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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参加世界大战在动机与目标两方面都是自相矛盾的。展开血腥搏斗实质上是为了争夺世界统治权，就这点来看，战争对俄国而言不是它力所能及的。俄国自己的所谓军事目标（土耳其海峡、加利西亚、亚美尼亚）只具有地域的性质，它们只能附带加以解决，而且要看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主要参战国的利益而定。
同时，俄国作为一个大国，又不得不参加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打斗，就像从前它不得不把工厂、铁路、速射步枪和飞机引进来一样。不久前，在最新学派的俄国历史学家中间经常就沙皇在推行现代帝国主义政策方面到底成熟到了什么程度的问题展开争论，可争论往往陷入了烦琐哲学，因为争论孤立地看待国际舞台上的俄国，把它当作一个独立的因素，而实际上它只不过是整个体系中的一环。
印度无论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是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卷入战争的。中国表面上是“自愿”介入的，但实际上是仆人参加主人的格斗。俄国的参战介于法国的参战与中国的参战之间。俄国以此来为得到与先进国家组成联盟、输入资本和按资本支付利息的权利付酬，也就是实际上为得到成为自己的盟国特别优待的殖民地的权利付酬，不过同时又为得到压迫和掠夺土耳其、波斯、加利西亚这些历来比俄国自己还要弱小和落后的国家和地区的权利付酬。从自己的地位来看，俄国资产阶级这种具有双重性的帝国主义带有世界上其他更强大势力国家的代理人的性质。
中国的买办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形式，后者在结构上属于外国财政资本与本国经济之间的代理中介类型。在全世界的国家等级中，直至战争爆发之际俄国的地位要比中国高得多。要是没有发生革命，它在战后究竟会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地位，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不过，一方面是俄国的专制制度，另一方面是俄国资产阶级自身，两者都表现出越来越明显的买办特征。两者都是靠与外国帝国主义的联系生存和发育的，都是为后者效劳的。离开了它，它们便无法维持下去。不过即便有外国帝国主义的支持，它们其实也没有坚持到最后。为提成而工作的经纪人要靠自己主人的利润过活，从这个意义上说，半买办性的俄国资产阶级也拥有世界帝国主义的利益分成。
军队是战争的工具。既然每一支军队在民族主义传奇中都被看作是不可战胜的，那么俄国统治阶级也没有理由把沙皇的军队当作例外。事实上这支军队只是在对半野蛮的民族、弱小的邻居以及处于分裂状态的国家作战时才显示出是一支厉害的力量。在欧洲舞台上，它所能起的仅仅是联盟的一个成员的作用。在防务方面，只有在地域辽阔、居民稀少和道路不畅的情况下才能执行自己的任务。苏沃洛夫是指挥农奴大老粗军队的能手，而打开了新社会和新军事艺术大门的法国革命使苏沃洛夫的军队遭到了灭顶之灾。
农奴制的半废除和全面义务兵役制的确立使军队实现了与在全国范围内程度相等的现代化。也就是说把国家的全部矛盾带进了军队，而这个国家仍然面临着要完成自己的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不错，沙皇军队是按照西方的榜样建立起来的，但是这更多的是在形式上而不是在实质上。在农民士兵的文化水平与军事技术水平之间无法达到协调一致。俄国统治阶级的无知、惰性与狡诈在指挥机关里面得到了充分体现。在战争时期集中需求的面前，工业和交通经常显露出崩溃的迹象。仿佛是命该如此，开战的第一天，俄国军队很快就出现了不仅缺少武器弹药，而且缺乏长筒靴子的问题。在日俄战争中，沙皇军队已经暴露出它处在怎样一种状况。在反革命时期，专制王朝在杜马协助下充实了军需储备，给军队的漏洞打了许多补丁，其中也给它所向无敌的声誉补了不少破绽。1914年，严峻得多的新考验终于来临了。
在军队的供给和经费方面，战争时期的俄国很快就暴露出自己对盟国奴仆般的依附性。这不过是它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全面依附在军事领域的反映。可是来自盟国的援助并没有挽回局面。弹药匮乏、生产弹药的工厂太少以及运送弹药的铁路网过于稀疏等等弊病使俄国的落后性转译成了失败这样一种通俗语言。这失败提醒俄国的国家自由主义者，由于它们的先辈没有完成资产阶级革命，以致他们的后人因此对历史欠下了一笔债务。
战争的最初日子就是耻辱的开始。经历了一系列局部灾难以后，1915年春季，突然俄国发生了全线溃败。将军们把自己形同犯罪的无能发泄到和平居民身上，辽阔的国土遭到了暴力的蹂躏，望不到边的人群被鞭子赶往后方。对外战争的溃败被国内的混乱局势进一步加剧了。
在回答自己的同事提出的关于前线令人忧虑的局势的问题时，陆军大臣波利瓦诺夫将军一字一句地回答说：“我把希望寄托在难以通行的地带，无法走过的泥泞沼泽以及神圣的罗斯庇护者、圣徒尼古拉·米尔利基斯基的仁慈上面。”（在1915年8月4日会议上的讲话）过了一个星期以后，鲁兹斯基将军向那几位大臣承认：“现代军事技术的要求对我们来说是力所不及的。无论哪一方面我们都赶不上德国人。”这不是一时的情绪冲动。军官斯坦凯维奇把这段话转述为军事工程师的语言：“同德国人作战是毫无希望的，因为我们什么也没能做到。甚至新的作战手段也变成了我们失败的原因。”这样的批评真的是不胜枚举。
俄国的将军们唯一有魄力干的事情就是不断地从国内调取人肉，而他们动用牛肉和猪肉时却无比地吝啬。像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手下的雅努什凯维奇和沙皇麾下的阿列克谢耶夫这样一些司令部里毫无价值的庸人利用新动员掩盖所有的漏洞。每当需要一队队战士的时候，他们就用一串串数字来安慰自己和盟国。战争期间，大约有1500万人被动员上了前线，他们塞满了火车车库、营房和转运兵站，挤作一团，人们不停地跺脚，互相踩踏，互相敌视和互相咒骂。如果说，这些人对前线还不过是虚幻的数字，那么在后方他们则是极为有效的破坏因素。大约有550万人阵亡、负伤或做了俘虏。逃兵的人数一直在不断增加。早在1915年7月，大臣们就在诉苦：“可怜的俄罗斯啊，就连她的军队也一样可怜。昔日这支军队曾经用胜利的雷霆震撼过整个世界……同样是这支军队，如今看来却是由一群胆小鬼与逃兵组成的。”
与此同时，那些用绞刑行刑人的口气讥讽“将军们撤退的勇气”的大臣，自己当时却花费大量时间来争论下面的问题：是不是要把圣徒的遗骨从基辅搬出来。沙皇认为这没有必要，因为“德国人不会冒险触犯它们，如果这样做，那德国人就要倒大霉了”。可是正教院已经在做这样的结论：“我们撤出的时候，就得把最宝贵的带走。”这不是发生在十字军东征的时代，这是在20世纪，也就是在能通过无线电把俄军战败的消息播出去的时候。
说到俄国对奥匈帝国的胜利，其实基于奥匈帝国的原因比俄国更多。正在走向崩溃的哈布斯堡王朝早就提出了对掘墓人的需求，因此不必对掘墓人提出多高的要求。俄国过去也曾取得过对那些内部处于瓦解状态的国家，如土耳其、波兰或者波斯的胜利。跟奥匈帝国对阵的俄军西南战线取得过使其与其他战线相比显得特别不同的巨大胜利。在这个地方，战事是由几位将军推动的，虽然他们确实没有什么能证明自己的军事才能，但是他们至少没有从头到脚都浸透那些屡战屡败的军事指挥官身上的宿命论。在这批人当中，后来还出现了一些国内战争的白卫“英雄”。
大家都在寻找，该把罪责推给谁。有人总是把它归罪于从事间谍活动的犹太人。同时肆意攻讦那些带有德国姓氏的人。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的司令部就以充当德国间谍的罪名枪毙了宪兵上校米亚索耶多夫，可是看来他并不是一个间谍。陆军大臣苏霍姆林诺夫也被逮捕了，其实他只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而又不修边幅的人物。以叛国的罪名指控他可能也不完全是空穴来风。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对俄国议会代表团团长说：既然在战时以叛国的罪名指控陆军大臣，看来你们的政府很有勇气。大本营和杜马用亲德主义来指责宫廷。大家都共同忌妒盟国并且憎恨它们。法国的指挥机关很爱惜自己的军人，却让俄国士兵备受打击。英国也慢慢行动起来了。彼得格勒的客厅和前线司令部流行着一则中听的笑话：“英国发誓要坚持到流尽……俄国士兵的最后一滴血。”这类笑话散布到了下层民众中间，也传到了前线。“一切为了战争！”政府大臣、杜马代表、三军将领、新闻记者都在这样喊。“对啦，”士兵们在战壕里沉思，“他们仍然准备战斗到流尽最后一滴……我的血。”
俄国军队在战争期间阵亡的人大约有250万，比任何一个参战国都多，或者说占到了协约国军队损失总数的40%。最初几个月，士兵们还没来得及多想或者想得很少就死在了炮弹之下。但是他们在那里日复一日地积累着因没有良好指挥而给下面带来的痛苦经历。他们根据跟不上战斗步伐的、漫无目的的调动次数和难以下咽的饭菜数量测算将军们到底混乱到了何种程度。从人和物的血腥混杂中产生了一个综合性词汇：“荒谬。”士兵语言中的这个词汇后来被其他更富表现力的词汇取代了。
农民组成的步兵崩溃得最快。总的看来，工厂工人所占比例较高的炮兵具有更容易接受革命思想的特点，在1905年就鲜明地反映出来了。如果说1917年事情正好相反，炮兵显得比步兵更加保守，那么原因就在于一切新来的和一切训练较少的人就像过筛子一样从步兵队伍里流失了；而炮兵遭受的损失要小得多，因而保留了旧有的骨干，同样的现象在其他专业部队里也看得到。但是到最后，炮兵也出毛病了。
从加利西亚撤退的时候，俄军总司令发布了一道秘密命令：对犯有开小差和其他违法行为的士兵要施行用树枝抽打的刑罚。对此，士兵彼雷科是这样描述的：“对犯有最轻微的过失，比如擅自离开队伍只几个钟头的士兵也开始用树枝抽打，而有时简直是为了借助树枝来提振士气，随便采用鞭刑。”早在1915年9月17日库罗帕特金所写的笔记就引用了古契柯夫说过的一段话：“开始时，下级军官怀着满腔热情去投身战争，现在热情消退了，而且由于经常打败仗而丧失了胜利的信心。”就在这前后，内政大臣在批评有3万已经伤愈的士兵依旧滞留在莫斯科一事时说道：“这是一群暴躁无比的流民，他们不遵守任何纪律，四处胡闹，还向警士挑起冲突（不久前就有一名警士被士兵打死），甚至劫走被捕者，等等。在出现混乱的时候，这些暴徒全都会跑到民众一边去，这是毫无疑问的。”还是那位名叫彼雷科的士兵写道：“大家普遍关心的仅仅是和平……至于谁获得胜利，以及实现怎样的和平——这是军队很少关心的。不论什么样的和平都是它所需要的，因为它已经被战争弄得筋疲力尽了。”
护士C.费多尔琴科是一个善于观察的女人，她暗中听到的士兵们的闲谈议论差不多就是他们的真实想法。她用纸把听到的如实记录下来了，后来据此写成了一本小册子：《战争中的人民》。这本书让人们看到了那样一个实验室，里面的炸弹、铁丝网、窒息性的瓦斯和政府的卑劣行为在长达数月的时间里促成了数以百万计俄国农民的觉醒。实验室里与累累白骨陈放在一起的古老偏见已经嘎吱作响了。在许多由士兵自己创作出来的格言里，已经出现了后来国内战争时期流行的口号。
1916年12月，鲁兹斯基将军抱怨说，里加是北方战线的灾难。像德文斯克一样，这里也是“进行成功鼓动的老巢”。布鲁西洛夫将军则证实，部队从里加地区撤出时纪律荡然无存，士兵拒绝向前冲锋，甚至把一个连长挑在刺刀上，为此只得枪毙了好几个人，等等。与军官团关系密切并且访问过前线的罗将柯也承认：“早在革命之前很久，军队彻底瓦解的土壤就已经存在了。”
本来，已经被拆散的革命危险分子在军队里几乎销声匿迹了。可是，随着不满情绪的普遍增长，他们又浮现出来了。作为惩罚，当局把罢工工人遣送到前线，结果增添了一大批宣传鼓动人员，而溃败为他们提供了难得的讲台。有一份密探报告写道：“后方特别是前线的军队充斥着这样的分子，他们当中有些人可能成为暴动的积极力量，而另外一些人可能只是拒绝参加镇压行动……”彼得格勒省宪兵局于1916年10月上呈的报告称，根据地方自治联合会特派员的报告，军队里弥漫着的恐慌情绪和官兵之间极度紧张的关系甚至引发了流血冲突，到处都可以遇到成千上万的逃兵。“凡是接近军队的人势必会留下完整与确凿无疑的印象：军队的士气绝对瓦解了。”出于谨慎，报告又补充说，尽管这些报道中似乎有很多不太可信的成分，可是又不得不叫人信以为真，因为许多从作战部队回来的医生也用同样的口气做了报道。
后方的情绪跟前线是一致的。在1916年10月举行的立宪民主党代表大会上，大多数代表指出，“在所有居民阶层尤其是农村以及城市的贫困阶层中”，笼罩着普遍的冷漠，无人相信战争会有胜利的结局。1916年10月30日，警察司司长在一份情报通报中写道：“在各地各个阶层中都观察到了类似的战争疲惫症和对尽快实现和平的渴望，无论缔结什么样的和约都没有关系……”
几个月后，所有这些老爷——代表和警察、将军和自治机构特派员、医生和前宪兵都将一致证实，革命消灭了军队中的爱国主义
，布尔什维克从他们手里夺得了实实在在的胜利。
在战时爱国主义大合唱中，立宪民主党人无疑扮演了主角。还是在1905年年底的时候，自由主义者就割断了自己同革命的不可靠的联系，从反革命时期之初又开始举起帝国主义的旗帜。一件事是从另一件事当中产生的：既然不能通过肃清国家的封建主义残渣来保证资产阶级的优势地位，那么就只有与专制王朝及贵族结成联盟，以保证资本主义在世界舞台上占有更好的地位。如果世界灾难真的是由各个方面的因素酿成的，以及它在达到一定程度之前甚至对于它最称职的组织者来说也是不可预料的，那么丝毫也不要怀疑，俄国的自由主义作为专制王朝外交的怂恿者在促成这场灾难的过程中占据的位置并非是最末的。1914年，俄国资产阶级的领袖有充分理由欢迎这场作为自己的战争的战争。1914年7月26日，在国家杜马的庄严会议上，立宪民主党团的代表宣布：“我们不提出任何条件和要求，我们只不过在衡量战胜敌人的坚强意志。”于是在俄国，举国团结一致变成了官方的教条。在莫斯科举行爱国主义示威的日子里，首席礼仪官本肯多夫伯爵对各国外交官宣布：“这就是你们看到的革命；柏林方面向我们预言的革命。”对此，法国大使巴列奥洛格解释说：“类似的想法看来占据了所有人的心。”人们似乎在彻底排除了幻想的局势中把培养和播种幻想当成了自己的义务。
促人觉醒的教训势必不会等很长时间。战争打响以后不久，最沉不住气的立宪民主党人之一、律师兼地主罗季切夫就在该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深有感慨地说：“难道你们真的以为靠这帮傻瓜就可以取得胜利吗？”事实证明，靠傻瓜的确是不能取得胜利的。自由主义丧失了一半的胜利信心，它力图利用战争的惯性来清除宫廷佞臣，迫使专制王朝实行妥协。用来达到这个目标的主要武器就是指控宫廷党是亲德分子和单独媾和。
1915年春，即缺乏装备的部队全线败退之际，在并非没有盟国压力的情况下，政府圈子里的人做了一个决定：吸收私营企业主来参与为军队服务的工作，并且为此设立了一个特别会议。与政府官员一起参加这个会议的有最具影响力的工业活动家。战争初期出现的地方自治和城市联盟与1915年春成立的军事工业委员会成了资产阶级在争取胜利和权力的斗争中的立足阵地。依靠这些机构的国家杜马必定更有信心来充当资产阶级与专制王朝之间的调停者。
但是，广阔的政治前景并没有使人们把视线从沉重的时代任务上引开，从特别会议流出的足以构成天文数字的亿万财富如同从中央储水池流出的水一样，通过一条条分支渠道源源不断地滋养着工业部门，以及通过同样的路径喂饱了无数贪得无厌的胃口。1915—1916年某些军用工业部门的利润经由国家杜马的报刊张扬出来了：莫斯科的自由派纺织工厂主里亚普申斯基的公司获得了75%的纯利润，特维尔纺织厂的纯利甚至高达110%；科利丘金名下固定资金只有1000万卢布的轧铜工厂的利润却超过了1200万卢布。在这一部分的经济成分中，爱国主义美德得到了慷慨而又及时的奖赏。
各种类型的投机和交易所里的赌博都在亢奋发作。从血腥的泡沫里产生了巨额财富。首都面包和燃料的短缺并不妨碍宫廷首饰匠法布尔热夸耀他从来都没有现在这么红火的生意。皇室家庭教师维鲁博娃提到，无论哪个季节都没有像1915—1916年冬天那样定做了那么多的贵重服装，卖出了那么多的钻石。夜间活动场所快要被后方的英雄、合法的逃避兵役者和简直算得上是大人物的人挤破了。对于上前线来说，他们太老了；可是就享受生活的乐趣而言，他们还算是年轻的。在灾难年头宴饮作乐，大公们并不是最后到场的出席者。谁也不在乎一掷千金。连绵不绝的金雨从天上纷纷落下来。“上流社会”伸出了手臂和钱袋，贵夫人则把裙摆高高撩起。所有这些人——银行家、军需官、工业家、沙皇和大公的芭蕾舞演员、东正教主教、宫廷女官、自由派代表、前线和后方的军官、激进的律师、男女贵族伪君子以及他们为数众多的侄儿外甥尤其是侄女与外甥女都踏着血污噼啪作响。大家都在伸手掠取，大吃大喝，生怕上天赐予的甘霖会停止降落，而且大家都怒气冲冲地斥责过早实现和平的可耻想法。
共同的利益、对外作战的失败、国内的危机促使有产阶级各个政党彼此互相接近。战争前夕本已四分五裂的杜马在1915年就形成了一个名为“进步联盟”的爱国主义反对党多数派。联盟的正式目的，不用说就是它所宣布的：“满足战争带来的需要。”左边的社会民主工党成员和劳动派分子没有参加这个联盟，右边公开的黑帮团体也没有参加。杜马中其余所有派别——立宪民主党、进步分子、十月党三派、中央党和一部分民族主义者都加入了这个联盟，或者像波兰人、立陶宛人、穆斯林、犹太人等民族主义团体一样追随它。为了避免用责任内阁的模式来吓唬沙皇，联盟要求建立“由享有全国信赖的人士组成统一政府”。内务大臣谢尔巴托夫公爵当时在说明进步联盟的性质时，便把它视为“因担心社会革命而出现的临时联合”。对于理解这一点来说，其实并不需要多大的智慧。立宪民主党的首领、因而也等于是反对派联盟的首领米留科夫在该党代表大会上说过：“我们正行走在火山上……紧张程度达到了极限……不小心丢下一根火柴就足以引发一场可怕的大火……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一个强硬的政权，不管它是怎样的政权，也不管是好是坏。”
在遭到惨重失败的压力之下，沙皇会做出让步的希望是如此之大，以至在8月份的自由主义报刊上登载了一份已经拟议好的“信任内阁”名单。由杜马主席罗将柯出任首相（据另一则消息报道，地方自治联合会主席李沃夫看中了这个职位），古契柯夫出任内务大臣，米留科夫则出任外交大臣，等等。一年半以后，这些命定要同沙皇联手反对革命的人物中大部分变成了“革命”政府的成员。历史允许出现这类偏离正轨的现象已经不止一次了，而这一次开的玩笑结果至少是十分短暂的。
戈列梅金内阁的大多数大臣被事态发展所吓坏的程度并不亚于立宪民主党，于是同意与进步联盟达成协议。“政府没有为自己赢得任何信任，无论最高权力执掌者还是军队、无论城市还是地方自治联合会，无论贵族还是商人及工人，都不信任政府——它不仅无法正常开展工作，而且难以生存下去，这是尽人皆知的荒谬现象。”谢尔巴托夫公爵1915年8月用这段话来评价当时的政府，他本人就在这个政府中担任内务大臣。外交大臣萨佐诺夫则这样说道：“即使仅仅是做出更恰当的安排和找到摆脱困境的办法，那么立宪民主党也要首先走向妥协。米留科夫是最大的资产者，他比谁都害怕社会主义革命。大多数立宪民主党人的确在为自己的资产担忧。”至于米留科夫本人，他果然认为，进步联盟必须做出“某种让步”。因而双方准备讨价还价，而且事情看起来进展得相当顺利。可是，大臣会议主席戈列梅金，一个为年岁和荣耀所累的官僚，一个在两场牌局之间操弄政治的和用战争“与他无关”的遁词来推卸所有指责的年迈犬儒主义者，8月29日携带报告去大本营晋见了沙皇，并且带回消息说，一切人事安排一仍其旧，唯有固执的杜马除外，它必须于9月3日解散。杜马会议连一声抗议都没有发出，听完沙皇解散杜马的上谕以后，在全体代表向沙皇发出“乌拉”的欢呼声中散会了。
自认为可以不倚靠任何人的沙皇政府此后怎么又能维持了一年半以上的时间呢？俄国军队的暂时胜利无疑起到了自己的作用，这一作用又为丰沛的金雨的作用加强了。前线的胜利固然很快就消失了，可后方的盈利仍在继续。不过专制王朝直至它被推翻前的12个月之内仍然稳固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民间的不满发生了严重分化。莫斯科暗探局局长报告说，资产阶级的右倾是在“对战争结束以后可能发生的过激革命行为的恐惧”影响下出现的。如此看来，在战争时期，革命依然被认为是不可能发生的。此外，“有些军事工业委员会的领导人在向无产阶级献媚”使工业家惊恐不安。宪兵上校马丁诺夫（他攻读马克思主义文献并非没有留下痕迹）得出的总的结论声称，政治形势得到一定程度改善的原因乃是“社会阶级发生了越来越进步的分化，从而暴露出它们在利益方面的尖锐矛盾，这在情绪激动的时候尤其能敏锐地觉察到。”
1915年9月解散杜马是对资产阶级而不对工人阶级的直接挑衅，可是就在自由主义者的确不是很热烈高呼“乌拉”而散会的时候，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工人则用抗议罢工予以回击。这令自由主义者更加冷淡了，他们最害怕的是不请自来的第三方会妨碍他们同专制王朝之间的家庭对话。可是下一步该怎么办呢？面对其左翼的温和抱怨，自由主义为自己选择了曾经应验过的做法：绝对站在合法的立足点上，并且通过履行爱国主义职能让官僚们成为“仿佛多余的人”。至于那份自由主义内阁的名单，无论如何也只好束之高阁了。
与此同时，形势自然而然地恶化起来了。1916年5月，杜马重新召开，但说实话，谁也不知道这是为了什么。杜马无论什么时候都不打算号召革命，而除此之外，它什么都没有说。罗将柯后来回忆说：“在这个会期里，日常工作萎靡不振，代表们懒懒散散地前来开会……长期的奋斗毫无结果，政府什么都不愿听。混乱在滋长蔓延，国家也在一步步走向毁灭。”由于资产阶级对革命心存恐惧，加上没有经过革命的资产阶级软弱无力，以致君主制度在1916年期间似乎又得到了社会的支持。
临近秋季的时候，形势变得更加紧张起来了。战事毫无希望，对于大家来说，这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了，人民群众的愤怒眼看就有越过极限的危险。自由主义者像以往那样继续攻击宫廷党的“亲德主义”，同时也在为自己的明天盘算，此刻它认为有必要探索和平的可能性。只有这样才能解释清楚进步联盟的领袖之一、杜马代表普罗托波波夫于1916年秋在斯德哥尔摩与德国外交官瓦尔堡举行的斯德哥尔摩谈判。对法国人和英国人进行了友好拜访的杜马代表团在巴黎和伦敦不难亲身确认，亲爱的盟友算定要在战时榨尽俄国最后的油水，以便使这个落后国家成为自己从事经济剥削的主要场所。坐在获胜的协约国拖船上的伤痕累累的俄国就等于是殖民地的俄国。不会给俄国有产阶级留下别的出路，除非它利用两个强大阵营对抗的局面努力从协约国令人窒息的怀抱中挣脱出来，并且找到独自走向和平的道路。作为踏上这条道路的第一步，杜马代表团团长同德国外交官会晤就意味着对盟国的威胁，其目的是要争得让步，同时也是试探与德国互相接近的实际可能性。普罗托波波夫不仅是遵照沙皇外交界（会晤时有俄国驻瑞典大使在场），而且是遵照整个国家杜马代表团的意图行事的。自由主义者利用这种试探方式顺便追求相当重要的国内目标。他们向沙皇暗示：只要依靠我们，我们就会为您安排一个比施秋梅尔更好和更可靠的单独媾和局面。根据普罗托波波夫的同时也是其怂恿者的计划，俄国政府应当“提前几个月”知会盟国，我们将不得不停止战争，而且，如果盟国拒绝进行和平谈判，那么俄国势必会同德国单独缔结和约。在革命后撰写的自白当中，普罗托波波夫说到了这种仿佛什么也不用解释的情况：“在俄国，所有有理智的人，其中包括几乎全部‘人民自由党’（即立宪民主党。——托洛茨基）的领导人都确认，俄国不可能把战争继续进行下去。”
普罗托波波夫回国后向沙皇报告了自己的行程与谈判情况，沙皇对单独媾和的想法表示完全赞同。他只是还没有看到把自由主义者吸引到这项事业中来的理由是什么。于是，普罗托波波夫本人顺势断绝了跟进步联盟的关系，加入了宫廷佞臣的行列。至于这个事件，只要看看普罗托波波夫的花花公子个人性格就明白了。用他本人的话来说，他迷上了沙皇和皇后，顺便也迷上了意外得来的内务大臣职位。可是，普罗托波波夫背叛自由主义的插曲丝毫没有改变自由主义对外政策总的含义——贪婪、吝啬、怯懦与背信弃义的混合物。
11月1日，杜马重新复会，国家的紧张形势变得不堪忍受了。人们期待杜马采取坚决的步骤。必须做点什么，或者至少说点什么。进步联盟再次做出不得不采用议会式揭露手法的样子。米留科夫每次在讲台上列举政府最主要的措施时，每次都重复同一个问题：“这是愚蠢还是背叛？”其他代表也都在唱着高调。政府在这种场合几乎找不到替它辩护的人。于是它用自己的方式做出回答：禁止印发杜马那班雄辩家的演说辞。结果，它们竟因此散发出去了好几百万份。无论后方还是前线，没有政府的办事机构，那些附有洋溢着缮写员相应热情的附件的遭禁演说辞就不会在那里传抄。11月1日辩论的反响就是如此，以致令告发者自己也感到不安和恐惧。
就在这个时候，受到1905年革命的镇压者杜尔诺沃鼓动，一些顽固的极右官僚向沙皇呈上了一份纲领性简要报告。这些受过严格警察式教育和阅历丰富的高官大员眼光还算不错，也够长远的，看到了某种恶果，也就是说如果他们开出的药方依然无效的话，那么原因就只能是旧制度的病症已经无药可医了。报告的作者明确反对向资产阶级反对派做出任何让步，这不是因为自由主义者如粗野的黑帮分子（高层反动分子居高临下地俯视着他们）所认为的那样愿意走得太远，情况并非如此。不幸之处就在于，自由主义者是“如此衰弱和如此分裂，还必须直言不讳地说是如此无能，使得他们的胜利庆典也是如此短促，并且如此不牢靠”。主要的反对党“立宪民主党”的软弱已经由它的名称定下来了：它号称是民主政党，虽然按其实质是资产阶级的政党，不过在相当大程度上又是自由派地主的政党，所以它把强制赎回土地写进了自己的纲领。谋士们用他们惯用的方式写道：“如果没有这些从别人那里拿来的王牌，而且不是他们自己一整副牌，那么立宪民主党除了作为自由主义律师、教授和机关吏员人数众多的团体以外，什么也不是。”至于革命者则是另外一回事。简要报告咬牙切齿地承认革命政党的重要性：“这些政党的危险和力量就在于它们有思想，也有金钱（！），有自愿追随和组织良好的群众。”革命政党“有权得到绝大多数农民的同情，这些农民现在紧跟着无产阶级，因为革命的领导人把别人的土地指定给他们”。在这样的条件下，建立责任内阁会带来些什么呢？——“无非是完全彻底摧毁右翼政党，逐步吞并中间政党人士，如中央党人、自由主义保守派、十月党人以及初期可能起主要作用的立宪民主党内的进步主义者。可是同样的命运也会威胁立宪民主党……然后呢？然后是革命的群氓出场，建立公社，推翻君主政体，蹂躏有产阶级，最终会出现一个大老粗暴君。”不可否认，反动警察的仇恨在这里上升到了与众不同的历史预见。
这份值得肯定的简要报告的纲领并不新鲜，可是很彻底：由残酷无情的专制制度拥护者组成政府，取消杜马，在两个首都实行特别戒严，为镇压暴动部署武力。这个纲领实质上在革命前最后几个月期间成了政府政策的基础。但是它的成效要以1905年冬季杜尔诺沃掌握的那些武力为前提，可是到1916年秋季，它们不复存在了。因此，专制王朝企图不事声张地一步步让国家窒息而死。内阁按照“自己人”原则，即无条件忠于沙皇和皇后的人的原则进行了改组。可是这班“自己人”，首先就是变节者普罗托波波夫是微不足道的可怜虫。杜马没有被取消，但是再次休会。宣布在彼得格勒实行特别戒严的做法一直在藏着，直到革命已经取得胜利之际也没有动用，而为镇压暴动预备的武装力量结果自身也被暴动者控制了。两三个月后，所有这一切都显现出来了。
那时，自由主义为挽回局势做了最后的努力。有选举资格的资产阶级所有组织通过了一系列新的声明支持杜马反对派的十一月演讲。12月9日，城市联盟做出的决议算是最果断的：“不负责任的罪犯和暴徒在为俄罗斯准备失败、耻辱和奴役。”国家杜马则召集会议予以响应：“在责任政府建立之前不会散会。”甚至国务会议这个官僚与大私有者的机构也赞成向享有全国信赖的当权人物发出呼吁。最后就连统一的贵族代表大会也提出了类似要求，这真是被苔藓封得严严实实的墓碑也开口说话了。然而什么变化也没有发生。专制王朝不愿意放弃手中剩余的权力。
经过反复犹豫和一再拖延以后，最后一届杜马的最后一期会议是从1917年2月14日开始的。此时距离革命的来临只剩下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了。人们在等待示威发生。在立宪民主党的机关报《言论报》上，与彼得格勒卫戍司令哈巴洛夫将军的禁止游行示威的布告一起刊登出来的是米留科夫的一封信，他警告工人要拒绝“来历不明的、恶劣的和危险的”建议。尽管发生了罢工，杜马的开幕会议还是相当平静地应付了下来。杜马摆出一副它对权力问题不感兴趣的样子，同时开始讨论一个虽说是尖锐然而又是纯事务性的问题——粮食供应问题。罗将柯后来回忆说：“无能为力的杜马在徒劳无益的斗争中感到疲惫不堪了。”米留科夫则重申，进步联盟“将用言语而且只用言语发挥影响”。在二月的旋涡中，杜马就是如此作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