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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其中国专制的官僚的政治，自始就动员了或利用了各种社会文化的因素，以扩大其影响，故官僚政治的支配的、贯彻的作用，就逐渐把它自己造成为一种思想生活上的天罗地网，使全体生息在这种政治局面下的官吏与人民、支配者与被支配者，都不知不觉的把这种政治形态看为最自然、最合理的。在一般无知无识的人民固不必说，就是自认为穷则“寓治于教”，达到“寓教于治”的士大夫阶层，历来就很少有人想到这种政治形态以外去。他们像从来没有什么政治理想，如其说有，那也不是属于本来的，而是属于过去的。“克明竣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以致“协和万邦”的空洞词句，被翻译增饰为“修”、“齐”、“治”、“平”的大道理；唐虞三代的“无中生有”的“盛世”，变为“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大口实，而由“明君、贤臣、顺民”结合成的政治理想图案，始终在被宣扬着、漠然的憧憬着，但又似乎从未好好实现过。所以，我们现代很自负的历史学家如钱穆一流人物，就说：“因为中国在先秦时候，孔子他们这一般圣贤，都已经将那些人生理想讲得很高深，以后实在很难超越。问题并不在再讲这些问题，而如何在去做这些问题。汉唐人能够依着先秦这个理想逐渐做去，实在是了不得。中国的理想本来已很高、很完美，直到今天，依然未能超过他，这不能因此反骂中国人不长进……在那里，我可以大胆说一句，今后中国的政治社会，恐怕还依然会逃不掉汉唐的大规模，政治的一统，社会的平等，此下仍不能超过。这就是说，我们固有的崇高的理想，到现在还未十分达到，将来还要这样做去。”
我不想在这里批评这种高论，但我得指出：（一）这是典型的中国士大夫阶层的政治思想的结晶；（二）这是中国官僚政治支配下的必然产物；（三）这说明中国士大夫辈对于专制的官僚的统治（注意：钱穆根本就不承认中国秦汉以后的政治是专制政治，以后还有讲到的机会）中毒之深，所以“陷溺”于其中而不能自拔。
显然的，这样好的政治理想或政治形态，应当只有站在统治地位或站在帮忙统治阶级的人材特别欣赏，而处在被统治地位的一般人民，该是如何想法呢？我们固有的文化理想、政治理想，由圣贤讲得那样“高深”，下民如何体会得到；那样“崇高”，下民且无体会必要。所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孔子立教，又成为那种政治理想实现的补充物。俄皇卡萨林（Catherine the Great）是中国武则天一流的人物，她颇懂得孔子的那种教义，一次对莫斯科的总督说：“当我们的农民要教育的日子到来时，你我的地位就保不住了。”
中国士大夫阶层过去也许有不少的人能理解到这个道理，但他们却总不大肯把这秘密揭露出来。一般人民，特别是一般农民没有受教育，或者又受到统治者为他们编制配合好了的一套有利于统治的教育，他们的政治期待就是沿着“贤人政治”或西人所谓“圣贤统治”（Herrschaft der Besten——德国崇拜中国政治理想的学者Leibniz曾这样称谓）的线索，希望出现“真命天子”、“太平宰相”、“青天太爷”；如其现实往往总是给他们那种期待以无情的反拨，那除了严刑峻法会教他们恭顺外，还有纲常教化以及其他与“治道”攸关的各种社会制度、习惯，乃至命运哲学，都可以缓和他们的反抗情绪。结果，“明君贤臣”的政治场面，固然要“顺民”维持，而“暴君污吏”的政治场面，尤须“顺民”忍耐。中国政治自来就不许让人民具有何等基本权利观念，所以，任何基本权利被剥夺、被蹂躏，他们很少在法的范围内去考虑是非，至多只在伦理的范围去分别善恶；事实上，即使是在伦理认识内，他们也并不能把善恶辨得明白，因为读书有权利做官，做官有权利发财，做官、发财都由命定这一类想法，是不许他们有彻底的道德评判的。
不仅如此，社会心理的科学告诉我们，同一社会事象的反复，会使我们的反应牢固的变成我们的第二天性。在专制官僚政治下，统治阶级的优越感和一般贫苦大众的低贱感，是分别由一大些社会条件在把它们支持着、强化着。“布衣可以为卿相”，卿相亦可以变为布衣的事例，并不曾把官吏与农民间的社会鸿沟移去。而长期的“从古如斯”的政治场面，使统治者、被统治者不期然而然的把既成社会事象（不论它是如何不平，如何不合理，如何为稍有现代政治意识与人类同情心的人所不忍闻、不忍见）视为当然，并看得非常自然。
懂得了这些道理，才会明白欧洲人的气质，为什么像是不适宜于专制主义政治，而我们中国人的气质，又为什么像是特别适宜于专制主义政治。
然而，对专制主义、官僚主义中毒最深的，毕竟还是一般立在封建专制统治地位或为那种统治帮忙帮闲的官僚士大夫阶层。因为成见与利害关系结合起来，才能变成最强固、最不易改变。当中国农民大众不止一次的表示他们不能再忍受横暴压迫而奋起自救并引起全国骚动的时候，士大夫阶层往往总是利用机会，帮助野心家向民众提出许多诺言，收拾残局，重整山河；尽管新的专制王朝出现，新的官僚系统登场，而旧的政治形态却又复活了。
政治上的实利主义与历史惰性，锢蔽了他们，使他们不能相信在固有的社会政治形态以外，还有什么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