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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44年，西塞罗说“当他正为国家掌舵”
时他已经写完了《国家篇》。他的话仅仅在相对的意义上是真的。对西塞罗说来，似乎后来的一段时期，即自公元前57年他被放逐归来至公元前49年内战爆发的那一段时期，才是他进行国务活动的时期。但是，正是国家的“舵”转移到更为强有力的第一次三头同盟之手（前59年），
才使得西塞罗有余暇追随他敬爱的柏拉图的足迹去写第二本《国家篇》。
公元前54年（很可能是5月），《国家篇》的写作才真正开始。
可是，西塞罗发现此书很难写，所以这项工作由于写作计划的多次变动而耽搁了。公元前54年10月，他写完两卷并计划再写七卷，每一卷容纳一天的谈话。谈话的人将是小阿非利加努斯、莱利乌斯以及他们的几位朋友。可是，当西塞罗向朋友戈内乌斯·塞拉斯蒂乌斯诵读上述二卷全文时，他被告知，如果以他本人的身份，而不是通过一位先前的政治家之口，来叙述他对国家事务的看法，那么文章会生动得多。这个建议为西塞罗所采纳，他把书中的对话人改为他的兄弟昆图斯和他本人。可是后来他仍按原计划写成此书，只是把那些虚构的谈话缩短为三天，全书六卷，每一天的谈话分别写成两卷。
我们无法了解此书写成的准确日期。阿提库斯似乎在公元前51年曾第一次读过此书，
凯利乌斯·鲁夫斯在同年也曾提及此书广为流行。
此书是献给西塞罗年轻时的友人的，这位友人说他曾经在士麦那从普布利乌斯·鲁提利乌斯·鲁夫斯那里听到这一全部对话的报告；从此迹象看，此人有可能是西塞罗的弟弟昆图斯。
这个对话假定发生于普布利乌斯·利内利乌斯·小西庇阿·埃米利安努斯的花园，时间为公元前129年拉丁假日间。在场的人为西庇阿、盖尤斯·莱利乌斯、露西·菲卢斯、曼尼乌斯·马尼利乌斯、昆图斯·埃厄利乌斯·图伯罗、普布利乌斯·鲁提利乌斯·鲁夫斯、斯普里乌斯·穆米乌斯、盖尤斯·范尼乌斯和昆图斯·穆西乌斯·斯凯沃拉。
每一天谈话开始之前（即在第1、3和5卷之前）西塞罗自己都有一个前言。
由于此书现已残缺不全，下面为读者列出此书内容的大纲。
第1—12节
，西塞罗的前言：为政治家的生活辩护。
第13—14节，进入对话的过渡。
第15—34节，初步对话：关于“两个太阳”；天文学概论，阿基米德的天球仪；日食；研究天体与大地的各自意义；话题转入国家问题；要求西庇阿谈谈他关于最佳政体的观点。
第35—71节，几句开场白之后，西庇阿界定了国家，并开始讨论下述题目：三种简单的良好政体（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它们向各自相应的坏形式蜕化的趋向；拥护和反对这三种简单政体的各自论证；它们蜕化的具体过程；均衡政体是这三种简单形式的混合体；它的稳定性；它的理想特征；罗马作为这种政体生动范例。然后，他表明有意在以后的讨论中以罗马共和政体作为他理想国家的类型。
第1—63节，按照这一意图，他简略地追寻了罗马国家出现以来的历史。
第64—70节，他从罗马的历史中概括出一些结论，支持他讨论过的政体；此后，他谈及理想的政治家以及在各国支持正义的必要性。
第3—7节，西塞罗的前言：人性；人类理性；从实践型政治家才能中发现人类理性的卓越作用，实践型政治家优于仅仅关注政治理论的人；因此，强调实践的罗马人被置于强调理论的希腊人之上；探究正义的基础。
第8—28节，对话转到拥护与反对各国内的正义两派之间的争论。菲卢斯，违背他的信念，提出卡涅阿德斯（Cameades）的赞同政府必定不正义的论点。
第32—41节，莱利乌斯为正义辩护，认为在一国家中必须有正义。
第42—48节，西庇阿用实例说明，任何正义的政府便是好的政府，而没有正义，无论什么形式的政府都必然是坏政府；事实上，没有什么政府可以不依赖于正义而存在——如果它还值得被称为国家的话。
只有片断残存。公民的社会分类，保持道德高标准，青年教育，以及戏剧的影响，这些都明显地是讨论的题目。
这一卷几乎全部遗失。开始为前言（第1—2节），西塞罗谈论古代时兴的德行。这一对话似乎讨论了法律与法律执行，以及理想的政治家。
本卷讨论了政治家辛劳的巨大价值以及崇高回报，最后以西庇阿的梦结束。这个梦使讨论的主题超越了这个世界以及人类短暂易逝的生命，进而融化于整个宇宙与永恒之中。
西塞罗的《国家篇》得益于柏拉图，这显然是巨大的。
西塞罗有意写这样的一本著作，很明显是他读了柏拉图的《国家篇》
而产生的，此书的形式和安排在很大程度上受柏拉图同名著作的影响。下面指出一些明显模仿的地方：对话过程中出现的人物相当多，而实际参加谈话的却限于几个人；一个神圣节日而带来的闲暇为这一对话提供了机会；对话从远离国家这个问题的一些题目开始；关于正义与非正义争辩的引入，以及政体、理想政治家、教育和戏剧的影响之争辩的引入；最后，对话描述了一个神秘性的体验，把读者带到现实生活范围之外。漫长的专题论述不时被打断，是为了保持对话的特点。此外，主要谈话人西庇阿，也像苏格拉底那样，拒绝扮演其他参加对话的人的老师，
这一点也值得一提。
也许，在公元前54年的政治背景下阅读柏拉图的《斐德若篇》对西塞罗也有某些细微的影响。例如，此书可能提示，把这一对话置于主要谈话人的晚年生活，并提示读者集中关注死后的生活——这一对话的高潮。
此外，西庇阿关于君主政体优于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的命题，与柏拉图的《国家篇》也非常相近。
关于书中对话内容的主要来源，西塞罗本人也给了我们一点提示，他提到西庇阿曾经常与帕奈提奥斯讨论国家这个题目，波利比阿斯也在场。
事实上看来很有可能，卷1至卷3中的哲学和政治理论来自著名的斯多葛派哲学家帕奈提奥斯，而在历史资料及实际政治问题上，很大部分可能是借用了波利比阿斯的观点。
“西庇阿之梦”的一般来源如何，这是一个猜测的问题，人们提出了各种说法，但没有一种获得普遍的认可。
西塞罗感到《国家篇》的写作是一件慢且难的工作，
把希腊的观念移到拉丁时代并非易事，不像他后来写作哲学著作时那样容易。
除《法律篇》可能是一个例外，《国家篇》是他著作中最具独创性的，如果本书全文得以保存，我们将毫无疑问地发现它是西塞罗全部著作中最为辉煌和引人入胜的，与该书的崇高结论十分相配。
《国家篇》一书，除了“西庇阿之梦”一段及后来的作家零散引用的段句外，一直遗失不知去向。1820年卡迪纳尔·安吉洛·梅——当时他是梵蒂冈图书馆的馆长——在一个书录圣·阿奎那评论赞美诗的古板上，发现了此书残篇，大约为原书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这个梵蒂冈手抄本5757（Ⅴ）号的年代是公元五世纪或六世纪。
“西庇阿之梦”保留于西塞罗的手稿之中，也保留于麦克罗比斯的手稿中，后者为它写了一篇注释。本版书中的文本注释所提到的“西庇阿之梦”手稿，来自下列出版物（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