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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历史最基本也是最稳定的特点就是其发展的迟缓性，以及由此相伴产生的落后的经济状况、原始的社会形态和低下的文化水平。
俄国居民生活在东方强风与亚洲入侵者长驱直入的一望无际的寒冷大平原上。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中，他们注定要长期处于落后状态。他们跟游牧民族的斗争几乎持续到17世纪末，而他们跟导致冬季严寒和夏季干旱的强风的斗争直到今天也没有完结。作为整个发展基础的农业走上了粗放经营的道路：在北方，森林遭到砍伐和焚毁；在南方，亘古的草原被翻耕过来。一句话，对大自然的开发靠的是不断扩张规模，而不是深入挖掘潜力。
当年西方的野蛮人蜂拥踏进罗马文化的废墟，那里成堆的古老石块可以作为他们的建筑材料。与此同时，居住在东方单调大平原上的斯拉夫人却找不到任何文化遗产，因为他们的前辈一直处于比他们更低级的发展阶段。在自己的天然边界内迅速立住脚跟的西欧各民族创造出了工业城市的经济与文化结晶。东方大平原上的居民在人口刚显得有点稠密时就钻进了森林，或者迁徙到边远地区和草原地带去了。在西方，最富于进取精神和最精明能干的农民变成了市民、手工业者和商人；在东方，积极肯干和富有勇气的农民只有一部分变成了买卖人，而更多的则成了哥萨克、边疆戍卒和拓殖移民。在西方，出现了剧烈的社会分化过程；在东方，这一过程被扩张政策耽搁和冲淡了。彼得一世的同时代人维柯写道：“莫斯科的沙皇虽说是基督徒，却统治着一群惰性十足的臣民。”而“莫斯科人的惰性”恰恰是经济发展迟缓、社会关系原始以及国家历史贫乏的反映。
埃及、印度和中国的古代文明具有完全自给自足的性质，也延续了足够长的时间，以至尽管其生产力水平低下，却使其社会关系达到了如此完美的地步，就如这些国家的工匠使自己的产品所达到的那种完美程度一样。俄国不仅在地理上处于亚洲与欧洲中间，而且在社会与历史方面也是如此。它与西方欧洲国家固然有区别，但是与东方亚洲国家也不尽相同。在各个不同时期，它以各种不同的特征有时跟这一方相像，有时又跟另一方类似。东方带来了鞑靼人的压迫，从而给俄国的国家结构注入了一种重要成分。不过，西方仍然是对它威胁更大的敌人，却同时也是它的老师。俄国没有形成东方制度的可能，因为它总是不得不适应来自西方的军事和经济压力。
封建关系在俄国的存在素来被以前的历史学家所否认，但是却可以被后世的研究著作无可辩驳地予以证实。而且，俄国封建制度的基本成分与西欧是一样的，只不过俄国的封建时代不得不经过长期的学术争论才得以确立，这个事实足以证明俄国封建制度的先天不足，它的不成熟性以及它在文化遗产方面是多么地贫乏。
一个落后国家固然要吸收先进国家的物质和精神成果，可是这并不等于它盲目地模仿后者，复制后者以往所有的发展阶段。维柯及其后继者提出了历史周期不断重复的理论，该理论依据的就是对古老的前资本主义文明的考察，同时部分地依据了对资本主义发展初期经验的考察。文明发展的各个阶段在一个又一个新的发源地出现的一定程度的重复是与全部发展过程中的地域性与偶然性有效地联系在一起的。但是，资本主义则意味着对这些限制条件的克服。是它提供了并且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人类发展的普遍性与持续性。这种现象本身使得重复某些国家发展方式的可能性被排除了。那些被迫力图赶上先进国家的落后国家不会遵循常规次序，历史发展滞后的特权——存在着这样的特权——允许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迫使它们在应定的期限之前吸收现成的文明成果，从而能跨越一系列过渡阶段。过去，野蛮人在没有走完连接两种武器所代表的不同时代的道路的情况下，就用步枪代替了弓箭。欧洲殖民者也不是在美洲从头重新复制历史的。德国和美国在经济上超过英国的事实正好是以它们的资本主义发展滞后为先决条件的。反之，英国煤炭工业出现的保守混乱状态恰似麦克唐纳及其朋友头脑里保守的混乱状态一样，都是对英国以往过于长久地充当资本主义盟主的惩罚。历史上起步较晚的国家的发展必然会导致历史进程中各个阶段的特殊叠合，其轨迹在整体上具有无序、复杂与混合的性质。
跨越过渡阶段的可能性当然不是绝对的，其程度归根结底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经济规模和文化容量。而且，落后民族在采用外部现成的文明成果以适应自己比较原始的文明的过程中，往往会降低这种做法的效能。如此一来，文明同化的过程本身就具有了矛盾的性质。因此，在彼得一世统治时期，对西方技术和训练的引进，首先是在军队和手工工场方面的引进却导致了作为劳动组织基本形式的农奴制的强化。欧洲的武器和欧洲的贷款两者无可争议都是更高级文明的产物，却同样巩固了阻碍国家发展的沙皇制度。
历史的规律性与学究迂腐的公式之间毫无共同之处。不平衡性即历史发展进程最普遍的规律在后起国家的命运中显得更加显眼和复杂。在外部必然性的鞭策下，落后国家被迫实现了跨越。于是，从不平衡性这个包罗万象的规律中派生出另一个规律，由于它还没有比较合适的名称，不妨称之为叠合规律，其含义是发展道路上各个时期的相似，某些阶段的相互结合，古老的形式与最现代的形式的混合。没有这个当然是在其全部物质内容中体现出来的规律，就不能理解俄国的历史，以及所有总的说来属于第二、第三乃至第十层次的文明国家的历史。
在比较富裕的欧洲的压力之下，俄国的国家机器耗费了比西方要多得多的国民财富。这样一来，它不仅会使人民群众陷入加倍的贫困，而且会削弱有产阶级的根基。同时，由于国家需要后者的支持，因此促使并规定了有产阶级的形成。由于官僚化的特权阶级任何时候都不能挺直腰板，因此在俄国，国家状态更加接近亚洲的专制制度。
从16世纪初开始就被沙皇正式采用的拜占庭专制制度，依靠普通贵族的支持制伏了封建大贵族波雅尔，并且使前者依附自己，又让它去奴役农民，以致拜占庭制度在这种基础上演变成了彼得堡皇帝的绝对专制。整个过程的滞后性由农奴制的发展充分表现出来了，它是16世纪末产生的，在17世纪发育成形，18世纪达到鼎盛阶段，直到1861年才从法律上废除它。
跟在贵族后面的是宗教界，它在沙皇专制形成过程中起过不小的不过又是完全辅助性的作用。在俄国，教会从来都没有上升到西方天主教所达到的那种支配高位。它对在专制制度下充当精神仆人的地位感到满足，还认为这要归功于自己的恭顺。主教和总主教仅仅是作为世俗政权的走卒而享有权力的。大牧首与沙皇一起共进退。在定都彼得堡时期，教会对国家的依附变得更加像奴才对主子的依附。20万牧师和修道士实际上成了官僚队伍的一个组成部分，仿佛就是信仰领域的警察。由此得到的补偿是东正教获得了在信仰事务中的垄断地位，它的土地和财产得到了维护公共秩序的警察的保护。
信奉落后的救世主降临学说的斯拉夫主义的基础是：俄罗斯人民及其教会从头到脚都是民主的，而官方的俄罗斯——这是由彼得培植出来的德国官僚制度。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曾经指出：“条顿的蠢驴们也完全同样地把弗里德里希二世等的专制主义归罪于法国人，好像落后的奴隶始终用不着文明的奴隶来进行必要的训练。”（《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289页）这段简短的评语不仅彻底终结了斯拉夫主义者的旧哲学，而且终结了“种族主义者”的最新启示。
不仅俄国封建主义的贫乏性，而且旧俄国的全部历史的贫乏性，在缺乏作为工商业中心的、真正中世纪城市的情况下，得到了更令人郁闷的反映。在俄国，手工业没有与农业成功地实现分离，仍旧保持着家庭手工业的性质。古时的俄国城市是贸易、行政、军事与领主生活的中心，因而也是消费中心，而不是生产中心。甚至靠近汉萨同盟而又没有经受鞑靼人统治的诺夫哥罗德也只是一座商业城市而非工业城市。诚然，分散于各地的农村手工业也经由大型贸易中介创造了需求。但是在社会生活中，俄国的行商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拥有与自己的农民外围保持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的西方手工业行会和中小工商业资产阶级所拥有的那种地位。俄国贸易的主要商路要经过境外，它们从上古以来就保证让外国商业资本掌握了控制权，全部周转领域都带有半殖民地性质，俄国商人在其中只是充当了西方城市与俄罗斯乡村之间的中间人。这种类型的经济关系在俄国资本主义阶段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而且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得到了更加极端的体现。
俄国城市的微不足道更有利于亚洲型国家的形成，这种情况同样排除了宗教改革的可能性，也就是排除了封建官僚式的东正教被任何一种适应资本主义社会要求的基督教现代变种所取代的可能性。反对国家教会的斗争没有超越农民的宗教派别，其中包括最强大的旧教徒派别分裂教派。
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15年左右，俄国爆发了以普加乔夫分子著称的哥萨克、农民和乌拉尔农奴工人的暴动。是什么原因没有让这次声势浩大的人民起义演变成一场革命呢？是没有第三阶层。没有城市的工业民主制，农民战争便不可能发展成革命，就像农民教派不可能上升到进行宗教改革一样。普加乔夫起义结果适得其反，作为贵族利益捍卫者的官僚专制制度得到了巩固，使得它在艰难时刻再次证明了自己存在的理由。
在彼得统治下正式开始的国家欧化在其后100年间越来越成为统治阶级即贵族自身的要求。1825年，贵族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总结这种要求，实施了旨在限制专制权力的军事密谋。在欧洲资本主义发展的压力下，贵族中的进步人士企图代替国家所缺少的第三等级。然而他们终究只是打算把自由主义制度与自己那个等级的统治基础结合起来，因此他们极其害怕唤起农民。如果说密谋成了这些杰出却又孤立的、几乎未经战斗就已头破血流的军官永远值得纪念的事业，那是不足为怪的。十二月党人起义的意义就在这里。
拥有工厂的地主在本等级圈子里率先转向赞成用雇佣劳动取代农奴劳动。俄国谷物不断增长的对外输出也进一步推动了这一趋势。1861年，贵族官僚依靠自由派地主实行了自己的农奴制改革，而软弱无力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仅仅是作为应声虫参与了这次行动。无须我们说明，沙皇在解决俄国的根本问题——土地问题一事上比普鲁士王朝随后10年间解决德国的根本问题——民族统一问题显得更为小气，也更为狡诈。一个阶级的任务经由另一个阶级之手去加以解决，这就是落后国家特有的叠合方式之一。
不过，叠合发展的规律在俄国工业的历史与性质当中得到了更加不容争辩的体现。它产生得比较晚，也未经重复先进国家的发展历程就进入了后者的行列，并且让先进国家的最新成就来适应自己的落后性。如果说俄国经济的进化就整体而言跳过了行会手工业时代和工场手工业时代，那么它的个别工业部门则实现了一系列机器生产阶段的部分跨越，这些阶段在西方算起来历时了好几十年。由此一来，俄国工业在某段时间里得到了异常迅速的发展。从第一次俄国革命到世界大战期间，俄国的工业产量大概增长了一倍。这一点在有些历史学家看来可以作为充分的论据来证明如下结论：“让人不得不抛弃落后与增长缓慢的奇谈。”
实际上超快增长的可能性恰恰是由落后性决定的，可叹惜的是，这种落后性不仅保持到了旧俄国消亡之际，而且作为后者的遗产一直保留至今。
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基本指标就是劳动生产率，不过它自身同样有赖于工业在国家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大战前夕，亦即沙皇俄国的繁荣到达顶点之际，按人均计算的国民收入比美国低了8—10倍，如果注意到俄国4/5的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而当时美国从事农业生产与从事工业生产的劳动力之比是1∶2．5，那么上述情况就不足为怪了。还要补充一点，大战前夕，俄国每一百平方公里面积上只有0．4公里铁路，而当时德国有11．7公里，奥匈帝国也有7公里。其他方面的比例也差不多如此。
然而正是在经济领域，就如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叠合发展的规律得到了最有力的体现。到革命爆发之际，俄国农业的主体部分才刚刚达到17世纪的水平，工业按其技术水平和资本构成却达到了先进国家的水平，而在某些部门甚至超过了先进国家。1914年，人数在100人以下的小企业雇佣的工人在美国占全国工人总数的35%，而在俄国只占17．8%。雇佣100—1000人的中型企业和大型企业，两者的比例大致相当。在美国，超过1000人的特大型企业雇佣的工人只占工人总数的17．8%，而在俄国竟占到了41．4%！就最重要的工业地区而言，后者的百分比还要高：彼得格勒达到了44．4%，莫斯科甚至高达57．3%。如果拿俄国工业同英国工业或者德国工业进行比较，也会得出类似的结果。这个我们在1908年首次弄清的事实很难被塞进有关俄国经济落后性的陈腐概念里去。不过这个事实也没有完全否定落后性的理论，而仅仅是对它进行辩证的补充而已。
此外，工业资本和银行资本在俄国实现融合的完备程度恐怕是其他任何国家都比不上的。不过，俄国工业对银行的依附则意味着它对西方金融市场的依附。重工业（冶金、煤炭、石油）几乎整个地被外国财政资本控制了，它们在俄国为自己建立了银行的辅助与中介系统。轻工业也步上了同样的道路。如果说外国人大约掌握了俄国全部股本的40%，那么相对主要的工业部门而言，这个比例还要高得多。强调俄国银行、工厂的控股权操在外国人手里，可以说一点都没有夸张，其中英国、法国和比利时资本所持的股份差不多超过了德国的一倍。
俄国资产阶级的社会属性与政治面貌是由俄国工业产生的环境和工业的结构决定的。工业生产高度集中本身就已经表明，在资本主义上层和人民群众之间不存在什么属于中间阶层的等级。支撑这个观点的根据就是最重要的工业、银行和运输企业的所有者都是外国人。他们不仅要在国外兑现从俄国攫取的利润，而且在外国议会当中施加自己的政治影响。同时他们不仅不推动争取俄国议会制民主的斗争向前发展，相反还总是阻碍这一斗争：只要让人回想一下法国官方所起的可耻作用就够了。这就是俄国资产阶级政治上陷于孤立及其反人民性质的尽人皆知和无法消除的原因所在。假如说它在自己的历史萌芽阶段要实现宗教改革还显得不太成熟的话，那么当需要它领导革命的时刻到来之际，它又显得成熟过头了。
与国家总的发展进程相适应，输送俄国工人阶级的储备库不是行会手工业，而是农业，不是城市，而是乡村。在这种情况下，俄国无产阶级不是像英国无产阶级那样身后拖着往昔沉重的包袱，经历了好几百年时间才逐渐形成的，而是通过社会环境、各种联系与相互关系的急遽变化，通过跟昨天的剧烈决裂而突变形成的。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再加上与沙皇倍加沉重的压迫相结合，才使得俄国工人成了易于接受革命思想中最大胆的理论的人群，这与后起的俄国工业易于接受资本主义组织最新成就的情况非常相似。
俄国无产阶级总是反复再现自己简短的起源史。虽然在金属加工行业，尤其是彼得格勒金属加工行业中，最终脱离了农村的世代无产阶级这一阶层已经定型，可是在乌拉尔，多数还是半无产阶级半农民的类型。每年从农村涌进各个工业区的工人新鲜力量在不断修复无产阶级同它的基本社会储备库（农村）之间的联系。
资产阶级政治上的无能是直接由它与无产阶级以及农民的关系的性质决定的。它不能带领工人跟自己走，因为工人在日常的生活中对资产阶级充满了敌意，而且很早就学会了怎样总结自己的使命。俄国资产阶级同样也不能带领农民跟自己走，因为共同的利害关系把它跟地主捆在一起了，它害怕失去无论何种形式的财产。这样一来，俄国革命的后发性也由此可见，原来不单是时间顺序问题，而且是国民的社会结构问题。
英国在完成清教徒革命时，它的总人口没有超过550万，其中有50万人生活在伦敦。大革命时期的法国有2500万人口，其中巴黎也是50万人。据测算，20世纪初俄国的人口约为15000万，其中有300多万人住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在这些拿来进行比较的数据后面隐藏着非常巨大的社会差异。不仅17世纪的英国，就连18世纪的法国也还见不到现代无产阶级。可是到1905年的俄国，在所有劳动部门，在城市和乡村就业的工人，据统计已经不少于1000万人，连同他们的家属则超过了2500万人，也就是说比大革命时期法国的总人口还要多。从克伦威尔军队中忠实可靠的手工业者和独立农民，包括巴黎的无套裤汉，再到彼得堡的工业无产阶级，革命深刻地改变了自己的社会结构，改变了自己的社会方式，因而也改变了自己的社会目的。
1905年的事件是1917年两次革命——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序幕，但是正场演出中的全部角色都在这序幕中粉墨登场了，只不过没有坚持到最后。日俄战争动摇了沙皇制度，在群众运动蓬勃开展的背景下，自由资产阶级则利用自己的反对派立场来恐吓专制王朝。工人组织起来，不依附资产阶级，反而在当时第一次负有现实使命的苏维埃形式中与之对立。在国家十分广大的地域内，农民起来为土地而斗争。无论农民还是军队里的革命部队都倾向支持苏维埃，因为后者在革命走向高潮之际公开要从专制王朝手中夺取政权。但是，所有的革命力量都是首次登台，它们没有经验，也缺乏足够的信心。刚好在出现不足以撼动沙皇制度的形势，需要继续斗争推翻它的时刻，自由主义者示威性地疏远了革命。资产阶级——其实当时它已经把大部分民主知识分子吸引到了自己身边——跟人民突然分道扬镳使得专制制度得以比较容易地分化了军队，挑选出可靠的部队，并且血腥地镇压了工人和农民。虽然伤及了几根肋骨，但是沙皇制度还是完好无缺地从1905年的那场冲击中脱身了，而且还显得足够强壮。
在序幕和正场演出之间的11年时间里，历史的发展进程在力量对比方面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呢？沙皇制度进入了与历史发展要求愈加对抗的阶段。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变得更加强大了，不过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种强大倚靠的是工业的进一步高度集中和外国资本不断增强的作用。鉴于1905年教训的影响，资产阶级变得更加保守和多疑。中小资产阶级原先所占的不大的比例进一步降低。民主知识分子一般得不到任何稳定的社会支持。他们所能拥有的只是过渡性的政治影响，不能发挥独立的作用，因此他们对自由资产阶级的依附极大地增强了。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年轻的无产阶级才能给农民提供纲领、旗帜和领导。无产阶级面临的如此宏伟的任务产生了创建特殊革命组织的紧迫要求，该组织要能立即吸引人民群众，使他们成为在工人阶级领导下有能力开展革命行动的力量。于是，1905年建成的苏维埃在1917年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这里我们还要指出，苏维埃不单纯是俄国历史滞后引发的产物，它还是叠合发展的产物。甚至下面这个事实也能证明这一点，即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德国的无产阶级，在1918—1919年革命高潮时期也找不到除苏维埃以外的其他任何组织形式。
1917年的革命仍然面临推翻官僚专制王朝的直接任务，但是它跟旧式的资产阶级革命不同，现在作为决定性力量出现的是一个新的阶级，这是一个在工业化高度集中的基础上形成的、用新的组织和新的斗争方式武装起来的阶级。在这里，叠合发展的规律在我们面前得到了极端的体现：革命从清除中世纪残余开始，在几个月时间里它就让以共产党为首的无产阶级夺得了政权。
可见，从自己的初级任务来看，俄国革命是民主革命，不过它是根据新的纲领提出民主任务的。尽管工人在全国普遍建立了包括士兵和部分农民在其中的苏维埃，资产阶级还在就是否召开立宪会议一事讨价还价。在叙述事态发展的过程中，这个问题十分具体地摆在了我们面前。这里作者只打算勾勒出在历史更替中苏维埃的革命的思想和形式的地位。
17世纪中叶，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是在宗教改革的外衣下开展起来的，为争取按照自己的祈祷书进行祈祷的权利的斗争被混淆为反对国王、贵族、教会长老以及罗马的斗争。长老会教徒和清教徒都坚信：他们要把自己的尘世利益置于神圣的上帝可靠的庇护之下。在他们的意识里，新阶级为之奋斗的任务与圣经信条以及教会惯常礼仪的形式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移民们还把这个用血缘凝结起来的传统随身带到了海外。对基督教的盎格鲁—撒克逊式诠释的特殊生命力就是由此产生的。我们看到，今日大英帝国的“社会主义”大臣们怎样利用那些最具魔法效力的经文替自己的怯懦寻找借口，而17世纪的英国人曾经在这些经文中替自己的勇气寻找合法依据。
在没有经历过宗教改革的法国，作为国教的天主教一直存续到大革命爆发。法国革命不是在圣经条文中，而是在民主的抽象概念中替资产阶级社会的任务找到了说法和根据。法国现今的当权人物，无论他们对雅各宾党人如何仇恨，但事实总归如此：正因为罗伯斯庇尔的冷酷行为，他们才有机会利用某些法则继续掩盖自己的保守统治，而在往昔的某个时候，人们正是利用这些法则把旧社会炸毁的。
上述每一次伟大的革命都打上了资产阶级新社会以及该社会各阶级意识新形式的印记。如同法国革命跨越了宗教改革一样，俄国革命也跨越了形式上的民主。需要在整个时代打上自己印记的俄国革命政党不是在《圣经》里面，也不是在“纯粹”民主的世俗化基督教当中，而是在社会各阶级的物质关系当中替革命任务寻找依据。苏维埃制度给了这些关系以最简单、最公开和最透明的依据。劳动人民的统治第一次在苏维埃制度中得到了实现。无论这个制度最近发生了怎样的历史性蜕变，它就像宗教改革和纯粹民主在自己的时代一样，深深地渗入了群众的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