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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并不是可以预测的，只有在它发生之后，人们才能试图对它进行理解，而且这个理解也是非常有局限的。为了尽可能地减少理解的局限，我们考察历史只有尽可能地多角度、多层次、多视野。对于怎样理解清末民初成都的历史，这里我想从四个方面来思考：从大历史到微观历史、旧世界与新世界、从成都的街头出发，以及晚清民国成都历史的阶段划分。
我以前写过《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以下简称《街头文化》），以及关于20世纪上半叶成都茶馆和公共生活的《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以下简称《茶馆》）。从街头到一个个小小的茶馆里，我们看到整个成都城市的各种公共空间。我们要把茶馆作为一个微观世界来考察，去探索整个20世纪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政治环境下，人们的公共生活是怎样变化的。也就是说，通过茶馆这个微观世界去观察那个大的世界的变迁。
成都之于整个近代中国社会，就像街头和茶馆之于成都。那么，街头和茶馆，这样特定的小的空间怎么能代表一座城市呢？同样地，成都又怎么能代表整个近代中国社会呢？
这里我想引入“微观历史”（microhistory）这个概念。“微观历史”在西方史特别是中世纪欧洲史的研究中，已经有相当的发展，并有一些杰出的著作问世。比如很有名的卡洛·金茨堡，他的《奶酪与蛆虫：一个16世纪磨坊主的宇宙》《夜间的战斗：16、17世纪的巫术和农业崇拜》，是微观史写作的代表。然而，在中国史的研究里，微观史的写作才刚刚开始，这除了史学方法的问题之外，还因为，我们的确缺乏对中国社会和社会生活研究的系统资料。在中国几乎找不到像欧洲宗教裁判所档案那么大量、系统和完整的记录，也就很难写出像《奶酪与蛆虫》这样精彩的有关普通人的故事。虽然我在我的历史写作里，也未能克服这种资料的缺陷，但多年的努力——从挖掘档案到实地调查——也使我能够进入到茶馆的内部，去探索那丰富多彩、变化多端的微观世界。
从大历史的角度来观察近代中国政治和社会的演变固然十分重要，但如此的角度往往会使研究者忽视演变的具体条件、过程以及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地区的特点。所以我们可以把眼光聚焦在成都，尤其是成都的街头。这样一来，我们能把视线集中在一个特定城市的特定领域，犹如在显微镜下把观察的对象放大，集中精力剖析社会、文化和政治的某一方面，从而得到宏观史学所难以企及的对社会的细微理解和精确把握。
更不用说，清末民初成都民众的经历，其实是大多数中国人艰难岁月的一个缩影，我们要谈到成都的民众和精英的活动，其实这也是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近代中国政治风云中常见的模式。这种成都公共空间与地方政治的密切关系，无疑也同样出现在其他中国城市之中，尽管它们的具体表现形式可能有所不同。
因此，可以说20世纪初成都街头所呈现的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即便不能完全反映整个中国的剧烈动荡，也的确体现了社会和政治演化的一般趋势，因而不失为一个分析的典型。无疑，观察成都和成都的街头文化，将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城市，理解城市中的大众文化、下层民众、改良精英以及地方政治的复杂关系。
在这几十年的动荡和变革的过程中，街头文化的一些特征消失了，一些宗教仪式（如祈雨）、大众娱乐（如木偶戏）、职业（如挑水夫）难以为继，但同时另一些新的因素却出现了，劝业场、购物中心、剧院、电力、路灯、自来水、汽车等等接踵而来。可是民众并不总是从这些改革中得到好处，有些新的措施和政策似乎是要改善老百姓的物质文化生活，但其结果并非如其所愿。而且，普通民众也并非乐意接受所有的变动，而是竭力保持他们熟悉和认可的生活方式。即使接受了变化，他们也仍然坚持那些世代相传的珍贵传统。虽然街头文化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但大多数传统特征仍然保留了下来。人们仍然将街头作为商业、日常生活和娱乐的空间，茶馆依旧是普通民众最欢迎的休闲场所，尽管这些活动受到了政府各种改革措施的规范和限制。
变革虽然经常体现着社会的进步，但进步并非即意味着给民众带来好处，甚至结果可能是恰恰相反。人们想象中的新的共和政体是一个“法律时代”，呈现的是“和平高尚”的“文明气象”，但这些热情的革命梦想并没有实现。社会的现实与人们的预期相差确实太远，这使许多人开始对当前的政治体制和社会状况表示怀疑。对大多数民众来说，思想意识和政治体制的性质并不重要，他们仅仅渴望恢复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和正常的生活。
精英们也对社会现实感到不满，认为社会秩序和道德日益恶化。由于对革命失望，以及革命后长年累月的战乱和社会动荡，许多人转而怀念革命前的时光。他们说：“从前专制时代，讲文明者斥为野蛮，那时百姓所过的日子白天走得，晚间睡得。辛亥推翻专制，袁政府虽然假共和，面子上却是文明了，但是人民就睡不著了。袁氏推翻即是真正共和，要算真正文明了……不但活人不安，死人亦不安了。可见得文明与幸福实在是反比。”这些都是一般民众最直接和真实的感受，这种社会现实和人民的哀怨不能不说是这场革命的一个悲剧，这也真是对“文明的”共和制度的一个莫大的讽刺。在辛亥革命之前的城市改良中，“文明”便是精英们使用频率最高的时髦词汇之一。他们开始以为可以以改良趋近文明，后又相信共和制度会带给人民以文明，但总是一个个梦想的破灭。
成都人在经历了辛亥革命（1911年）、二次革命（1913年）、反袁战争（1916年）以及最为惨烈的城市巷战（1917年）之后，自身的处境和经验迫使他们对“革命”旗号下政治运动持怀疑态度，一些人甚至开始反思“革命之祸”的问题。很清楚，他们厌倦了动乱和恐惧。一成不变的传统社会被无休止的、难以确定未来的“革命”所取代，地方权力结构之变化已成家常便饭，这种变化总是以民众的利益和平安为代价的。下层民众的日常前所未有地与地方政治紧密相连。在民众看来，改造和重组城市的公共空间，比如修建新的商场、修建铁路、关掉一些“不合规矩”的茶馆戏院，不过是地方精英和政府扩张权力和获取利益的工具。在改良和革命过程中，无论他们是支持者或是反对者，社会的剧变给下层民众带来的也大多是痛苦。
这种理想和现实的严重分裂向我们提出一些值得深思的问题。过去我们在评价中国近代的革命运动时，更多的是着眼国家政治的演变，讨论的是历史的进步与倒退的问题，我们很少关心这种剧烈的政治和社会变化，是怎样影响一般的，特别是下层民众的日常生活的。
即使不少忧国忧民的进步人士坚信政治和社会的现代化最终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但我们却发现人民基本没有从那些政治的剧变中得到任何实惠，这是革命的发动者和支持者所始料未及的。改良精英对“世风日下”的社会状况也甚为不满，甚至像孙中山这样义无反顾的革命者也痛心疾首地叹息：中国推翻一个专制“乃生无数之专制”。当胸怀理想和展望未来的改良和革命精英，仍致力于改善政治和社会条件并不懈为之奋斗之时，一般民众却亲身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失望，对卷入变幻莫测的政治从无可奈何到极端愤懑。
在长期历史进程中，人们居住在相对封闭但安定的城市中，普通市民拥有相对宽松的谋生和休闲的公共空间。社会的转型极大地扩展了政治空间，但下层民众日常生活的公共空间却相对缩小了。经常打着为民众利益而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和运动，造成了社会动乱并使人民处于动荡不安甚至水深火热之中。虽然“现代化”也给城市带来了较宽阔平整的街道、新的设施、相对“文明”的城市面貌，以及跟随时代的娱乐形式，但这一切的代价，却是民众逐渐失去代代相传的相对稳定的传统和生活方式。而且，新的城市的公共空间，常常也不是为了民众的利益，也并不容许他们对此享有平等的权利。所以，对大多数下层民众来讲，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认为：他们失去了一个旧世界，但并没有得到一个新世界。
那我们应该如何进入这样一段和大部分人过去认知不太一样的历史呢？我的方法是从微观出发，从成都的街头出发。那么，为什么是成都呢？
过去很多讲述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大多集中在沿海地区，是中国近代动荡中受西方直接影响的地区，但内陆城市也并非独善其身。这半个世纪的全国性事件或多或少地影响了成都——这个长江上游的中心城市——的政治和大众文化。而这些影响，我们都可以在街头看到。另外，成都这个内陆城市的确比沿海城市受到较少的西方冲击，因而保留了更多的传统。如果我们想要看传统的中国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成都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对象。
那为什么我们选择成都的街头呢，以及什么是街头文化呢？
我认为，街头文化代表在街头出现的各种文化现象和活动，包括城市和街道的外貌、街头巷尾民间艺人的表演、集体的庆祝仪式、下层民众在街头谋生的方法等等，还有与街头有直接关联的店铺、茶馆和其他公共场所。下层民众的日常生活与街头紧密联系，他们创造并生活在这种文化之中。城市居民，特别是社会下层，依靠街头谋生、娱乐和举行庆祝活动。它是大众文化之重要部分，街头生活亦是过去下层民众日常生活的中心。
也就是说，这本书是从一个微观史的视角来进入中国近代社会。其实从事微观史写作，也是我研究历史的方法和史学观，出现转变的一个结果。
在前往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之前，我的研究方向其实更偏向于宏观。1993年，我出版了《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以下简称《跨出封闭的世界》），这是对以清代四川为中心的长江上游的系统研究，可以说是一个区域性的宏观研究。而十年之后，我出版了《街头文化》，从更微观的角度来写成都这一个城市和近代中国的转变。
如果说《跨出封闭的世界》是从精英的眼光去看社会的变化的话，那么本书就是要从下层民众的角度，来探索现代化对他们日常生活的影响。从晚清到民国，经历了改良、革命和军阀混战之后，成都与中国其他城市一样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但学者们对这个变迁怎样改变了人们的公共生活却知之甚少。
所以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关注成都的下层民众，注重传统的价值，而且把重点从对社会的全面考察，集中到对社会生活和社会文化，特别是大众文化的探索。我分析社会的演变，但更加注意下层人民的反应，以及他们与精英和国家权力的关系，并考察人们怎样为现代化付出代价，同时揭示他们怎样接受和怎样拒绝他们所面临的变迁。
既然说到下层民众和精英，我想在这里简单讲讲谁是大众、谁是精英。
我这里使用的主要概念是“城市民众”（urban commoners），指的是那些普通市民，这些人在街头寻求生计和娱乐，他们所创造和欣赏的文化是“庶民文化”（plebeian culture）。虽然他们的名字在历史上早已被忘却，但他们的确曾经是街头的主要占据者，并创造了丰富多彩的街头文化。
那么谁又是精英呢？在西方中国史研究领域，“elite”是一个常用词，但是它在中文中没有完全对应的词，一般翻译为“精英”。但elite的范围远比“精英”广泛得多，它包括士绅、知识分子、商人、大中小地主以及其他全部在地方有财富、有权力、有影响和受过较好教育的人（哪怕他们的财富、权力、影响或教育也许很有限）。因为我们暂且没有其他更好的中文词来表达，这里姑且还是用“精英”，但这里的“精英”与我们经常理解的思想和政治精英分子有极大的区别。成都精英阶层的代表是“社会改良者”（social reformers），特别是那些受现代化和西化影响的，并有意识地试图重建公共空间和重塑城市形象的那一部分人。一般来讲，这些精英继承了他们先辈关心“民生”的传统，并运用诸如赈济、教育、控制等方法来改造社会。但与过去的精英不同的是，他们都关心西学，有的还游历或留学海外，力图把西方或日本城市的形象转移到他们自己的城市中来。
在近代社会，精英、普通民众与地方当局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例如以前我们很少论及的普通民众之间的冲突。尽管他们在社区生活中紧密联系，但是他们也要为公共空间、谋生机会以及其他经济利益而斗争。尤其在近代的变迁中，围绕公共空间产生了太多的矛盾和冲突。当地人想要保持对公共空间的特权，而新来者又要努力开辟自己的生存空间。有意思的是，在传统的城市里，大多数争端不需要通过警察、法庭这些国家权力来解决，而是在街头或邻里间，通过自愿服务的邻居、指定的街首或德高望重的社区领袖的调停来解决。这便是成都社会自治的重要功能之一，这个城市有着自我控制和自我调节的能力。当国家权力缺席，这种能力便表现得十分充分。这种自治也给地方精英以极好的机会，施加和扩展他们的社会影响，并形成传统的领导权。
我把晚清民国成都的历史划分为四个阶段。在第一阶段，19世纪下半叶的成都，街头是民众活动的主要空间，他们实际上有着相当的自由，在公共场所谋生和娱乐。在街头，人们形成了民间传统和交往的社会网络。随处可见民间艺人的表演、地方戏、游行和节日庆典等等，各种自发的社会团体参与了这些公共活动的组织，从而建构了一种人们紧密联系和社会稳定的城市公共生活的模式。传统成都的街头，我们看到的是有力的地方文化和社会繁荣。这种繁荣体现了传统的城市社会管理模式，即精英支配街头和邻里，并在地方社区生活中担当领导角色。通常两者相互依靠，精英需要民众的支持来确立他们的领导地位，民众需要精英的权威来组织社区生活。这种关系成为城市自治的基础。
第二阶段开始于20世纪初晚清新政时期，这个时期精英们利用国家赋予的权力实施主要针对下层民众的城市改革。改良者认为传统文化代表着旧的秩序，因而是“落后的”。他们竭力推行各种变革，特别是改造街道以塑造新的城市形象，比如推广卫生的概念，比如警察制度的出现。在西方化的“文明”和“启蒙”的旗帜下，他们借助新政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扩展他们自己的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于是，20世纪初成为成都城市生活和文化变迁的一个重要时期，大众文化开始吸收精英所推行的新事物，诸如公共戏园、公园、展览会、新式茶馆等。但同时，大众文化有着强有力的持续性，即便是在改良中，下层民众仍然基本维系着传统的街头文化和日常生活方式。
第三阶段主要是在辛亥革命时期，这一时期虽然很短暂，但却是一个重要转折点。在上一个阶段，晚清新政时期，是地方精英同国家联合管理民众，但到了革命时期，当国家权力危及精英和民众的共同利益时，地方精英又与民众结盟以对抗国家权力。革命后的政治不稳定，军阀混战引起政治割据和社会动荡，街头的主角变成了武装的军人，他们甚至把街头演变为战场。民众不得不再次寻求精英的帮助，重组地方社区，以维持他们的生计和生存；同时，精英也迫切需要民众的支持，以阻止军阀和国家权力对地方社会和经济的进一步渗入。因为他们发现，依附于武装的军阀和强有力的政府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政治或经济的实际利益，反而削弱了他们在地方社会的领导权。因此，成都的民众和精英再次为了保护共同利益而进行合作。
第四个阶段是民国初期。在这个时期，精英的影响力下降，军事力量和国家政权开始直接深入到基层社会，民众日益处于国家权力的控制之下，而精英和国家权力之间的裂痕日趋扩大。比如在民初，城市改良精英反对国家企图摧毁而非“改良”大众文化的政策，强调城市文化的特点。毕竟这也是精英阶级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们了解公共空间存在弊病的同时也意识到其重要的不可取代的社会功能。由于缺乏地方改良精英的热情支持，这恐怕便是激进的政府控制总是失败的主要原因，可见大众文化的旺盛生命力。
因此，我们看到，在清末民初的近代中国城市，下层民众、精英与国家权力，构成了变迁的三个主体，他们之间的关系也是错综复杂。但是在这复杂的关系中，核心却是国家如何尝试用各种方式影响大众文化。国家政权支持改良者、精英改革和净化街头文化，国家政权也直接参与压制和打击街头文化，而街头同时在积极地抵抗。其实，怎样评价和处理大众文化，总是地方政府和权势者关注的问题。本书即围绕着这个复杂的互动过程而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