城下炊烟横。

千家万家好门户，

几家高过蜀王城？

城墙的消亡

在清覆灭之后，是保留还是拆毁城墙成为人们经常讨论的焦点问题。在争论过程中，城墙一般被认为是“落后”的象征，经过晚清和民国初期的改革和重建，成都大城和少城的旧城墙都遭到了巨大的破坏。随着人口的增长，四个城门已无法承担起交通枢纽的重任。人们开始抱怨城墙的种种弊端，有些人甚至认为旧城墙成为城市发展的障碍，他们的理论是：文明各国，大都无城墙，拆了城，有利于交通，促进商业发展。认为城墙是“闭关自守时代”的产物。这种认识，是与当时人们“新亦优”“旧亦劣”的观念共存的，所以这种主张得到很多人的支持。有人提出成都至少需要八个城门，还有人建议拆除所有的城墙。

1913年，开凿了位于西较场附近的通惠门（又称“新西门”），沟通了青羊宫和少城公园这两个成都最重要的公共场所，并由此开启了城墙消亡的历程。城墙的其他部分也被凿开，允许人们进出。1915年，位于东较场的武成门建成（又称“新东门”），连接上莲池街和下莲池街的复兴门（又称“新南门”）也于1939年打通。

除了城市建设对城墙的巨大破坏外，市民也为进一步毁坏这个古迹助了一臂之力。偷城墙砖的活动可以说是日夜进行，那里成为人们取得建筑材料的最佳场所。旧城墙被挖得千疮百孔，几乎没有人理睬它在那里的垂死呻吟。城墙中有许多从汉代到明代的古砖，上面饰有美丽的浮雕。因而，所有的人不论是居民、士兵还是军阀，也不论是合法还是不合法，都把古城砖拿回家去建房、铺街或修下水道。那些达官贵人更是贪婪地将城砖运回去装饰他们富丽堂皇的宅邸。

不过在民国时期，皇城最终还是逃脱了被拆毁的厄运。1917年的巷战，二千多名士兵占领了皇城，并把它当作堡垒使用。接着四川省政府进驻此地，后来好几所学校也搬了进来。1919年四川省政府及时阻止了皇城的拆除工作，并将其列为历史古迹。成都城墙的坎坷经历，折射出这座城市所经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变迁，也反映出传统的生活方式日渐消失的必然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