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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在哈佛大学设立中文讲席一事，不仅鼐德沉浸在自己的宏伟设想之中并为之不懈努力，不仅汉学家如穆麟德、外交官如禧在明、同文馆教习如丁韪良等都大力支持，而且引起了与中国缔约的欧洲各国的注意，中国和外国在华的新闻媒介也对此事给予了高度评价。
然而，当这一方案开始付诸实施的时候，鼐德却发现，要想在中国找一位符合要求而又愿意远渡重洋的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毕竟，那是一个太遥远的国度，不仅与中国人安土重迁的习惯不合，而且去和西洋人打交道也使人心存疑惧。
哈佛大学的态度无疑是积极的。作为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发展到十九世纪下半叶，哈佛的系科更加齐全，实力更加雄厚。中文教学在美国的高等教学中还很罕见，探讨到底在美国开设这一教学的余地有多大，无疑极具挑战性，也为哈佛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空间。所以，当时的校长埃利奥特多次同鼐德讨论人选问题，并委托鼐德全权代为物色。鼐德虽然极为热心，可一方面他的中文说得不够好，另一方面他与中国各方面的联系也还不够广泛，因此，尽管总税务司赫德对他的方案颇有微词，他还是想办法求得了赫德的帮助。税务司是鸦片战争之后中国和西方诸强签订不平等条约的产物。随着最早通商的上海、宁波等五个口岸设立税务司，其后通商的各个口岸也陆续跟进，都受总税务司领导。由于有这层便利关系，赫德就把这件事全权委托给宁波税务司杜德维。赫德之所以选中杜德维，而不是其他人，也是有深意的。杜德维生于1843年，毕业于哈佛，和母校感情深厚，对母校的事情一定会尽力去做；同时，他自1865年即来到中国，并长期在中国任职，是一位老资格的中国通，也有能力去做。
不过，和赫德一样，杜德维一开始对这件事也是心存疑忌。他认为，如果是为了在中国生活的实际需要，那么应该选择在北京学中文，而不是在剑桥。在北京学，由于具有良好的学习环境，边学边练，效果是事半功倍；而在剑桥学，由于哈佛的课程太重，会使学生因耗费太多精力而影响对其他课程的修习。这种疑忌，直到他投身其中并出色地物色到了合适人选后，仍然存在。但是，杜德维并没有顽固地坚持己见。和赫德等人不同的是，作为哈佛大学的毕业生，他真诚地为哈佛的利益着想，为哈佛的发展前景考虑，因而他寄希望这一举措能够实现在哈佛设立一个中国学的教授职位。他甚至为戈鲲化在哈佛教授中文准备了一份备忘录，其基本要点是：（1）用威妥玛的《语言自迩集》作为教材，因为该教材适合学习北京官话；（2）学生要做到“勤劳”和“反复练习”，忍受“单调”和“疲劳”；（3）以三四个人一个班为好，若学生人数较多，则应分成两个班。
这些，无疑都是非常内行的，肯定会体现在哈佛的办学思路中。
杜德维最终能够找到戈鲲化，和他的经历有关。1877年年末，杜德维从福州改任宁波税务司。1878年上半年，他即接受赫德的委托，代为寻找合适人选，但进展并不顺利。显然，他初来乍到，还不熟悉情况。所以，1878年7月，尽管埃利奥特校长按捺不住焦急的心情，又一次给哈佛的这位校友直接写信，催促此事，但仍然没有结果。直到九个月以后，即1879年的4月，杜德维才高兴地给埃利奥特回信，声称找到了合适的人选，这就是戈鲲化，杜德维在宁波的中文老师。
戈鲲化当时在英国驻宁波领事馆任职。我们知道他说一口南京官话；
我们知道他以前曾在美国领事馆任职，对西洋特别是对美国有一定的了解，任职宁波期间还教过一位英国学生和一位法国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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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他在领事馆中，善于同西方人打交道，深得中外双方人士的好评；
我们知道他对西方的新事物和新观念持一种开放的态度，并不守旧。
这四点可能是杜德维选中戈鲲化而戈鲲化亦愿意接受的重要原因。除此之外，我们还知道，宁波曾在康熙年间就是中国四个对外通商港口之一，1844年开埠以后，更是当时重要的对外口岸，和外国贸易来往频繁，人们的思想比较开放。宁波的对外交流也一直很活跃，早期传教士自美国浸信会的玛高温（Daniel Jerome MacGowan）于1843年来到宁波，其后又有英国女传教士爱尔德赛（Aldersay）、美国浸信会的罗尔梯（Edward Clemens Lord）、美国长老会的丁韪良等先后来到宁波，进行传教、办学，并传播西方文化。如丁氏在宁波居住近十年，学会了中国官话和宁波方言。他不仅参与了将《圣经》译为宁波方言的工作，而且于1854年出版了用中文撰写的宗教读物《天道渊源》。他还在宁波南门办过两所男塾，每所招收二十名左右学生。
另外，当时宁波为了配合西学的传播，出版事业非常兴盛。1845年，美国长老会在传教士柯理（Richard Cole）的提议下，将印刷所从澳门迁到宁波，命名为“华花圣经书房”（The Chinese and American Holy Class Book Establishment），随即大量出版各种书籍杂志。据统计，从1844年到1860年，传教士在宁波出版的书籍杂志计有106种（其中一种为书房建立前所出版），其中与教会有关的有八十六种，涉及各种科学、历史、文化知识的有二十种。
这种社会环境对戈鲲化的思想显然不能没有影响，他能选择被时人视为畏途的美国之行，与此也不能没有关系。还有，戈鲲化的不少友人都有出洋的经历，这或许对他也有影响。
杜德维曾经说过，戈鲲化愿意到美国去，是由于他在上海的一家媒体发表了指责某些官员的言论害怕报复，因而要出去避祸。
杜德维说得不具体，但我们知道，戈鲲化与当时的宁波太守宗源瀚有过节。据秦宝珉《温处兵备道外舅宗公行状》云：“（宗源瀚）治平为浙中第一，上官贤其才，徙治宁波，而公之治严阅五载矣。其去也，有泣下者。严民野而朴，宁则负山傅海，商贾走集互市来，豪猾间作。戈鲲化者，为英领事治文书，谲觚锋出，奸利山集，官莫敢迕。谒公，严绝之，戈度无可奈，作飞书肆谣诼。富人某，约公输财而阴悔，戈又嗾之走都中贵人螫其事，而某抚军方以长兴狱过公，浮言胥动，令多格。公怒曰：‘事不可为矣，吾能为木偶人耶！’牍南北洋大臣、督抚言其状，去戈，不则去官。戈诇知，惊曰：‘此公何咄咄逼人，吾不可以恋此。’乘夜挈妻子浮海去。江督侯官沈文肃公览牍，击节曰：‘好风骨，能如是乎！’然颇有诧为多事者矣，年余，领事饮公酒，出一小象，公：‘谁何？’领事笑曰：‘公不识耶？逐客耳，久为美利坚人矣，倘许其归乎？’公笑不答。”
又谭廷献《宗源瀚墓志铭》：“（宗源瀚）徙宁波，剧要负山面海，通商交涉。豪猾戈鲲化，影附英吉利领事，主文，积奸利病民，公杜干谒，乃步流言，啮螫当轴。公屹不动。牍上督抚、南北洋大臣，戈愕咍不敢抗，挈孥浮海去，西人目之为逐客。”
不知杜德维说的是否就是宗源瀚，不过看起来戈鲲化的出洋确实与此人有一定的关系。只是，戈鲲化去结交作为地方官的宗氏，不得接待，就如此愤恨，似乎不合常情；同时，他作为英国领事馆的文员，竟然能够对一个太守造成如此威胁，也有点奇怪。宗源瀚《颐情馆诗抄·续抄》中有一首诗，题为《予莅宁数月，值榷局滋事，〈申报〉指摘叠至。〈申报〉者，华人为西人执笔，据衣冠败类、市井讹言以报事者也，幕中诸君，不能无不平意，诗以解嘲》，诗中说：“下车尝虑治无方，九十耆宿语意长。”自注：“莅事三月后，张铁锋先生谓余曰：十余年来，吾乡风俗人心日下，非君整顿不可。”
他对《申报》如此痛恨，重要原因之一，应该是常有鄞人在《申报》上发表文章，议论宁波之事，颇有对其不利的言论，如《宁郡杂闻》《详述宁郡近事》《论宁郡匿名揭帖事》《论知府一官兼及宁波事》《人言可畏》等。前引秦宝珉《温处兵备道外舅宗公行状》记载，戈鲲化对宗曾“飞书肆谣诼”，谭廷献《宗源瀚墓志铭》也说戈鲲化“乃步流言，啮螫当轴”，或者就是暗示，《申报》上的这些文章和戈鲲化有关，这也可以印证前述杜德维1879年7月28日致埃利奥特校长信中所提到的戈鲲化对自己愿意赴美的解释。当然，并无证据可以说明那些文章真是戈鲲化写的，但戈鲲化觉得自己受到威胁却完全有可能。至于《温处兵备道外舅宗公行状》中说戈“乘夜挈妻子浮海去”云云，那显然是夸大其词了。不过，详情如何，还要进一步研究。
[1] Boston Daily Advertiser ，February 15,18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