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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完全无意去进行单独的心理方面的探究，而人们往往企图用它来代替社会和历史的分析。首先进入我们视野的是那些具有超越个人性质的巨大历史动力，君主制度也是其中之一。不过，所有这一切力量都要通过人来起作用，君主制度也正是因其原则而势必带有个人因素。这种情况本身就证明关注被历史发展进程令其与革命迎头相撞的君主的个性是正确的。此外，我希望在后面能说明，哪怕是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个体在什么地方耗尽在个性当中——而且往往比感觉到的还要可靠得多，以及个别人物的“特殊表征”又怎么常常只是更高级的规律性在个体身上刻下的印迹。
先辈们给尼古拉二世留下的遗产不仅是一个庞大的帝国，而且还有革命。可是他们没有传给他丝毫适合治理帝国乃至一个省或者一个县的天赋。最后一位罗曼诺夫以其极度的冷漠来对抗一步一步地把惊涛骇浪推向皇宫大门的历史潮流。在他的意识与他的时代中间似乎充斥着一层透明可又无法渗过的介质。
革命以后，接近过沙皇的人士不止一次地回忆起，在王朝最危急的时刻，如旅顺口陷落及舰队在对马海峡沉没的时候，10年后俄国军队在加利西亚败退的时候，以及又过了两年，到退位之前的那些日子里，当时沙皇周围所有的人都感到十分苦闷、恐惧与震惊，唯有尼古拉一个人保持着平静。他照样询问自己周游俄国时所竖立的路碑数目，回想过去打猎期间出现的插曲，以及官方会见现场的笑闻，总之在头顶雷声隆隆和闪电飞驰之际，他关心的却是日常生活中鸡毛蒜皮一类的东西。沙皇的一名亲信将军这样问自己：“这是什么，这是由于有教养而显示出来的非凡却又近乎虚幻的镇静，还是对上苍注定时世的信仰，或是感觉迟钝呢？”答案已经有一半包含在问题里面了。无论如何都不能用一副驯服的外表来解释沙皇所谓的“教养”，以及他在最可怕的环境中做到的镇定自若；实质在于他内心的冷漠，精神力量的薄弱和意志冲动的衰竭。在某些人那里被称之为有教养的冷漠面具在尼古拉那里则与他的天性自然而然地融为一体了。
沙皇的日记比任何见证人的记述都更有价值。他在日记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延续的是一种内心空虚的烦闷记录。“长时间散步，打了两只乌鸦。在白日的阳光下喝茶。”散步，划船。接着又是乌鸦，又是喝茶。一切都在生理活动界限之内。谈论教会仪式时用的语调跟谈论喝酒没有两样。
在国家杜马会议开幕之前的日子里，全国正处于震荡之中，而尼古拉写道：“4月14日。身穿薄衬衫散步，乘坐新添置的划艇。在阳台上喝茶。斯坦娜和我们一起用午餐，一起游玩。阅读。”至于读了些什么，是拜读感伤的英国小说，还是审阅警察司的报告？一个字也没有提到。“4月15日。接受维特辞职。跟玛丽和德米特里一起用午餐，然后用车子把他们送进宫去。”
在决定解散杜马的那一天，高官圈子里像自由主义圈子里一样感到阵阵恐惧，沙皇在日记里写的是：“7月7日，星期五。早晨很忙。为军官们准备的早餐晚了半点钟……有雷雨而且异常闷热。大家一起散步。接见戈列梅金，签署解散杜马的命令！在奥莉加和彼得那里吃午饭。整个晚上都在读书。”由于即将解散杜马而打上的感叹号是他情绪的最高表达。
被驱散的杜马代表呼吁人民拒绝纳税和服兵役。在斯维亚堡和喀琅施塔得的军舰上和陆军部队里，发生了一系列军人暴动。针对高官要员的革命恐怖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恢复了。沙皇写道：“7月9日，星期天。事情完了！杜马今天关门了。做完弥撒进早餐时，看得出很多人都拉长着脸……天气很好。散步时遇见了昨天从加特契纳回来的米沙叔叔。午饭前以及整个晚上都在安静地工作。乘划艇游玩。”偏偏又说到乘划艇游玩，至于干了哪些工作，则不置一词。永远都是如此。
接下来同样是些不祥的日子，他却写道：“7月14日。穿好衣服后骑自行车去海滨浴场，痛痛快快地下海洗浴。”“7月15日。洗了两个澡。天气很热。两人一起吃午饭。打了雷。”“7月19日。早晨游泳。然后穿好制服见客人。同弗拉基米尔叔叔还有恰根一起进早餐。”只用一句评语勉强提了一下暴动和爆炸性局势：“小事一桩！”这话反映出来的卑劣的而又尚未发展为自觉的犬儒主义的冷漠真叫人大吃一惊。
“上午9点30分去了里海团……散步很久。天气好极了。下海游泳。喝完午茶以后接见李沃夫和古契柯夫。”对于因斯托雷平吸纳反对派政治家进入自己内阁的企图而导致的这次如此不同寻常地接见两位自由主义政治家一事，沙皇的日记没有多说一个字。李沃夫公爵，也就是未来临时政府的首脑，谈到沙皇那次接见的情形时说道：“我原本预料将见到备受不幸折磨的国君，可情况不是这样。向我走来的是一个身着深红衬衫，神色略显愉快，乃至有点散漫的男子。”
沙皇的眼界不会比一个警察局小官员的眼界更宽，不同的是，后者能更好地了解现实，更少地背负迷信的包袱。尼古拉多年来阅读的并且从中吸取思想的唯一报纸就是梅谢尔斯基公爵用国家经费出版的一份周报。公爵是一个卖身投靠的卑鄙小人，是一个甚至在自己的圈子里也被人瞧不起的反动官僚集团的记者。沙皇带着自己的见解毫无改变地经历了两次战争与两次革命。在他的意识与时局之间充斥着一层永远无法渗过的冷漠介质。
人们把尼古拉称为宿命论者不是没有道理的。只是需要补充一点，他的宿命论简直不是主动相信自己的“星座”。相反，尼古拉认为自己是一个倒霉的人。他的宿命论仅仅是对历史发展进行消极的自我防御的形式。它与专横携手同行，按照心理动机来看，这是无足轻重的专横；但是按照其后果来看，这又是极其可怕的专横。
维特伯爵写道：“‘我想怎样，然后就该怎样。’——这个口头禅是在这位软弱的统治者全部行为中体现出来的。仅仅因为软弱，他做了给自己统治时期下定论的一切——连绵不绝地流淌着或多或少是无辜的鲜血。而且其中大多数是漫无目的地流着……”
人们有时拿尼古拉跟他那半癫狂的高祖父帕维尔进行对比。后者是经他的亲生儿子、“幸运的”亚历山大同意被宫廷佞臣勒死的。由不相信自己而发展为怀疑一切，对地位至尊而实际上无足轻重的处境的过敏反应，被人蔑视的感觉，也可以说是帝王中不可接触者的意识确实使两个罗曼诺夫显得如此相似。不过帕维尔性格色调之鲜明无人能比，在他的乖僻行为中充满了尽管是无责任能力的却又是想入非非的成分。而在他的玄孙那里，一切都是那么暗淡呆滞，连一个闪光点都没有。
尼古拉不仅动摇不定，而且背信弃义。由于他对宫廷内侍态度和气，因此谄媚者把他称为可爱的人，让人着迷的人。可是沙皇对他决定要赶走的那些高官恰恰显示出与众不同的温和：一个因受到超规格接见而被迷惑的大臣可能在自己家里发现叫他辞职的信件。这似乎是一种由于自己微不足道而进行的报复。
尼古拉总是怀着敌意防备一切有才能的和影响大的人物。只有在置身一群十足无能与弱智的人当中，在伪君子与大脑有缺陷的人当中，他才会感觉良好，因为在这种场合，他无须仰视他们。他有自尊，甚至是非常讲究的自尊，但不是积极的，没有一点主动性，那是一种满怀忌妒的防守性质的自尊。他按照不断降低标准的原则来挑选大臣。只有在最极端的场合，在找不到其他出路的时候，在类似请外科医生救命的情况下，他才会起用有才智和有性格的人。维特，尔后还有斯托雷平的境遇就是如此。沙皇是带着没有掩饰好的敌意对待他们二人的。只要紧张局势刚一过去，他就赶紧摆脱这些顾问，因为他们高出他太多了。官员的遴选就是这样一成不变地进行的，以致最后一届杜马主席罗将柯于1917年1月7日，也就是革命已经在叩响大门之际向沙皇大胆进言：“我的陛下，在您周围没有剩下一个可靠与诚实的人了，所有优秀人物都被解职或者自行离开了，剩下的只有那些声名狼藉的人。”
自由资产阶级寻找与宫廷之间的共同语言的全部努力都付诸东流了。不安分并且爱争吵的罗将柯企图用自己的进谏刺激沙皇，谁知一切都是枉然！尼古拉不仅对进谏者所说的论据，而且对他的无礼举动也不加理睬，尼古拉正在平静地准备解散杜马。德米特里大公（沙皇以前的宠臣和后来行刺拉斯普京的参与者）对自己的行刺同谋尤苏波夫公爵抱怨说，身在大本营的沙皇对周围所有事物变得一天比一天漠不关心了。按照德米特里的说法，有人在让沙皇喝一种使他的精神能力变得更加迟钝的草药水。至于说自由主义历史学家的米留科夫，他写道：“有不少流言说，沙皇身上这种智力迟钝与道德冷漠是通过增加饮用酒精来保持的。”所有这一切都是凭空杜撰和夸大其词。沙皇不需要服用麻醉剂，他的血液里本来就有致命的“草药”，只是它以战争中的重大事件与引发革命的国内危机为背景才令人特别吃惊地表现出来。拉斯普京是个善于揣摩他人心理的人，说到沙皇，他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声：“他内心非常空虚。”
这个沉闷、平静和“有教养”的人是残酷的。这不是伊凡雷帝与彼得大帝那种追求一定历史目的的积极的残酷，尼古拉二世的残酷是末代子孙对自己在劫难逃的命运感到恐惧的怯懦的残酷，尼古拉二世跟他们哪有什么共同之点呢？早在即位之初，尼古拉就曾称赞枪杀工人的法纳戈里团的士兵是“好小伙儿”。他在阅读怎样用马鞭抽打“剪短发的”高等女子学校学生，或者在反犹暴行中怎样砸破毫无自卫能力的犹太人头颅之类的报道时，总是流露出快感。这个背叛了加冕誓言的人竭尽心力去结交那些社会渣滓与黑帮暴徒，不仅不惜动用国库慷慨酬报他们，而且喜欢跟他们议论他们的功绩。当这些人偶尔因谋杀反对派代表而被逮住时，他便赦免他们。镇压第一次革命期间出任政府首脑的维特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每当这班家伙的头目毫无益处的残暴行为呈报到沙皇那里时，都会得到他的称赞，而且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会得到他的庇护。”有一次，波罗的海沿岸区总督呈报，要求制止一个名叫里希特的海军大尉“未经审讯擅自枪决没有反抗的人的行为”。沙皇却在报告上批示：“嘿。真是好样的！”类似这样的鼓励不计其数。这个没有意志、没有目标，也没有想象力的“让人着迷的人”比古今所有的暴君更为可怕。
沙皇一直处在皇后的强大影响之下，而且这种影响随着困境的发展而逐年增加。他们两人组成了某种整体，这种结合确实说明了，处于环境压力之下的个人会在多大程度上需要得到群体的补充。不过我们先得介绍一下皇后。
战争时期法国驻俄国大使莫里斯·巴列奥洛格是一个对从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到女看门人的心理都洞若观火的人，他给末代皇后描绘出了一幅精细入微的肖像：“精神焦虑，长期的慢性忧郁，无穷的苦恼，时而旺盛时而衰竭的精力，思索冥冥地府与彼岸世界的痛苦，还有就是迷信——所有这些在皇后个性中极为鲜明地体现出来的特征难道不正是俄罗斯人民的性格特征吗？”不论多么奇怪，在这不乏谄媚的谎话里还是含有一些真实成分的。怪不得讽刺作家萨尔蒂科夫把出身于波罗的海地区的男爵的那些大臣和省长称作“具有俄罗斯灵魂的德国人”。毫无疑问，正是这些与俄罗斯人民没有任何关联的外国人造就了“真正俄罗斯人的”行政长官最纯正的文化。
按照巴列奥洛格的说法，皇后既然完整地接受了俄罗斯人民的灵魂，那么人民为什么还是用如此露骨的仇恨来报答皇后呢？答案其实很简单，在人民为了从以前的中世纪野蛮中解放出来付出巨大努力的时候，这个德国女人为了自己的新地位而让自己逐渐习惯了伴随着冷酷暴行的俄国中世纪的传统与训诫，而俄国的中世纪又是各国同时期当中最贫乏和最愚昧的。这位黑森公主被专制制度的恶魔直接控制了：她从穷乡僻壤的故乡一举登上了拜占庭式专制的高位，无论如何她都不会愿意从这高位走下来。在东正教中间她找到了适合自己新的命运的神秘主义与魔力。旧制度的龌龊越是赤裸裸地显现出来，她就越固执地坚信自己的使命。凭着坚强的性格和病态的残酷，皇后弥补了沙皇意志方面的薄弱，并且牢牢地控制了他。
1916年3月17日，离革命爆发还有一年，这时纷乱扰攘的国家在失败与破坏的铁钳中痛苦地抽搐，皇后给身在大本营的丈夫写信说：“……你不应该纵容，不要成立责任内阁以及做他们想要做的任何事情。这应该是你的战争，你的和平，你和我们祖国的荣誉，绝对不是杜马的。在这些问题上他们没有权利说哪怕是一句话。”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完美的纲领，这个纲领始终凌驾在沙皇天生的优柔寡断之上。
当尼古拉作为徒有其名的总司令去了部队以后，皇后开始公开处理国内事务。大臣们揣着报告去见她，就像朝见摄政女皇一样。她跟一小撮反对杜马、反对大臣、反对大本营的将军、反对全世界，部分地也反对沙皇的佞臣沆瀣一气。1916年12月6日，皇后在致沙皇的信中写道：“……既然你说过想保留普罗托波波夫，他（指大臣会议主席特列波夫。——托洛茨基）怎么胆敢反对你呢，——要用拳头猛击桌子，绝不能退让，你是主人，听你坚强的妻子和我们朋友
的话吧，相信我们吧。”三天后她又重复说：“你知道你是对的，要傲然不屈，命令特列波夫同他一道工作……用手拍桌子吧。”这些语句看上去是凭空杜撰的，但它们确实是从信的原件中摘录出来的，想杜撰也杜撰不出这个样子。
12月13日，皇后又劝导沙皇说：“只是别答应人们为之着迷的责任内阁。大家都变得更安静、更规矩了，不过都愿意感觉到你的管束。已经很久了，怕有好几年了吧，人们一直对我说同样的话：‘俄罗斯喜欢鞭子的感觉。’——这是他们的天性！”这个具有温莎教养和头戴拜占庭皇冠的东正教徒黑森女人不仅仅是俄罗斯灵魂的“化身”，而且本能地蔑视它：他们的天性需要鞭子——这是专制王朝在掉进深渊前两个半月时俄国皇后写给俄国沙皇关于俄国人民的评语。
在性格方面占优势的皇后在智力上其实并不比她的丈夫高，甚至比他还要低得多，不过她在追求由头脑简单者组成的上流社会方面比他强得多。维系沙皇、皇后与家庭教师维鲁博娃之间的多年亲密友谊为这对专制夫妇的精神成长设定了一个限度。维鲁博娃自称是一个糊涂虫，看来这并不是谦逊之词。谁也不能否认维特目光准确，他是这样描述她的：“一个极其平庸以及并不漂亮的彼得格勒糊涂小姐，好像是奶油面团做成的皮囊。”可是年迈的高官、大使和银行家都奴颜婢膝地向她献殷勤，而她还有足够的智商，不至于忘记自己的钱包。沙皇和皇后在这个女人的社交圈子里消磨了大量时光，他们同她商量各种各样的事情，同她书信来往，也在信中谈论她。她比国家杜马甚至大臣会议更有影响力。
不过，维鲁博娃本人仅仅是“朋友”的中介人，“朋友”的权威比所有这三个人都要高。皇后写信给沙皇是这样说的：“……这是我个人的意见，我还要弄清我们的朋友的想法。”朋友的意见不是个人的，它决定一切。几个星期后皇后坚持自己的要求：“……我是坚强的，不过你还是听我的话吧，这就是等于听我们的朋友的话。各方面都相信我们吧……我替你担忧，就像替一个温情的和心肠软的孩子担忧一样。孩子需要指导，可是他却听从那些愚蠢的顾问。其实，作为上帝派来的人会告诉他应该干些什么。”
这位上帝派来的朋友就是格里戈里·拉斯普京。
“……在我们的朋友的祈祷和帮助下，一切都会好的。”
“假如我们没有这位朋友，一切都早已完蛋了，我完全相信这一点。”
在尼古拉和亚历山德拉整个在位期间，不仅从俄国，而且从其他国家将巫师与患歇斯底里症的女人送进了宫廷。俄国有一批特别显赫的供养者，他们聚集在眼下这位先知周围，于是在君主制度下形成了一个势力强大的集团。里面不乏拥有伯爵夫人称号的年迈伪善者，因卸职而苦闷的高官，以及把政府各部整个地租赁下来的银行家。东正教会的高层主教们在满怀醋意地跟催眠术士及巫师方面开展并不享有特权的竞争时，匆忙地使自己进入了互相倾轧的中心之地。曾经两次触犯这个当权小集团的维特把他们称为“得了麻风病的宫廷佞臣”。
专制王朝越是与世隔绝，以及专制君主越是觉得自己是无家可归的孤家寡人，他就越是需要来自冥界地府的扶助。有些野蛮人为了求得好天气，用绳索绑紧牌匾在空中旋转挥舞。沙皇和皇后为了达到各种完全不同的目的，也在利用各式各样的牌匾。在沙皇专列的车厢里，有一个放有大小神像以及举行宗教仪式所需全部物品的完整祈祷室。这些东西原先是用来抵挡日本、后来是抵挡德国大炮的。
至于宫廷圈子里人的水平，说实在的，一代又一代过去了，还真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在绰号为“解放者”的亚历山大二世的朝代，大公们真诚地相信家神和巫婆。到亚历山大三世的时候，情况并没有什么好转，只不过显得更宁静一些。“得了麻风病的宫廷佞臣”一直都存在，只是成员有所变化，形式也翻新了。尼古拉二世没有创立，而是从先辈那里继承了野蛮的中世纪宫廷氛围。可是国家在这几十年间发生了变化，任务变得更加复杂了，文化也向前发展了，结果宫廷里的人被远远地抛在了后面。如果说君主专制政体在大棒之下被迫对新生力量做了一些让步，那么它内心还是根本赶不上现代化的步伐。相反，它依然与世隔绝，在仇恨与恐惧的压力下，中世纪的气息更加浓烈了，只是暂时还不具有笼罩全国无法忍受的噩梦的性质罢了。
临近1905年11月1日，亦即第一次革命最紧急的关头之际，沙皇在日记中写道：“认识了上帝赐予的人格里戈里，他是从托博尔斯克来的。”此人就是拉斯普京，一个西伯利亚的农民，曾因盗马挨过痛打，头上还留着尚未完全愈合的伤疤。这位来得正是时候的“上帝赐予的人”很快在高官显贵中找到了帮手，不过说得准确些是他们发现了他。这样一来，新的当权小集团形成了。这个小集团不久便完全控制了皇后，并且通过皇后控制沙皇。
自1913—1914年冬季开始，彼得格勒上流社会就已经有公开传闻，说所有高层官员的任命、市场供应与工程承包都要由拉斯普京集团决定。“长老”本人逐渐变成了国家机关。那些相互竞争的部门精心地保护着他，至少在仔细留意他的一举一动。警察司的密探逐日逐时记录他的生活日志。连下面这样一件事也没有漏过：拉斯普京在探访自己出生的波克罗夫斯克村时，因酒醉而跟自己的父亲在街上打得头破血流。可就在同一天，1915年9月9日，拉斯普京发出了两封友善的电报：一封发给正在皇村的皇后，另一封发给身在大本营的沙皇。
密探们用一本正经的语气记录下了朋友日复一日狂饮作乐的情形：“今天清晨5点回来，酒气十足。”“25—26日晚间女演员B在拉斯普京那里过夜。”“与公爵夫人Д（沙皇宫廷一个低级侍从的妻子。——托洛茨基）一起去了阿斯托丽亚旅店……”类似的记载在日志里比比皆是：“晚上11点左右从皇村回家。”“拉斯普京与Ш公爵夫人大醉而归，现在又出门了。”第二天早晨或晚上又去了皇村。至于有个密探提出的观察入微的问题：长老为什么总是心事重重？答案就在下面：“我不能决定杜马会议是开还是不开。”接着复又写道：“清晨5点回家，烂醉如泥。”就这样，曲调的演奏一年到头总是练习下面3个音阶：酒气十足、烂醉如泥、醉醺醺的。宪兵将军格洛巴切夫把这些对国家至关重要的报道编订成册并且在上面签字画押。
拉斯普京登峰造极的影响延续了6年之久，这也是君主制度的最后时光。在相当程度上参与过拉斯普京的生活，然后又参与了对他的谋杀的尤苏波夫公爵说：“他在彼得格勒的生活化作了从不间断的节日，化作了一个好运意外降临的苦役犯的纵酒行乐。”杜马主席罗将柯写道：“我手里有一大群母亲写来的信，诉说她们的女儿因那个厚颜无耻的色狼而蒙受的耻辱。”与此同时，彼得格勒大主教皮季里姆和几近文盲的大主教瓦尔纳瓦因为得到了自己的职位而对拉斯普京感激涕零。由于紧跟拉斯普京，萨布列尔得以长期保住至圣俄罗斯正教会圣教公会事务大臣的职务。正是出于他的强烈要求，不愿接受“长老”的大臣会议主席科科夫策夫被解除了职务。拉斯普京任命施秋梅尔当了大臣会议主席，普罗托波波夫当了内务大臣，还任命了新的东正教事务大臣拉耶夫与其他许多人。法兰西共和国大使巴列奥洛格设法同拉斯普京见了面，并且跟他面吻。他大发感慨：“Voila un veritable illumine！”（法语：你瞧，真是一个得到天启的人！——译者）以便通过这样的方式为法兰西事业赢得皇后的欢心。作为俱乐部赌徒与高利贷者已经列入秘密警察名册的犹太人西曼诺维奇是长老的财务代理人，他通过拉斯普京让一个十足的无耻之徒多布罗沃利斯基当上了司法大臣。
关于此类新的任命，皇后致信沙皇说：“把这个小副本放在自己面前吧。我们的朋友请你就所有这些和普罗托波波夫商量一下。”过了两天，皇后又来信说：“我们的朋友说，施秋梅尔还可以作为大臣会议主席待一段时间。”接着复又说道：“普罗托波波夫在我们的朋友面前显得十分恭敬，他将会交上好运。”
就在密探郑重其事地记录女人和酒瓶的数目的那些日子中的某一天，皇后在信中悲伤地告诉沙皇，人们指责拉斯普京“乱吻妇女等等，读读使徒行传吧，他们亲吻众人是为了祝福”。引用使徒行传对密探未必会有什么说服力吧。在另一封信当中，皇后更有甚者地写道：“在做晚祷的时候，对我们的朋友我想了很多。那些经师与法利赛人是怎样迫害基督的，他们把自己伪装得那么完美无瑕……啊，对啦，从来没有本乡本土的预言家。”
把拉斯普京与基督相提并论在这个圈子里已经习以为常，根本不是什么偶然现象。面对历史的可怕力量，恐惧确实太强烈了，以致沙皇夫妇能够在无形的上帝和福音派基督无形的灵魂中得到满足。需要“人类之子”再次降临。在拉斯普京身上，只剩下权力空壳和垂死挣扎的专制王朝找到了跟自己一模一样的基督。
“假如没有拉斯普京”，旧制度的仆役、枢密官塔甘采夫说，“他会被杜撰一个出来”。这话里边的内涵要比说话人所想到的要丰富得多。如果把流氓行为这个名称理解为社会底层的反社会寄生分子的极端反映，那么我们完全有权把拉斯普京现象叫作最上层的帝王流氓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