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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学研究在西方很早就起步了。自十六世纪至十九世纪，这一学科突飞猛进。特别是到了十九世纪，法国的法兰西学院和东方现代语言学院、英国的牛津大学和伦敦大学、德国的柏林大学、俄罗斯的喀山大学、荷兰的莱顿大学等，都先后设立了汉学讲座。相比之下，美国的汉学研究就开始得比较晚，一直到十九世纪末才有所酝酿。在这一过程中，哈佛大学以其特有的气魄走在了前列，而鼐德则是促成这一计划的最重要的人物。
鼐德（F. P. Knight），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早年来中国营口经商，创办了旗昌洋行。自1864年起，除担任美国驻营口领事外，还兼任瑞典、挪威、法国、荷兰、德国、日本等国驻营口的领事或副领事。1877年2月，在中国已经生活了十五年的他根据自己多年的生活体会，针对美国在华商务和传教事业的需要，致信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W.埃利奥特（Charles W. Eliot），提出了募集一笔钱在该大学建立中文讲座的建议，其目的是通过学习中文，培养一些年轻人，为他们将来在中国政府供职提供条件，增强他们在中国进行商业贸易的能力，使他们具有促进两国贸易往来的眼光。达到这一目的的方法则是从中国聘请一两位土生土长的中国人，来哈佛大学担任中文教师，使得那些愿意到中国来发展的人在动身之前，就能够掌握必要的知识，具有一定的能力。
接到鼐德的信之后，埃利奥特非常重视，他以一个教育家的远见，敏锐地认识到，这一计划将为那些到中国从事领事、律师、工程以及商贸等工作的青年人提供良好的机会，因而立即召开了校董会，达成共识后，随即给鼐德复信，表示了最热烈的支持。
但是，鼐德的这一计划虽然得到了哈佛大学的热烈赞同，却由于太具有创意，因而在国际汉学圈子里，以及一些曾经或正在和中国发生关系的人士中引起了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外国人学习汉语是应该在本国学，还是应该到中国学。
支持鼐德的人认为，外国人如果在来中国之前就能学习一定的中文，通过日积月累，慢慢体味，会为日后的生活打下稳固的基础，并在到达中国以后，获得学习的激励，从而实现快速进步。持这种观点的有在华德国著名汉学家穆麟德（Paul Georg von Mollendorff，1848—1901），英国外交官禧在明（Walter Caine Hillier，1849—1927）、达文波（Arthur Davenport，1836—1916）、固威林（William M. Cooper）及北京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William A. P. Martin，1827—1916）等。反对鼐德的人则认为，年轻人到中国之前，应该全面学习各种知识，打好基础，因为中文太难了，如果在美时就开始学习，一方面是没有合适的语言环境，另一方面是课业太多，没有充足的时间，结果可能是什么都学不好，事倍功半。因此，还是应该到中国以后，在富有经验的老师的指导和热心的朋友的帮助下，花两三年的时间进行专门学习。持这种观点的有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和中国海关税务司杜德维（Edward Bangs Drew，1843—1924）等。另外，当时在中国的美国人马士（Hosea Ballou Morse，1855—1934）则表示了谨慎的态度。马士是哈佛大学毕业生，来华后，先在上海修习了三年汉语，任天津海关帮办，后陆续在北京、上海、北海、淡水、龙州、广州等地海关税务司任职，曾著有《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三卷和《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1635—1834）》五卷。马士认为，鼐德的方案能够在哈佛得到实施应该祝贺，倘能引致一两位英美学者来担任中国哲学的讲座教授，则更佳；但同时，他也不无担心，生怕这种开设在美国的中文班不如预计中的好，学生可能学不到有用的知识以应付来到中国后将要遇到的难题。
在纷争如潮的情况下，鼐德表现出了难能可贵的“择善固执”。他坚定不移地相信，在哈佛大学设立中文教学会取得成功，因而即使遭到如赫德这样的权威人物的非议，也毫不动摇。其实，他当时所面临的压力还不仅是对这一讲座的设立与否的争论，筹款的成功与否也是这一计划能否顺利实现的重要因素。鼐德的筹款目标是一万美元，其中八千美元用于老师三年的薪水，二千美元作为来回路费。筹款应在三年中完成。但是，就在鼐德正在为他所找到的老师送行时，又出现反复。他接到埃利奥特校长的电报，上写“筹款失败，取消合同”八个字。这对他是一个巨大打击。鼐德此时已经和老师签好了合同，情形正如背水一战，有进无退。一方面，他仍然相信那些原先同意捐款的商人，相信他们在重新考虑了方方面面的情况后，会履行原来的诺言；另一方面，他也做了最坏的打算，万一筹不到预计数目的款项，他准备自己承担一部分，甚至有这样的思想准备，即以自己在波士顿的财产作为保证，来提供第三年的费用。所以，鼐德可以说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咬紧牙关，坚持了下来，终于促成这一计划的顺利实施。在这个世界上，想做成一番事业难免要遇到种种挫折，但机会不仅垂青有准备的人，也垂青那些坚韧不拔的人，他们的成功就是因为能够把自己置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更加难能可贵的是，鼐德不仅有宏伟的设想，而且有实干的精神。他对哈佛大学开设中文班的每一个细节，对戈鲲化将要展开的工作的每一个步骤都细加过问，考虑得非常周到：第一，他根据自己的体会，建议使用威妥玛教材，由于这种教材不易找到，他甚至愿意把自己个人的和自己兄弟的书都捐出来；第二，他关心戈鲲化在剑桥的住宿问题，在一时解决不了的情况下，可以考虑让戈氏一家住在自己兄弟的家；第三，他生怕哈佛的中文班没有足够的学生，因而打算说服一两位在哈特佛德任职的中国人，把他们的孩子送往哈佛而不是耶鲁上学，以便很好地修习母语；第四，他为戈鲲化准备了一些中文班必需的书籍和一些汉学家论述中文学习的著作，以便戈氏在美国能够顺利开展工作；第五，为了使身在异国他乡的戈鲲化能尽快适应，他准备请求著名的汉学家卫三畏前往哈佛，帮助筹备中文班；第六，为了显示哈佛中文班的重要，他甚至要求总税务司赫德为在这个班结业的学生提供合适的职位。鼐德以他的远见卓识和细致工作，使得哈佛的中文班得以顺利开设，值得在中美文化交流史上大书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