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无产阶级和农民

俄国无产阶级在专制国家的政治条件下迈出了自己最初的步伐。法律禁止的罢工、地下小组、秘密传单、上街示威、同警察和军队发生冲突——这就是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与迟迟不肯退出自己阵地的专制政体二者结合创建的培训课堂。工人集中于大企业，承受无比沉重的国家压迫，最后还有青年和新近加入无产阶级队伍的那些人的冲动，这一切导致了在西方十分罕见，而在俄国却成了斗争基本形式的政治罢工。

*1903年和1904年的数字是全部罢工的参加人数，其中无疑多数是经济性罢工。

从本世纪初算起的工人罢工数据是俄国政治历史上最有教益的指标。尽管大家希望不要在正文里塞满数字，我也不能放弃引用这份1903—1917年间俄国政治罢工情况的表格。这些把内容压缩到最简单地步的资料只涉及工厂检查局管辖的企业，至于铁路、采矿、手工业和全部小企业，更不用说农业，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统计在内。但是这一时期罢工曲线的变化并没有因此显得不那么清晰。

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条国家的政治温度曲线，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唯一的曲线，正是在这个温度里孕育出伟大的革命。在这个无产阶级人数较少的落后国家，工厂检查局所辖企业1905年大约雇有150万工人，1917年约为200万！因此可以说罢工运动达到了世界各地前所未有的规模。鉴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软弱性，以及农民运动的分散性与政治上的盲目性，工人的革命罢工就成了攻城槌，觉醒中的民族用它去敲碎专制制度的城墙。1905年一年就有184．3万人参加了罢工。不用说，这里把多次参加罢工的工人重复统计在内了。即使我们对俄国的政治日历没有任何更多的了解，我们也能用手指指出表格上哪一年是革命的年份。

1904年，即日俄战争的第一年，工厂检查局告诉我们总共只有25000人参加罢工。而1905年参加政治罢工和经济罢工的人数一共达到了286．3万人，也就是说相当于上一年的115倍！这种惊人的罢工现象本身引起了一种想法，即为时局进程所迫突然爆发出空前未有的革命积极性的无产阶级，不管付出多大代价都必须产生与斗争的宏伟规模和任务相适应的组织：这就是在第一次革命中诞生的并且成长为总罢工和夺取政权斗争的机关——苏维埃。

1905年十二月起义中失败的无产阶级在随后两年间努力通过英勇不屈的奋斗守住部分争得的阵地。就如罢工统计表所显示的那样，这两年还是跟革命直接衔接起来了，不过确实是退潮的两年。接下来的四年（1908—1911）在罢工统计学镜子里反映出来的是反革命获胜的年代。伴随而来的工业危机仍然在进一步削弱本来已经失血过多的无产阶级。退潮的深度与上涨的高度是对称的。全国的抽搐在这些简单的数字里留下了自己的痕迹。

1910年开始的工业复苏让工人恢复了元气，并且给他们的能量提供了新的推动力。1912—1914年的数据几乎重复了1905—1907年的资料，但是在次序上显得相反：它不是从高涨走向低落，而是从低落走向高涨。在新的更高的基础上（现在工人人数更多，也更有经验）发起了新的革命攻势。就参加政治罢工的人数而言，1914年上半年的政治罢工次数明显接近第一次革命巅峰年份。但是战争突然爆发了，从而陡然中断了这一进程。战争最初几个月鲜明地体现出工人阶级政治上的静止状态，可是到1915年春，这种动弹不得的窘状已经在开始慢慢过去。政治罢工的新周期开始了。这个周期是由1917年2月工人和士兵的起义完结的。

群众斗争的剧烈高涨和低落使俄国无产阶级在好几年时间里显得难以辨认了。此前两三年间，由于警察的某些专横行为就会引发全体罢工的工厂，如今完全失去了革命的面貌，并且毫无抵抗地忍受着当局最骇人听闻的罪行。严重失败的后果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再显现出来。革命人士失去了对群众的权威。尚未消亡的偏见和迷信在群众的意识里强化了。也就在这个时候，来自农村文化水平很低的移民冲淡了工人的队伍。怀疑论者讥讽地摇着脑袋。1907—1911年间的情况就是如此。可是群众中微小变化的过程渐渐治好了失败造成的心理创伤。时局的新转折与潜在的经济推动力开启了新的政治周期。革命人士重新赢得了自己的听众。斗争在更高的层次上复兴了。

为了理解俄国工人阶级两个主要的派别，指出孟什维主义是在反动和低潮年代最终形成的这一事实是相当重要的，它主要依靠与革命脱离关系的熟练工人阶层，而在反动时期遭到严酷打击的布尔什维主义在战前数年新的革命浪尖上迅速壮大起来。“聚集在列宁周围的那些成分、组织和人员是最有效率、最有朝气、最有能力从事不懈斗争，从事抵抗的坚强组织。”警察司就是这样评价战前几年间布尔什维克的工作的。

1914年7月，当外交官们把最后一颗钉子钉上为欧洲受难预备的十字架时，彼得格勒的革命洪炉一片沸腾。法兰西共和国总统普恩加莱向亚历山大三世的陵墓献花圈也不得不在街头斗争的最后余波和爱国主义游行示威的最初呼喊声中进行。

如果没有战争突然介入，1912—1914年进攻性群众运动可能直接导致推翻沙皇制度吗？未必有人能够蛮有把握地回答这个问题。时局的发展进程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革命，可是在这种情况下，要经历哪些阶段才能取得成功呢？还是不是有一种失败的结局在暗中等着它呢？为了唤起农民和争取军队，工人还需要等多久呢？对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只能进行推测。不管怎样，战争使时局的进程有了后续发展，因而更强有力地加速它进入最后阶段，保证它获得有毁灭能力的胜利。

随着第一声鼓角响起，革命运动渐渐平息下去了。工人当中最积极的阶层被征召入伍，革命分子被从工厂派往前线。很多人因为罢工遭到了无情处罚。工人报纸也被查封了。工会组织遭到取缔。成千上万的妇女、少年和农民被补充进了车间。战争，加上第二国际的破产，在政治上非常可怕地把群众引入了迷途，也为抬起了头的工厂管理人员以工厂的名义宣扬爱国主义提供了机会。他们迷惑了相当多的工人，使之追随自己，又迫使那些最勇敢和最坚定的工人在一边旁观不敢与人来往。革命思想只能在不大和沉默的圈子里勉强发出一些微弱的光线。这时，工厂里谁都不自称是“布尔什维克”，以免遭到逮捕，何况还会遭到落后工人的殴打呢。

由一批能力较弱的人组成的布尔什维克的杜马代表在战争爆发时表现很不称职。它与孟什维克的代表一道提交了一份声明，其中声称有责任“捍卫人民的文明财富，使之免遭无论来自何方的一切侵犯”。杜马用掌声强调了这种放弃立场的行为。党的国内组织和团体没有一个采纳公开的失败主义立场，而这个立场是列宁在国外郑重宣布的。不过，爱国主义者在布尔什维克中间并没有占多大比例。与民粹主义者和孟什维克相反，布尔什维克从1914年起就已经开始在群众中开展反战的书面和口头宣传。布尔什维克的杜马代表很快就从惊慌失措中恢复过来了，并且重新开始革命工作。可是由于有一个奸细网，因此当局对他们的工作情况了如指掌。我们有足够的证据说，战争前夕党的彼得格勒委员会7个成员中有3个在为暗探局干事。沙皇统治者就是这样同革命玩捉迷藏游戏的。11月，布尔什维克全体杜马代表遭到逮捕。全国范围内开始了对党组织的普遍破坏。1915年2月，杜马党团的案件在高等法院开庭审讯。代表们显得十分谨慎，党团理论方面的权威加米涅夫像乌克兰中央执行委员会现任主席彼得罗夫斯基一样，表示要跟列宁的失败主义立场划清界限。警察司满意地指出，对代表们的严厉判决没有引发工人方面的任何抗议举动。

看来，是战争偷换了工人阶级，这种现象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彼得格勒的工人队伍更新了百分之四十，革命的继承性戛然中断了。战争爆发前的事物，包括布尔什维克党团在内，都在向后倒退，几乎陷入了沉迷状态。然而就在毫无希望的沉寂中，在爱国主义甚至一定程度上还有专制皇权的外表下，新的情绪爆发在群众中逐渐蓄积起来了。

1915年8月，沙皇政府的大臣们奔走相告，说工人“在到处寻找为德国人的利益而变节、背叛与怠工的行为，集中精力追查导致我们在前线失败的罪魁祸首”。的确是在这期间出现的日益觉醒的群众的批评，部分是出于真心诚意，部分是为了染上保护色，不过往往都是以“保卫祖国”为出发点的。可是这个想法仅仅是出发点。工人的不满为自己开辟了通向更深之处的道路，终于迫使工长、黑帮工人和厂方的仆从不再吭声，同时让工人布尔什维克抬起头来。

人民大众从批评转变为行动。愤怒情绪首先在因粮食供应问题而引发的骚乱中找到了发泄通道。在有些地方，骚乱带有地方性叛乱的形式。妇女、老人和孩子在集市与广场上感到自己比有服兵役义务的工人在工厂还要自主与勇敢。5月，莫斯科发生了针对德国人的严重暴力事件。尽管参加者多半是在警察庇护下胡作非为的市民渣滓，然而暴行能够在工业中心莫斯科发生这事本身就证明，工人的觉悟程度还不足以把自己的口号和纪律强加给心绪不宁的小市民。遍布全国的粮食骚乱破坏了战争的感召力，并且为罢工铺平了道路。

由于大量非熟练工人涌进工厂以及对军事工业利润的贪婪追逐，导致了劳动条件的不断恶化与最为野蛮的剥削方式的复活。物价上涨自然降低了劳动报酬。经济罢工于是成了群众不可避免的反应，而且罢工延续得越久，也就会变得越猛烈。伴随着罢工而来的是群众集会，集会一般会做出政治性决议，跟警察发生冲突，引起枪击和牺牲的事也不少见。

斗争首先在中央纺织工业区展开。6月5日，警察在科斯特罗马向织布工人开枪射击，结果造成4人死亡，9人受伤。8月10日，军队开枪镇压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的工人，导致16人丧生，30人受伤。当地驻军的部分士兵也加入了纺织工人的行动。全国各地普遍举行罢工，抗议发生在伊万诺沃—沃兹涅辛斯克的枪杀事件。经济斗争以同样的方式蔓延开来，往往也是纺织工人走在最前列。

与1914年上半年相比，运动在压力的强度与口号的鲜明方面后退了一大步。这并不奇怪，因为在工人领导阶层处于混乱的情况下，参加斗争的群众中间有相当多是生手。但是，从战时发生的首批罢工事件中，人们已经感觉到一场重大的战斗即将来临。8月16日，司法大臣赫沃斯托夫说：“如果说现在还没有发生工人的武装行动，那完全是因为他们还没有组织。”戈列梅金说得更明确：“工人领路人面临的问题是缺乏组织，它因逮捕5个杜马代表而被破坏。”内务大臣则补充说：“（布尔什维克）杜马成员不能赦免，因为他们是工人运动最危险行为的组织核心。”在真正的敌人究竟在哪里一事上，这些人无论如何都不会犯错误。

与此同时，政府认为必须一如既往地打击工人革命的为首者即布尔什维克，甚至在最混乱的时刻和准备对自由主义做出让步的时候也是如此。同时，大资产阶级在力图实现同孟什维克的合作。被罢工规模吓坏了的自由主义工业家企图对工人，包括对他们选出的军事工业委员会代表强行实施爱国主义纪律。内务大臣抱怨说，要开展对付古契柯夫玩弄花样的斗争是很困难的，“所有事情都是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和以国防利益的名义干出来的”。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警察自己也尽量避免拘捕社会爱国主义者，他们把后者视为反对罢工与革命“破坏行为”斗争的间接盟友。由于过于相信社会爱国主义的力量，暗探局确信在战争延续时不会发生暴动。

在选举军事工业委员会期间，以精力充沛的金属工人格沃兹杰夫（后面我们还会见到身为革命联合政府劳动部长的他）为首的护国主义分子本来处于少数，可是他们不仅得到了自由派资产阶级，而且得到了官僚集团的支持。它们这样做是为了排斥布尔什维克领导的抵制分子，从而把工业爱国主义机构中的代表硬塞给彼得格勒的无产阶级。孟什维克的立场在随后的一次演讲中清楚地表达出来，他们的一位代表向委员会里面的工业家提议：“你们应该提出这种要求，鉴于现存的官僚政府已经没有价值，必须把他们自己的位子让给作为现行制度继承人的你们。”新近出现的政治友谊的增长不是以日而是以小时计算的。革命以后，它结出了自己的成熟果实。

战争给地下工作造成了非常可怕的破坏。杜马党团被捕以后，布尔什维克失去了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的存在也是短暂的，而且并非总是与本地区保持联系。只有分散的团体、小组和个人仍然在活动。不过，开始活跃起来的罢工斗争使工厂里的布尔什维克获得了精神与力量。他们逐渐互相认识，建立地区性的联系。地下工作逐步复活了。晚些时候警察司写道：“俄国还有绝大多数社会民主工党地下组织追随其后的列宁分子，从战争开始时起就在自己一些最大的中心（如彼得格勒、莫斯科、哈尔科夫、基辅、图拉、科斯特罗马、弗拉基米尔省、萨马拉）印发了大量要求停止战争、推翻现存政府与建立共和国的革命传单，而且这类工作以助长工人罢工和不守秩序作为自己相当可观的成果。”

工人向冬宫进发的传统纪念日游行（上一年几乎没有举行值得一提的纪念活动）引发了1916年1月9日的大范围罢工。这一年，罢工运动增加了一倍。每一次较大的和顽强的罢工都伴随着同警察的冲突。而工人对军队的态度是显得相当友善的，暗探局不止一次地指出过这一令人不安的事实。

军事工业膨胀起来了，它吞噬了周围的全部资源，同时也在挖自己的墙脚。民用部门的生产处于停滞状态。尽管一切都有计划，经济调整还是什么结果都没有。由于强大的军事工业委员会的对抗，官僚集团已经无力把事态掌控在自己手中了，可是它还是拒绝让资产阶级发挥调节经济的作用。混乱状况进一步加剧。代替技术娴熟工人的是手艺不行的工人。波兰的煤矿与工厂迅速显现出令人担忧的情形：在战争头一年间，境内的工业生产能力下降了大约1/5。供应军队和战争需要的产品却达到了总产量的50%，其中包括全境生产的75%左右的纺织品。超负荷运行的交通运输设施无法把必需数量的燃料和原料运到工厂去。战争不仅耗尽了本年度的国家预算，而且开始严重地侵蚀国家的固定资本。

工业家向工人所做的让步越来越少，政府照常用严厉的镇压来回答每一次罢工。所有这一切推动了工人的思想由只关心局部发展到关心全局，并且从经济领域转向政治领域。“大家必须立即举行罢工。”于是，总罢工的想法复活了。群众激进化的过程在罢工统计表中得到了再令人信服不过的反映。1915年，参加政治罢工的工人比参加经济冲突的工人少一倍半，1916年则少了一倍，而1917年头两个月，参加政治罢工的工人人数相当于参加经济罢工人数的6倍。下面这个数据确立了彼得格勒的地位：战争年代它的政治罢工的比重占到了72%！

斗争的烈火烧毁了不少陈旧的信仰。暗探局“痛苦地”报告说，如果按照法律的规定，“要对所有蛮横无理与明目张胆侮辱陛下的行为做出反应，那么依据第103条办理的起诉案件数目就会达到一个从未有过的数字”。不过，群众的意识仍然落后于他们自己的行动。战争与破坏的可怕压力使斗争进程之快达到了如此程度，以致广大工人群众还来不及摆脱源自农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家庭的众多想法与偏见，从而达到革命自身的要求。这种情况给二月革命开头几个月的时局打上了自己的烙印。

临近1916年年底的时候，由于罢工使得物价不断上涨。商品的直接匮乏伴随通货膨胀和运输混乱出现了。此时，居民的消费品供应减少了一半还多。反映工人运动动向的曲线急剧向上飙升。从10月起，积聚着不满的斗争以各种形式进入了决定性阶段：彼得格勒在为二月的奋起做准备。群众集会遍及了全市各个工厂。话题包括粮食供应、物价上涨、战争与政府。布尔什维克的传单四处散发。政治罢工蓬勃开展起来了。工厂大门口经常出现即兴的游行示威。个别工厂还与士兵建立了友好情谊。抗议法庭审判波罗的海舰队革命水兵的猛烈罢工也开始了。法国大使提请大臣会议主席施秋梅尔注意他听说的士兵向警察开枪的事实。施秋梅尔安慰大使说：“镇压将是无情的。”11月，大群预备役工人因被派往前线而离开了彼得格勒的工厂。这一年是在雷电与风暴中结束的。

警察司司长瓦西里耶夫在与1905年的局势进行对比以后得出了极为不快的结论：“广大民众中的敌对情绪达到了在前面提到的那个骚乱时期所远没有达到的突出地步。”瓦西里耶夫对卫戍部队并不抱什么希望。在他看来，就连警察守备队也是完全不可指望的。暗探局报告了总罢工口号的重新活跃以及发生恐怖事件的危险性。从战场回来的士兵和军官谈及当前形势时说：“还观望什么，不管三七二十一扎死那些个恶棍得了。要是我们处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就不会多想了。”以及诸如此类的话。

金属工人出身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施里亚普尼柯夫讲述了那些日子里工人情绪焦躁的情形：“有时打一声唿哨，或者发出一点喧闹，就足以让工人把这当作企业停工的信号。”这一细节无论当作政治征兆还是心理征兆都是同样突出的：革命在走上街头之前已经进入了躁动状态。

外省也经历了同样的阶段，只不过要迟缓一些。运动的群众性还有战斗精神的增强使得其重心由纺织工人向金属工人、由经济罢工向政治罢工、由外省向彼得格勒转移。1917年最初两个月共有57．5万人参加了政治罢工，他们当中首都工人占了最大的一份。尽管在1月9日前夜警察再次进行了破坏，那一天首都仍有15万工人参加了流血纪念日的大罢工。情绪是紧张的，金属工人走在前面，工人越来越感觉到退路是没有的。每个工厂都形成了多半是围绕在布尔什维克周围的积极分子核心。在2月头两个星期，罢工与集会一直没有间断。8日那一天，警察在普梯洛夫工厂遭遇到了“冰雹般的铁块和炉渣”。14日，即杜马重新召开会议的那天，彼得格勒发生了约有9万人参加的罢工。莫斯科也有一些企业停工了。16日，当局决定在彼得格勒实行面包凭票供应，这种新奇的做法触痛了人们最敏感的神经。19日，食品店前聚集了大批人群尤其是妇女，大家都要求得到面包。一天以后，城里有些地方发生了捣毁面包店的事件。这乃是几天后行将爆发的起义之前的闪电。

俄国无产阶级并非仅仅从自己身上汲取勇气。其实它的人数居于民族少数的处境表明，如果没有来自人民群众内心深处的强大支持，它就不能让自己的斗争达到让它成为国家主人的那种规模。土地问题则保证它得到这种支持。

农民迟至1861年才获得半解放的事实使得农业几乎停留在跟两百年前差不多的水平上。保留村社旧有的、实际上在改革中已经被掠夺殆尽的公共土地储备，加上古老的耕作形式，这种局面自动加剧了农村的人口过剩危机，这危机在当时也是土地三区轮作制的危机。农民尤其觉得自己掉进了一个陷阱，因为事情不是发生在17世纪，而是在19世纪，也就是在货币经济向前深入发展的条件下。这种货币经济向农民村社提出的也许仅仅是用得起拖拉机的要求。于是我们在这里又看到了历史发展进程的某些阶段相互接近的现象，我们也看到了作为结果的异常尖锐的矛盾。

知识渊博的农学家和经济学家宣扬，只要合理耕作，土地是完全够用的。他们建议农民在技术和作物品种方面跃上更高的台阶，这样既不会触犯地主，也不会触犯县里的警官乃至沙皇。但是无论哪一种经济制度即便是最落后的农业制度在没有耗尽自己的全部可能性之前是不会丧失它的价值的。在认识自己被迫改用更加集约的经济方式以前，农民势必想进行扩大自己的三区轮作制的最后尝试。显而易见，只有在损害不属于农民的土地利益的条件下，这种尝试才可以成功。在国库与市场的猛烈打击下，农夫只能憋在狭小的土地上喘息，因此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力图永远摆脱地主。

第一次革命前夕，欧俄地区可耕地总面积估计有2．8亿俄亩。其中村社份地大约有1．4亿俄亩。皇室领地500多万俄亩，教会与修道院的土地约有250万俄亩。私有土地中，每户拥有500俄亩以上的三万名大地主共占有土地7000万俄亩，这大致等于几千万户农民的土地总和。这种土地统计数字便成了农民战争的现成纲领。

第一次革命没有消灭地主经济。并不是全体农民群众都起来斗争，农村的运动没有与城市的运动互相配合。由农民组成的军队虽然动摇不定，但最后还是派出了足够的兵力打垮了工人。谢苗诺夫近卫团刚一镇压莫斯科的起义，专制王朝就立即抛弃了削减地主土地以及自身专制权力的念头。

可是，遭到打击的革命在农村远不是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政府取消了先前的赎回金，并且允许更多地向西伯利亚移民。被吓坏了的地主不仅在租金方面做了相当大的让步，而且开始加紧出售自己的地产。最殷实的农民成功地享受了这些革命成果，他们有可能租种乃至购买地主的土地。

不过，1906年11月9日的法令为从农民中分化出资本主义农场主打开了最大的一扇门。它是业已获胜的反革命势力推行的主要改革措施。11月9日的法令甚至赋予无论哪一个村社都相当少的一部分农民违抗大多数农民意愿、从村社土地划分出来建立独立田庄的权利，因而法令也就成了反对村社的资本主义炸弹。大臣会议主席斯托雷平把政府在农民问题上的新政策的实质确定为“依靠强者”。这就是说，推动农民的上层分子通过购买“闲置”地块来占有村社土地，使之变成作为现存秩序支柱的新的资本主义农场主。不过，提出这样的任务比解决它要容易，在企图用扶植富农来悄悄取代解决农民问题一事上，反革命必定要遭到失败。

到1916年新年前夕，250万独立农户巩固了对自己1700万俄亩私有土地的所有权。另外还有200万农户要求把自己的1400万俄亩土地划分出来。这看起来像是改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可是，从村社分离出来的农户大多数是根本没有生命力的，他们只是为自然选择提供了材料。最落后的地主以及小农在加紧出卖自己的财产，一方是卖自己的田庄，另一方是卖自己的那一小块土地，作为买主的主要是新生的农民资产阶级。农业无疑进入了无可怀疑的资本主义高涨阶段。1908—1912年的5年间，从俄国输出的农产品由10亿卢布增加到15亿卢布。这表明，广大农民群众在无产阶级化，而农村的上层分子把越来越多的粮食投放到市场上去了。

取代农民强制性村社关系的是迅速发展起来的自愿合作组织，它们在短短几年内就相当成功地深入到了农民群众之中，现在则已经成了自由主义者和民主派的理想化目标。但是在合作社里面，只有富裕农民才有实力，合作社归根结底是为他们服务的。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农民合作社身上的民粹主义知识分子到头来还是把自己对人民的热爱转移到牢固的资产阶级轨道上去了。这其中也为“反资本主义的”政党社会革命党与杰出的（par excellence）资产阶级政党立宪民主党实行联合做了准备。

自由主义表面上坚持反对反动派的土地政策，然而实际上怀着极大的希望期待用资本主义方式摧毁村社。自由主义者特鲁别茨科伊公爵写道：“农村诞生了势力强大的小资产阶级，就其全部本性与性格而言，无论对于统一贵族的理想，还是社会主义的幻想，同样都是一种异己成分。”

但是这个硕大无比的奖章还有它的背面，从村社分离出来的不仅有“势力强大的小资产阶级”，而且有它的对跖人。战争爆发前，卖掉了自己赖以生存的份地的农民数量增加到了100万户，这等于出现了500万无产阶级化了的人口。提供足够爆炸物的还有数百万贫困农民，他们除了紧紧抱住难以填饱肚子的份地以外，什么也没剩下。因此在农民当中再次出现了这么早就在破坏资本主义社会在俄国整体发展的矛盾。新生的农村资产阶级必定会为原有的而且是更强大的私有者提供支持，他们对农民基本群众如同旧私有者对全体人民那样充满了敌意。在成为现存制度支柱以前，农民资产阶级自身需要稳定的秩序，以便保持他们已经争得的地位。如果考虑到在历届国家杜马里面土地问题一直保持其尖锐性质，那么上述情况的出现就不足为怪了。大家都觉得最后一句话还没有说出来。有一次农民代表彼得里琴科在杜马讲台上宣布：“你们讨论得太多了，你们又不能另造一个地球出来。也就是说，这土地你们必须要归还给我们。”这位农民既不是布尔什维克，也不是社会革命党人，正相反，他是一个右翼代表，一个保皇派。

农民运动也像工人的罢工斗争一样，到1907年年底的时候还比较沉寂，可是从1908年起开始部分恢复，并且在随后几年间发展壮大起来。斗争在村社内部确实发展到了相当大的规模，这里面还含有反动派政治报复的成分。在划分村社土地时，农民们发生武装冲突的事并非罕见。不过反对地主的斗争并没有停息下来。农民竭力焚毁贵族宅第、庄稼与草垛，沿途还捉拿违抗村社成员意愿分离出去的单独田庄主。

战争使农民突然陷入了如此不堪的境地：政府从农村征召了大约1000万名劳工与200万匹役马。本来就弱小的农户变得更加衰弱了。无地农户的数量在不断增加。而到战争的第二年连中农也开始走下坡路。农民对战争的敌视态度逐月强烈起来了。1916年10月，彼得格勒宪兵局的一份报告称，在农村已经没人相信战争会取得胜利，用保险代理人、教师、商人以及其他人士的话来说就是：“大家都在焦急地等待，这场该死的战争到底何时才能结束……”报告还写道：“到处都出现了政治问题，做出了反对地主和富农的决定，建立了各种组织的分支机构……暂时还没有统一的中心，但是必须要想到，农民正在通过合作社联合起来，而合作社在全俄国每时每刻都在增加。”这里说得有些过甚其词，宪兵局在有些地方说过了头，但是报告指出的根本问题无疑是对的。

有产阶级不会预料不到，农村将会提出清单进行清算，但是当他们寄希望无论如何都要避开它时，便打消了悲观念头。关于这一点，那位喜欢四处打探消息的法国大使巴列奥洛格在战争期间同前土地大臣克里沃舍因、前大臣会议主席科科夫策夫、大地主博布林斯基伯爵、国家杜马主席罗将柯、工业巨头普梯洛夫以及其他著名人物进行过讨论。下面就是这些人向他坦承的情况：为了贯彻激进的土地改革，需要30万专职土地测量员进行至少15年的工作，不过这期间独立农户的数目将达到3000万，因此任何事先的估算都是没有意义的。这样一来，土地改革在地主、高官和银行家心目中成为一个求与圆形面积相等的正方形的难题。无须说明，类似的数学精密问题与农夫们完全不相干。他们认为，首先必须赶走贵族老爷，然后一切都会一清二楚。

但是，如果说战争年代的农村依然相当宁静，那是因为它的活跃分子到前线去了。士兵们不会忘记土地，至少在不是想到死亡时是这样，农夫们对未来的想法写在了弥漫着火药味的战壕里。然而即使全体农民，甚至那些学会了使用武器的农民任何时候都没有单凭自己的力量完成过他们本身的革命——土地—民主革命。他们需要有人领导。在世界历史上，农民第一次可以找到以工人为代表的领导者。可以说，俄国革命跟以往一切革命根本和最终的区别就在这里。

英国的农奴依附关系到14世纪末的时候事实上就已经消灭了，也就是说比俄国出现这种关系要早200年，比它取消这种关系则早了450年。在英国，剥夺农民的土地所有权的过程一直延续到了19世纪，中间经历了一次宗教改革与两次革命。如此一来，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在外在形式上的发展——就有了充足的时间，以致在无产阶级觉醒过来走向政治生活之前很早就消灭了独立农民。

在18世纪末的法国，同国王的绝对专制、贵族和高级教士的斗争迫使资产阶级通过它的各个阶层在一定程度上完成了激进的土地革命。这以后，独立农民长期成为资产阶级制度的依靠力量，并且在1871年协助资产阶级战胜了巴黎公社。

在德国，资产阶级显得没有能力用革命方式解决土地问题，而且在1848年把农民出卖给了地主，就如300多年前农民战争时期马丁·路德把农民出卖给公爵们一样。另一方面，德国无产阶级在19世纪中叶还太弱小，致使它不能把对农民的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正因为这样，德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尽管不是像在英国那样绵延了那么长的时间，不过它仍然有足够的时间使农业从属于自己。由未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造就的德国资本主义发展情况就是这样的。

俄国1861年的农民改革是在资产阶级社会需求的压力下，然而又是在资产阶级政治上十足无能的情况下，由贵族与官僚的王朝实施的。国家加速资本主义改造不可避免地使土地问题变成了革命问题，这就是农民解放的性质。俄国资产阶级时而幻想农业发展按照法国类型，时而幻想按照丹麦或美国类型，随便哪个都行，就是不要俄国类型。不过他们也没有领悟到这样做需要及时预备好法国的历史与美国的社会结构。民主派知识分子尽管有革命的过去，然而在需要解决问题的关键时刻，却同自由派资产阶级以及地主站在一起，而不是同革命的农村站在一起。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工人阶级才能领导农民的革命。

在这里，后起国家发展的叠合规律——就落后成分与现代因素的特殊结合而言——在我们面前展现出自己最完备的形式，同时为解开俄国革命的主要疑团提供了一把钥匙。假如作为旧俄国历史的野蛮遗产的土地问题被资产阶级解决了，假如它能够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无论如何俄国无产阶级都不能在1917年夺得政权。为了让苏维埃国家成为事实，就需要分属截然不同的历史时期的两个因素——农民战争亦即具有资产阶级发展早期特征的运动和无产阶级起义亦即象征资产阶级社会末日的运动相互接近和相互渗透。1917年正是处在这样的环境中。 QlDwNBS5id5fB8AUPKtvEBnnvS7FGvCuzGrDPgdnkLiruOaoaqUjN8Hv0jg7E0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