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界定政府质量的概念后，更关键的是对政府质量的操作化和测量。国内外学者根据对政府质量概念的不同理解和界定的不同侧重点，提出不同的测量方法。汉娜·贝克（Hanna Bäck）和阿克塞尔·哈德纽斯（Axel Hadenius）认为，好的政府质量可以界定为高效且没有腐败的行政。
托尼·博韦德和埃克·劳夫勒对英国康沃郡的凯瑞克县议会展开了地方治理质量的个案研究，发现公共领域中的绩效考评主要在于服务质量和效率，缺乏从市民的角度准确反映地方政府机构如何更好地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以及怎么遵守诸如透明性、专业咨询和公平等优秀治理原则的测量指标。所以，作者对用投入成本衡量政府质量的方法做了改进，从而得以更好地从公共开支效能这一维度衡量政府质量。
1999年雪城大学和《治理》杂志社联合发起政府质量测评工程，将美国50个州的政府质量划分成A—F六个等级。测量指标包括总统表现和财政管理、资本管理、人力资源管理、管理结果与信息技术五个具体的政府表现的领域。
拉波尔塔等人将政府质量操作化为政府对社会治理的介入程度（governmental intervention）、公共部门的效能（public sector efficiency）、公共物品的供给质量（quality of public good provision）、政府规模（government size）和政治自由度（political freedom）五个变量进行衡量。
唐纳利等人运用SERVQUAL量表方法，将地方政府质量衡量为五个构成要素：有形资产（tangibles）、可靠性（reliability）、回应性（responsiveness）、保障性（assurance）和移情性（empathy）。
罗斯坦和特奥雷尔在总结其他学者的论述后，提出了三个衡量政府质量的指标，即经济发展、民众对政府的支持度和人民的幸福感。
国内学者也对政府质量的操作化方法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如黄仁宗认为政府能力是关于政府质量高低的一个重要评判标准，而政府能力是指现代国家政府即国家行政机关在既定的政治体制安排中，推动社会全面发展及实现自我优化更新的能力，包括发展行政能力和行政发展能力。
闵学勤将政府质量操作化为十二个微观评估指标：试才录用、应试选拔、年功序列、永续工作、公平执政、以劳定薪、失职问责、高效服务、有令必行、乐于助人、依法办事和男女平等。这十二个指标对应着公平参与感、高效执行力、绩效问责制和人文关怀度四个因子，共同构成政府质量的核心内涵。
聂平平和万苏春对政府质量测量研究进行归纳，发现已有研究对政府质量的测评从类别上可以分为硬质量和软质量、过程质量和结果质量、程序质量和内容质量、技术质量和民主质量等。
总结国内外学者建立的多种测量模型和操作化方法，本书认为，关于政府质量的操作化包括单指标法和多指标法两种路径。单指标法强调政府质量的狭义界定，其应用代表是罗斯坦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罗斯坦建议以执行政府权威的机构的公正性和廉洁性来衡量政府质量，IMF则以公共支出效能衡量政府质量。但是单指标法容易忽略回应性和正当性，而回应性和正当程序才是联系政府和公民关系的关键纽带——尤其在信息化时代，决策者必须及时回应公民意见，政府行为者必须有效回应公民诉求以建立政府信用。
多指标法试图全面评估政府质量。阿格纳福斯将政府质量操作化为最低限度的道德要求和公共精神、科学的决策制定和理性精神、善行原则、行动主义和效率、权力依法行使和公正性、公共权力行使的内在稳定性。
唐纳利等用地方政府质量量表，将政府质量操作化为有形资产、可靠性、回应性、保障性、移情性五要素。
拉波尔塔等选取政府对社会治理的介入程度、公共部门的效能、公共物品的供给质量、政府规模和政治自由度五要素来测量政府质量。
国内学者也通过各种量表实证地测量政府质量，并分析其对经济发展、外商投资等的影响，
如闵学勤通过对十二项评估指标的分析识别出公平参与感、高效执行力、绩效问责制和人文关怀度这四个政府质量的子维度；
吴若冰等人认为政府质量作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结构性评价指标，需要从治理主体多元化、治理结构网络化、治理能力高效化、治理手段法制化和治理方式民主化五个维度进行考察。
也有学者进一步推动对政府质量的讨论从强调经济指标向关注社会质量指标延伸，而詹国辉等人认为对社会质量的评判需要注重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和社会赋权四个维度。
总体来看，单指标法能够突出政府质量概念的某一特性，但是测量得不够全面；多指标法测量得更为全面，不过在对各个指标赋权的过程中容易产生误差。基于此，本书将采用多指标量表的形式对政府质量的概念进行操作化。