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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科耶夫、吉尔·拉普吉撰 张尧均译
尽管科耶夫只写过一本书，这本书却不同凡响，遗泽流长。这部独一无二的作品出版迄今已有22年，它使科耶夫成了黑格尔的“解读者”。自那以后，一种令人惊奇的荣耀就伴随着他。这种荣耀是世界性的，人所罕及，影响深远，令人敬畏且不可动摇。今天，没有人可以不借助科耶夫的指南就直达黑格尔。他占有黑格尔就像人们占有一块土地那样。他统治着黑格尔的王国。
因此，在科耶夫的新书
出版之际采访他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我们刚刚读过他对前苏格拉底的这种令人眩晕的黑格尔式的解读，觉得意犹未尽。这位哲学家一生一直在与巴门尼德、黑格尔或诸如此类的人物打交道，他该有个什么样的脑袋啊？远远地，我们想象他有着伦勃朗的那些老年智者的形象，蓄着长长的胡须，印有深深的皱纹，日日夜夜地躲在其阁楼上，专心致志地沉思。
但让我们大跌眼镜的是，科耶夫没有胡须，没有皱纹，有着浓密的黑发，尽管按他的传记所说，他已经66岁了。人们曾把这位哲学家高置于可见世界的边缘，他的脑袋令人惊异，因为这是一位高级官员的脑袋。全套行头一个不落，着装轻便优雅，佩戴的太阳镜遮掩了其狡黠的目光。他身体灵活，精力充沛，一幅有条不紊、措置裕如的样子。毋庸置疑，他属于那些在世界中纵横捭阖、享有国际地位的人之一。至于伦勃朗阁楼上的那些智者……
我们过于浪漫想象，不通世故了。科耶夫是最光明磊落的，他拥有适合其角色的头脑：黑格尔的最深刻的解读者——总之，是最合理的解读者——是国家的一位“高官”。他的生活穿插在布朗利堤街的阴暗走道和国际都会（在那里，他凭借着他所掌握的惊人的经济材料进行辩护）之间。奇怪的是他一点也不以此为傲。令人困惑的是，科耶夫的骄傲之处别有所在。人们仰慕他，是因为他阅读黑格尔就像别人阅读《丁丁历险记》；他的自豪则在于，在肯尼迪回合谈判中，他发明了一个关税优惠体系。他想方设法让人们接受这个体系，到处奔走，终于获得成功。
但所有这一切，不得不令人遗憾地说，都已属于过去。亚历山大·科耶夫已于几天前突然去世，就在他接受了我们这次访谈之后。他几乎没接受过什么访谈，这一次却是他的最后一次。
这就是科耶夫，他微笑着，讲各种笑话，发出嘲讽而又宽容的笑声。他锋芒外露、咄咄逼人，既轻松敏捷，又严肃深沉，既狡黠，又质朴。他向你们解释他作为官员的幸福，这是因为他下榻各种大饭店，出席各种宫廷会议。与此同时，就如太阳镜闪烁了一下，他无疑正在糊弄你们，借此掩藏自己。由于他不想说出真相，我们就试着去寻找他的另一面：我们设想他作为官员的幸福，这是因为他属于这样一个在罗马、新德里或日内瓦互相碰面的小组，他们拥有真正制定政策的权力，而不是虚有其表。无论如何，可以确定的是，他喜欢谈论政治经济学。因此，在决定了解科耶夫的一切时，我以为自己可能要整理一大堆关于增值税的资料了。
赶紧做出反应。比如说，打开他的回忆。在科耶夫的生平中，有一段经历始终是最令我着迷的，即在1933—1939年间他在高等研究实践学校举办的关于黑格尔的研讨班。没多少人参加这个研讨班，但在这些为数不多的听众中，却有如下这些名字：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雷蒙·格诺（Raymond Queneau）、乔治·巴塔耶（George Bataille）、雷蒙·阿隆（Raymond Aron）、费萨尔神父（le père Fessard）、罗贝尔·马若兰（Robert Marjolin），有时还有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
科：啊，是的，确实很好。高等研究实践学校，在上课期间我允许大家抽烟。课后大家一起去吃饭，与拉康、格诺、巴塔耶一道，在该区的一家希腊小餐馆里，它一直在那儿，叫“雅典”。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呢？听着，这要从更早时说起。
黑格尔看到了马背上的拿破仑
更早，这就是说要上溯到1770年，那一年见证了黑格尔的诞生。然而，也要到1806年10月13日，同一个黑格尔看到骑在马背上的拿破仑经过他的窗下。然而，还要到1902年，上天选择科耶夫在莫斯科降世。18年后，在1920年，他离开了俄国，到达德国。
科：为什么？我当时是共产主义者，我没有理由逃离俄国。我要思考一下这些事。一天，我告诉我的母亲：“无论如何，如果我留在俄国……”我的母亲回答我说：“那么，至多两个月之后你就会被枪毙。”也许是这样，也许是这样，但米高扬（Mikoyan）……
德国，在海德堡和柏林。当时，有一个叫胡塞尔的哲学教授，他不乏一定的天赋。
科：不，我有意避开了胡塞尔的课程。我选了另一位教授的课——完全是愚蠢之举，后来是雅斯贝尔斯的课。我浪费了时间，因为我学了梵文、藏文、中文。佛教使我感兴趣，因为它的彻底性。这是唯一一种无神论的宗教，但我只是隔靴搔痒，明白自己选错了道路。我明白在希腊才发生了某种东西，迄今已有24个世纪了，那里才是一切的源头和关键。从那里开始宣告了话语的开端。
在布勒东、巴塔耶、拉康、格诺面前谈论
科：我早已尝试着读过黑格尔。我从头至尾读了四遍《精神现象学》，努力去把握它的意思，但我一个字也不能理解。然后，我到了巴黎，无所事事，只是学习。但一位销售奶酪的叔叔死了，我破产了。1933年的一天，当时正开设黑格尔课程的科瓦雷（Koyré）要中断这些课程。他建议我接替他的课，我接受了。我重新阅读《精神现象学》。当读到第四章时，我明白它涉及的是拿破仑。我开始了我的课程。我什么也不需要准备，我只是读原文，并加以评论，但黑格尔所说的一切在我看来都明明白白了。是的，我体验到了一种无与伦比的智性上的快乐。
在布勒东、巴塔耶、拉康、格诺面前谈论黑格尔是不同寻常的。有一位穿戴整齐的先生带着他的太太来听我的课，谁也不认识他。他听了三年，一次也没有落下。然后，最后一天，他告诉我他要离开巴黎了，他把他的名片给了我。直到那一天，我才知道我一直是在对一位海军舰队的准将讲授黑格尔。
六年。直到战争爆发。但这是一个巧合。因为战争爆发时我已经结束了对《精神现象学》的解读。我被动员入伍，获得了蓝色的二等兵士兵手册。几天后，我还在拉丁区受训。一天，在圣米歇尔大道的一家咖啡馆里，我的一个学生，一个印度支那人，走近我，指着我的士兵制服，极其欢快地说：“好啊，教授先生，我看到你终于也投入行动中了。”
在这样一些时刻，听到科耶夫的笑声是很有趣的。
科：战后，经济事务。我已经告诉过你，在我的“黑格尔课程”上有马若兰。正是他邀请我来这里工作，暂定是3个月，最后却延续了25年。我喜欢这个工作。对知识分子来说，成功取代了成就。你写了一本书，这书获得了成功，这就是全部。在这里是不一样的，这里有各种各样的成就。我已经告诉过你，当我的关税体系被接受时我所体验到的快乐。这是一种高级的游戏形式。我们到处旅行，我们属于国际精英行列，精英取代了贵族阶层，我们打交道的人不属于后者。一个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施瓦泽（P.-P.Schweitzer）或埃德加·富尔（Edgar Faure）这样的人，当然还有其他人，我向你保证，他们的头脑运转得真是灵活。这样，如果你获得了他们的尊重……
（真奇怪，他就这样自顾自地说下去了，自我炫耀着。人们曾说过，他爱开玩笑，但他这是自我娱乐呢还是自我嘲弄？是自我掩饰呢抑或他是一个绝望者？）我们小心翼翼地对他说：是的，关税优惠，这应该是了不起的，得到一个银行家的尊重也不赖，但是一个哲学家的尊重呢？
（他撇了一下嘴，尖削的轮廓突然消失了，因为他的下巴陷入了衣领中。如梦方醒的声音。）
科：哲学家？海德格尔吗？但你可能知道，作为哲学家，他后来很糟糕。不说海德格尔吗？事实上，我对哲学家不感兴趣，我只寻求那些智慧者。你觉得我也是那些智慧者中的一个。所有这一切都与历史的终结有关。真奇怪，黑格尔已经说过这一点。而我，则说明了黑格尔已经谈到过历史的终结这一点，但没有人想要承认这一点。我已经说明，历史正在闭合，但没有人接受这一点。说真的，我也一样，我一开始认为这是一种无稽之谈。但随后，我加以反思，于是发现，这是一个天才的洞见。简单说来，黑格尔只是算错了150年的时间。终结历史的，不是拿破仑，而是斯大林。而我有责任去宣告这一点，不同的是，我没有机会看到斯大林从我的窗前经过。但最终……后来，发生了战争，我就明白了。不，黑格尔没有弄错，他已经给出了历史终结的确切时期，1806年。从这个时期开始，发生了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只不过是外省的跟进。中国革命只是把拿破仑的法典引进中国而已。关于历史的著名的加速，人们已经谈得太多了，你注意到没有，当历史越来越快地加速时，历史运动却前进得越来越慢了？
应该界定这些事情究竟意味着什么。历史是什么？一种反映了现实的话语（phrase），但此前没有人说过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谈论历史的终结。它总是自行产生一些事件，但自黑格尔和拿破仑以来，我们不再有什么可说了，我们不再有新的东西可说了。某些东西在希腊诞生，最后的判词已经说出。有三个人在同一时刻明白了这一点：黑格尔、萨德（Sade）和布鲁梅尔（Brummel）——是的，布鲁梅尔在拿破仑之后明白，人们不可能再当士兵。
历史的终结
科：看一下在你周围发生的事。一切（包括世界的激变）都表明历史正在闭合。今天的柏林恰恰就是我年轻时的拉丁区。从政治的观点来看，我们正在走向马克思已经预言过的普遍同质国家（而他是从拿破仑时代得出这个观念的）。然而，一旦处在普遍同质国家这个位置，那么，一切就很清楚了。我们正朝这个方向前进，我们能超越它吗？如果你说人是上帝，那么，你还能走得更远吗？仍然有艺术，但在具体音乐和抽象绘画之后，如何还能有一种新的话语？我们正走向一种俄-美生活方式，它是属人的，却是动物性的。我想说的是，没有否定性。
这番话语，科耶夫是以一种温文尔雅的淡漠语气说出的。他只是观察，没有采取立场，冷静地记录下这一切。按他的说法，我们被告知，我们正进入历史的困境，这些话语伤感地回响着黑格尔晚年的那些话语：“当哲学在灰色之上描绘灰色时，这一生命形态就已经变老了。在灰色之上描绘灰色，它不能使生命恢复年轻，它只是使自己认识到：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是在夜晚来临时才展翅飞翔。”
科：他将做什么呢？如何设想这种生活？但不妨考虑一下日本。它是这样一个国家：在三个世纪中，它断然地摆脱了历史，在历史与它之间设置了一道障碍，尽管它有可能已预见了我们的未来。确实，日本是一个让人惊奇的国家。一个例子：“风雅品味”（le snobisme），按其本质来说只是一小部分人的特权。然而，日本告诉我们的是，他们能使这种风雅品味民主化。在日本，有8000万的“风雅”之徒。与日本人相比，英国的上流社会只是一群醉醺醺的水手。
使西方日本化……
科：为什么这一点与历史的终结相关呢？因为风雅是一种无偿的否定性。在历史的世界中，历史自己负责产生否定性，这种否定性对于人性来说是本质性的。如果历史不再说话，那么，人们就为自己制作否定性。不要忘了，风雅品味影响深远。你知道弗雷德里希二世的历史，在一个战场上，他听到一个腹部受了致命伤的年轻人呼叫着“我要有尊严地死去”死去了。或者恺撒，他被匕首刺中。他把长袍的下摆拉到小腿的伤口上。我想说，如果人性奠立于否定性之上，那么，历史话语的终结就提供了两条出路：要么使西方日本化，要么使日本美国化。也就是说，或者以一种自然的方式做爱，或者以博学的猴子的方式做爱。
谈够了日本，我们开始转向别处。科耶夫在他的书中，充满激情地把哲学置于人文科学的对面。
科：如果我们粗线条地总结，可以这样说，我从对哲学的定义开始。哲学不拥有一个专属的区域。无论如何，它是一种论述性的话语。但它在这个意义上区别于所有其他话语，即它不仅仅谈论它所谈论的东西，还谈论它正在谈论这一事实，以及正是它在谈论它所谈论的东西。从这一点来说，任何不谈论它自身的话语都处在哲学之外。这种哲学话语，诞生于希腊，诞生于人们称为泰勒斯的这个人。随后，出现了两个著名的人物：巴门尼德，他的话语导向了沉默；赫拉克里特（总之是人们称为赫拉克里特的那个人），他喜欢的是一种不中断的话语，一种无限的话语，在这种话语中，每个阶段（phase）总是继之以另一个阶段。正是从这种话语中产生了各种修辞学家和智者。确实，现代的智者，赫拉克里特的徒子徒孙，是那些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他们的话语恰恰就有无限的特征。这就是赫拉克里特之流。
哲学话语的终结
这就是说，如今，人文科学的各种意图是要理解自身。如果哲学的话语的确已经被黑格尔闭合了，那么，对人文科学的增殖就没有什么可惊奇的了。我们被引向围绕着关于结构与历史之对立的争论的大喧嚣。这一点在我看来是很有趣的。如果历史已经结束，如果它的话语是沉默的，那么就可以同意所提及的这场争论有点儿学术性。而人文科学有一个有待探索的场域，即它们承认在人那里有一个空间，其他那些非人的东西在那里起作用，这一点是正常的。在人那里，有1%的人性的东西，其余的可以说就是动物性的。因此，这构成了一片广阔的区域，它事实上是能被说明的。在性活动中，人性的东西就是对乱伦的禁止，这一点已经被人说了，确实是这样，但其他的呢？你知道，由于科学，人们可以人为地创造母性本能。
但是，如果一位人类学家告诉你，一切都来自新石器时代，只是来自新石器时代的一切仍保留在人身上，那么，这位人类学家只是忘了一件事，那就是，在新石器时代，也许确实已有了一切，但除了人类学家本身。请注意，我们谈到的人类学家是一贯的。他不是哲学家，因此，他不能衡量这种差异。他是一个科学人，他的话语指向一个对象或一个事件，不再有更多的东西。不像哲学家的话语那样，还指向话语，把这种话语与这一客体或事件的主体联系在一起。
确实，哲学的话语，就像历史一样是闭合的。这个观念令人恼火。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智慧者——那些接替哲学家的人，黑格尔则是最早的一个智慧者——是如此罕见，如果不是不存在的话。确实，如果你不能相信你的神性的话，你就不能坚持智慧。然而，精神上的圣人是极其罕见的。成为神圣的，这意味着什么呢？这也许是斯多亚式的智慧，或者要么只是游戏。谁在游戏？诸神。他们不需要做出应对，所以他们游戏。这是些无所事事的神。
“我是一个无所事事者”
所有这一切都极其严肃，随后他脸部的活动以这种令人惊奇的方式宣告了反讽，光线在墨镜和眼睛之间有所区分地嬉戏。
科：我是个无所事事者。这本书，我已经在这里写了十年，因为我有一年时间生病了，我感到厌倦，我就口述它。我考虑它就像把它看作我的遗著的一部分那样，但格诺和伽利玛（Gallimard）坚持要出。我又花了四年写了另一卷
，它接着前一卷，但我不知道是否要出版它，有什么用呢？确实，我是无所事事的，我喜欢游戏……比如说，就在这一刻。
如果我们提醒他注意，所有这些思考几乎没有对行动产生影响，当他在战前的1939年，在得到他的蓝色士兵证之前，如此起劲地宣讲时……
科：啊，在那个时候，我已经读了黑格尔，但我还没有真的明白历史正在结束。现在。
有必要补充说，单从这些片言只语，一点也不能证明那种刺激了科耶夫的话语的才华吗？在表面看来，东拉西扯的混乱之下有一种隐秘的秩序在统治，但我们不知道如何去说它。我们只是建议尽可能地保持忠实，同时说，那令我们着迷又刺激着我们的东西一方面是极度的知识和才智，另一方面则是某种对反论的癖好，或者说，这种奇特的自负——它过于坦率，以至不能被看作一种面具。这种自负该如何来衡量呢？如果我们想到，这位哲人在把这些超强的建构能力付诸这些著作之前，虚掷了20年时光。无论如何，我们在这里只能勾勒出科耶夫的形象之一。他有其他的形象。首先是这种冗长而炫目的辩证教诲充斥了他的著作。对这本书他今天什么也没有说。这是它的副标题，因为它确实吸引眼球——“概念在时间中的历史引论暨时间在概念中的哲学引论”，接下来的内容共3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