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宫廷政变的念头

当权阶级在力求避免革命时，为什么不去尝试摆脱沙皇及其周围的人呢？他们这样想过，但是不敢这样做。他们对自己的事业既没有足够的信心，也没有足够的决心。宫廷政变的念头一直沉湎于空想，直到国家发生革命之际也没有消逝。为了更清晰地勾画出革命前夕专制王朝、贵族上层、官僚集团与资产阶级的相互关系，就很有必要研究这个问题。

有产阶级是彻头彻尾的君主主义者，这是利益、习惯与怯懦使然。不过他们想要的是没有拉斯普京的君主制。君主制很适合他们：我就是你们所要的那个样子。作为对建立体面的大臣会议提出的要求的答复，皇后带着从拉斯普京手里接过的苹果来到大本营面见沙皇。她请求沙皇吃掉苹果以增强自己的意志。她恳请说：“你要记住，就连菲利浦先生（一个行骗的法国催眠师。——托洛茨基）都说过，不能答应什么宪法，因为那将是你的俄国的末日……”“成为彼得大帝、伊凡雷帝和帕维尔皇帝吧，——把所有人都压在自己下面！”

这是由恐惧、迷信和对国家的恶意疏离组成的无比丑陋的混合物！诚然，沙皇家庭至少在上层看起来似乎不是那么孤独，因为拉斯普京总是为上流社会贵夫人们的星座所环绕，而且巫术也向来支配着贵族阶层。但是这种可怕的神秘主义不是把人们联系起来；相反，它把他们分散开了。每一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拯救自己。许多贵族太太都有各自相互竞争的圣徒。甚至在彼得格勒上层，沙皇全家像是感染了鼠疫病菌似的，被猜疑与敌意的围墙隔离了起来。宫廷女官维鲁博娃回忆说：“在四周所有人中间，我强烈地意识与感觉到了对那个人——我视之为神灵的仇恨，而且感觉到这种仇恨达到了多么可怕的地步……”

在战争血红的背景下，在地下震动的轰鸣声中，特权阶层一刻也没有放弃享受生活的快乐；相反，他们在尽情纵酒狂欢。但是一具骷髅越来越频繁地光顾他们的盛宴，它用指骨吓唬他们。于是他们在阿利斯（皇后亚历山德拉的昵称。——译者）的恶劣本性和沙皇背信弃义的软弱中，在维鲁博娃这种贪得无厌的蠢货和颅骨上留着伤疤的西伯利亚基督身上感觉到了全部的不幸。让人无法忍受的预感像巨浪一样波及了整个统治阶级，它一阵紧似一阵地自四周向中心收缩，因而把令人痛恨的皇村上层越来越孤立起来了。在自己本来谎话连篇的回忆录里，维鲁博娃把这个上层当时的自我感觉说得够清楚了：“……我问了自己一百遍，彼得格勒上层社会究竟出了什么事？他们是不是全都在精神上出了毛病，或者是染上了战争时期变得猛烈起来的某种流行病。这一切很难说清楚，不过事实是大家都处在精神失常的紧张状态。”

庞大的罗曼诺夫家族，也就是一帮贪得无厌、厚颜无耻与人人痛恨的男女大公统统属于丧失理智者之列。害怕死亡的他们企图从日益令人窒息的围困中挣脱出来，他们在不肯驯服的贵族阶级面前讨好奉承，同时大讲沙皇夫妇的坏话，他们或者互相之间或者在自己周围的人中间进行挑唆。至尊的叔叔们向沙皇递交规劝的信件，透过其中表示敬意的词句可以听到切齿之声。

十月革命后的普罗托波波夫文理已经不太通顺了，可是他还是对上层的情绪做了生动的描述：“革命前甚至最高阶级也存在着不满和反对。在贵族沙龙和俱乐部里，政府的政策遭到了不怀好意的尖锐批评；沙皇家庭中形成的各种关系受到了挑剔和议论；关于国家元首的奇闻笑谈四处流传；讽刺诗歌也创作出来了；许多大公也参加这类聚会；而他们的出席在公众心目中大大增强了讽刺传闻与恶意夸张的特殊可信度。不过，这类玩笑的危机意识直到最后一刻也没有显现出来。”

以亲德主义甚至直接与敌人勾结的罪名对宫廷佞臣进行的指责，使有关他们的传闻变得特别耸人听闻。喜欢争吵却又不太可信的罗将柯坦率地说道：“勾结以及类似企图在逻辑上是如此明显，以致至少对我来说，在德国参谋部跟拉斯普京集团互相策应一事上没有什么疑问，这是毋庸置疑的。”单纯以“逻辑上的”明显性为由大大减弱了这份证词的绝对语气。革命以后，没有发现任何有关拉斯普京一伙跟德国参谋部进行勾结的证据。至于所谓的“亲德主义”，那是另外一回事。当然，问题并不在于对来自德国的皇后，以及大臣会议主席施秋梅尔、克莱恩米赫尔伯爵夫人、宫廷事务大臣弗列杰里克斯和其他具有德国姓氏的先生对德国产生的民族好感或反感。老阴谋家克莱恩米赫尔恬不知耻的回忆录非常清楚地表明，要靠什么样的超民族特征来识别所有欧洲国家贵族的上层，它是用血缘、遗产、对所有低于自己等级的人的蔑视。“last but no least”（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就是用存在于古老城堡、高级疗养地以及欧洲各国宫廷里的世界主义杂交物做纽带连接在一起的。真实得多的现象是宫廷仆役对法兰西共和国卑躬屈膝的律师本能的反感，对反动分子——无论他是条顿名字还是斯拉夫名字——以及对体现纯普鲁士精神的柏林制度的好感，这制度以其抹着油膏的胡须、粗鲁无礼的举动以及傲气十足的愚蠢，给人留下了十分长久的深刻印象。

可是这并不能解决问题。危险还是从事态本身的逻辑中产生了，因为宫廷不得不通过单独媾和来寻求救星。而且形势显得越危险，这种举动就越固执。就像我们将在后面要看到的那样，自由主义出于自己将来走向政权的考虑，企图通过其领袖把单独媾和的成功希望保存起来。然而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它疯狂地进行沙文主义宣传，以此欺骗人民和威吓宫廷。在这么尖锐的问题上，宫廷佞臣不敢过早地暴露出自己的真实面目，他们甚至被迫用通行的爱国主义语调伪装起来，同时又在试探单独媾和所必需的土壤。

依附拉斯普京奸党的前警察首脑库尔洛夫将军在自己的回忆录里面当然会否认同德国勾结一事，也否认对自己的靠山有好感，但是旋即就补充说：“不能因为施秋梅尔表达过跟德国的战争对于俄国来说是最大的不幸，以及战争没有任何重要的政治理由的意见，便谴责他。”但是不要忘了，怀有这种令人感兴趣的“意见”的施秋梅尔是一个正在与德国打仗的国家的政府首脑。沙皇政府最后一任内务大臣普罗托波波夫在进入政府前夕，还在斯德哥尔摩与德国外交官进行谈判，并且把谈判的情况报告了沙皇。同样，据库尔洛夫的说法，拉斯普京本人也“认为跟德国打仗对俄国来说是巨大的灾难”。最后还有，1916年4月5日皇后写信给沙皇说：“……他们不敢说他 与德国人有任何共同之处，但是他还是像基督一样，对任何人都是同样十分友善和宽宏大量的，无论对方属于何种宗教。真正的基督徒就应该这样做。”

当然，完全有可能与赌棍、高利贷者和贵族皮条客一起混进这个几乎从未脱离醉态的真正基督徒行列的还有赤裸裸的密探。这样的勾结是不能排除的。但是反对派的爱国主义者提出的问题涉及得更广泛也更直接：他们公然指控皇后背叛。邓尼金将军在自己很晚才写出来的回忆录中证实：“军队里面议论纷纷，他们不论在什么时间地点都不感到难为情，说皇后顽固地要求单独媾和，说她出卖了基奇纳元帅，说她好像把元帅来访一事通报给了德国人，等等诸如此类的话……这些对军队的情绪，以及军队对皇朝与革命的态度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还是这个邓尼金说到一件已经是革命以后的事情，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在回答关于皇后背叛的坦率提问时“不明确与不经意地”提到，人们整理皇后的文件时发现有一张绘有各战线部队详细标记的地图，这事给他阿列克谢耶夫留下了令人不安的印象。接着邓尼金做了意味深长的补充：“此事他再没多说一句话，便改变了话题。”皇后那里或许有或许没有什么秘密地图，然而不走运的将军们显然不反对把自己失败的部分责任推给她。无疑，军队里流行的宫廷背叛的说法主要是从无能的司令部自上而下传播开的。

但是，假如让沙皇言听计从的皇后真的亲自把军事秘密乃至盟国统帅部的首脑出卖给威廉的话，那么除了审判沙皇夫妇以外，还有什么事可做呢？不过，由于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显然被认为是军队和反德政党的首领，因此根据职责好像应该被推举出来充当宫廷政变最高庇护人的角色。这乃是沙皇遵照拉斯普京与皇后的坚决要求，撤销大公总司令职务并且由自己取而代之的原因所在。可是皇后甚至害怕移交时让侄儿跟叔叔打照面。她给身在大本营的沙皇写信说：“美男子，尽量小心，不要让尼古拉什 说破你的任何承诺或其他什么——记住，是格里戈里把你从他以及他那些居心不良的左右那里解救出来的……为了俄罗斯，你回想一下吧，他们想把你赶走（这不是谣传，奥尔洛夫那里已经把文件准备好了），并把我送进修道院……”

沙皇的兄弟米哈伊尔对罗将柯说过：“全家族的人都意识到了，亚历山大德拉·费多罗芙娜对我的兄弟是多么有害。在我兄弟和她周围只剩下叛徒，所有正直的人都已经离他们而去。可是在这种场合如何是好呢？”一点没错，在这种场合如何是好呢？

玛丽亚·帕夫洛芙娜女大公当着自己儿子的面坚决要求罗将柯发起“清除”皇后的行动。罗将柯提出就当这次谈话没有发生过，否则依据誓词，他应当把女大公向杜马主席提议清除皇后一事呈报沙皇。如此一来，这位机灵的宫廷高级侍从把谋杀沙皇的问题转移开了，使之成为上流社会一个小小的玩笑。

有时，大臣会议自身也站在激烈反对沙皇的立场上。早在1915年即革命爆发前一年半的时候，大臣们在政府会议上发表的公开言论，现在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陆军大臣波利瓦诺夫说：“能够挽救局势的唯有社会和解政策。现在摇摇晃晃的屏障不足以防止灾祸临头。”海军大臣格里戈罗维奇说：“军队不信任我们并且在等待变化发生，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外交大臣萨佐诺夫说：“沙皇的声望和权威在民众心目中大大动摇了。”内务大臣谢尔巴托夫公爵说：“在现有状况下，我们大家在管理俄国方面都是无能为力的……需要的要么是独裁，要么是和解政策。”（1915年8月21日会议记录）实际上无论独裁还是和解政策，都已经于事无补，也都已经不可能实现了。沙皇既没有下决心实行独裁，也拒绝了和解政策，也没有接受自认为无能为力的大臣们辞职。负责记录的重要官员给大臣们的发言做了简要的注释：他们显然都得被吊死在灯柱上。

在这种感觉支配下，甚至官僚圈子里也谈论起宫廷政变的必要性来了。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他们认为政变是防止日益临近的革命的唯一手段。一个政变计划的参与者回忆这类讨论时说道：“一旦闭上眼睛，我就会想起，自己原来处在一个到处都是染上了革命癖的人的团体中。”

一个专门负责监视南方军队的宪兵上校在自己的报告中描绘了一幅阴暗的图景：由于大肆的宣传，尤其是关于皇后和沙皇亲德立场的宣传，使得军队做好了宫廷政变的思想准备。“在军官聚会场合也公开出现了这类议论，而且从来没有遇到来自高级指挥官方面的必要制止。”普罗托波波夫自己也证实：“大多数高级指挥官同情政变，部分人还跟所谓进步联盟的主要活动家有联系并且处于后者的影响之下。”

后来，有名的海军上将高尔察克在红军击垮了他的部队以后向苏维埃侦查委员会供认，他跟很多杜马反对派成员有联系，他赞成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以否定的态度看待革命爆发前的现存政权”。然而没有人把有关宫廷政变的计划告诉高尔察克。

在拉斯普京遇刺身亡和与此事有干系的大公随之被放逐以后，上流社会谈起宫廷政变的必要性时声调特别响亮。尤苏波夫公爵讲过这样一个情节：有好几个团的军官走到已在宫中被捕的德米特里大公跟前，提出了采取各种坚决行动的计划，“他当然不会赞成他们的主张”。

有人认为盟国外交官至少是通过英国大使卷入了阴谋。无疑是根据俄国自由主义者的主动倡议，1917年1月间，英国大使在事先提请本国政府批准以后，企图对尼古拉施加影响。尼古拉非常认真和很有礼貌地听完了大使的意见，并且对他表示感谢，然后就把话题转到不相干的事情上去了。普罗托波波夫向尼古拉报告了布坎南与进步联盟最主要的活动家联络的情况，并且提议对英国大使馆进行监视。尼古拉似乎不太赞成这种做法，他觉得对大使实施监视“不符合国际惯例”。同时，库尔洛夫却毫不迟疑地报告说：“侦查机关每日都在注视立宪民主党领导人米留科夫跟英国大使馆的联系。”可见，国际惯例妨碍不了什么。但是破坏它们也帮不了多大的忙：即便如此，也没有破获什么宫廷阴谋。

宫廷阴谋实际上确有其事吗？无论什么都没能证明这一点。它涉及的面太宽了，这个“阴谋”牵扯到的各种各样的集团与人物实在太多了，以至难以成为阴谋。作为彼得格勒上流社会的一种情绪，作为纷乱不安的挽救主张或者作为绝望的口号，它一直悬在空中，不过始终没有浓缩到可以付诸实施的计划的程度。

在18世纪，高级贵族对皇位继承顺序不止一次地进行过符合实际需要的修正，他们监禁或勒死那些令人难堪的皇帝。最后一次这样的行动是1801年针对帕维尔的。所以不能说宫廷政变是违反俄国君主制度传统的。相反，它作为一种必不可少的成分进入了这些传统。但是，贵族阶级早已不再感到自己稳坐在马鞍上了。于是它把勒死沙皇和皇后的荣誉让给自由资产阶级。不过后者的领袖们也只是显示出稍微大一点的决心而已。

革命以后，自由主义资本家古契柯夫、捷列申柯以及接近他们的克雷莫夫将军多次被说成是阴谋分子的核心。曾在反对英国的布尔人军队里当过志愿兵的决斗士古契柯夫是一个带马刺的自由主义者。在“社会舆论”普遍看来，最适合实施阴谋的人物是古契柯夫，而不是喋喋不休的米留科夫教授，的确是这样！毫无疑问，古契柯夫不止一次重温实行猛烈和短促突击的想法，在这种行动中，一个近卫团就可以代替革命和预防革命。维特早在自己的《回忆录》里面就告发过他所痛恨的古契柯夫，说此人是一个迫害不合时宜的苏丹的青年土耳其党人的崇拜者。但是，青年时代还没来得及表现出青年土耳其党人无畏精神的古契柯夫，现在却明显衰老了。更主要的是，这位斯托雷平的战友不会看不到俄国的条件跟昔日土耳其条件的差别，也不会不反躬自问：用来预防革命手段的宫廷政变不会变成引发雪崩的最后震动吗？这样一来，用来预防的药物不是变得比疾病本身更致命吗？

在一些专门论述二月革命的著作里，谈到了预谋发动宫廷政变的话题，而且把它当作确凿无疑的事实。米留科夫做了这样的表述：“2月出现了实施政变的苗头。”邓尼金则把实施的时间推后到了3月。两个人都提到了这样的“计划”：在路上截住沙皇乘坐的专列，要求他退位，如果遭到他的拒绝（预料这是不可避免的），那就对沙皇实行“肉体消灭”。米留科夫补充说，在预见可能发生革命的情况下，没有参与阴谋也没有被“明确”告知阴谋准备情况的进步联盟的首领们在小范围里讨论过，政变一旦成功，怎样才能更好地利用它。近年来，有些马克思主义研究著作同样采纳了相信政变实际上在准备之中的说法。顺便说一句，在这个事例中，可以透彻地看出，奇谈轶闻是如何轻易而牢固地在历史科学中为自己赢得地位的。

罗将柯讲述的那个有声有色的故事被说成是阴谋存在的最重要的证据，可是故事恰恰证明了所谓阴谋纯系子虚乌有。1917年1月，克雷莫夫将军从前线来到首都，在杜马成员面前抱怨说不能继续拖延下去了，“如果你们决定采取这种极端措施（指换掉沙皇。——托洛茨基），那我们会支持你们”。如果你们决定！……十月党人希德洛夫斯基愤恨地高喊起来：“当他在毁灭俄罗斯的时候，无论什么理由也不能宽恕和怜悯他。”在一片争吵声中，布鲁西洛夫将军说出了真假难辨的话：“如果不得不在沙皇与俄罗斯之间做出选择的话，——我会跟着俄罗斯。”如果不得不！年轻的百万富翁捷列申柯像一个坚定的弑君者那样发了言。立宪民主党人申加廖夫说：“将军是对的，政变是必要的……然而由谁来做决定呢？”问题就在于由谁来做决定呢？表示反对政变的罗将柯本人提供的证词其实质就是这样的。在随后不多的几个星期里，计划看来一点进展都没有。关于拦截沙皇专列的谈论在继续，但是根本不清楚由谁来实施这样的行动。

俄国自由主义者在其较早时期曾经用金钱与同情支持过革命恐怖主义者，期望他们用炸弹把君主制度赶进自由主义者的怀抱。这些可敬的先生谁都不习惯拿自己的脑袋去冒险。不过起主要作用的毕竟不是个人的恐怖，而是阶级的恐怖。他们议论说，现在的情况是糟糕的，但是好像不会变得更加糟糕。不管怎样，假如古契柯夫—捷列申柯—克雷莫夫真的在走向政变，即实际上为它做了准备，动员了各种力量和手段，那么这事在革命成功后一定会非常明显和准确地广为人知，因为参加者特别是年轻的执行者（还真需要不少这样的人）没有任何理由闭口不谈他们“差点”就要实现的功绩，因为这在二月革命后只会保证他们得到升迁。可是这样的披露从未有过。显而易见，在古契柯夫与克雷莫夫那里，事情后来并没有进行到用红酒和雪茄庆祝爱国主义举动的地步。轻佻浮躁的贵族阶级投石党人也好，臃肿蹒跚的金融寡头反对派分子也好，都没有心思用行动来矫正不垂青他们的天意历程。

1917年5月，最能言善辩而又空话连篇的自由主义者马克拉科夫在杜马（此时革命正在把它连同君主制度一起踢开）私下举行的会议上大发感慨：“如果后人诅咒这场革命，那么他们也会诅咒我们，因为我们没有用政变从上面来防止它发生！”晚些时候，已经流亡国外的克伦斯基效仿马克拉科夫倾诉悲情：“确实，条件已经具备的俄国耽误了从上面——又是从上面（这个词组说了这么多，是不是也做了这么多准备？）——及时发动军事政变（coup d'tat），耽误了防止国家的自发爆炸。”

这两声叹息结束了剧情，同时也表明，当革命释放了自己全部不可阻遏的力量以后，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庸人们仍然在想，“及时”撤换专制王朝的首脑就能预防革命的爆发！

没有足够的决心发动“大的”宫廷政变，但是从中派生出了小的政变计划。自由主义阴谋家不敢撤换君主制的主角，大公们却决心搬开他的台词提示人。他们认为杀掉拉斯普京是挽救专制制度的最后手段。

罗曼诺夫家族的姻亲之一尤苏波夫公爵把大公德米特里·帕夫洛维奇和君主派杜马代表普里什凯维奇吸引到这桩事情中来了。他们还试图把自由主义者马克拉科夫也拉进来，这显然是为了给谋杀赋予“全民族”的性质。但是，这位著名律师把毒药交给密谋者以后就小心地避开了。这真是非常别具一格的细节！密谋人士不无根据地认为，谋杀完事以后，罗曼诺夫家的汽车能很轻易地把尸体运走：大公的纹章总算找到了用武之地。以后的情况是按照迎合品位低俗的电影剧本上演的。12月16—17日之间的夜晚，被诱骗前来参加酒宴的拉斯普京在尤苏波夫的独栋私邸被弄死了。

除了一小撮宫廷佞臣和神秘主义女崇拜者以外，当权阶级把处死拉斯普京作为拯救行动接受下来了。在彼得格勒的全体皇族成员都带着同情去看望了软禁在家的大公，按照沙皇的说法，他的双手结果被一个乡下人的鲜血弄脏了——要知道即便是基督，也是一个乡下人！皇后的同胞姐妹、谢尔盖大公的遗孀发来电报，她为行刺者进行祈祷，对他们的爱国举动表示感激。由于暂时还没有发布议论拉斯普京的禁令，报纸登载了很多拍手称快的文章。在剧场里，人们也纷纷对杀人犯表示敬意。大街上的行人互相道贺。尤苏波夫回忆当时的情景说：“在私宅里面，在军官的聚会上，在酒楼里人们为我们的健康举杯祝福，工人在工厂里对我们欢呼乌拉。”完全可以想得到，工人在得知拉斯普京被杀的消息后当然不会感到悲伤，可是他们高呼“乌拉”与复兴王朝的希望毫无共同之处。

拉斯普京奸党在等待时机，他们暂时隐匿起来了。沙皇、皇后、沙皇的女儿们和维鲁博娃在避开所有人的情况下，为拉斯普京举行了葬礼。围绕在神圣的朋友、被大公杀害的前盗马贼尸体四周的沙皇全家必定觉得自己完全无人理睬。然而，就是已经入土的拉斯普廷也得不到安宁。当尼古拉和亚历山德拉·罗曼诺娃被逮捕的时候，守卫皇村的士兵掘开了坟墓，撬开了棺材。发现在死者头颅旁边放着一尊圣像，上面有亚历山德拉、奥莉加、塔季扬娜、玛丽娅、安娜斯塔西娅和阿尼娅的签名。临时政府不知为什么派了一个特派员去皇村，要把尸体运到彼得格勒来。可是遭到老百姓的普遍反对，特派员于是只得就地焚烧了尸体。

那个朋友被杀以后，君主制还苟延残喘了10个星期，不过这段短暂的时光依旧是属于它的。拉斯普京没有了，但是他的阴影仍然继续笼罩着国家。与密谋者的全部愿望相反，谋杀事件之后，沙皇夫妇开始特别起劲地擢升拉斯普京党羽中最卑鄙的分子。为了报复对拉斯普京的谋杀，一个公认的恶棍被任命为司法大臣，有几个公爵则被驱逐出了首都。有报道说，普罗托波波夫在摆弄招魂术，以招回拉斯普京的亡灵。绞索无可挽回地一步步勒紧了。

处死拉斯普京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但也完全不是事件的参加者和鼓动者所期望的那样。它并没有缓和危机，而是加剧了危机。宫廷、司令部、工厂和农村小木屋……到处都在谈论这次谋杀。结论是不言而喻的：即使对于大公们来说，除了毒药和左轮手枪外，也没有别的手段来对付这个患麻风病的宫廷佞臣。诗人勃洛克曾经就拉斯普京之死写下了这样的诗句：“结果他的那颗子弹，命中了专制王朝的心脏。”

罗伯斯庇尔早就提醒立法会议注意，贵族反对派在削弱了君主制以后，便使资产阶级振作起来了，而跟在资产阶级后面的是人民群众。同时，罗伯斯庇尔预料，欧洲其他国家的革命不可能开展得像法国那么疾速，因为其他国家的特权阶级吸取了法国贵族的经验教训，不会主动发起革命。但是，罗伯斯庇尔在做出这一精彩分析的同时，自己进行推测时却犯了错误，他以为法国贵族用自己这次轻率的反对派行为给别国贵族留下了永久的教训。1905年特别是1917年，俄国再次证明，针对专制制度与半农奴制度，因而也是针对贵族的革命在迈出自己最初几步时，就会得到不仅来自普通贵族方面，而且来自其最有特权的上层，这里面甚至包括王室成员方面不成系统的、互相矛盾的然而又是十分有效的协助。这种非凡的历史现象也许使得社会阶级理论显得自相矛盾，不过事实上它只是在对这种现象的庸俗理解中才是矛盾的。

当社会各种对抗性矛盾达到高度紧张的时候，革命就会发生。不过这种状况也使局势变得难以忍受，即便对旧社会的统治阶级亦即注定要灭亡的阶级也是如此。我并不想让生物学的比喻超出它们应有的意义，不过还是要适当地提醒，到某个时刻，分娩这个行为无论对于母亲的机体还是对于胎儿都同样不可避免。特权阶级的反对立场渐渐表现为其传统的社会地位与该社会继续存在下去的需要之间的互不相容。在当权的官僚集团那里，所有人都开始显得无力应付。贵族阶级觉察到自己正处在普遍敌意的焦点，于是把一切过错都推给官僚集团，官僚集团则又把罪责推给贵族，然后它们或是一道或是单独把自己的不满指向君主的权力垄断。

原本在贵族等级机关里任职而暂时被调来任大臣的谢尔巴托夫公爵说：“无论萨马林还是我，原先都是省里的首席贵族。迄今为止，谁也不认为我们是左翼人士，我们自己也不这样认为。但是我们无论如何也不明白，国家怎么落到了这步田地，致使陛下及他的政府陷入了与安分明理的（革命的阴谋就不用提了）社会各界——贵族、商人、城市、地方自治局甚至军队——极其尖锐的意见对立之中。如果上头不愿意考虑我们的意见，那我们的职责就是离职。”

贵族看到了灾祸的原因就在于君主制变成了睁眼瞎子或者说丧失了理智。但特权等级还不相信，能使旧社会和新社会相安无事的政策已经根本不可能存在了；换句话说，不能容忍自己注定要灭亡命运的贵族要把自己临死前的痛苦化作反对旧制度最神圣的势力即君主制度的行为。贵族反对派这种紧张和不负责任的心态可以用历史对贵族上层的娇纵，以及令它难以忍受的对革命的本能恐惧来加以解释。贵族反抗的前后不一和自相矛盾的现象也可以用这是一个没有出路的阶级的反抗来加以解释。可是，就如油灯一样，在熄灭前的那一刻还会发出耀眼的火花，尽管它还带着烟炱——贵族也是一样，在消亡之前也能出现反对立场的火花闪耀，这会给它的殊死敌人以最大的帮助。这个过程的辩证法就是如此，它不仅能与社会阶级理论协调起来，而且只有它才能把这种理论解释清楚。 N4xDaaybkpYXauNrKs30iB05Ehb6LJokgo/NUBJmds16qvgPSxEjKaG24SM/+gJ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