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17年开头两个月，俄国还是处于罗曼诺夫王朝的统治之下。可是8个月以后，年初人们还知之甚少的布尔什维克就已经掌握了政权。即使在走向政权的时刻，他们的领袖仍在受到叛国罪的指控。在历史上再也找不出第二个发生如此急剧转变的革命了，假如没有忘记这里指的是一个拥有15000万人口的国家，那么情况尤其是这样。因此很明显，1917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不管世人怎样看待它们，都是值得研究的。

革命的历史就像所有的历史一样，首先应当叙述它是怎样发生的。不过这还不够。从叙述本身得出的结论应当是明确的：为什么它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发生。事件既不能看作一连串惊险故事，也不是穿在一根线上的、一连串充满偏见的说教。它们应该服从自己既有的规律。本书作者正是把揭示其规律看作自己的任务。

革命最不容争辩的特征就是群众对历史事件的直接干预。平时，君主制国家以及民主制国家都是凌驾于民族之上的；是这方面的专职人员——君主、大臣、官僚、议员、记者在支配历史。可是在那些转折关头，亦即当旧秩序根本不能为群众所忍受的时刻，他们就会摧毁把他们和政治舞台隔开的障碍，推翻自己的传统代表，用自己的干预为新制度建立出发阵地。这到底是坏还是好，让道德家去评判吧。我们自己则要把握事实，认清它们是怎样被客观发展进程赐予的。对于我们来说，革命的历史首先是群众对掌握他们自身命运的领域实行强有力干预的历史。

各个阶级都在笼罩着革命气氛的社会里进行战斗。但是非常明显，从革命开始到结束之间，在社会的经济基础方面，以及在阶级的社会基质方面所发生的变化，对于解释革命自身的进程是完全不够的，因为革命在这短暂的时间跨度里推翻了旧的国家机关，创建了新的机关，然后又再度推翻它。革命事件的进程直接取决于革命爆发前就已经形成的各个阶级的心理上迅速、紧张和剧烈的变化。

问题就在于社会没有根据需要像工匠修复自己的工具那样来改变自己的机关。相反，社会实际上把凌驾于自己之上的机关作为某种一成不变的东西接受了。在数十年时间里，反对派的批评仅仅是防范群众不满的安全阀和维持社会制度稳定的条件。例如，社会民主工党的批评一开始就具有这种原则性的意义。不依赖个人和政党意志的异常特殊的环境是必需的，因为它会由于不满而冲破保守主义的束缚，并且引导群众走向起义。

可见，革命期间群众的意见和情绪的急遽改变不是源自人类心理的灵活性与善变性，而是相反，它源自这种心理深刻的保守性。思想和态度常常落后于新的客观环境，直至其后果以灾祸的形式猛烈撞击人们时为止，这会导致思想和激情的突飞猛进。此种情况在具有警察头脑的人看来似乎就是“巧言惑众者”活动的简单后果。

群众不是拿着现成的社会改造计划，而是带着不能忍受旧制度的强烈感受投入革命的。只有阶级的领导层才有政治纲领，不过这个纲领还需要得到时局的检验和群众的赞同。革命的基本政治过程就在于一个阶级要了解从社会危机中产生的那些任务，就要按照不断接近的方式积极为群众指明方向。革命过程中的某些阶段，因一些政党被另一些更加极端的政党所取代而趋于稳定，在运动的势头还没有遇到客观阻碍之前，它们一直在显示向左转的群众的持续增强的压力。到革命阶级中个别阶层感到失望，冷淡情绪不断增长，以及反革命势力地位得到加强的时候，反动就会开始出现。至少过去历次革命的情况大体是如此。

只有在研究群众自己的政治过程的基础上才能理解我们极少有意忽视的那些政党与领袖的作用。尽管这些政党与领袖并不是构成这一过程的独立成分，然而毕竟是非常重要的成分。没有领导组织，群众的能量就会慢慢消散，犹如没有装在带活塞的汽缸里的蒸汽一样。但是，毕竟不是汽缸也不是活塞，而是蒸汽起推动作用。

在研究革命期间群众意识变化的道路上遇到的困难是十分明显的。被压迫阶级在工厂、兵营和乡村里，以及在城市的街道上创造历史。而且，他们极少有把历史记录下来的习惯。社会激情高度紧张的时期留给沉思和反省的余地总是很少的。所有的缪斯，甚至主司大众新闻的平民缪斯，尽管她有强壮的双翼，在革命时期也不得不陷于窘迫的境地。不过尽管如此，毕竟历史学家的处境绝不是毫无希望的。虽然记录是不完整的、零散的与带有偶然性的，但是从事件本身的角度来看，这些零碎的片段往往能让人推测出隐秘进程的演变趋势和节奏。无论是好还是坏，革命政党都要在考虑群众意识变化的基础上制定自己的策略。布尔什维克的历史道路证明，这样的考虑至少大体是行得通的。为什么在斗争旋涡中对革命政治家来说是行得通的东西，在事情过后的历史学家那里会行不通了呢？

可是，从群众意识中产生出来的过程既不是独立存在的，也不是能够自主的。无论唯心主义者和折中主义者多么生气，意识毕竟还是要由现实生活来决定。在形成俄国及其经济形态、阶级结构与国家形式的历史环境中，以及在别的国家对它的影响下，二月革命和它的后继者——十月革命的前提应该说已经具备了。一个落后国家首先让无产阶级取得了政权，既然这个事实仿佛是最令人费解的，那么这个事实的谜底就只能事先在这个落后国家的特殊性当中，也就是在它与别国的区别当中去寻找。

作者在本书开头几章里叙述了俄国历史的特殊性及其所占的比重，内容包括俄国社会及其内部各种力量发展演变的简短提要。作者希望这几章不可或缺的概括不会把读者吓跑。读者将在本书后面的部分会在活生生的运动中见到同样的社会力量。

本书绝对不是依赖个人回忆写成的。作者身为当事人的事实并不能使他摆脱在严格核实文献资料基础之上完成自己叙述的责任。本书作者既然同样为事件的过程所驱使，因此以第三人称来称呼自己。而且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写作形式问题：自传或者回忆录里面难以避免的主观色彩在历史学著作中是不能容许的。

然而，作者是斗争参与者这个事实自然不仅令他容易理解个人和集体当事人的心理，而且容易理解事件的内在联系。这种优势可以带来积极的结果，不过要遵守下面这个条件，那就是不指望单凭自己记忆的证据，不仅描述琐碎细节是如此，而且描述重大场面也是如此；不仅看待事实是这样，而且看待动机和情绪也是这样。作者认为他遵守了这个条件，尽管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本人。

剩下的问题是作者的政治立场。如今他作为历史学家坚持的观点就是他过去身为当事人所坚持的那些观点。当然，读者没有同意作者政治观点的义务，作者同样也没有任何理由隐瞒这些观点。但是读者有权利要求历史著作不要写成政治立场的赞美诗，而要描绘成有内在根据的革命真实过程的画卷。只有到了事件在字里行间展现出处于完全自然的必然性之中的时候，历史著作才是完全符合自己的使命的。

为了做到这一点，必需所谓历史学的“不偏不倚”？无论谁都还无法解释清楚，它应当包含些什么内容。那句广为引用的克里孟梭的话——必须en bloc即从整体上理解革命——即使最好也不过是个机敏的遁词。怎么可能宣布自己是整体的追随者呢？因为它的实质乃是分裂的。克里孟梭的格言部分是由于面对太坚毅的先辈感到惭愧，部分是由于这位后人在先辈的影子面前感到难堪。

当代法国反动的因而也是时髦的历史学家之一L.马德林是一个以沙龙聊天的形式大肆诽谤法国大革命，也就是诽谤法兰西民族诞生的人，他一口断定：“历史学家应当站在处于险境的城墙上，同时既看见包围者，又看见被包围者。”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宽容的正义”。但是马德林自己的著作表明，如果他真的爬上把两个营垒分开的城墙，那他就只能成为反动派的间谍。好在这里谈论的是过去的营垒，要是革命时期待在城墙上就会伴随着巨大的危险。其实，在警报拉响的时刻，那些号称为“宽容的正义”献身的人通常是足不出户的，静候结局：胜利到底属于哪一方。

严肃的和有批判眼光的读者需要的不是虚伪的不偏不倚，因为它献给读者的是在底部调有进行仇恨反应的强效毒药的酒杯。读者需要的是科学上的诚信，这诚信在对事实的忠实研究，建立它们之间的真实联系以及揭示它们的运动规律的过程中为自己公开的和毫不掩饰的好感和反感寻求支持。这是唯一可能的也是不折不扣的历史客观主义，因为它不是由历史学家的良好愿望（何况这愿望也是靠历史学家本人担保的），而是由他所发现的历史进程自身的规律性来检验与证实的。

构成本书史料的是大量定期出版物、报纸杂志、回忆录、原始记录与其他文献资料，其中一部分是原稿，大部分还是由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革命史研究机构出版的。我认为在正文中一一说明个别资料引自何处是多余的，因为这只会给读者带来麻烦。在那些具有综合性历史著作特点的书籍当中，我利用了两卷本的《十月革命简史》（莫斯科—列宁格勒，1927年出版）。各位作者为这部《简史》撰写的各部分文字价值不尽相等，但是不管怎样，它还是包含着丰富的史实资料。

作者书中提到的日期全是按照旧历，也就是说比公历，包括现今的苏联历法晚了13天。作者之所以非得采用这种历法，是因为在革命期间它是实际采用的历法。当然，任何一部相关著作改用新历记载日期不会有什么困难。不过这样做在消除了一个障碍的同时又产生了另外一些更加重大的障碍。例如，推翻帝制的革命是以二月革命这个名称载入史册的，可是按照西方的历法它是3月发生的。反对临时政府帝国主义政策的武装示威是以“四月危机”这个名称写进历史的，可是按照西方的历法它发生在5月。不必多谈其他过渡性的事件和日期，我们只要指出十月革命按照欧洲的历法是发生在11月就够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历法本身染上了事件的色彩，因而历史学家不能凭借简单的计算来矫正革命的编年史。只不过读者最好要记住，在废除拜占庭历法之前，革命必须推翻使用这种历法的制度。

列夫·托洛茨基
1930年11月14日于普林基波 8zCE1JAHtF2KVisarkEIg3+uYZBdqCjKBU1e2M3/AcnauOzTwKAJ7PPBxjD/kU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